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berry's Blog

像鸟一样自由飞翔是人类最古老的梦想。中国古代的风筝被认为是最早的飞行器之一，古希腊的阿尔希塔斯（Archytas）设计过像鸟的翅膀一样的模型。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对鸟类的飞行力学做了系统的研究，在《鸟类飞行手稿》（Codex on the Flight of Birds）中详细阐述了鸟的翅膀的结构，第一次区分了质心（center of mass）和压力中心（center of pressure）在鸟飞行中的作用，还设计了一款人造飞行器。1783年，法国的蒙哥尔费兄弟（Joseph-Michel and Jacques-Étienne Montgolfier）成功地用热气球将人送上天空，标志着人类航空史的开端。真正对现代飞机制造的概念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人是英国“空气动力学之父”、工程师乔治·凯利（George Cayley）。1799年，凯利开创了固定翼（fixed-wing）飞机和流线型设计理论。1849年，凯利完成人类首次载人滑翔机（glider）牵引飞行，1853年实现无动力载人自由飞行。凯利的理论和实践启发了其他国家的航空先驱者。1890年左右，德国工程师奥托·李林塔尔（Otto Lilienthal）开发出重于空气的滑翔机，“李林塔尔标准滑翔机”（Lilienthal Normalsegelapparat），他因此被誉为“滑翔机之父”。李林塔尔的滑翔机是人类首次可重复、成规模生产的飞行器，被视为第一批“飞机”（airplane）。然而，现代飞机的诞生则要归功于深受李林塔尔影响的两个美国人身上。他们是莱特兄弟（Wright brothers）。

1885到1886年间，德国工程师卡尔·本茨（Karl Benz）发明了第一辆真正实用的由汽油内燃机驱动的三轮汽车。1888年，本茨的妻子贝尔塔（Bertha）完成首次长途驾驶（66英里），证明了汽车的实用性。几乎同时，另一位德国工程师，戈特利布·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发明了四轮汽车。两人都成立了自己的汽车公司。1926年，两家公司合并为“梅赛德斯 – 奔驰（本茨）集团”（Mercedes Benz Group）。“梅赛德斯”是戴姆勒以他女儿的名字注册的赛车商标。汽车有了，但直到二十世纪初，它只是富人的玩具，不是普通家庭的代步工具。原因很简单：太贵。此时，一个来自大农村的美国人发誓改变这个游戏规则，让汽车从奢侈品变成生活必需品。他的名字是亨利·福特（Henry Ford）。

1909年3月4日，威廉·塔夫脱（William H. Taft）就任第27任总统。从当选（1908年11月）到就职的这段时间，他就像个透明人。似乎没人注意塔夫脱，西奥多·罗斯福依然是焦点话题。在过去的七年半里，他推动国会通过了“赫本法案”（Hepburn Act of 1906）和“清洁食品与药物法”（Pure Food and Drug Act of 1906），确立了雇主责任，调解了劳资矛盾，打赢了反垄断的第一个重要案例，保护了自然资源，开凿了巴拿马运河，实行了“大棒政策“，介入了国际纠纷，扩建了海军。他大大增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力，保护和促进了社会改革，把麦金莱开创的“美帝国主义”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他用“汉密尔顿主义”的手段追求着“杰斐逊主义”的目标，他似乎完成了别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便如此，改革仍然步履艰难，前路仍然荆棘密布。美国需要继续前行，“进步时代”需要新的领袖。塔夫脱准备好了吗？

1908年，罗斯福的第二个任期接近尾声，但他当总统的瘾真没过够。他说：“我拥有这个时代这个世界最快乐的时光，我比任何前总统都更享受白宫岁月……”50岁的他仍是座活火山，每天喷发着惊人的能量，浇铸着他周围的一切。过去的七年半让他多了些稳重却冲动依旧，多了些技巧但初心未改。当1908年的大选走近时，他是最大的“网红”，没有之一。人们心中的疑惑是：没有他，渐入高潮的“进步时代”能否维持那激动人心的活力？谁能代替他，哪怕是平替？他若离去，美国是否重回“保守派”的怀抱？更重要问题的是：没有人比他更热爱权力，没有规则限制他的任期，那么，他会主动放弃权力吗？

“镀金时代”与“进步时代”最大的不同是，前者追求财富，后者追求公平。此前，美国人认为财富是个人奋斗的结果；现在，他们学会了联合起来为自己谋福利。“耙粪者”的努力引导着人们探索财富背后的故事，“进步派”政客顺应选民的诉求试着推行改革。然而，一切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公平与福利在当时意味着叛逆与斗争。当权的“共和党”依然由“保守派”把持，即使能量惊人如西奥多·罗斯福者也无法撼动其根基。像史上所有企图由联邦政府推动社会改革的领袖们一样，他面对的是那个古老的法理之争：联邦政府有这个权力吗？制约大公司、调解劳资矛盾、改善工人待遇这种事难道不应该由州政府干吗？强势的联邦政府被视为对州权的侵犯，毕竟，联邦是国家的，州才是人民的。为此，罗斯福抱怨道：各州跟大公司根本就是一伙的，由他们监管公司等于没有监管。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冲动”是他的标签，“进步”是他的幌子，“保守”是他的内核。他的成绩和错误都来自浑然天成的创造力，他的每一个尝试都曾引起激烈的争论。然而，有一件事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和所有人的审视，那就是他对保护自然资源（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的执着与狂热。一位学者写道：“当历史学家们谈论罗斯福时，……他们会说：他最伟大的工作是激励了甚至开创了保护自然的世界潮流，那是人类未来的和平、进步、幸福生活赖以生存的基础。”在迅速、彻底的工业化进程中保护自然，标志着美国告别了过去的破坏性的野蛮发展模式，蜕变为文明、进步的现代国家。也许，就凭这，罗斯福把自己送上了拉什莫尔山（Mount Rushmore）。

如果说罗斯福调解“日俄战争”已经引起国内“孤立主义者”（Isolationist）的不满，那么，他接下来要干的事显然更出格。东亚跟美国还是有一点关系的，战火连绵的远东早晚会威胁到菲律宾，也许有必要遏制一下日本的野心。但北非可是跟美国完全不相干。自从美国废除了奴隶制，非洲几乎成了美国人最不关心的地方。与西欧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不同，除了利比里亚（Liberia），美国在非洲既没殖民地也没多大的商业利益。可是，罗斯福偏偏在插手远东事务的同时介入了北非的争端。这一次，他关注的焦点依然是和平。

1905到1906年是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总统生涯中最有建设性的两年。在内政方面，他的“公平交易”中的三个“C”（Corporate Law,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Consumer protection）都有明显的进展。1906年，国会通过了“赫本法案”（参看《美国的故事（197）- 实至名归》），重新定义了联邦政府与大公司之间的关系，推动了公司的财务制度标准化，为日后联邦政府全面监管大公司的运营和股票奠定了基础。1905年，罗斯福设立林务局（Forest Service），管理国家森林，保护自然资源。1906年，国会通过“文物法”（Antiquities Act 1906），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在第二个任期里，他也终于有机会实现第三个内政方针：保护消费者。其实，达成这个目标的最大的推动力不是来自罗斯福本人，不是来自国会，而是来自那位叫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耙粪者”（参看《美国的故事（198）- 进步时代》）。1906年2月，辛克莱以芝加哥屠宰场的真实情况为依据写了一本小说《屠场》（The Jungle），暴露了肉类加工过程中令人作呕的卫生条件。一石激起千般恶心，美国选民在把自己的肠子吐干净后要向政府讨个说法。食品安全立法刻不容缓，但事情哪有那么简单？

“进步时代”是调查记者（“耙粪者”）和作家的高光时刻，自由的言论和强大的媒体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但“进步时代”并不是记者和作家们独美的时刻，另一个在“镀金时代”受欺压又受非议的人群也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他们是美国的工人阶级。在美国领导“第二次工业革命”并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过程中，产业工人毫无疑问是贡献最大的。他们干着最重的活，吃着最多的苦，赚着最少的钱，生着最贵的病。他们的反抗往往以悲剧告终，“干草市场广场”（Haymarket Square）的血迹难干（参看《美国的故事（182）- 渴望进步》）。欧洲的工人联合起来为自己的权益甚至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时，创造了工业奇迹的美国工人却似乎仍然举步维艰。但他们的犹豫没有持续太久。“进步运动”明亮了人们的双眼，美国工人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 1890 – 1920）是美国历史上一段充满希望、创新、斗争和激情的时代，是普通人挑战权威和资本、争取公平与正义的时代。这场自下而上的改革（reform）被称为“进步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反垄断，反腐败，保障食品安全，提高劳工待遇，保护自然资源，这些都是“进步时代”最热门的话题。这个时代的“官方”标志是一群“进步派”政客，比如“民粹主义”领袖威廉·布莱恩（William Bryan），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和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等等，但他们只是选民的代言人。这个时代最闪耀的明星、最强大的动力和最杰出的领袖在民间。“进步时代”是美国社会自由、自治、自律、自强能力的充分体现，是道德与传统、民主与法治重新洗牌的时刻。

1904年的大选对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来说是“真相揭晓的时刻”（moment of truth），且是他证明自己的唯一的机会。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所有的人（不包括他自己）都觉得他多少有点“得位不正”，他那总统宝座就像“偷”来的似的。在他之前，四位副总统（他们是谁？）因总统意外离世（病死或被刺杀）继任总统，没有一位赢得属于自己的大选。不仅如此，这四位的政绩或被前任吊打或与前任同样平庸，他们在接下来的大选中甚至都没得到本党的提名，凭实力印证了副总统在美国人民心中那“无聊又无能”的形象。罗斯福刚“继位”时，人们对他的期望也是如此。他充其量只是白宫的临时管家，到点下班，1904年的大选根本没他什么事儿。谁知，这位管家愣把自己活成了主人，还完全遮盖了前主人的光芒。如果说，1901年，罗斯福初入白宫时，大家心心念念的都是“麦金莱主义”（McKinleyism）；那么，1904年，“罗斯福主义”（Rooseveltism）似乎成了主旋律。反垄断，调解劳资矛盾，“大棒政策”，巴拿马运河，桩桩件件都在宣示一个新时代的来临。现在，他需要得到他的终极大BOSS美国人民的认可。是继续“镀金时代”（Gilded Age）的痼疾还是继续“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的改革？这是美国人民在这次大选中需要回答的问题。

西奥多·罗斯福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在外交中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毫无疑问是有关巴拿马运河（Panama Canal）的。在那个关头，我的行为又一次被指责为‘违宪’……那些整天无所事事的人说我‘篡权’，也就是说，当别人不能或不想履行职责时，我行使了权力。”看样子，即使多年以后，罗斯福还对当时受到的指责愤愤不平，但他从来没后悔过。可以说，罗斯福是巴拿马运河最大的推动者，没有他，巴拿马也许不会成为独立的国家，美国也许不会在巴拿马开凿运河。一切似乎都是偶然，罗斯福的冲动和决绝把偶然变成了必然，把“烂尾楼”变成了“现代世界七大（工程）奇迹”（Seven Wonders of the Modern World）之一。

如果你问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他最喜欢总统的哪一项职责，他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外交。在当总统之前，他从没接触过外交事务，一点也没这方面的经验，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信心爆棚、元气满满、心情愉快地搞外交。跟他的“内政三原则”（Three C Policy）（或叫“公平交易”，参看《美国的故事（193）- 公平交易》）比起来，他的外交政策似乎简单得多，那就是“大棒政策”（Big Stick Policy），后来演变成“大棒加胡萝卜”（Stick and Carrot）。1900年1月26日，时任纽约州长罗斯福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一直喜欢一句西非谚语：说话温和一些，手里拿着大棒，你就会成功（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stick, you will go far）。”这是不是非洲谚语不重要（无据可考），做为州长的他写这信时也许不是在谈外交，但他当总统后却用这句话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外交观点。“拿着大棒”是以强大的军力为后盾，“胡萝卜”是给甜头、搞妥协。也许对今天的政客来说，这种软硬兼施恩威并济的手段很常见，但在罗斯福之前，总统们从没这样大张旗鼓地宣扬着如此赤裸裸的威胁与利诱。与其说它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如说它是罗斯福的性格。无论内政还是外交，从鸡毛蒜皮到重大决策，都带着深深的个人烙印。罗斯福用尽所有的力气告诉世人告诉世界：这是我的政府，我的国家，我的选择，我的时代。

美国总统是个让人爱恨交加的职位，他有独裁者的责任却无独裁者的权力，他风光无限又痛苦不堪。他的老板，美国人民，是天底下最难伺候的一群人，因为不难伺候的都留在旧大陆了。从华盛顿到麦金莱，没有一位总统真正享受白宫岁月，四年或八年的时光足以让他们怀疑人生。如今，一个大大的例外来了。西奥多·罗斯福能在1901年当上总统纯属偶然，但他好喜欢当总统的每一分钟。他说总统是份“霸气”的工作，很合他的胃口。他玩儿命干也拼命玩儿，他那年轻的活力、冲动的性格、旺盛的好奇心和创造力正如新世纪的阳光，所到之处，生机盎然。

1901年9月14日下午1点半，纽约州布法罗（Buffalo）市。刚刚赶到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向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总统的遗体告别后，来到好友安斯利·威尔科克斯（Ansley Wilcox）的家。从当天早上2点15分麦金莱去世时起，副总统罗斯福已经依法自动升格为总统了。现在，新总统要在朋友家走一下就职程序。在6位内阁成员和50多位政界和社会名流的见证下，第26任总统宣誓就职。还有6个星期才到43岁生日的他是史上就职时最年轻的总统。罗斯福继承了麦金莱的内阁，也向内阁成员们保证：“我的目标是为了和平、繁荣、和我们国家的荣誉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行麦金莱总统的政策。”话说得倒是挺好听，可他那不按常理出牌的性子着实让人不放心（参看上一个故事）。

在大约1638到1649年间，一个叫克拉斯·马尔滕森·范·卢泽维尔特（Claes Maartenszen van Rosenvelt）的荷兰移民来到新大陆的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也就是后来的纽约市（New York）。大约1652年左右，他在曼哈顿东部买了个农场，位于今天的纽约市中城区，大约东起莱克星顿大道（Lexington Avenue）西至第五大道（5^th Avenue），南北大约在今天的第29街和第35街之间。卢泽维尔特家族就这样在新大陆扎下了根。克拉斯的儿子尼古拉斯（Nicholas）把姓改为罗斯福（Roosevelt）。尼古拉斯的两个儿子约翰内斯（Johannes）和雅各布斯（Jacobus）分别成了后来定居纽约长岛（Long Island）牡蛎湾（Oyster Bay）和海德公园（Hyde Park）的两支罗斯福家族的祖先。到十九世纪末，牡蛎湾的罗斯福家族与“共和党”关系密切，我们这个故事的主角，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就来自牡蛎湾家族。海德公园的罗斯福家族一向支持“民主党”，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是这一支的代表。富兰克林是西奥多的远房堂弟，他们有共同的七世祖。富兰克林的妻子埃利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则是西奥多的亲侄女，她父亲埃利奥特（Elliot）是西奥多的弟弟。两支罗斯福家族财大业大，人才济济，为美国贡献了两位总统和一位第一夫人，还有很多其他政客、银行家、商人、神职人员、发明家、艺术家、社会名流等等。虽然政治观点不同，但家族的两个分支仍然维持着亲情和友谊，时不时地聚聚，两边的亲友互有联姻，富兰克林和埃利诺的婚姻是其中之一。

1900年，十九世纪走到尽头，威廉·麦金莱的四年任期也接近尾声。在过去的四年中，他打了两场战争（“美西战争”和“美菲战争”），占领了菲律宾、关岛、波多黎各等新的领地，正式吞并了夏威夷，解决了古巴、远东、近东的一系列外交问题，美国从“孤立主义”走向“帝国主义”，从“镀金年代”（Gilded Age）迈入“进步年代”（Progressive Era）。更重要的是，他为饱受“1893年大恐慌”之苦的美国人带来了他们期盼已久的繁荣。工资增长，物价稳定，股市回报丰厚，新大陆成为地球上最富裕的土地。正如当年的林肯，麦金莱在四年中的成长肉眼可见，那个低调、温和又有点犹豫、不自信的政客蜕变为成熟、稳健、睿智的领袖。他似乎步步遵从民意，实际上却一直引导民意。他不是人民的奴隶，而是他们的公仆，他学会了在回应选民诉求的同时也让选民听从他的意见、接受他的选择。当1900年大选来临时，他是“共和党”毫无争议的候选人，如农业部长詹姆斯·威尔逊所言：“没有人想代替你。”

做为“美西战争”除菲律宾之外最重要的“战利品”，古巴是美国人最大的心结。“美西战争”起于古巴，终于古巴。当“解放古巴”的誓言成真时，美国会给古巴真正的自由吗？威廉·麦金莱总统认为，现在还不是放手的时候。美国无意吞并古巴，但也绝不能无条件地同意古巴独立。原因与菲律宾一样，美国要确保独立后的古巴符合美国的预期，不能再次被任何敌对势力或欧洲列强控制。否则，这仗岂不是白打了？世上哪有大公无私、不求回报的“解放者”？

1899年2月6日，美国参议院批准了1898年12月10日签署的美西《巴黎条约》，正式结束了“美西战争”。对美国来说，战争最大的“成果”是获得了西班牙在亚洲的殖民地菲律宾。《巴黎条约》把菲律宾卖给了美国，俨然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受保护国”）。菲律宾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标志，标志着美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但美国人很快就意识到，“帝国”没那么好玩，它是利益也是责任，是荣耀也是麻烦。

短小精悍的“美西战争”从1898年4月21日打到7月17日，真刀真枪的互殴结束了。然而，战争还没画上句号。8月12日，美西在华盛顿签署临时停火协议，双方的较量从战场转到谈判桌。两国代表赶赴巴黎，开始了艰难的谈判。有人也许会说：这有什么难的？美军大获全胜，那还不得狮子大开口，想要啥要啥，西班牙乖乖听话便是，有何资格提条件？其实不然。在这场弱肉强食的战争中，双方都有难以启齿的诉求和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们怎样到达和平的终点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