Blueberry's Blog

到1814年夏天，“1812年的战争”已打了整整两年。在这两年中，美国攻，英国守。强大的英国之所以对弱小的美国隐忍不发主要碍于“拿破仑战争”。在没把拿破仑打趴下之前，英国无暇西顾。但是，1814年，形势不一样了。早在1812年底，拿破仑败像已露。60万大军入侵俄国只回来3万人，几十万个生命消失在俄罗斯的茫茫雪原。欧洲那些屡败屡战的小强们组成“第六次反法同盟”。在英国威灵顿公爵一世（1^st Duke of Wellington）亚瑟·威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的指挥下，联军节节胜利。1814年3月30日，联军进入巴黎。4月6日，拿破仑宣布退位，被放逐到厄尔巴岛（Island of Elba）。路易十八登上王位，波旁王朝复辟。 Continue reading →

“1812年的战争”对美英双方都不重要，但对另一个国家至关重要，她就是加拿大。人们总觉得加拿大的历史就是靠着英国看着美国并被英美改变着的历史，被动又无奈。其实，加拿大并不是只有“坐看云起时”，她一直都在创造着自己的天空。如果把对加拿大影响最大的历史事件排排队，第一名是1867年“加拿大邦联”的成立，第二名是1885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Canadian Pacific Railrod）的开通，第三名就是“1812年的战争”。战争给了加拿大闪亮登场的机会，唤醒了一个懵懵懂懂的新民族，北美大陆从此变得不同。 Continue reading →

1812年6月1日，麦迪逊总统来到国会，宣读了他的“战争咨文”（War Message）。他回顾了自1805年《杰伊条约》结束以来英国对美国的敌对行为和美国为解决争端付出的外交努力。然而，所有通往和平的路已经封闭，战争不可避免也不可延迟。他说：我做了我的职权允许我做的一切，现在是国会做选择的时候了。他请求国会对英宣战。6月4日，众议院以79比49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宣战决议。几天后，参议院以19比13通过。参议院显然更加谨慎，因为“联邦党”在参议院还有点声音，虽然他们无力回天。 Continue reading →

1809年3月4日，57岁的詹姆斯·麦迪逊宣誓就职，成为第四位总统。麦迪逊接班似乎水到渠成，因为长期以来他就是杰斐逊政府的二把手、“共和党”的二当家。其实，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事在当时并不那么“自然”。首先，杰斐逊不是非退不可，宪法没有规定总统只能任两届。当初，“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刚完成时，杰斐逊的威望如日中天，很多人希望他永远当总统。但杰斐逊在刚开始第二届时就决心效法华盛顿，他说：“华盛顿将军开启了八年期满主动退休的先例。我将追随这个先例，再有几个这样的先例就会成为惯例，阻止那些企图延长任期的人。”他做了个明智的选择，不仅成全了共和政体，也挽救了自己的声誉。再当一届，恐怕历史地位不保。其次，麦迪逊不是“共和党”唯一的选择。南方的“老共和党”人提名詹姆斯·门罗，北方提名杰斐逊的副总统、纽约人乔治·克林顿。虽然他们都没成气候，但麦迪逊显然失去了杰斐逊“一八〇〇年革命”时那种一呼百应的气势，“共和党”的分裂不可避免。 Continue reading →

1807年，为了“伯尔叛国”的案子，杰斐逊总统和马歇尔大法官死掐。9月，当案件以政府的惨败告终，杰斐逊要求国会考虑修宪，废除司法独立。但是，国会听而不闻，因为眼下还有比替总统约架更重要的事。事实上，国会已经乱成一锅粥。造成这乱局的，是让大家又恨又怕的英国，具体地说，是皇家海军。1807年6月22日，在离弗吉尼亚海域不远的地方，英国军舰“豹”号（HMS Leopard）拦阻美国海军“切斯比克”号（USS Chesapeake），要求登船搜寻逃兵。美国舰长拒绝合作，“豹”便向“切斯比克”开炮，打死三人，伤十八人。无奈之下，“切斯比克”投降。英军登上美国军舰，抓走四个水手，说这四个拿着美国护照的人是英国逃兵。在完成这一系列动作之后，“豹”扬长而去。这个事件让整个美国炸开了锅。太欺负人了！我们跟他们拼啦！各地的请愿书雪片一样飞进白宫和国会，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向英国讨回公道。上哪讨公道去？弱国无外交，这不是明摆着？这事儿不是一件两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要是有办法，还用等到现在？一切祸患来自美国完全不能控制的根源：拿破仑战争（Napoleonic Wars）。 Continue reading →

1806年，阿伦·伯尔在西部的一连串动作引发了人们的怀疑，大家似乎看清了他的阴谋：一，分裂西部；二，入侵西班牙领地；三，把西部和墨西哥连起来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自己当皇帝。就在他的同伙斯沃特伍特和鲍曼医生被逮捕并送往首都受审的时候，伯尔正忙着跟朋友哈曼·布兰讷哈塞特在布兰讷哈塞特岛上囤积粮食和武器，招募志愿者，准备时机成熟就沿密西西比河南下。40岁的布兰讷哈塞特是来自爱尔兰的富豪，他买下布兰讷哈塞特岛，把自己的豪宅建在上面。他的日子本来过得爽极了，可是，自打1805年认识了伯尔，他就跟着了魔似的，出钱出力，还让伯尔用他的岛当基地，甚至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西部地区脱离联邦是大势所趋。布兰讷哈塞特的文章帮了伯尔的倒忙，西部的联邦官员们变得警觉起来，俄亥俄和肯塔基的联邦检察官和州的民兵也都盯上了这拨人。而此时的伯尔一点也不知道斯沃特伍特和鲍曼的事，更不知道詹姆斯·威尔金森已经背叛了他。 Continue reading →

1804年7月，副总统阿伦·伯尔在决斗中杀死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汉密尔顿毕竟不是普通人，他的去世引起极大的震动。他被视为“联邦党”的殉道者，伯尔呢，自然成了“杀人犯”。纽约州和新泽西州都以“谋杀罪”指控他，很多纽约人威胁要报复他。为了避免暴力倾向，汉密尔顿最好的朋友古弗纳·莫里斯在葬礼上致辞的时候，故意不提决斗的事。既然汉密尔顿临终前希望上帝宽恕伯尔，莫里斯也希望人们把注意力放在对汉密尔顿的哀悼上，而不是对伯尔的仇恨。可是，伯尔显然在纽约呆不下去了。他逃离纽约和新泽西，先到了费城。当他发现费城人也看他不顺眼时，他只好跑到南卡罗来纳州的女儿女婿家。南方和西部对决斗的宽容度比北方高多了，伯尔总算觉得安全一点。 Continue reading →

1804年7月11日清晨，天刚放亮。一只小船静静地从曼哈顿驶往对岸的新泽西。除了水手，船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现任美国副总统阿伦·伯尔，另一个是他的朋友威廉·万奈斯（William Van Ness）。他们在新泽西登岸的地方叫维浩肯（Weehawken）。下船后，他们来到一块面积不大的空地，万奈斯简单地清除了一下地上碍脚的石块和树枝。不久，另一条小船到了，船上下来三个人。一个是前财政部长、“联邦党”领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个是他的朋友纳森内尔·潘都顿（Natheniel Pedleton），还有一位大卫·郝塞克医生（Dr. David Hosack）。大家都没说话，因为他们都知道下面将要上演的是什么。主角是伯尔和汉密尔顿，配角是万奈斯和潘都顿，这部戏的名字叫“决斗”（Duel）。 Continue reading →

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让美国人兴奋了好一阵子，但兴奋过后，大家开始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这种感觉叫糊涂。你从来没见过这么糊涂的交易，买卖双方都不清楚自己买卖的是什么。除了二百一十多万平方公里这个数字之外，美国对路易斯安那一无所知。它的边界在哪里？它是森林还是草地，是平原还是山丘，是绿洲还是沙漠？它开什么样的花、结什么样的果？它水里游着什么样的鱼、天上飞着什么样的鸟？它是否也有阴晴和寒暑、是否也有春夏与秋冬？更重要的是，当美法握手成交时，她们问过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吗？她们凭什么主宰这片她们根本不了解的土地？ Continue reading →

在独立后最初的三十年里，美国人心中最深层的恐惧就是被某个欧洲国家再次殖民。所有的挣扎和纠结，所有的矛盾和斗争，最后都会转回这个主题。“共和党”说“联邦党”亲英，“联邦党”说“共和党”亲法，说来说去都是怕自己变成欧洲的附庸。那么，怎么克服这个心理障碍呢？“联邦党”相信“天行健”，“共和党”相信“地势坤”。在“联邦党”自强不息了十二年之后，终于轮到“共和党”厚德载物了，这就是杰斐逊的“农业共和国”：自给自足，与世无争，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别人爱咋折腾咋折腾，咱就老老实实种地，只要地球人还吃饭，他就得买咱的粮食。咱不抢、不骗、不偷，赚的是良心钱。世上还有比这更美的事吗？ Continue reading →

1800年的大选让杰斐逊和“共和党”登上历史舞台，虽然把它叫做“革命”有点“意淫”的感觉，但它毫无疑问是建国以来最重要的大选。在尘埃落定之前，所有的人都在问三个问题：一，亚当斯和“联邦党”会依法放弃权力吗？二，杰斐逊和“共和党”能顺利获得权力吗？三，“共和党”上台后饶得了“联邦党”吗？事实上，“联邦党”控制的国会和各州中确实有人提议通过立法使选举结果无效。“共和党”的支持者则声称要组织民兵，“联邦党”敢耍赖，咱就武装夺权！新大陆分分钟都有陷入内战的可能，这还真不是吓唬宝宝。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权力从来没有在两个对手之间和平交接过，“成王败寇”才是真实的人性。然而，所有的担心和恐惧都没变成现实。当1801年3月4日来临时，一切似乎已归于平静。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在去国会山为新总统主持就职典礼前写信给朋友说：“今天，一个新的政治年代开始了，一个新秩序（New Order）开始了。”马歇尔对这个“新秩序”充满悲观与失望，因为它不是他的理想。但是，这一份和平与安详难道不是一场“革命”吗？ Continue reading →

在今天的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和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代表着“司法权”（Judicial Power），它与“立法权”（Legislative Power）的国会和“行政权”（Executive Power）的总统“鼎足而立”，构建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与国会和总统比起来，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现在是九人）更像神一样的存在，他们与世隔绝又遥不可及。但是，让联邦法院享有如此崇高地位的并不是法官们头上的光环，而是那四个字：“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 Continue reading →

在1800年大选中，“联邦党”惨败，丢了白宫，也丢了国会。“三权”中的两权，“行政权”和“立法权”，都是“共和党”的了，剩下那个谁也不曾当回事的“司法权”，也就是联邦最高法院，忽然变得重要起来。虽然此时的最高法院形同虚设，但聊胜于无。1801年1月，被逼到墙角的亚当斯总统情急之下提名“联邦党”人、国务卿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出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只为保住这最后一权。这个看似偶然的决定改变了历史。这一年，马歇尔45岁，他是第四任首席大法官。他将是任职时间最长的首席大法官，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34年，历经六位总统（约翰·亚当斯，杰斐逊，麦迪逊，门罗，约翰·昆西·亚当斯，杰克逊）。这个时期的最高法院也叫“马歇尔法庭”（Marshall Court）。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无论在美国还是海外，约翰·马歇尔获得的盛誉仅次于华盛顿。有人说他定义了美国，有人说他挽救了美国。他让宪法从废墟中站起来，从迷雾中走出来。他让宪法变得不朽。亚当斯说：“马歇尔是我送给美国人民的礼物。”毫无疑问，在他送这份大礼时，上帝就站在他身边。马歇尔的存在只说明一件事，那就是：天佑美国。 Continue reading →

随着1800年的来临，“联邦党”与“共和党”的斗争进入白热化。但是，我们不能从二百年后的角度看当时的形势。所谓“联邦党”和“共和党”的称谓有点过于简单也过于现代了，由它们组成的“第一政党体系”（First Party System）与今天美国的“政党政治”相去甚远。最本质的不同是，现代人把“政党”（Party）看成政治的必然产物，“国父”们可是把它当洪水猛兽的。在那个“绅士政治”的环境下，说自己是“某党”的人实在有点不太光彩，因为“党”代表着某个集团的利益而不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它对当年的绅士们来说还是个很难接受的概念。即使在“联邦党”和“共和党”基本成形之后，双方都否认自己是始作俑者，都指责对方首先拉帮结派。甚至两党的领袖，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都不认为自己搞起来的这一摊儿叫做“党”，他们觉得他们只是团结了一群有共同理想的人为美国的未来而战斗。从这个角度说，1800年大选的意义非同寻常，它改变了人们对“党”的看法，标志着以华盛顿和亚当斯为代表的“无党派”政治永远结束了，他们追求的“共和”价值将不得不通过“民主”来体现，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主要依赖于领袖们的智慧和美德。 Continue reading →

1798年，在汹涌澎湃的“反法”浪潮中，国会建立了“临时陆军”，也创建了海军部。海军部标志着美国海军的诞生，很多人称亚当斯为“海军之父”，这是他最骄傲的事情。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美国海军进步神速，很快就有了50艘船。与此同时，国会还授权武装私人船只在海上拦截法国商船。两国就这么在海上干起来了。美国人似乎继承了英国人的海洋气质，在海上超有灵性，大有越战越勇的趋势。但是，美法都没向对方宣战。这场“有实无名”的战争被称为“准战争”（Quasi-War），或“没有宣战的战争”（Undecleared War）。 Continue reading →

1798年4月见诸报端的“XYZ事件”把美国人的“仇法”情绪推向高潮，好像立马就要跟法国打仗似的。1798年4月，国会拨款一百万美元修缮港口和军事要塞，准备应对法国的进攻。接着，国会决定建立一支一万人的临时陆军。4月30日，海军部（Department of Navy）正式成立，海军部长成为总统内阁的新成员。5月，国会授权私人船只携带武器，在公海上拦截法国商船。7月7日，国会单方面废除了《美法同盟条约》。 Continue reading →

1797年3月，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分别就任总统和副总统。这两个老朋友在过去的八年中虽然因政见不同有一些隔阂，但他们个人感情很好。可是，当他们走到权力的顶峰时，那友谊还经得住折腾吗？至少，在一开始，他们还是有信心的。当麦迪逊有点不好意思地告诉杰斐逊：对不起，你的票数排第二，是副总统而不是总统，杰斐逊一点都不介意：我本来就希望亚当斯当选。“从我开始担任公职的时候，他就是我的上级。”杰斐逊似乎感情大爆发，给亚当斯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 Continue reading →

1797年3月4日，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宣誓就职，他是第二位总统。人们虽然非常不习惯，但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华盛顿走了，他再也不回来了。对新总统亚当斯，大家有期待，也有怀疑，因为亚当斯从来没有做行政长官的经验。他既没当过军官，也没当过州长、部长，连参议员或众议员都没选过。但是，论革命资历，论才华人品，他当之无愧。历史学家们特别喜欢亚当斯，不是因为他是个出色的总统，而是因为他是个出色的学者和作家，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字。做为美国革命的领导者、见证者、和记录者，他的笔闪烁着耀眼的智慧、灵动的才情、苦涩的幽默、和惊人的诚实。我们在前面的故事中引用过不少他的话，但到此为止，我们似乎还不太了解这位总统先生。那就让我们靠近他，看看他是怎样走到今天的。 Continue reading →

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如果你问一个美国人：什么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他会告诉你：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华盛顿指哪咱打哪，这是那个年代美国人的习惯思维。华盛顿的威望足以让后来所有的总统羡慕嫉妒恨，难怪人们把他看成“共和国王”（Republican King），不，他简直就是稳坐在奥林帕斯山（Mount Olympus）山顶的“宙斯”（Zeus）： 万神之王（King of the Gods）。但是，忽然间，在既没有“天降祥瑞”也没有“地动山摇”的情况下，在普普通通的那一天，1796年9月19日，费城的《美国每日新闻》（American Daily Advertiser）刊出一篇文章：“致美国人民”。它是这样开头的： Continue reading →

自从美国宣布在英法战争中保持“中立”，美法和美英之间的纠纷就没断过。法国很受伤，说你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忘了当年老子怎么帮你的了？想跟我撇清关系没那么容易！我天天跟你闹，叫你不得安宁！英国说，什么中立不中立的？我没听见。我就拦你的商船，劫你的财物，你能把我怎么样？这下惨了，本想两边都不得罪，结果两边都没落好。小混混碰上两个大强盗，没地方说理去。不管美国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不可能与两家同时修好，也不可能跟两家同时开打。英法势不两立，亲英还是亲法，这是个问题。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