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berry's Blog

“镀金时代”与“进步时代”最大的不同是，前者追求财富，后者追求幸福。此前，美国人认为财富是个人奋斗的结果；现在，他们学会了联合起来为自己谋福利。“耙粪者”的努力引导着人们探索财富背后的故事，“进步派”政客顺应选民的诉求试着推行改革。然而，一切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公平与福利在当时意味着叛逆与斗争。当权的“共和党”依然由“保守派”把持，即使能量惊人如西奥多·罗斯福者也无法撼动其根基。像史上所有企图由联邦政府推动社会改革的领袖们一样，他面对的是那个古老的法理之争：联邦政府有这个权力吗？制约大公司、调解劳资矛盾、改善工人待遇这种事难道不应该由州政府干吗？强势的联邦政府被视为对州权的侵犯，毕竟，联邦是国家的，州才是人民的。为此，罗斯福抱怨道：各州跟大公司根本就是一伙的，由他们监管公司等于没有监管。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冲动”是他的标签，“进步”是他的幌子，“保守”是他的内核。他的成绩和错误都来自浑然天成的创造力，他的每一个尝试都曾引起激烈的争论。然而，有一件事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和所有人的审视，那就是他对保护自然资源（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的执着与狂热。一位学者写道：“当历史学家们谈论罗斯福时，……他们会说：他最伟大的工作是激励了甚至开创了保护自然的世界潮流，那是人类未来的和平、进步、幸福生活赖以生存的基础。”在迅速、彻底的工业化进程中保护自然，标志着美国告别了过去的破坏性的野蛮发展模式，蜕变为文明、进步的现代国家。也许，就凭这，罗斯福把自己送上了拉什莫尔山（Mount Rushmore）。

如果说罗斯福调解“日俄战争”已经引起国内“孤立主义者”（Isolationist）的不满，那么，他接下来要干的事显然更出格。东亚跟美国还是有一点关系的，战火连绵的远东早晚会威胁到菲律宾，也许有必要遏制一下日本的野心。但北非可是跟美国完全不相干。自从美国废除了奴隶制，非洲几乎成了美国人最不关心的地方。与西欧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不同，除了利比里亚（Liberia），美国在非洲既没殖民地也没多大的商业利益。可是，罗斯福偏偏在插手远东事务的同时介入了北非的争端。这一次，他关注的焦点依然是和平。

1905到1906年是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总统生涯中最有建设性的两年。在内政方面，他的“公平交易”中的三个“C”（Corporate Law,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Consumer protection）都有明显的进展。1906年，国会通过了“赫本法案”（参看《美国的故事（197）- 实至名归》），重新定义了联邦政府与大公司之间的关系，推动了公司的财务制度标准化，为日后联邦政府全面监管大公司的运营和股票奠定了基础。1905年，罗斯福设立林务局（Forest Service），管理国家森林，保护自然资源。1906年，国会通过“文物法”（Antiquities Act 1906），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在第二个任期里，他也终于有机会实现第三个内政方针：保护消费者。其实，达成这个目标的最大的推动力不是来自罗斯福本人，不是来自国会，而是来自那位叫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耙粪者”（参看《美国的故事（198）- 进步时代》）。1906年2月，辛克莱以芝加哥屠宰场的真实情况为依据写了一本小说《屠场》（The Jungle），暴露了肉类加工过程中令人作呕的卫生条件。一石激起千般恶心，美国选民在把自己的肠子吐干净后要向政府讨个说法。食品安全立法刻不容缓，但事情哪有那么简单？

“进步时代”是调查记者（“耙粪者”）和作家的高光时刻，自由的言论和强大的媒体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但“进步时代”并不是记者和作家们独美的时刻，另一个在“镀金时代”受欺压又受非议的人群也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他们是美国的工人阶级。在美国领导“第二次工业革命”并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过程中，产业工人毫无疑问是贡献最大的。他们干着最重的活，吃着最多的苦，赚着最少的钱，生着最贵的病。他们的反抗往往以悲剧告终，“干草市场广场”（Haymarket Square）的血迹难干（参看《美国的故事（182）- 渴望进步》）。欧洲的工人联合起来为自己的权益甚至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时，创造了工业奇迹的美国工人却似乎仍然举步维艰。但他们的犹豫没有持续太久。“进步运动”明亮了人们的双眼，美国工人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 1890 – 1920）是美国历史上一段充满希望、创新、斗争和激情的时代，是普通人挑战权威和资本、争取公平与正义的时代。这场自下而上的改革（reform）被称为“进步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反垄断，反腐败，保障食品安全，提高劳工待遇，保护自然资源，这些都是“进步时代”最热门的话题。这个时代的“官方”标志是一群“进步派”政客，比如“民粹主义”领袖威廉·布莱恩（William Bryan），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和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等等，但他们只是选民的代言人。这个时代最闪耀的明星、最强大的动力和最杰出的领袖在民间。“进步时代”是美国社会自由、自治、自律、自强能力的充分体现，是道德与传统、民主与法治重新洗牌的时刻。

1904年的大选对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来说是“真相揭晓的时刻”（moment of truth），且是他证明自己的唯一的机会。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所有的人（不包括他自己）都觉得他多少有点“得位不正”，他那总统宝座就像“偷”来的似的。在他之前，四位副总统（他们是谁？）因总统意外离世（病死或被刺杀）继任总统，没有一位赢得属于自己的大选。不仅如此，这四位的政绩或被前任吊打或与前任同样平庸，他们在接下来的大选中甚至都没得到本党的提名，凭实力印证了副总统在美国人民心中那“无聊又无能”的形象。罗斯福刚“继位”时，人们对他的期望也是如此。他充其量只是白宫的临时管家，到点下班，1904年的大选根本没他什么事儿。谁知，这位管家愣把自己活成了主人，还完全遮盖了前主人的光芒。如果说，1901年，罗斯福初入白宫时，大家心心念念的都是“麦金莱主义”（McKinleyism）；那么，1904年，“罗斯福主义”（Rooseveltism）似乎成了主旋律。反垄断，调解劳资矛盾，“大棒政策”，巴拿马运河，桩桩件件都在宣示一个新时代的来临。现在，他需要得到他的终极大BOSS美国人民的认可。是继续“镀金时代”（Gilded Age）的痼疾还是继续“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的改革？这是美国人民在这次大选中需要回答的问题。

西奥多·罗斯福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在外交中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毫无疑问是有关巴拿马运河（Panama Canal）的。在那个关头，我的行为又一次被指责为‘违宪’……那些整天无所事事的人说我‘篡权’，也就是说，当别人不能或不想履行职责时，我行使了权力。”看样子，即使多年以后，罗斯福还对当时受到的指责愤愤不平，但他从来没后悔过。可以说，罗斯福是巴拿马运河最大的推动者，没有他，巴拿马也许不会成为独立的国家，美国也许不会在巴拿马开凿运河。一切似乎都是偶然，罗斯福的冲动和决绝把偶然变成了必然，把“烂尾楼”变成了“现代世界七大（工程）奇迹”（Seven Wonders of the Modern World）之一。

如果你问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他最喜欢总统的哪一项职责，他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外交。在当总统之前，他从没接触过外交事务，一点也没这方面的经验，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信心爆棚、元气满满、心情愉快地搞外交。跟他的“内政三原则”（Three C Policy）（或叫“公平交易”，参看《美国的故事（193）- 公平交易》）比起来，他的外交政策似乎简单得多，那就是“大棒政策”（Big Stick Policy），后来演变成“大棒加胡萝卜”（Stick and Carrot）。1900年1月26日，时任纽约州长罗斯福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一直喜欢一句西非谚语：说话温和一些，手里拿着大棒，你就会成功（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stick, you will go far）。”这是不是非洲谚语不重要（无据可考），做为州长的他写这信时也许不是在谈外交，但他当总统后却用这句话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外交观点。“拿着大棒”是以强大的军力为后盾，“胡萝卜”是给甜头、搞妥协。也许对今天的政客来说，这种软硬兼施恩威并济的手段很常见，但在罗斯福之前，总统们从没这样大张旗鼓地宣扬着如此赤裸裸的威胁与利诱。与其说它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如说它是罗斯福的性格。无论内政还是外交，从鸡毛蒜皮到重大决策，都带着深深的个人烙印。罗斯福用尽所有的力气告诉世人告诉世界：这是我的政府，我的国家，我的选择，我的时代。

美国总统是个让人爱恨交加的职位，他有独裁者的责任却无独裁者的权力，他风光无限又痛苦不堪。他的老板，美国人民，是天底下最难伺候的一群人，因为不难伺候的都留在旧大陆了。从华盛顿到麦金莱，没有一位总统真正享受白宫岁月，四年或八年的时光足以让他们怀疑人生。如今，一个大大的例外来了。西奥多·罗斯福能在1901年当上总统纯属偶然，但他好喜欢当总统的每一分钟。他说总统是份“霸气”的工作，很合他的胃口。他玩儿命干也拼命玩儿，他那年轻的活力、冲动的性格、旺盛的好奇心和创造力正如新世纪的阳光，所到之处，生机盎然。

1901年9月14日下午1点半，纽约州布法罗（Buffalo）市。刚刚赶到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向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总统的遗体告别后，来到好友安斯利·威尔科克斯（Ansley Wilcox）的家。从当天早上2点15分麦金莱去世时起，副总统罗斯福已经依法自动升格为总统了。现在，新总统要在朋友家走一下就职程序。在6位内阁成员和50多位政界和社会名流的见证下，第26任总统宣誓就职。还有6个星期才到43岁生日的他是史上就职时最年轻的总统。罗斯福继承了麦金莱的内阁，也向内阁成员们保证：“我的目标是为了和平、繁荣、和我们国家的荣誉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行麦金莱总统的政策。”话说得倒是挺好听，可他那不按常理出牌的性子着实让人不放心（参看上一个故事）。

在大约1638到1649年间，一个叫克拉斯·马尔滕森·范·卢泽维尔特（Claes Maartenszen van Rosenvelt）的荷兰移民来到新大陆的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也就是后来的纽约市（New York）。大约1652年左右，他在曼哈顿东部买了个农场，位于今天的纽约市中城区，大约东起莱克星顿大道（Lexington Avenue）西至第五大道（5^th Avenue），南北大约在今天的第29街和第35街之间。卢泽维尔特家族就这样在新大陆扎下了根。克拉斯的儿子尼古拉斯（Nicholas）把姓改为罗斯福（Roosevelt）。尼古拉斯的两个儿子约翰内斯（Johannes）和雅各布斯（Jacobus）分别成了后来定居纽约长岛（Long Island）牡蛎湾（Oyster Bay）和海德公园（Hyde Park）的两支罗斯福家族的祖先。到十九世纪末，牡蛎湾的罗斯福家族与“共和党”关系密切，我们这个故事的主角，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就来自牡蛎湾家族。海德公园的罗斯福家族一向支持“民主党”，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是这一支的代表。富兰克林是西奥多的远房堂弟，他们有共同的七世祖。富兰克林的妻子埃利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则是西奥多的亲侄女，她父亲埃利奥特（Elliot）是西奥多的弟弟。两支罗斯福家族财大业大，人才济济，为美国贡献了两位总统和一位第一夫人，还有很多其他政客、银行家、商人、神职人员、发明家、艺术家、社会名流等等。虽然政治观点不同，但家族的两个分支仍然维持着亲情和友谊，时不时地聚聚，两边的亲友互有联姻，富兰克林和埃利诺的婚姻是其中之一。

1900年，十九世纪走到尽头，威廉·麦金莱的四年任期也接近尾声。在过去的四年中，他打了两场战争（“美西战争”和“美菲战争”），占领了菲律宾、关岛、波多黎各等新的领地，正式吞并了夏威夷，解决了古巴、远东、近东的一系列外交问题，美国从“孤立主义”走向“帝国主义”，从“镀金年代”（Gilded Age）迈入“进步年代”（Progressive Era）。更重要的是，他为饱受“1893年大恐慌”之苦的美国人带来了他们期盼已久的繁荣。工资增长，物价稳定，股市回报丰厚，新大陆成为地球上最富裕的土地。正如当年的林肯，麦金莱在四年中的成长肉眼可见，那个低调、温和又有点犹豫、不自信的政客蜕变为成熟、稳健、睿智的领袖。他似乎步步遵从民意，实际上却一直引导民意。他不是人民的奴隶，而是他们的公仆，他学会了在回应选民诉求的同时也让选民听从他的意见、接受他的选择。当1900年大选来临时，他是“共和党”毫无争议的候选人，如农业部长詹姆斯·威尔逊所言：“没有人想代替你。”

做为“美西战争”除菲律宾之外最重要的“战利品”，古巴是美国人最大的心结。“美西战争”起于古巴，终于古巴。当“解放古巴”的誓言成真时，美国会给古巴真正的自由吗？威廉·麦金莱总统认为，现在还不是放手的时候。美国无意吞并古巴，但也绝不能无条件地同意古巴独立。原因与菲律宾一样，美国要确保独立后的古巴符合美国的预期，不能再次被任何敌对势力或欧洲列强控制。否则，这仗岂不是白打了？世上哪有大公无私、不求回报的“解放者”？

1899年2月6日，美国参议院批准了1898年12月10日签署的美西《巴黎条约》，正式结束了“美西战争”。对美国来说，战争最大的“成果”是获得了西班牙在亚洲的殖民地菲律宾。《巴黎条约》把菲律宾卖给了美国，俨然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受保护国”）。菲律宾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标志，标志着美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但美国人很快就意识到，“帝国”没那么好玩，它是利益也是责任，是荣耀也是麻烦。

短小精悍的“美西战争”从1898年4月21日打到7月17日，真刀真枪的互殴结束了。然而，战争还没画上句号。8月12日，美西在华盛顿签署临时停火协议，双方的较量从战场转到谈判桌。两国代表赶赴巴黎，开始了艰难的谈判。有人也许会说：这有什么难的？美军大获全胜，那还不得狮子大开口，想要啥要啥，西班牙乖乖听话便是，有何资格提条件？其实不然。在这场弱肉强食的战争中，双方都有难以启齿的诉求和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们怎样到达和平的终点站呢？

1898年4月11日，威廉·麦金莱总统致信国会，请国会斟酌古巴的形势和美西关系。在一切和平努力失败之后，总统放弃抵抗，把球踢给了国会。国会说打咱就打，国会说和咱就和，悉听尊便。麦金莱是真不想打仗，但架不住美国人民正义感爆棚，非要为古巴出头（参看上一个故事），谁也拦不住。难道真的只为古巴吗？也许一开始是，但打着打着就会变味儿，走着瞧吧。国会来了精神，商量着怎么挑事。无论如何，战争的理由是解放古巴，正义是必须的。怎样显示正义呢？4月19日，参议院通过决议，支持古巴独立，保证美国永远不吞并古巴。同一天，众议院也通过了此案。决议要求西班牙撤离古巴，授权总统使用必要的军事力量帮助古巴独立。4月20日，麦金莱签署了决议并将决议文本发给西班牙。西班牙说这不是岂有此理嘛。古巴问题是我们西班牙的内政，你们美国人自己开个会就解决了？4月21日，西班牙宣布与美国断交。同一天，麦金莱命令美国海军封锁古巴。4月23日，西班牙对美宣战。4月25日，美国对西班牙宣战。“美西战争”（Spanich-American War）正式开场了。

一心想着繁荣与和平的威廉·麦金莱总统怎么也没想到，他上台后需要面对的第一件事竟然是战争。真是怕什么来什么，美国人就不能好好过几年清净日子吗？亲身经历惨痛“内战”的麦金莱比任何人都热爱和平，但他很快就发现，和平并不是美国人民的第一爱好，自由才是。美国人不仅爱自己的自由，也爱邻居的自由。正如当年他们的祖先要解放加拿大一样，如今的他们要解放正在水深火热中的另一个邻居：古巴。1895年，“古巴独立战争”（也叫“古巴第二次独立战争”）爆发（参看上一个故事）。美国人感同身受，比古巴人还激动。铺天盖地的舆论整天煽风点火，搞得大家恨不得游到古巴去闹革命。克利夫兰总统对民意和舆论的态度从来都是“不听不听，王八念经”，他像没事人一样硬把革命情绪压了两年。1897年，克利夫兰高高兴兴回家抱孩子去了，把烫手山芋留给了麦金莱。麦金莱不是克利夫兰，他是被民意裹挟着进白宫的。一路走来，他从未让选民失望过。现在，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他将何去何从？

“民主党”人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把白宫交到“共和党”人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手中的时候一点也不为自己的政党感到难过，反而窃喜。保守的麦金莱显然比“民主党”内的“白银派”更合克利夫兰的胃口。在结伴去国会山就职的路上，麦金莱对克利夫兰说：“总统先生，今天你比我更快乐。”麦金莱清楚地知道两人的执政风格天差地别。克利夫兰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不怎么在乎民意，而麦金莱几乎是民意指哪他打哪。克利夫兰说他很抱歉把一场对西班牙的战争留给了麦金莱。虽然战争还没打响，但那蠢蠢欲动的威胁已经肉眼可见地靠近了。

1897年3月4日，54岁的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宣誓就任第25任总统。深受“1893年大恐慌”折磨的美国人忽然觉得眼前一亮，仿佛回到了“一八〇〇年革命”后的那段日子：阳光下的一切似乎都是新的。在辉煌又痛苦的“镀金年代”之后，美国人终于迎来了“进步年代”（Progressive Era），而麦金莱就是带领他们进步的第一位领袖。麦金莱入主白宫标志着“第三政党体系”的结束和“第四政党体系”（Fourth Party System）的开始，他将开启一个繁花盛开的新美国，被称为第一位“现代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