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抢到菲律宾的第一天起，美国国内的“反帝”（Anti-Imperialism）浪潮就没停过，除了政客，各界的名人也参与其中，强烈谴责政府的霸凌行为，认为海外扩张完全背叛了“国父”们的建国理念，也违背了上帝的意志。最引人瞩目的反帝名人是“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和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卡耐基是坚定的反战者，从头到尾反对“美西战争”。美国不是在巴黎花两千万美元买了菲律宾吗（参看上一个故事）？卡耐基愿向美国政府支付两千万美元买菲律宾的自由。只可惜“美帝”不缺钱，威廉·麦金莱总统懒得搭理卡耐基。马克·吐温连讽带刺地为美属菲律宾设计了“国旗”：把“星条旗”上的白横条染成黑色，再把星星变成骷髅。他还与志同道合者建立了“反帝国主义联盟”。强烈的反对声转化为参议院中激烈的辩论，使条约拖了两个月才获批准，中间差点流产。

美国人都如此反对，菲律宾人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在前面的故事中讲过，早在1898年6月12日，战争还没结束，菲律宾的革命者艾米利奥·阿奎纳多（Emilio Aguinaldo）就发表了独立宣言，成立革命政府。他的用意不言自明：你们美国人办完事赶紧滚，别赖着不走。菲律宾人渴望独立和自由已经很多年，此前实力不济，打不过西班牙人。如今好不容易借着美国人的手把西班牙人赶跑了，但美国“解放军”一点也没要走的意思，这可咋办？美国和西班牙在巴黎谈论菲律宾的前途时，能不能考虑一下菲律宾人的诉求？美西《巴黎条约》的签订让阿奎纳多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死了。菲律宾变成了美国的殖民地，甚至可能最终并入美国，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现在只剩下一条路：硬刚美国侵略者。于是，刚刚晋升“帝国”的美国不得不面对帝国的第一个麻烦：菲律宾起义（或 叛乱）（Philippine Insurrection），也就是“美菲战争”（Philippine-American War, Filipino-American War, 1899-1902）。

为了表达独立的愿望，1898年6月到9月期间，菲律宾革命政府在马洛洛斯（Malolos）成立了国会，也叫“马洛洛斯国会”（Malolos Congress），阿奎纳多主持了第一次会议。国会开始讨论新宪法，为建国做准备。此时，根据美西临时停火协议，西班牙把对菲律宾的控制权暂时转给美国，但菲律宾的政治前途还是未知数，阿奎纳多比较收敛。12月10日，《巴黎条约》签订，革命政府大失所望。1899年1月21日，国会通过了《1899年政治宪法》（Political Constitution of 1899），也叫《马洛洛斯宪法》（Malolos Constitution）。“菲律宾第一共和国”（First Philippine Republic）（也叫“马洛洛斯共和国”）成立了，国会选举阿奎纳多为第一任总统。

菲律宾人的这一套组合拳把好脾气的麦金莱给打得原地爆炸了。你们那儿又是国会又是总统的，把十多万美军当成给你们义务站岗的志愿者吗？阿奎纳多能不能有点儿边界感？菲律宾是美国的，美国的，美国的，重要的事说三遍。革命政府？那叫伪政府好吗？统治菲律宾的总统正在白宫坐着呢，哪里又跑出来个总统？满脑子都是和平与繁荣的麦金莱怎么也没想到，他的任期竟被战争贯穿始终。“美菲战争”无缝衔接“美西战争”，一分钟也不消停。命运弄人，既来之则安之吧。

要打仗，首先得换个靠谱的战争部长。现任部长拉塞尔·阿尔杰（Russell Alger）在“美西战争”中的表现已引起公愤。他学不明白战争倒是其次，关键是组织能力太差，军需供应一塌糊涂（参看《美国的故事（187）- 美西战争》），还有贪污的嫌疑。暖男麦金莱不想直接把好友阿尔杰免职，也不好意思开口要求他自己辞职，最后只好由优雅又善交际的副总统加勒特·霍巴特（Garret Hobart）出面，不伤和气地劝退了阿尔杰。接下来，麦金莱找了个精明强干的律师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执掌战争部。鲁特一头雾水：总统先生，你确定？“我既不懂战争，也不懂军队（陆军）。”总统说：“我不需要你懂战争，不需要你懂军队。我要的是一个能指导那些原西班牙殖民地建立政府的律师。”好说歹说，麦金莱总算让鲁特为四位数的年薪放弃了一年六位数的收入。事实证明，鲁特不仅是出色的战争部长，还将是史上最杰出的国务卿之一，辅佐麦金莱和他的继任者罗斯福稳固了帝国的江山。他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为他赢得了1912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为了证明战争的必要性和正义性，麦金莱决定派个委员会去菲律宾做调研，看看菲律宾人到底有没有能力自我管理和自我保护。派谁率领这个调研团呢？麦金莱找了个局外人：他的朋友康奈尔大学的校长雅各布·舒尔曼（Jacob G. Schurman）。舒尔曼不以为然道：“对不起，我帮不了你。我不同意你的政策，反对扩张，不想要菲律宾。”麦金莱一点都不生气：“没关系，我也不想要菲律宾。跟西班牙和谈时，我的心态是完全开放的，是否得到菲律宾对我来说无所谓。可是，到最后，我别无选择。”总统极为诚恳地睁着眼说瞎话，舒尔曼抹不开面子，只能答应。委员会还包括刚卸任不久的前美国驻中国（清政府）公使查尔斯·田贝（Charles Denby），海军的乔治·杜威（George Dewey）将军，菲律宾的美军（陆军）最高指挥官埃尔维尔·奥提斯（Elwell S. Otis）将军，以及密西根大学的动物学教授迪恩·伍斯特（Dean C. Worcester）。这几人中，伍斯特是最高兴最没负担的，此行对他来说是公费旅游加心仪的科研，爽极了。他负责研究动物，其余几位负责研究人。

从1899年1月到4月，委员会走访了马尼拉和其它很多地区，调查风土民情，听取各方的意见。4月，“舒尔曼委员会”向总统提交了报告，建议美国帮助菲律宾建立民选政府。委员会的观点倒是与总统的基本契合，那就是，菲律宾人目前还无法有效地管理和保护自己。如果美国弃之于不顾，她分分钟会被德、日等列强瓜分或独吞。这也正是麦金莱决意占领整个菲律宾的原因之一（参看上一个故事）。这些结论既有客观事实，也有种族歧视，反正白人总认为其他人种都管不好自己，需要白人去拯救和教化。报告算是给总统的政策提供了背书。尽管麦金莱心里不反对菲律宾在条件成熟时走向独立，但是，眼下，他相信，拥有菲律宾就是美国人的“昭昭天命”。

对奥提斯将军来说，他参与起草的那个报告与他正在指挥的军事行动之间没什么关系。报告可以写得温情脉脉，战场上却每天都在流血。他可没总统那样的耐心，打起仗来绝不留情。此时，在菲律宾的美军作战部队（陆军）大约4万人，加上后勤、工兵等共12万左右。菲律宾共和国的正规军和游击队加起来大约8万到10万人。双方人数相差不大，但客观地说，两边的实力没有可比性。美军用着当时最先进的武器，拥有最强大的舰队，背后是6,200万人口和世界第一的工业和经济。1898年，菲律宾人口大约520万，只有20%的人识字。绝大部分人，特别是农民，极度贫穷。菲律宾革命军大多数部队的主要武器是大刀、长矛、弓箭、棍棒。由此可见，在过去的三百多年里，西班牙除了压榨和掠夺，没为菲律宾带来进步和发展，以至于美菲对垒有了现代人大战古代人的既视感。那么，古代人凭什么相信自己能赢？阿奎纳多心里没点数吗？

30岁的阿奎纳多是菲律宾史上最早的革命领袖和最年轻的总统，他在菲律宾的地位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他是孙中山也是汪精卫（他在“二战”期间试图与入侵菲律宾的日本人合作），既有坚韧不拔的斗志，也有跟不上趟的能力，性格倔强又软弱，摇摆幅度有时偏大，翻脸比翻书还快。他领导了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菲律宾革命”（1896 – 1898），煽得大家情绪激昂。可是，当受到威胁和利诱时，他毫无障碍地拿钱、缴械、投降、走人（去香港）。宁死不屈不是阿奎纳多的风格，搞定他就能搞定菲律宾。现在，他又领导菲律宾人抗击美国侵略者。结局会不会跟上次一样呢？

来自精英阶层的阿奎纳多是个明白人，他很清楚菲律宾的劣势。但是，他认为菲律宾至少有两点优势。一，咱打不过正规军可以打游击嘛。美国人是非常不擅长游击战的，他们笨到只会跟穿军装的人打仗。只要菲律宾人穿着平民装，美国人就不知所措。况且，在山岭丛林中打游击，大刀长矛未必不是枪炮的对手，参考半个多世纪后的越南人打美国鬼子的经验。二，1900年大选即将来临。麦金莱将第二次面对金嗓子威廉·布莱恩（William Bryan）（参看《美国的故事（183）- 世纪之选》）。布莱恩是出了名的反战领袖和反帝斗士，只要他上台，一定会给菲律宾自由。所以，菲律宾是有奔头的。

然而，“菲律宾第一共和国”也有先天不足。除了军事、经济实力不济和阿奎纳多本身的性格和能力缺陷，“革命政府”实际上是独裁政府。不能怪菲律宾人不懂民主与自由，西班牙人自己都不懂，怎能教得会殖民地。“马洛洛斯国会”听上去像民选的，实际上三分之一的代表是政府要员或他们委派的，另外三分之二是阿奎纳多指定的，里外里基本上阿奎纳多一个人说了算，不听话的人都被排挤或干掉了。菲律宾社会等级分明，政府官员、军官是贵族子弟，上战场的是底层农民，很大一部分上流社会、知识精英、和中产阶级置身事外。无法团结大多数人的义军似乎是寡头领导的一帮“不明真相”的群众，起哄时很热闹，受惊时易做鸟兽散。而且，独裁必然带来腐败，各种丑闻层出不穷。这种事全世界都一样，没啥稀奇的。另外，表面和谐的领导层内部也有不同的心思。当时的美国虽说是新晋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在国际上的名声还不错，仍然是自由、正义的化身。很多菲律宾人，特别是精英阶层，喜欢美国远胜其他国家，甚至阿奎纳多政府的总理和一些要员都是“美粉”，指望这些人跟美国死磕到底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使菲律宾无法复制当年的“美国革命”（独立战争），那就是她没得到任何国际援助。各世界大国或忙于它事或保持中立，连最想要菲律宾的德、日都没挑战美国，菲律宾只能自生自灭了。

冲突在1899年2月4日，也就是美国参议院批准《巴黎条约》之前两天，爆发了。这天傍晚，两个美军士兵向几个据说不听他们指令的菲军士兵开枪，打响了“美菲战争”的第一枪。第二天，“马尼拉之战”（Battle of Manila）开始。战斗在马尼拉郊区进行（美军早已占领马尼拉市区），规模不大，美军伤亡约260人，菲军约3000人。菲军撤离马尼拉郊区，阿奎纳多宣布与美国的“友好关系”结束了。接着，双方之间又爆发多次战斗。技术上，菲军打不过美军，但美军也无法全歼菲军。3月31日，美军占领马洛洛斯城。菲律宾人在撤退前烧毁了大半个城市，第一共和国政府从此开始流浪。随着冲突升级，1899年6月2日，菲律宾共和国正式对美宣战。

美军总指挥兼菲律宾的军事总督（Military Governor）奥提斯是个狠人，打仗却不怎么灵活。此时的美国没想打全面战争。理论上说，《巴黎条约》后，菲律宾成了美国的一部分。美国要做的是“保护”而不是“征服”菲律宾，是帮助菲律宾建立“美式民主”和民选政府，而不是“军管”菲律宾。正如麦金莱所说：“我们已经征服菲律宾了，现在要教化她。”所以，奥提斯的战术是凭坚船利炮和先进的武器占领各大城市和主要居民点，然后把很多分散居住的菲律宾人迁往几个大的聚集地隔离保护起来，免受游击队的骚扰。不料，此举防住了游击队，却没防住传染病，导致大批平民因此死亡。菲军这边一开始也没马上打游击战，而是正面硬刚外加骚扰、偷袭，以给美军造成伤亡为主要目标。伤亡越大，美国国内的反战声越大，麦金莱赢得大选的几率越小。只要把麦金莱赶出白宫，菲律宾就有希望了。可是，双方实力过于悬殊，血肉之躯难敌枪炮无情。11月，阿奎纳多决定全面开展游击战。这意味着，战火从职业军人烧向老百姓，有限战争变成全面战争。

表面上看，美军所向无敌，战果累累，几乎占领了所有的大城市。可是，奥提斯没法真正消灭菲军的有生力量。尽管如此，1900年5月，当奥提斯卸任回国时，他宣布：战争结束了，美国已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这是自娱自乐，大家把眼光转向他的继任者阿瑟·麦克阿瑟（Arthur MacArthur Jr.）将军身上。这名字听上去有点耳熟？没错，他就是“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的亲爹。

1845年6月2日，阿瑟·麦克阿瑟生于马萨诸塞州，后随家迁往威斯康辛州的密尔沃基（Milwaukee）。父亲老阿瑟·麦克阿瑟是律师也是政客，曾任威斯康辛州州长和联邦法官。1861年，“内战”爆发时，父亲想让儿子进西点军校。进军校需要议员、州长、或总统的推荐信。父亲向林肯总统求助，奈何找总统的人太多，已经没名额了。进不了军校，那就上战场吧。于是，16岁的麦克阿瑟加入了威斯康辛第24步兵团（隶属乔治·托马斯将军的部队），开赴西部战场。他参加了格兰特将军指挥的查塔努加战役（Chattanooga Campaign）（参看《美国的故事（147）- 查塔努加》）。在1863年11月25日的“传教士山战斗”（Battle of Missionary Ridge）中，因敌人火力太猛，他所在团队的旗手接连被打倒。旗手一般是冲在最前面的，后面的人跟着战旗冲。正因如此，旗手的伤亡率特别高。眼看着旗手们一个个倒下，18岁的麦克阿瑟抓起血染的战旗，高举着它，带领战友们往山上冲。在他那舍生忘死的精神感召下，战士们一鼓作气，攻上山头，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正在观战的格兰特被这不要命的架势惊呆了，忙问身边的托马斯：“谁让他们这么干的？”托马斯说：“不知道，我没有。”基于他在此战中的优异表现，1890年，阿瑟·麦克阿瑟获得了军人的最高奖章：由总统以国会的名义颁发的“荣誉勋章”（Medal of Honor）。半个世纪后，1942年，他的幼子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因在菲律宾战场指挥对日作战时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而获颁“荣誉勋章”。他们是史上第一对也是唯二的同获此殊荣的父子。知道另一对父子是谁吗？

“内战”结束后，麦克阿瑟退役，开始学习法律。但是，仅仅几个月后，他明白了一件事：军队是他唯一感兴趣并愿意为之奉献终身的事业。他重返军营，参加了对印第安人的战争。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后，他率部开赴菲律宾。在美菲冲突中，他参与指挥了“马尼拉之战”和“马洛洛斯战役”，因功升为准将。1900年5月5日，他接替奥提斯出任菲律宾的军事总督和美军最高指挥官。

面对游击战的局面，麦克阿瑟做了两件与奥提斯不同的事：一，美军不再只打穿军装的敌人。只要对美军不利，甭管对方穿什么衣服都照打不误，不惜误伤平民。于是，“内战”中的“全面战争”场景再现，烧杀抢掠成了家常便饭。在后方搞破坏的菲律宾人也被逮捕，送往关岛关押。二，招募菲律宾当地人当兵或为美军服务。事实证明，这是最有效的办法。菲律宾人打菲律宾人，招招致命。麦克阿瑟的军事行动因而比奥提斯高效得多，很快就控制了局面。随着麦金莱和“共和党”在1900年大选中获胜，菲律宾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1901年3月23日，在伊萨贝拉省（Isabela）的帕拉南（Palanan），也就是第一共和国的最后一个首都，美军弗雷德里克·芬斯顿（Frederick Funston）将军的部队抓住了阿奎纳多。当时，已投靠美军的菲律宾人的队伍假装押送一批“被俘”的美国人来到帕拉南。等到了地方，美国“俘虏”突然发难，阿奎纳多猝不及防，不幸被俘。被俘后的阿奎纳多跟面对西班牙人时一样，省略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环节，直接演绎“好汉不吃眼前亏”。4月1日，他宣誓效忠美国，接受美国对菲律宾的统治。4月19日，阿奎纳多发表投降宣言，呼吁游击队员和他的追随者们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结束流血和苦难。他说：“我刚刚意识到，完全停止敌对行为并获得永久的和平是菲律宾的基本需求。”“菲律宾第一共和国”就地解散。此后，虽然还有别的菲律宾领袖不理阿奎纳多那一套，继续战斗，但大势已定。

搞定菲律宾的麦克阿瑟荣升少将，但并没开心太久，因为麦金莱又又派了个委员会来菲律宾调研。热爱和平的麦金莱一直想用（民事）总督（Civilian Governor）代替军事总督（Military Governor），他的终极目标是帮助菲律宾建立自治政府。不管菲律宾的政治前途如何，一个自由、自立、自保、自强的菲律宾符合美国的利益，也是麦金莱期待的。这一次，麦金莱请好友威廉·塔夫脱（William H. Taft）出山调研并担任菲律宾总督（Governor-General）。此时的塔夫脱是联邦巡回法院的法官，工作、生活都舒舒服服的，不想去菲律宾受罪。麦金莱拿出诱饵：如果你肯去菲律宾帮我实现理想，我也会帮你实现理想：将来提名你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哦，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塔夫脱吞下诱饵，于1900年3月率委员会来到菲律宾，开挂的人生从此启动。麦金莱没能兑现承诺，塔夫脱却超额实现了理想。他将从菲律宾一路走进白宫，然后出门右转登上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宝座。

纯血军人麦克阿瑟根本瞧不上文官这一套，什么调研，在他眼中就是瞎哔哔。他认为，菲律宾根本没准备好建立自治政府，仍然需要军法管治。不用猜就知道，将相不和，相处日常就是吵架，两人都向战争部打小报告骂对方。最后，战争部长鲁特站到塔夫脱一边。1901年7月4日，麦克阿瑟卸任回国。此后，美国在菲律宾虽然同时设有总督和军事总督，但军事总督是总督的下属，而不是平级。1902年7月4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宣布美菲战争正式结束。然而，麦金莱没有活着看到这一天。

“美菲战争”给双方带来了伤亡和痛苦。美军伤亡约6000人，菲军伤亡20,000人，外加20万菲律宾平民。菲律宾人输掉了战争，但没输掉渴望独立的心。在美国统治菲律宾的四十八年里（1898 – 1946），菲律宾人发动了多次起义，也通过政治途经争取独立。1934年，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签署了国会通过的“泰丁斯·麦克杜菲法案”（Tydings-McDuffie Act），也叫“菲律宾独立法案”，确立了建立菲律宾独立国家的十年期限。“二战”爆发后，菲律宾人与美军并肩战斗，抗击日本侵略者，为保卫家园付出了一百万个生命。1945年10月11日，菲律宾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1946年7月4日，根据美菲《马尼拉条约》（Treaty of Manila），菲律宾正式成为独立的国家。这一天是美国的“独立日”，也是菲律宾的“独立日”（后改名“共和日”）。

美国对菲律宾最大的影响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公共教育体系，特别是普及了免费的小学教育。英语成为最被广泛应用的官方语言，基督教取代天主教成为主流宗教。“美式民主”深深地影响了现代菲律宾国家的组织形式和结构，也影响了菲律宾人对自由和民主的认知。今天，美菲两国仍是亲密的盟友，美国仍是80%以上的菲律宾人最喜欢的国家之一。由此可见，在那将近半个世纪里，美国人在菲律宾留下的功德大于罪恶。阿奎纳多在多年后反思道：“我很庆幸，当年的扩张主义者赢得了麦金莱的心。”美国对菲律宾的占领至少保护了菲律宾的领土完整。否则，菲律宾定会被德、日、或其他列强瓜分，今天的菲律宾也许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了。

菲律宾的故事讲完了，美国的麻烦还没完。美国之所以花这么大血本整治菲律宾，除了菲律宾本身的原因，还有为另外两个国家示范的心思。下一个让麦金莱头疼的国家是哪个？美国的外交政策将怎样体现新世纪的野心？请看下一个故事：帝国外交。

当初，西班牙政府在几乎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对美宣战，政客们对自家的实力难道没点数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啥？其实，彼时西班牙国内正面临革命的风险。王室不得人心，朝野暗流涌动。面对频频挑事的美国，如果一声不响地让步，王室就该卷铺盖回家了。打仗一可调动民族情绪和爱国热情，二可转移注意力，把内部矛盾变成外部矛盾。大家光忙着同仇敌忾了，谁还顾得上革命。至于打得过打不过，其实无所谓，重在参与。从西班牙在战争中的表现就看得出来，她根本不想打，也打不过。勉强比划两下，应个景，对国民有个交代就算了事。通过战争，西班牙避免了国内的革命，暗松一口气。现在就看能不能在谈判桌上薅一把美国的羊毛（钱）。

与心思单纯的西班牙比起来，美国的心情复杂多了。至少威廉·麦金莱总统心乱如麻，他肉眼可见地回到战前的磨叽状态。仗打得莫名其妙地顺利（参看上一个故事），美军不仅实现了战前的目标（解放古巴），还超额完成任务，抢了西班牙的大片殖民地，特别是菲律宾。这通神操作把麦金莱给整不会了，他完全没想好下一步该咋办。菲律宾太大太远太敏感，这是政治问题，更是道义问题。要知道，美国自己就曾是殖民地，美国人对欧洲列强在全世界抢殖民地的做法特别反感，西、英、法这些老牌殖民帝国简直就是邪恶的化身。可是，一夜之间，美国也抢到殖民地了？革命的美国怎么能有殖民地呢？新大陆一向是自由、独立、和平、正义的象征，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标签怎么能贴到美国身上呢？从什么时候起，“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悄悄地跨出大陆伸向了大洋？从“孤立主义”（Isolationism）到“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又到“帝国主义”，美国人准备好了吗？

什么是“帝国主义”？它是“扩张主义”（Expansionism）的体现，包括领土的扩张和经济的扩张，也包括对其它国家政治上的影响和控制。美国人对“扩张”不陌生，乔治·华盛顿也有“帝国梦”，纽约州的别号还叫“帝国之州”（Empire State）呢。但美国人的极限思维只是“大陆扩张”，大陆之外的一切似乎来路不正。夏威夷不在大陆，但夏威夷是美国长期渗透的结果，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跟德克萨斯有点像。最重要的是，夏威夷从来不是殖民地，也不是美国从欧洲列强手里抢来的，她更像美国自己一手培育的珍珠（夏威夷的故事我们在后面讲）。菲律宾就不一样了。她给西班牙当了333年殖民地，有一整套殖民地文化。在美国人来之前，菲律宾的革命者已为独立和自由战斗了好几年，虽然没有成功，但民意摆在那里。如今，西班牙人走了，美国人来了。美国能像对待古巴那样对待菲律宾吗？如果美国不是解放者而是压迫者，她跟西班牙有什么区别？美国会步入欧洲的套路成为新的殖民帝国吗？

自从菲律宾落入美国之手，“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等就上了热搜。美国人大概从没想过这些“高大上”的词儿有一天竟然跟自己扯上关系，讨论度飙升，就像一百多年前讨论新宪法时一样。美国人战前压根儿不知道地球上有个叫菲律宾的地方，也不知道菲律宾在哪，现在却都成了菲律宾专家。关于菲律宾的前途，舆论给了四个方向：一，美国的殖民地（仿西班牙做法）；二，美国领地，也就是并入美国（仿夏威夷）；三，完全独立（仿古巴）；四，部分并入美国，部分独立（无先例）。大家各说各有理，有讲理想的，有讲道德的，有讲利益的，有讲实力的，吵得不可开交。与热闹的媒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从战争结束，麦金莱就陷入无边无际的沉默。他命令美军控制菲律宾，却只字不提菲律宾的政治前途。不是他不想提，而是他不知道。持不同观点的民间团体走马灯似的拜访白宫，游说总统采纳自己的主张。麦金莱只听不说，谁也撬不开他的嘴。他把这个烧脑的问题暂时留给脑洞大开的美国人民，为自己争取思考的时间。“帝国主义”这个锅有点沉，他背不背？

除了美国，为菲律宾辗转难眠的还有德国和日本。这两位也是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正满世界找殖民地呢。德国最着急，恨不得立刻把菲律宾占为己有；日本认为菲律宾理所当然属于日本的势力范围。可以肯定，只要美国一撤，这俩马上就来。老东家西班牙自然也不会缺席。英国倒是支持美国接手菲律宾，但人家也发话了：如果美国不要，我们可就不客气了。这浑水不蹚白不蹚，反正不能便宜了德、日、西。好像觉得事情还不够乱似的，美国在远东的海军司令乔治·杜威自作主张地把流亡香港的菲律宾革命领袖艾米利奥·阿奎纳多（Emilio Aguinaldo）接回菲律宾（参看上一个故事）。乘坐美国军舰回家的阿奎纳多似乎没考虑美国的感受，他一回来就于1898年6月12日发表独立宣言，宣布菲律宾独立，成立革命政府。这是要把美国人往哪搁？麦金莱拒绝承认阿奎纳多政府的合法性，但也没说他非法，就这么吊着。麦金莱唯一承认的是美军占领菲律宾的事实，其余的慢慢谈。

麦金莱谨慎地挑选着赴巴黎谈判的代表团成员，他要尽量包括持不同观点的代表。1898年是中期选举（国会选举）年，搞得不好，“共和党”失了国会就麻烦了。与外国的条约最终要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同意才行，选举结果直接关系到和约的成败。民间舆论提供了菲律宾问题的几种选择，麦金莱要考虑的是这几种选择的后果。一，仗不能白打，美国必须获得利益，只有这样才能令纳税人满意。若想利益最大化，把菲律宾全境置于美国的统治下是最佳选择。菲律宾毫无疑问意味着巨大的商机和进入亚洲的大门。二，统治菲律宾的方式要有创意。即使是实际上的殖民地，咱也不能叫殖民地，这个名字太难听，过不了良心坎。也许应该叫“受保护国”（Protectorate）？美国不是统治菲律宾，而是“保护”菲律宾。三，菲律宾需要保护吗？答案是肯定的。这可不是瞧不起人。如果美国完全放弃菲律宾，菲律宾人高兴不了几天就会被德国、日本、或其他欧洲列强独吞或瓜分。此前，菲律宾的革命者连西班牙都打不过，他们怎能打过国势正盛的德、日？与其让菲律宾落入其他国家之手，还不如把她留在美国的羽翼下。四，麦金莱相信，美国对菲律宾的统治将比任何欧洲国家或日本更人道、更自由、更民主。美国会向菲律宾输出一整套自治体系，完全不同于西班牙的专制制度。五，菲律宾的未来在哪里？是最终变成美国的一部分还是完全独立？当菲律宾强大到足以保护自己，美国会允许她独立吗？麦金莱心里实际上是认可的，但他不想说。也许他应该说，因为他的沉默将引来麻烦。六，只占领菲律宾的几个重要港口或地区，把其它地区交给菲律宾人自己管理可以吗？这样做的结果跟完全放弃差不多，不被美国控制的地区必被其他国家控制。美国花钱打仗可不是为了给别人做嫁衣裳，绝不能允许他国染指菲律宾。

总统的思路理清了，嘴上还是一个字也不说。时间拖得越久，支持全部拿下菲律宾的声音越大，这正是麦金莱想看到的。如果美国最终走向“帝国主义”，这可是人民的选择，总统只是顺应民意而已哦。这期间不断有人去白宫抗议，提醒麦金莱莫忘初心，莫忘“孤立主义”的祖训；然后就有另一帮人去告诉总统：“乔治·华盛顿死了一百年了，世道早就变啦！”就这样拉锯拉到9月15日，代表团终于要启程了。麦金莱这才面授机宜，露出自己的底牌：他不但要把菲律宾变成美国的“受保护国”，就是古巴也要先当“受保护国”，不能马上获得完全的独立，待满足美国的条件后才行。其余的西班牙殖民地，比如关岛、波多黎各、其它加勒比海岛屿、岛礁，必须统统归美国，变成美国领地。好家伙，这么长时间一声不吭的总统原来在这儿憋大招呢，他才是大胃王呀。

10月1日，西班牙和美国在巴黎开始和谈。西班牙知道古巴是肯定保不住的，但能不能说服美国接盘古巴那四亿美元的债务？古巴的债务大多是欠西班牙和欧洲的，如果美国想实际控制古巴，总要连债务一起打包吧？美国说，那不可能。虽然古巴现在还在美国手里，但她终将是独立的国家，又不是美国的一部分，我们凭什么承担她的债务？西班牙眼看着古巴没卖出好价钱，菲律宾可不能轻易松手。能不能把马尼拉湾给美国当商港或军港，其余的地方仍留给西班牙？美国代表发电请示总统，麦金莱说：我要整个菲律宾，少一个岛、少一寸都不行。西班牙代表很为难，这种条款王室无法接受。不管怎么说，西班牙在菲律宾经营了三百多年，哪能说丢就丢？眼看着谈判有破裂的风险，11月21日，美国代表提出愿用1千万或2千万美元购买菲律宾。其实，内部估价时，美国人认为菲律宾至少值2亿美元，咱先出个十分之一试试，不行再往上加。没想到，西班牙王太后大概想赶紧息事宁人，接受了2千万美元的报价。古巴和菲律宾的事解决后，剩下的就比较容易了，美国如愿以偿得到关岛、波多黎各、马里亚纳群岛（Mariana Islands）和其余几个亚洲和西印度群岛的岛屿。12月10日，双方签署了美西“巴黎条约”。

几乎满足了美国所有要求的条约却差点在参议院搁浅，对古巴和菲律宾的争论远比麦金莱预料得激烈。总统只好使出浑身解数拉拢议员，给好处，给承诺，为了拉到赞成票，擦边球打了一个又一个。终于，1899年2月6日，参议院以57票比27票批准了条约，比要求的三分之二多数仅多出2票。至此，美西两国的纠纷才算正式落幕。

“美西战争”是美国走向世界的第一步，新大陆不再像以前那样“不问世事，独善其身”，而是成为国际社会举足轻重的一员，加入“帝国主义”行列。虽然美国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国家，但“美帝”的标签是撕不下来了。占领菲律宾使美国获得了在西太平洋的扩张基地，为参与二十世纪的全球争霸奠定了基础。美西通过条约调整了彼此的关系，消除了矛盾和羁绊。战后，两国恢复正常邦交，互相开放市场，人员自由往来，关系不是变差了而是变好了。西班牙全面彻底地退出亚洲和美洲，专心经营非洲的殖民地，退出争霸的舞台。

美国和西班牙谈论菲律宾和古巴的前途时，谁问过菲律宾人和古巴人怎么想的？谁关心当地人的诉求？难道菲律宾人和古巴人只能任人宰割吗？在海外扩张中大获全胜的美国将面对什么新挑战？请看下一个故事：帝国的麻烦。

战争开始了，双方都没准备好，或者说，双方都不想打仗。两国没什么新仇旧怨，为了个小小的古巴，何必呢？但是，形势逼人，为了面子，总要比划两下的。美国最大的优势是钱多。“镀金年代”的财富积累完成了，“1893年大恐慌”结束了，美国的GDP已跃居世界第一，新大陆正进入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1897 – 1929）的繁荣。财政收入大增，政府花起钱来多少有些败家。比如，早在跟西班牙闹翻前，麦金莱为了让西班牙知难而退，故意大张旗鼓地要求国会批一笔钱“备用”，而且立刻马上就要。国会也很配合演戏，眼都没眨一下，当场掏出三千万美金（金币）让总统随便花。在那个年代，欧洲列强都要通过发行国债好一阵子才能筹到这个数，美国根本不用发债，直接从国库里往外划拉。西班牙确实被大洋彼岸的“暴发户”吓了一跳，感到了财大气粗的压力。

麦金莱倒是从来不乱花钱，他延续了前几位总统的投资偏好，把最多的钱花在海军上。此时的美国海军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舰队之一，实力足以媲美英国皇家海军。只是美国一直奉行“孤立主义”，从来不张扬，顶多跟在欧洲列强后面捡个漏沾点便宜，外人还以为美国海军是个“养在深闺人未知”的小姑娘。但是，知情者眼中的美国海军早已是个有头有尾有骨架、眉目爪牙俱全的巨兽，只等一个露出獠牙的机会。海军部长约翰·朗（John D. Long）够能干了，那个野心勃勃的海军助理部长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更是一分钟都不歇着，脑子里只有三件事：造舰，造舰，造舰。罗斯福的名言是：美国的国境线不是东西海岸，而是千里之外的大洋。只有强大的海军才能守护美国的安全。也难怪海军和陆军发展这么不平衡。陆军的常备军平时只维持几千人的规模，按欧洲的标准可以忽略不计。“内战”已经过去三十多年，别说普通战士，军官都没见过打仗的。陆军后勤部队只有57个人，现在这57个人要负责供应暴增的25万新兵。临时抱佛脚招来的民兵训练水平差，战略战术都老掉牙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军常年以保护商船为名游弋在各大洋，驻扎外国港口，物资充足，训练有素又见过世面。国会的第一批战争拨款五千万美金大部分给了海军，这个仗谁挑大梁应该不言而喻。

既然美西两国已进入战争状态，战场就不再局限于古巴，更不局限于美洲。西班牙是老牌帝国，殖民地遍布亚、非、拉。刚一宣战，麦金莱立马支棱起来了，一改往日的磨叽。做为职业政客，他很清楚：美国的纳税人是不会允许他白白花钱帮古巴而不求回报的。美国人对战争的热情空前高涨，普通人踊跃报名参军，富人捐钱捐物捐船，华尔街慷慨解囊，这些都是白给的吗？当然不是。爱国就像投资，是要回报的。个人通过战争建功立业，跨越阶层，资本通过战争攫取利益。对古巴的承诺不能变，回报在哪里？当然是西班牙的其它殖民地啦！非洲不是美国的利益所在，亚洲和拉美地区却是肥肉，不抢白不抢。于是，在这场以“解放古巴”为由的战争中，第一枪并没在古巴打响，而是在绝大多数美国人从没听说过的菲律宾群岛（The Philippines）。

亚洲东南部的菲律宾西濒南海，东临太平洋，共有大大小小七千多个岛屿。1521年，麦哲伦率西班牙的船队环球航行，穿越太平洋时到达菲律宾。从此，菲律宾成了西班牙的殖民地。到1898年，西班牙统治菲律宾已333年。与古巴类似，此时的菲律宾人也恨透了西班牙的专制统治，从1896年起开始了菲律宾独立战争，也叫“菲律宾革命”（Philippine Revolution）。本来，就像在古巴一样，西班牙还能撑一阵子，菲律宾人一时半时赢不了。革命领袖艾米利奥·阿奎纳多（Emilio Aguinaldo）已缴械投降并流亡香港。谁知，“美西战争”爆发，美国不仅插手古巴的革命，还无意间帮了菲律宾的革命者一把，整个形势立刻反转。4月24日，也就是美国对西宣战前一天，在海军部长的敦促下，麦金莱电令驻扎在香港（Hong Kong）的海军准将乔治·杜威（George Dewey）率舰队前往马尼拉湾（Manila Bay）。60岁的杜威“内战”时就在海军服役，他的舰队曾去过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所有主要港口。1898年1月，在好友罗斯福的大力推荐下，杜威被任命为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官，率队赴日本长崎，然后又去香港。垂垂老矣的杜威做梦都没想到，他的事业巅峰在他60岁时毫无征兆地突然来临了。

4月27日，杜威率7艘战舰从香港出发，穿过中国南海，于4月30日傍晚来到马尼拉湾。初来乍到的杜威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他本以为西班牙兵力薄弱，没想到人家西班牙舰队比美国舰队规模还大，共12艘船，包括10艘战舰和2艘补给船，在浅水区一字排开。港口还有炮台，貌似严阵以待，要拼火力。杜威倒也不惧，既然来了就拼一拼。5月1日清晨，杜威发起进攻。一打才知道，西班牙舰队原来是个虚架子，军舰和炮台弹药严重不足，指挥官根本无心恋战，之所以停在浅水区就是为了方便大家随时游回岸边跑路。一阵猛轰后，西班牙舰队成了哑巴。再一阵猛轰，西班牙舰队10艘战舰全部被击沉，舰上381名官兵战死。美国这边只有8人受伤，无人死亡。杜威以几乎零代价全歼西班牙在菲律宾的舰队，此时美国对西宣战仅仅6天。

战前，为了保密，杜威切断了自己与香港的联系。麦金莱只听有“传言”说马尼拉那边开打了，结果如何谁也不知道。直到5月7日，胜利的消息才传到白宫。所有的美国人在欢呼胜利同时都在问同一个问题：纳尼？菲律宾在哪？他们不知道，麦金莱也不知道。海岸勘测局的局长忽然想到：总统也许需要一份菲律宾的大地图吧。他匆匆抱着一堆地图来到白宫，发现麦金莱正盯着从学校课本上撕下来的一小页菲律宾地图发愣。局长赶紧奉上大地图，给总统补课。送走局长，麦金莱说：“我显然会从这场战争中学到很多地理知识呢。”

麦金莱不仅需要学地理，他可能还要学历史。美国人不知道菲律宾在哪，欧洲人可知道菲律宾是好地方。马尼拉湾的海战结果让欧洲列强彻底懵了，没想到西班牙如此不堪。战前，大家的预测是：美国不敢在亚洲打；如果打，必败无疑。原因很简单，美国在亚洲没有殖民地，没有落脚点，劳师远征不会有好结果。谁知西班牙沦落破败至此，有炮台，有军舰，却没有足够的弹药，只有挨打的份儿。现在，美国海军大胜，陆军正在赶往菲律宾的路上，杜威也用军舰把流亡的革命者阿奎纳多从香港接回菲律宾，赢得菲律宾人的欢迎。6月12日，阿奎纳多发表独立宣言，成立革命政府。这一天成了菲律宾的“国庆日”。一切变得太快，麦金莱完全没想好该拿菲律宾怎么办。舆论立刻分成针锋相对的两派：一派主张吞并菲律宾，把它变成美国的一部分；另一派支持菲律宾独立，就像支持古巴独立一样。麦金莱还没缓过神儿来，英国、法国、德国开始嚷嚷了。菲律宾毕竟是块大肥肉，可不能这么轻易地便宜了美国，大家协商解决才是正理嘛。最着急的是德国，赶紧从中国青岛派舰队来到马尼拉湾，故意挡在美军前面不让登陆。西班牙不中用，菲律宾难道不应该归德国吗？德国和欧洲的搅局反而让麦金莱下定了决心，他命令美军立刻将菲律宾置于美国的绝对控制下。菲律宾人，德国人，其他欧洲人，统统靠边站。现在，此刻，美国对菲律宾的占领不容挑战。至于菲律宾的未来，打完仗再说。美国一硬气，各国只好退让，没人愿在这个节骨眼上跟美国抬杠。不久，11,000美军登陆菲律宾。8月14日，西班牙正式将菲律宾的统治权移交美国。

搞定菲律宾的同时，美国也没忘记关岛（Guam）。6月20日，亨利·格拉斯（Henry Glass）上尉率领的“查尔斯顿号”（USS Charleston）来到关岛附近。格拉斯此行的目的地是菲律宾，途经关岛。出发前，他拿到一份密封的命令，说到关岛附近才能打开。此时，格拉斯打开命令一看，是让他先拿下关岛，然后再去菲律宾。格拉斯倒是老老实实地执行命令，向岛上的军事要塞开了几炮。因为隔得远，没打中目标。岛上的炮台鸦雀无声，毫无反应。格拉斯正纳闷儿，忽见一艘小船带着两位西班牙军官过来了。原来，岛上的西班牙人居然不知道美西两国已经互相宣战，这两位是来向格拉斯道歉的。他们以为路过此地的“查尔斯顿号”刚才开炮是向岛上的官兵致敬（这是当时的礼节），这俩一个劲儿地说：对不起哈，我们没炮弹了，所以没法开炮还礼。格拉斯懵圈之余很绅士地告诉二位：两国已处于战争状态，你们回去准备投降吧。第二天，岛上的2个军官和54名士兵乖乖投降，被送上“查尔斯顿号”前往菲律宾的战俘营。美军没在岛上留一兵一卒，格拉斯临时任命了一个叫弗朗西斯科·马丁内斯（Francisco Martinez Portusach）的商人为关岛总督，负责在这里看着地儿，等美军回来。马丁内斯之所以能当上总督只是因为他是岛上唯一的美国公民。关岛就这样归了美国。

遥远的太平洋上捷报频传，宣战不到两个月，东南亚的战事基本结束了。那么，近在咫尺的“主战场”古巴呢？本来，古巴这边应该是准备最充足的，因为美国早在宣战前一年就陆续在佛罗里达集结了兵力，海陆军都有。海军在南部的礁岛群（Florida Keys），陆军在坦帕（Tampa），随时准备进攻古巴。可是，现在宣战了，这里却乱了套。特别是陆军，因人数骤增，供给跟不上，各个部队干脆开始抢军需，谁抢到算谁的。别说攻击敌人，眼看着就要内讧了。消息传到白宫，麦金莱气得大骂，命令陆军前线总指挥威廉·谢夫特（William Shafter）将军马上进军古巴。谢夫特说没准备好咋去？等着吧。直到6月14日，陆军才乱哄哄地登船出发。6月20日，也就是东南亚战事结束的那一天，陆军才在古巴的圣地亚哥（Santiago）附近登陆。登陆之后又乱了，军需还是没跟上，谁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走，就在岸边蹲着。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西班牙军队比美军还乱。美军战士至少手里有枪，枪里有子弹，西班牙干脆连弹药都供不上，这还打什么仗？但凡西班牙争气一点，趁着美军立足未稳，大炮猛轰一阵，美军早完了。结果，两边好像比着赛地拉胯，毫无章法的美军居然毫发无伤地登陆了。6月29日，美军开始围攻圣地亚哥城。7月1日，15,000陆军进攻并占领了城外的埃尔卡聂（El Caney）和圣胡安山（San Juan Hill）。这是陆军在这场战争中唯二的比较像样的战斗。战斗不大，却成就了一个人，一个领袖。他是谁？我们在后面的故事中再讲。

现在，轮到美国海军出场了。海军这边可比陆军高效多了。6月9日，海军舰队进入关塔那摩湾（Guantanamo Bay），切断了关塔那摩与圣地亚哥的联系，把关塔那摩变成一座孤城。在陆军登陆前，海军已进入圣地亚哥湾，从海上封锁了城市。7月3日，海军迎战来援的西班牙舰队，“圣地亚哥之战”（Battle of Santiago de Cuba）开始。华盛顿的大报小报都屏气敛神等着前线的消息，麦金莱团团转着等电报，不停地抽烟。7月4日凌晨，麦金莱终于等来海军威廉·桑普森（William Sampson）将军的电报：“我的舰队为国献上独立日的贺礼：整个西班牙舰队被摧毁，无人逃脱。”西班牙舰队的6艘战舰中5艘沉没或搁浅，1艘投降，1,612名海军官兵被俘。西班牙舰队全军覆没，圣地亚哥城里的守军斗志全无，陆军无需再战。其实，此时陆军中已爆发黄热病，打也打不动了，西班牙若是多坚持一会儿，逆风翻盘不是没可能。然而，西班牙的军心翻不过来了。谢夫特将军开始与守军谈判投降事宜。7月17日，圣地亚哥守军投降。8月7日，美军因疾病流行开始撤离。古巴的战事结束了。

现在，西班牙在加勒比群岛只剩下一个殖民地：波多黎各（Puerto Rico）。美国海军舰队早在5月12日就在桑普森将军的率领下封锁了首府圣胡安（San Juan）。7月25日，美军1,300人登陆波多黎各。双方在这里只有一些零星的战斗。自从圣地亚哥落入美军之手，大势已定，战争实际上结束了。8月13日，美西签订停火协议，西班牙把波多黎各的控制权转交美国。

从1898年4月25日宣战，到7月17日占领圣地亚哥，“美西战争”真正打仗的时间只有2个月3个星期零5天。正如国务卿约翰·海（John Hay）所说：这是一场精彩的小战争。美军伤亡四千多人（大部分是得病死的），西班牙伤亡一万六千多人，外加四万人被俘。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如此短平快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只能说西班牙实在烂到家了。当年，林肯以为“内战”会是“九十天的战争”，结果打了四年。“美墨战争”在高效的波尔克领导下也打了将近两年。战前小心谨慎又犹豫不决的麦金莱打起仗来却果断又神速，用人得力，调配有方，没辜负上帝赐予的好运气。

世纪之交的“美西战争”虽然短，但影响深远，是美国进入现代的第一场战争，也是“大国崛起”之路的里程碑。战争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当双方从战场走向谈判桌，他们将得到什么又失去什么？“美西战争”的结果将怎样定义一个全新的美国？请看下一个故事：帝国主义。

从克利夫兰到麦金莱，美国不是换了一届政府，而是换了一个时代。“进步年代”代替了“镀金年代”，而“进步年代”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第四权”（Fourth Estate）的发展、壮大和成熟。第四权是舆论的影响力，也是民意的体现。媒体（主要是报纸）和舆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达，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到足以对抗传统的“三权”。民意不是真理，但无视民意肯定没好下场，这是政客们都明白的规则。麦金莱对舆论的心理承受力比克利夫兰差多了，他无法忽视报纸的喧嚣，哪怕报纸胡说八道，他也不能掉以轻心。然而，他有自己的坚持。和平，就是他最珍视的财富。就职典礼上的“和平宣言”言犹在耳，不要以为那只是麦金莱的说辞而已。他既没骗听众，也没骗自己，战争根本不是他的选项。他希望在遵从民意的同时也遵从自己的内心，他希望古巴人在得到自由的同时也得到和平。他想多了。

号称“安的列斯群岛的珍珠”（Pearl of the Antilles）的古巴曾是西班牙帝国的宝藏单品，也是帝国在新大陆最重要的支柱。自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古巴就在西班牙的掌控中，已经四百年了。西班牙不是英国，她的殖民地没有英属殖民地的自由，也很难滋生对自由的渴望。土生土长的古巴人主要是西班牙人的后裔外加黑人奴隶，他们似乎从来都自认为是西班牙人，与千里之外的西班牙人并无二至。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其它北美、南美国家闹独立时，古巴根本没受影响，一如既往地安居乐业。可是，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特别是十九世纪末，后知后觉的古N代们忽然醒了，再也无法忍受西班牙那无所不在的桎梏。从1868年到1898年，古巴人闹了三十年。在马克西莫·戈麦斯·伊·巴埃斯（Maximo Gomez y Baez）的领导下，起义军（“叛乱者“）在艰苦的环境中与西班牙军队苦苦周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起义军对理想的坚持赢得了美国人的同情和赞赏。

现在，整个岛屿深陷战火。农场被烧，铁路被毁，城市变废墟，饿殍遍野，富贵之乡成了人间地狱。有一点要说明，杀人放火的可不只是西班牙人或西班牙军队，戈麦斯也实行焦土政策（Scorched earth policy），袭击亲西班牙的平民和火车，所到之处鸡犬不留。起义军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恫吓西班牙的支持者，二是通过制造人道主义危机来吸引全世界的眼球（反正大家自然而然地认为所有的暴行都是西班牙人干的）。当然，古巴人的“全世界”就是美国。戈麦斯算是看明白了，美国不出手，起义军赢不了。三餐不济的革命者打游击已经打了十年，快坚持不下去了。必须搅得美国人晚上睡不着觉，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

戈麦斯的目的似乎达到了。自从古巴形势恶化，麦金莱真是一天好觉也没睡过，内阁成员们眼看着总统的黑眼圈越来越黑。全国各大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古巴革命和现今的惨状，坚决支持古巴独立，谴责政府不作为，嘲笑总统非男儿。古巴侨民在纽约组织了庞大的社团，拼命在报纸上为革命造势。民间的志愿者们或偷渡到古巴参加革命，或越过美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封锁”，把粮食、武器等物资偷运至古巴，支援游击队。撇开自由、独立这些正义的理由不说，工商业也深受其扰。甭管谁对谁错，商人们唯一的要求是息事宁人。他们希望在古巴的美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保护，希望商业贸易顺利进行。你们天天鸡飞狗跳的，还让不让人赚钱了？

西班牙很倒霉，她的掌上明珠古巴似乎掉进了墨西哥的魔咒：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对美国人来说，古巴是他们的后院，古巴宁则天下宁，古巴乱则美国乱。事关自身的安全，在古巴发生的任何事都不能让美国置之不理。麦金莱懂这个道理，更懂和平的可贵。他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和平解决争端。报纸可以瞎嚷嚷，但他不能冒冒失失地把国家带入战争。至少在1897年底的时候，麦金莱还不想打仗。他派人跟西班牙政府谈判，甚至提出出钱替古巴买独立。你没看错，是买古巴的独立，不是买古巴。美国不想吞并古巴，只想帮古巴争取自由。麦金莱的主要考量是人道主义和美国利益。一个和平、自由、繁荣的古巴符合美国的价值观，也体现了“门罗主义”的原则。老大帝国西班牙和其它欧洲殖民势力早就该滚出南、北美洲了。

为古巴买自由的方案被西班牙坚决拒绝，如外交大臣卡诺瓦斯（Canovas）所说：“西班牙不是一个可以出卖荣誉的商业国家。”西班牙有信心扑灭叛乱。古巴是西班牙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人家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麦金莱还不死心。他尊重西班牙的立场，不到迫不得已绝不跟西班牙打仗。他又提出了一套新方案：一，立刻停火；二，西班牙解除对古巴的封锁，不重建对古巴的专制统治；三，接受美国做调停人，与叛乱者谈判；四，改革现有制度，允许古巴在西班牙帝国的框架下实行自治（就像英联邦那样）。麦金莱把自身感到的民意和舆论压力清楚地传递给了西班牙：你们如果不变通，美国的直接介入将在所难免。门罗主义，懂？

对美国的提议，西班牙知道，如果马上说不，恐怕立刻会把美军招来。这是西班牙不想看到的。现在只能用一个字对付美国：拖。拖过1898年的春天，拖过古巴的雨季，拖到秋天，拖到叛乱者弹尽粮绝。到那时再进攻，一举可定。西班牙人明白得很，要不是美国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默许民间资助古巴游击队，叛乱者早完了。现在美国又假装公正无私，骗谁呢？糟的是，西班牙政府不买账，古巴的革命者也不买账。戈麦斯说：我们要的是完全的独立，不打折扣，不接受在西班牙帝国之内的自治。关于自治的改革已经喊了三十年了，实践证明，西班牙那种专制制度不可能给我们真正的自治。你以为这里是加拿大？麦金莱的外交努力也引起了美国国内舆论的不满。总统太磨叽了，跟西班牙这种老流氓有啥好说的？打就完了！

就在麦金莱三面不讨好、进退两难之际，两件事的发生让形势急转直下，把他逼到快刀斩乱麻的决策时刻。第一件是西班牙驻美国大使信件失窃案。麦金莱对西班牙大使杜普伊·德·洛美（Dupuy de Lome）一直非常热情，两人关系很好，麦金莱以为洛美很支持他为和平做的一切努力。1897年12月底的一天，跟麦金莱谈完话后，洛美回到住处，给朋友写了封信，回答朋友关于美国对古巴政策的问题。这位朋友是西班牙一家报纸的总编，正在美国旅行。他很忙，每天收到很多信，好几个秘书帮他处理。古巴人的间谍就在这些秘书中。洛美的信送达这位朋友时，信封上大使馆的回信地址马上吸引了间谍的目光。间谍趁人不注意偷走了信，送到纽约的古巴侨民社团。1898年2月9日，洛美的信一字不漏地出现在《纽约日报》（New York Journal）的头版头条上。洛美在信中嘲笑麦金莱的性格，说他是软弱的政客，总是祈求大众的关注，讨好党内的大佬。在描述麦金莱对古巴的政策时，洛美的语气尽显西班牙人骨子里的虚伪和傲慢，与他当面向麦金莱表达的善意背道而驰。原来，这才是他的真实态度。

这封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的信被报纸渲染成“有史以来对美国最大的侮辱。”舆论哗然，嚷嚷着要与西班牙一战。麦金莱很受伤，洛美很尴尬，忙向麦金莱道歉，说那是私人信件，不代表西班牙的立场。如论如何，这个大使是当不成了，洛美辞职回家。麦金莱不至于为了一封信跟西班牙打仗，但他要求西班牙政府正式道歉。2月16日，西班牙总算咬着牙道歉了，但两国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麦金莱开始对西班牙失去信任，美国人对西班牙的敌意爆棚。这正中古巴人的下怀。

第二件事比第一件大多了。如果说，麦金莱可以把那封信当成一场事故，不予深究，那么，这第二件事却是他必须面对的，无处可逃。为了应付越来越乱的古巴局势，保护在古巴的美国人，也为了加强与西班牙的交流，麦金莱决定派“缅因号”（USS Maine）巡洋战舰礼节性拜访古巴哈瓦那（Havana）港，同时也邀请西班牙战舰访问纽约。“缅因号” 舰长98.9米，舰宽17.4米，最大吃水量为6.9米，排水量达6682吨，此前一直停在佛罗里达的岛链（Key West）。舰上共355人，包括26个军官，290个海军船员，39个海军陆战队成员。1898年1月25日，“缅因号”驶入哈瓦那港，受到人们的欢迎。当然，欢呼声中也夹杂的嘘声。很多西班牙人觉得美国居心不良，在这个敏感的档口派军舰来是啥意思？吓唬谁？

“缅因号”最初几天的活动很顺利很和平，安安静静地泊在港中。2月15日晚上9点40分，“缅因号”发生剧烈爆炸，然后迅速沉入海底。正在舰上睡觉的海军官兵共有261人丧生，约占全员的四分之三。可以想象，在这个紧要的历史关头，这起重大突发事件会引起什么后果。2月16日凌晨3点，海军部长约翰·朗（John D. Long）的电话打进白宫。睡眼朦胧的麦金莱一声不响地听完电话，一声不响地挂上电话。他的心坠入迷雾中，脑子一片空白。这难道是天意吗？美国真的避不开战争的魔咒？他仿佛看见自己费尽心力铸造的和平瞬间崩塌。他知道，美国人民是不会允许他像处理那封信一样轻易翻篇儿的。在沸腾的民意面前，理性微不足道。不管爆炸的原因是什么，美国似乎注定要介入古巴危机。

无论如何，先调查爆炸原因吧。海军部立刻组织调查小组去哈瓦那，西班牙提议联合调查，但被美国人拒绝了，理由很简单：我们不信任你！咱各查各的。西班牙显然也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坏了，态度好得不得了，全力配合调查，一个劲儿地说“不是我们干的！不是我们干的！”是不是西班牙干的又有什么关系呢？美国的舆论已经洪水滔天，纽约的赫斯特媒体（Hearst Press）连朗朗上口的战争口号都拟出来了：“记住缅因号！西班牙下地狱（Remember the Maine and to hell with Spain）！”如果总统不采取强硬措施，1898年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将失去国会山，1900年大选恐怕连白宫也保不住了。麦金莱是职业政客，他必须考虑政党的利益，选举才是第一要务。

麦金莱还想在局势变得不可控之前做最后的努力。尽管压力山大，他仍拒绝在调查结果出来前做决定。他一面等结果，一面催着西班牙对他之前提出的四点建议给个回复。时间是关键，拖字诀已经不管用了。与白宫的冷静不同，国会山上热血沸腾。直接民选、充分代表民意的众议院跟疯了似的，天天开声讨大会，甚至扬言：总统知不知道宪法把宣战权给了谁？国会没必要像以前那样等总统提出请求后才讨论宣战的事，我们完全可以越过总统直接宣战，总统只需执行就好了。此刻，麦金莱特别同意当初国父们的意见：众议院绝不是好的外交家。幸好宪法把众议院排除在外交事务之外，幸好宣战需参、众两院都同意才行，幸好麦金莱在参议院有自己人。参议院领袖里德、汉纳等人一直帮总统镇着场子，保证参议院在结果出来之前不瞎嚷嚷。但是，汉纳也提醒麦金莱：我们快压不住了，您还是快点儿吧。最多俩月，您得给咱个交代。

1898年3月20日，星期天。海军部长拿着一份密封的信件来到白宫。是的，调查报告出来了。此前，西班牙查到起因是源于港口地下的一个煤矿爆炸。美国海军的调查结果是：爆炸来源于置于船上的外部引爆力，比如炸弹、鱼雷等，然后引爆了地下的煤矿。但是，调查报告没有给出确凿无疑的答案。事实上，直到今天，爆炸的真正原因仍然是个谜。根据1976年美国人做的一项研究，爆炸源头似乎是出自“缅因号”自身的设计缺陷。煤仓中的煤发生自燃（或有人故意放火），煤仓和弹药库之间又没有可靠的隔离墙或隔离门，这才引爆了炸弹。有人说，煤自燃这种事以前就在军舰上发生过，也有人说不可能。反正，海军的调查报告提出的问题与给出的答案一样多。最最重要的是，它没有回答那个所有的人最关心的问题：谁干的？

谁干的，这个问题也许永远都不会有答案。用最普通的逻辑推，谁受益最大就是谁干的。那么，急于拉美国下水的古巴人（戈麦斯的人）嫌疑最大，也不排除西班牙的激进分子，甚至不排除美国人自导自演。或者，这真的就是个意外，没有人为因素。谁干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件事凸显了西班牙正对局势失去控制。一个动乱的古巴是美国不能接受的。如果西班牙不能现在立刻马上让古巴恢复正常秩序，美国就要入场了。

3月27日，调查报告被送往众议院。众议员们气炸了。他们气总统拖了这么长时间才把报告给他们，更气总统居然还没动作。他等什么呢？他在等西班牙王室对他的建议的最后答复。4月1日，西班牙的监国太后玛丽亚·克里斯蒂娜（Queen Regent Maria Christina）正式回复麦金莱。她愿意接受麦金莱建议中的三条，但绝对不同意美国做为调停人介入西班牙与古巴的纠纷。原因没变：这是西班牙内政，与美国无关。可惜，西班牙不能接受的正是美国必须做的，因为美国已完全不信任西班牙的诚信和能力。坐等西班牙人自己搞定古巴？我信你个鬼。事情到此基本无解了。

就在麦金莱准备着给国会的信时，4月6日，他迎来了一个欧洲主要国家的代表团，其中包括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等国和地区的政府代表。他们来的目的是想告诉麦金莱：我们都支持西班牙哦。想对西班牙动武？您一定要三思啊。代表团对总统说：“我们希望，看在人道主义的份儿上，你不要轻言战争（We hope for humanity’s sake you will not go to war）。”麦金莱的好脾气终于被傲慢的欧洲人耗尽了：我要是不三思，现在古巴已经是美国的了好吧？是谁制造了古巴的人道主义危机？他回敬代表团道：“我希望，如果我们真的开战，你们能理解那正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量（I hope if we do go to war you will understand that it is for humanity’s sake）。”美国舆论也对欧洲代表团的来意嗤之以鼻。切！我们连英国都不怕，还怕你们几个破落户？

 4月11日，国会终于等来了总统的短信。根据以往的经验，总统请求国会讨论战争事宜是对外宣战的第一步。麦金莱磨蹭了整整一年，总算走到了这一步，快把大伙急死了。给麦金莱个“史上最爱和平的总统”头衔不过分吧？当议员们打开麦金莱的信时，他们意识到：给他个诺贝尔和平奖都不过分。这哪是请求国会宣战的信？从头到尾总统都在请国会慎重考虑与西班牙的关系，不要轻易卷入战争。国会懵了。麦金莱要死了吗？这心气儿怎么像躺在重症监护室的病人？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总统请求宣战的“血书”，就这？

此时此刻，在白宫，麦金莱轻松自在地喝了点茶，早早地上床睡下。从把信送往国会山的那一刻起，他如释重负。宣战权在国会，维护和平的职责在总统。他为和平尽力了。球已经到了国会手里。国会是人民的代表，他愿意接受人民的选择。现在，他要美美地睡一觉，养足精神，迎接新的挑战。

美国国会会向西班牙宣战吗？那将是一场怎样的战争？请看下一个故事：美西战争。

麦金莱似乎还没看到克利夫兰眼中的战争，他正被眼前的“分赃”大戏搞得焦头烂额。麦金莱选战最大的功臣是马克·汉纳（Mark Hanna）（参看上一个故事）。汉纳是成功的商人，一流的管理者。麦金莱想让他进内阁，但汉纳却很邪门地想进联邦参议院。问题是，参议员们（每州两位）是由各州议会推举的，并不是总统说了算。就算“共和党”占优势的俄亥俄州议会愿意给麦金莱一个面子，但他们绕不过本州最大牌的参议员约翰·谢尔曼（John Sherman）。只要谢尔曼不主动下课，谁也甭想代替他。谢尔曼1855年就进国会了，先当了6年众议员（1855 – 1861），又从1861年起当联邦参议员，除中间有4年（1877 – 1881）任海斯总统的财政部长外，其余的32年都在参议院度过。谢尔曼是那个年代最杰出的参议员和最受人尊敬的政客，名副其实的政坛常青树（共从政43年）。他曾三次企图竞选总统，但都没获“共和党”提名。他最大的缺点是性格死板，人格魅力不够，自然难获选民的芳心。然而，俄亥俄人以及俄亥俄州议会对他的支持一点也没因此减少。从某种角度说，谢尔曼的影响力远超麦金莱。正是谢尔曼让联邦参议员之职变得重要而神圣，这也是汉纳和其他俄亥俄绅士们争相步其后尘的原因之一。

无论如何，汉纳的要求麦金莱是会尽全力满足的。怎样让谢尔曼给汉纳腾地方呢？唯一的办法就是给谢尔曼“升官”。于是，麦金莱热情地邀请谢尔曼出任国务卿。只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务卿才配得上谢尔曼。谢尔曼对总统的用意心领神会，他与麦金莱和汉纳都是多年的好友，这俩都曾是他坚定不移的支持者，特别是汉纳，曾鞍前马后地为他效力了很多年，现在难道不应该回报朋友一下吗？谢尔曼接受了总统的邀请，公众舆论却不想放过这个明显的政治交易。此时的谢尔曼已经74岁，很多人说他眼花耳背脑子僵，整个一老年痴呆，哪里当得起这么重要的职务？麦金莱却不以为然，他专门派人去查过“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结论是谢尔曼身心健康，一点问题都没有。谢尔曼的健康也许没问题，但他的专业有问题。他不懂外交。似乎是为了弥补谢尔曼的不足，麦金莱给国务卿配了两个助理。这两位助理倒是聪明又能干的外交专家，但一个极内向，不说话，一个失聪。一位外国的外交官对美国国务部（外交部）的体验是：“国务部的头啥也不懂（knew nothing），他的一位助理啥也不说（said nothing），另一位助理啥也听不见（heard nothing）。”后来的事实证明，谢尔曼是麦金莱最失败的任命，这位国务卿就像不存在一样。但是，麦金莱的目的达到了。汉纳如愿被俄亥俄州议会推举为参议员。

另一个失败的内阁成员是战争部长拉塞尔·阿尔杰（Russell Alger）。看样子麦金莱真没听懂克利夫兰要与西班牙开战的警告，他任命的这位战争部长基本不懂军事，和平时期还凑合，真打起仗来百无一用。麦金莱还以为自己是位和平总统，谁知道第二年就跟西班牙干上了呢？他将充分品尝自己用人不当的苦果。幸运的是，麦金莱的海军部长多多少少弥补了战争部长的不足。在即将到来的“美西战争”中，美国海军将一如既往地碾压陆军，成为战争的决胜力量。来自马萨诸塞的海军部长约翰·戴维斯·朗（John Davis Long）充满活力、智慧、和创造力，这位前马萨诸塞州州长既是麦金莱的老朋友，也深受“共和党”高层的器重，确实是不错的人选。至于海军部的助理部长（相当于副部长）人选，麦金莱本来是想放手让朗自己决定的，却被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支持者淹没了。众所周知，罗斯福是一头狮子、一座火山、一个宇宙，他那抑制不住的上进心和爆发力显然与麦金莱的和平政策不搭。但华盛顿的圈子里上至参议员下至麦金莱的私人朋友，包括汉纳，有一大堆“泰迪（西奥多的昵称）粉”，麦金莱的耳朵都被“泰迪”（Teddy）磨出茧子了，他忍不住向罗斯福的一个朋友抱怨道：“我担心他太好斗……我想要和平，但我听说你的朋友西奥多总是跟人起争执。”这位朋友答道：“给他个机会嘛。他会证明自己是很和平的。”正面推荐罗斯福的人为他说好话也就罢了，反对罗斯福的人给的理由更奇葩：“他不适合当助理部长，更适合当部长。你让他身居高位他才会能干又谨慎，否则，他就光剩能干了，可能会惹麻烦。”这叫什么话？嫌官儿小？罗斯福本人则从头到尾没吱声，一副爱咋地咋地的架势。此时，38岁的他是纽约市警察总局局长，怼天怼地怼世界是他的工作日常。他也是著名作家，已出版了八本书，其中包括两本关于海军历史的书，算得上是海军史专家。罗斯福的简历即使不完美也是合格的，麦金莱考虑再三之后决定给罗斯福个机会，这也是他给美国的机会。他选择的不止是一位助理部长，也是一位杰出的领袖。

麦金莱选择的其他内阁成员和官员都比较合适。财政部长莱曼·盖治（Lyman Gage）是成功的银行家，坚定的金本位者。他告诉麦金莱他将阻止联邦政府购买更多的白银。与克利夫兰一样，盖治是“黄金派民主党人”（Gold Democrat），他在货币政策上的坚持让很多“共和党”人相形见绌。盖治以为不懂财政的麦金莱是个软弱的领袖，却没想到麦金莱强硬又明智，两人一拍即合。麦金莱政府的大多数内阁成员和重要官员都是成功的商人、企业家、银行家、以及出身豪门的富二代（比如罗斯福），这个群体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情商高，能力达标，性格讨喜，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官僚主义内耗。另外，麦金莱的副总统加里特·霍巴特（Garret Hobart）也是魅力十足的大富翁，总统说不出口的话让霍巴特去说，保证功德圆满，说者和听者都不伤面子不尴尬。霍巴特的成熟、理智和幽默是总统和内阁及国会之间最有效的润滑剂，也使他获得了总统的倚重和国会的尊重。可惜他1899年因心脏病去世，终年55岁。他把未来留给了罗斯福。

所有的迹象表明，麦金莱赶上好时候了。折磨了克利夫兰整整四年的“1893年大恐慌”基本结束，工业总产值已跃居世界第一的美国再现繁荣景象，各行各业强劲复苏。只要政府别瞎折腾，人民就有好日子过。麦金莱深谙此道。他坚信政府是为工商业服务的，工商业好了，所有人（包括农民）的生活自然会好。工业利益与农业利益并不对立，只有经济繁荣才能保证政治稳定和人民幸福。当然，很多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尽管麦金莱信仰“小政府”，也像克利夫兰一样“不折腾”，但在重大的道路方向上，他必须做选择。眼下，他必须处理选民们最关心的两件事：关税和金本位。

从前面的故事中我们已经看到，麦金莱是“贸易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最疯狂的倡导者，1890年的“麦金莱关税法”（McKinley Tariff）就是他的代表作。当初，做为代表自己选区的众议员，他自然拼了命地维护选区的利益，而他的选区刚好是小工商业密集的地方。如今，有了全国视野的麦金莱不忘初心，仍然坚持自己的追求。你以为“麦金莱关税法”那50%的税率已经够高了吗？不不！1897年，“共和党”主导的国会通过了由来自缅因州的众议员尼尔森·丁利（Nelson Dingley）推动的“丁利法案”（Dingley Act of 1897），大幅提高毛纺织品、亚麻、丝绸、瓷器、糖等产品的关税，使所有产品的平均税率达到52%。麦金莱签字使之生效，这是他任期第一年中最重要的成果。“丁利法案”从1897年一直实施到1909年，是美国历史上税率最高、有效时间最长的税法。它最大的受益者是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工商业，最受伤的是南方和西部的农业区。不管怎样，麦金莱算是履行了竞选中的一项承诺。

金本位就没那么简单了。虽然麦金莱在竞选中支持金本位，但他的支持远没有他的前任克利夫兰那么绝对。百分之百的金本位确实让很多人吃不消，因为黄金太稀缺了，只有东部的大银行大公司大富翁才用得起，通货紧缩的痛苦已持续多年。很多俄亥俄人想要双本位（金银本位），麦金莱不能不考虑他们的诉求。双本位最大的风险是偿付外债，也就是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持有的美国国债。因为英国和欧洲是金本位，人家买国债时花的都是金子，美国政府支付利息和偿还本金时自然也要用黄金，否则就没人买了。我们以前讲过，如果美国实行双本位，政府就要用官价从银矿买白银，比如1:16（1盎司黄金买16盎司白银）。银价极不稳定，大多数时间贬值。到了还外债的时候，政府要把国库里的白银拿出来买黄金，而此时的金银市价可能已到1:20。政府高价买银低价卖银，国库里的黄金还不得哗哗地往外流？而且，大家都知道金子值钱，都存金子花银子，劣币驱逐良币，后果就是黄金都进了私人腰包，国库里的黄金越来越少。等政府还不起国债的那一天，美国的信用就完蛋了。因此，实行双本位最重要的前提是国际合作。如果英、法等欧洲国家也实行双本位或同意接受白银，国债可以用白银支付，那就没问题了。

麦金莱很认真地跟英法讨论合作事宜。法国倒是基本同意，但要以英国为准绳，伦敦毕竟是金融中心。英国本来谈得差不多了，却不慎泄露了消息，结果立刻导致市场大乱。这可把英国政府吓坏了，哪还敢动？大英帝国对黄金的执着让麦金莱的双本位梦想彻底破灭。他正愁着没法向选民交代，好运却突然降临。南非、澳大利亚、阿拉斯加领地发现大型金矿，黄金产量大增。困扰美国人多年的“黄金病”似乎一夜之间痊愈了，金银之争渐渐退出政治议题。1900年3月14日，麦金莱用一只黄金做的钢笔签署了国会通过的“金本位法案”（Gold Standard Act），白银和双本位终于成为历史。

美国人忙活着清理自家宅院时，邻居家的纠纷忽然吸引了他们的眼球。这个让一些美国人垂涎又让另一些美国人侧目的邻居是古巴（Cuba）。古巴本来像北美大陆一样是印第安人的家园。1492年10月，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实际上就是古巴和周围的岛屿。从此，古巴成了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的气候特别适合种甘蔗和烟草，蔗糖和烟草都是利润丰厚的生意，西班牙赚得盆满钵满。因古巴岛上的印第安人基本被西班牙人杀光了，种地的活只能由黑人奴隶干。西班牙通过奴隶贸易往岛上运了大批奴隶。到1840年左右，在种植园里劳作的黑奴大约占总人口的43%。1896年，古巴的总人口约180万。

与美国人的祖先类似，土生土长的古巴人渐渐有了独立自主的意识，他们不愿总当宗主国的二等公民。放眼西半球（南、北美洲），从美国到阿根廷，大家都独立了。革命是会传染的，古巴人也没免疫力。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古巴人不停地为自己的自由而斗争，企图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他们从1868年开始闹，从改革到自治到废奴，一波比一波激烈，在1868到1878年间打了场“十年战争”（Ten Years’ War），1879到1880年又打了场“小战争”（Little War）。古巴人终因实力不济未能赢得独立，双方打打谈谈，似乎都想在谈判桌上得偿所愿。但西班牙是有底线的。没落的帝国已经失去了墨西哥和智利的黄金，要是再把古巴这头肥得流油的“现金牛”（Cash Cow）丢了，日子还咋过？多点自治权可以考虑，想独立，门儿都没有。失望的古巴人彻底放弃了对西班牙的幻想。1895年，将近三十年的矛盾和冲突终于演变成“古巴独立战争”（Cuban War of Independence, 1895 – 1898）。这一次，双方都来真格的了，往死里打。战火吞噬了整个岛屿，西班牙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好像不把“叛乱”者全部绞杀誓不罢休。

美国人对古巴的态度真是一言难尽，在“想要”、“不想要”、“既要”、“又要”之间反复横跳。古巴毕竟离美国太近了，距佛罗里达南端的岛链只有94英里（151公里）。为了自身的安全，为了那流着奶与蜜的甘蔗园，美国人是不可能忽视古巴的。早在1805年，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总统就曾派人去古巴跟西班牙人谈判，看看把古巴并入美国的可能。1823年4月，时任门罗总统的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发表了一通高论，说古巴“天然”就不属于西班牙，而是属于美国。这年年底，门罗总统阐述了“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意图将所有的欧洲殖民势力挡在西半球之外。有人说，门罗说这番话时，眼睛死死地盯着古巴。之后，随着“民主党”和“辉格党”的争斗和美国人对奴隶制的态度的变化，美国对古巴的欲望时强时弱。“民主党”更想要古巴，因为可以借此推广奴隶制，也可以赚大钱；“辉格党”不想要古巴，因为反对奴隶制，也反对殖民他国。但无论如何，美国政府几乎从来没想过为了古巴跟西班牙开战，通过谈判“购买”古巴才是最现实也最理想的手段。

但是，古巴独立战争的爆发让事情变得不一样了。美国人的基因里有“革命癌”，远在天边的革命都能让他们兴奋不已，更不要说自家门口了。眼看着古巴人苦苦挣扎了三十年还没赢得独立，美国人真替他们着急。古巴岛上战火纷飞，美国人都觉得烤得慌，这把火岂不是随时都能烧到大陆上来，钱也不好赚了呀。民意迅速转向支持古巴，强烈要求政府帮帮古巴人，不惜为此一战。克利夫兰是很保守的，他一直反对吞并古巴，更不想趟战争的浑水。但他很清楚，美国不会一直对古巴袖手旁观，打仗是早晚的事。他卸任时提醒麦金莱战争已到大门口，而此时的麦金莱满脑子想的都是和平。在就职典礼上，麦金莱信誓旦旦地说：“我们不想用战争征服他国，我们要抵制侵占他国领土的诱惑。除非一切和平手段都无济于事，我们永远不该诉诸战争。”估计此时坐在台下的克利夫兰正暗自冷笑：哼，说得好听，咱走着瞧。

政府的不作为引起革命群众的不满。下面这幅漫画是民意对政府的嘲讽：那个叫“哥伦比亚”（Columbia）的女孩（注：哥伦比亚是美国的人格化身）伸手想去救助岛上被锁链困住的古巴人，而“山姆大叔”（Uncle Sam）（注：山姆大叔是美国政府的人格化身）正束手束脚地蒙眼坐着，哪怕近在咫尺，也不往岛上开一炮。

麦金莱有自己的坚持，但在汹涌的民意浪潮中，他还能坚持多久？美国会卷入与西班牙的战争吗？请看下一个故事：解放古巴。

从华盛顿到麦金莱，美国政治从“第一政党体系”走到“第四政党体系”（见下表），也是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末美国国运的路线图。当初的国父们从没想过他们缔造的国家会深陷党争，更没想过他们创造的宪法能在党争中生存。美国政治从理想走向现实，从高屋建瓴走向柴米油盐；普通的美国人从自家后院走向投票箱，从追求自由走向追求平等。“镀金年代”的主旋律是财富，“进步年代”的关键词是幸福。虽然“追求幸福的权利”早就被明明白白地写进《独立宣言》，但追求幸福的路即使在看似平坦的新大陆也是最坎坷的旅途。当美国成为最富强的国家，美国人是否感到幸福？当少数美国人富可敌国，多数美国人能否分享红利？当多数人的民意得到体现，少数人的权利怎样受到保护？当腐败成为合法的权力，公平和正义如何伸张？这些都是人们渴望进步的理由，也是“进步年代”需要回答的问题。从“麦金莱繁荣”到“柯立芝繁荣”（Coolidge Prosperity）或“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这段让美国人无比怀念的幸福时光到底长什么样？他们为自己的幸福付出了多少努力和代价？

美国人回想“进步年代”时，第一个，也许对很多人来说唯一一个，闪现出的名字是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罗斯福毫无疑问是“进步年代”的旗帜和象征，有谁记得威廉·麦金莱呢？然而，开创了进步先河的麦金莱并不比罗斯福逊色。他带来的经济繁荣、海外扩张和开放政策改变了美国的历史轨迹，他与林肯相似的悲剧结局本应为他赢得相似的历史地位。麦金莱没成为林肯的唯一原因是他的继任者罗斯福过于出挑，以至于他完全被淹没在罗斯福的万丈光芒中。但如论如何，在罗斯福还没出现的时候，闪耀着自己独特光芒的麦金莱被认为是仅次于华盛顿和林肯的“好总统”，是位值得被记载被记住的领袖。

1843年1月29日，麦金莱出生在俄亥俄州的小镇奈尔斯（Niles），他家有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人的血统。麦金莱在家中9个孩子中排行第七。父亲老威廉·麦金莱是炼铁工人，后来经营自己的冶铁厂。母亲南希·艾莉森（Nancy Allison）是英国移民的后裔。父亲和母亲都是虔诚的卫理公会（Methodists）教徒（基督教的一个教派），麦金莱受父母熏陶，从小就是虔诚的基督徒。父亲忙着干活，母亲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南希是位家教很严的母亲，她特别希望沉静、爱读书的小威廉能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牧师，却不成想儿子长大后热衷政治。后来，在看到儿子走进白宫时，南希说她从来没想培养一位总统，只想培养一个好人。麦金莱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他成长为一个善良、正直、勇敢、忠诚、有教养、有担当的绅士。

16岁的麦金莱进入宾西法尼亚州的阿勒格尼学院（Allegheny College）学习。他很用功，成绩也很好，但刚上了一年学就生病了，只好回家。后来，病虽然好了，但父亲的生意不好，供不起更多的学费。于是，麦金莱就在家附近的一所学院进修了一阵子，然后找了个邮局小职员的活，挣钱贴补家用。再后来，他当上一所学校的老师。一个平凡的人过着平凡的人生，智商不超群，能力不突出，少年麦金莱似乎没什么引人注目之处。然而，冥冥之中，命运自有安排。两件麦金莱完全无法控制的事改变了他的人生：一，他的家乡是俄亥俄州（Ohio）；二，“内战”爆发了。

1861年4月，萨姆特堡的炮声响起的时候，麦金莱刚好18岁。像很多热血青年一样，他和表兄弟、朋友们报名参了军。生长于俄亥俄的麦金莱在父母、宗教、社会、舆论的熏陶下毫无悬念地痛恨奴隶制，自然而然地支持“共和党”，他参军的目的正是林肯号召的“捍卫联邦”。当时的美军还是以州为单位，同一个团的战友都来自同一个州，乡情是很深厚的。麦金莱成为“俄亥俄第23步兵团”的一员，统率这个军团的恰是未来的总统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 Hayes）。从此，麦金莱与海斯这两个俄亥俄人的政治前途就连在了一起。

参军后的第一年主要是训练、行军，没怎么打仗。麦金莱不管干什么都特别认真，一丝不苟，很快就赢得了同伴们的好感和尊重。当俄亥俄军团的战士们因没有得到及时的供应发牢骚时，做为指挥官的海斯用真诚的情感和出众的口才平息了战士们的怨气。海斯的领袖气质深深地吸引了麦金莱，他将视海斯为人生导师和政治同盟，两人的友谊一直延续至海斯去世。1862年9月，麦金莱的军团终于开往东部前线，在马里兰州拦截李将军的“北弗吉尼亚部队”。这就是“安提塔姆会战”（参看《美国的故事（138）- 会战安提塔姆》）。安提塔姆是“内战”中最血腥的战斗之一，此时的麦金莱已被任命为主管后勤补给的军官，本来是不用上前线的。在漫长的战斗中，他看到同伴们在前面流血牺牲，吃喝都供不上。于是，他和另外一个战士带着满满两骡车的补给，冒着枪林弹雨往阵地上冲。子弹在他身边飞，他却无所畏惧，只顾向前。其中一辆车的骡子被打死了，麦金莱那辆幸存，终于把食物和水送到战士们手中。战士们都向他欢呼表达感谢。麦金莱一战成名，海斯特别欣赏这个小老乡，亲自举荐他升为中尉。后来，俄亥俄军团又陆续参加了另外几个战斗，麦金莱的表现都很出色。在一次战斗中，他的马被击中，他摔倒在地，险些当俘虏。他挣扎着爬起来跑回自家阵地，还帮助组织进攻。“内战”结束时，他已因功升为少校（Major）。从此，他在社交场合被称为“麦金莱少校”（Major McKinley）。这是拼命换来的荣誉，他特别自豪和珍惜。他当选总统后，一个老战友来见他时说：“我真不知道怎样称呼你。我认识的你是战士，是众议员，是州长，现在又是当选总统。我该叫你什么？”麦金莱说：“叫我少校，这是我实实在在挣来的。我不确定其它那些头衔是怎么来的。”后来，很多人为他争取国会的荣誉勋章（Medal of Honor），但没成功。

战争结束后，麦金莱回到家乡。四年的军旅生涯把稚气未脱的少年变成了沉稳、坚毅、魅力十足的年轻绅士，他对人的友善和对事业的奉献精神将是他从政路上最宝贵的财富。他似乎坚信自己“命硬”，对妈妈说：“我打了四年仗都毫发无伤。我投入战斗时从来不担心受伤，我从来没想过会受伤。”战争确实没伤到麦金莱，但和平时期的一颗子弹却最终要了他的命。亲眼见证了血腥战争的麦金莱痛恨战争，但他做梦都没想到，有一天，他会亲手把美国带进另一场战争。

脱下军装的麦金莱思考着未来的营生，他写信问老首长海斯的意见。海斯认为他应该经商，“镀金年代”里最有“钱途”的当然是商人。可是，麦金莱有自己的想法。战争不仅锻炼了他的心智，也点燃了他的政治热情。说起政治，俄亥俄人不遑多让。俄亥俄州是“废奴运动”的先锋，还记得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和“欧柏林-威灵顿营救案”（Oberlin-Wellington Rescue）吗（参看《美国的故事（121）- 逃亡》）？热爱自由的“七叶树之州”（Buckeye State）一向是“共和党”的旗舰州。在“共和党”占绝对优势的第三和第四政党体系期间（1861 – 1932）一共有15位总统（从林肯到胡佛），12位是“共和党”人，其中7位生于俄亥俄。这期间的6位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中有3位来自俄亥俄，外加像约翰·谢尔曼（John Sherman）这样的大牌参议员和其他重量级国会议员，此时的俄亥俄人足以媲美“建国年代”的弗吉尼亚人，简直要称“俄亥俄王朝”了。俄亥俄绅士们对政治的热衷可见一斑，生于斯长于斯的麦金莱岂能“免俗”？

想搞政治，最合适的职业当然是律师。麦金莱先是在当地一家很有名的律师事务所里边打工边学法律，然后告别亲人，到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的“奥尔巴尼法学院”（Albany Law School）学习。麦金莱不是最聪明的学生，但他非常用功，口才也好，热衷社交。这个小镇青年在奥尔巴尼可算见了“大世面”。一次，一位法官开派对招待法学院的学生。他的漂亮女儿格蕾丝递给麦金莱一份冰激凌，麦金莱像履行职责一样尝了尝。在此之前，他从来不知道冰激凌为何物。他很困惑地看着盘中冰凉的“点心”，以为格蕾丝的烘焙技术出了问题，悄悄对同伴说：“可怜的格蕾丝，别告诉她这点心是冰冻的。”格蕾丝知道后很耐心地跟他解释冰激凌是什么，麦金莱倒也不觉得尴尬，说：“你知道的，我是个普通的乡下人。”1867年，麦金莱回到家乡。同年，他通过了俄亥俄州的律师资格考试，正式开业。为了发展业务，他搬到更大的城市坎顿（Canton）。

麦金莱的法律业务做得很不错，算不上大富大贵，但足以衣食无忧。他勤于做事，乐于助人，很快就赢得了好名声。当地快退休的大牌律师找上门来与他合开事务所，并渐渐把大笔业务转给麦金莱。要不是后来从了政，他会是个非常成功的律师。麦金莱从来没忘初衷，干业务的同时开始干党务。他参加了“共和党”最基层的支部，从“草根”做起。他在1867年的俄亥俄州长选举中为海斯站台，奉献了平生第一次政治演讲。在他和其他“共和党”人的努力下，海斯成功当选州长。接着，在1868年总统大选中，麦金莱不遗余力地为格兰特奔忙，参加“格兰特俱乐部”，为格兰特摇旗呐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这一切都是他为“共和党”尽的义务，他对政治的无比热情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了他的未来。麦金莱最大的优点是心无旁骛，真诚付出，甘为他人做嫁衣裳。他的奉献精神将赢得丰厚的回报。

1869年，麦金莱想竞选斯塔克县（Stark County）的法官一职。此时的俄亥俄虽然算是“共和党”的天下，但“民主党”正卷土重来，把俄亥俄变成“摇摆州”（swing state）。越“摇摆”政治意义越大，它是两党的必争之地。每个选区的形势不一样，而斯塔克县刚好是“民主党”占优势的选区。所有的人都不看好麦金莱，但这不影响他的全力以赴。最后，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竟然赢了。1870年1月1日，27岁的麦金莱开始担任他的第一个公职。这个职位本身没那么重要，却是一个重要的开端。他学到了政治技巧，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治关系网，更深地卷入“共和党”的党务中，渐渐地向职业政客转变。

与麦金莱在政治上的进展同步进行的是他的爱情。他心仪的女孩是艾达·萨克斯顿（Ida Saxton），她来自坎顿最富的家庭。艾达的父亲詹姆斯·萨克斯顿（James Saxton）是当地数一数二的银行家。从小娇生惯养的艾达性格倔强，很有主见，又有些神经质。做为家中长女，她接受的是那个时代的女孩能得到的最好的教育，读书识字、弹琴唱歌、烹调针线无一不通。从女子学校毕业后，她随家人去欧洲旅游了半年。回来后，艾达没像其他娇小姐那样在家吃喝玩乐，而是到父亲的银行里当前台职员，这在那个年代是很少见的。正是在银行的前台，艾达认识了麦金莱。1869年，麦金莱去银行存款时见到艾达，立刻被她的美貌吸引，去银行的次数越来越多，恨不得把十块钱分三次存，只为多看她一眼。他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一瞬间的美好，此后一直跟人念念叨叨当年看到艾达时惊为天人的感觉。

艾达也被麦金莱深深地吸引。麦金莱个子不高，不到1.7米，但体格健壮，相貌英俊，气质出众。此时的他已是事业有成的律师和政治新秀，在当地小有名气。父亲爱女心切，一点也不着急往外嫁女儿，想让艾达在家多待几年，对女婿的人选特别挑剔。普通家庭出身的麦金莱起初入不了詹姆斯·萨克斯顿的法眼，但艾达心意已决，谁也拦不住，父亲只能同意。1871年1月25日，28岁的麦金莱迎娶24岁的艾达，他特意邀请了海斯夫妇参加他的婚礼。艾达的父亲赠给新人一座房子，这座房子的前廊就是后来“前廊式竞选”（Front Porch Campaign）的“主战场”。

小两口婚后的生活很甜蜜，他们生了两个女儿，但悲剧很快就降临了。先是二女儿在四个月时夭折，然后，不到5岁的大女儿也去世了。他们再也没有生过孩子，因为连遭打击的艾达崩溃了。她身体极度虚弱，大部分时间需要卧床，而且情绪不稳，时而抑郁，时而狂躁。她的身心状况使她对丈夫严重依赖，不可救药地患上“分离焦虑症”。麦金莱忠诚地履行了爱的承诺，他把工作之外的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陪伴艾达。因艾达不能受光线的刺激，麦金莱经常在窗帘紧闭的黑暗中坐在妻子床前默默陪着她，年复一年。艾达的状况很像前第一夫人玛丽·林肯，但艾达比玛丽坚强和自律。她只要身体稍好就起来帮麦金莱应酬，有点力气就织毛线帽子、围巾、手套等，她的针织品是麦金莱与其他人联络感情时最常用的礼物。夫妻俩相互扶持着走向未来，走过人生。

在照顾妻子的同时，麦金莱还照顾着自己的法律业务和政治野心。1875年，他全力支持海斯第三次成功当选俄亥俄州长。当格兰特宣布不参加1876年大选后，麦金莱和其他俄亥俄人一起成功地推举海斯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海斯的选战有多悬我们已经讲过了（参看《美国的故事（171）- 重建之殇》），最后还是格兰特出面召集各方讨价还价才勉强为“共和党”保住了白宫。海斯当选总统，“重建”结束了，“镀金年代”渐入高潮。在底层历练了多年之后，麦金莱瞄准了下一个政治目标：联邦众议员。此前，他在坎顿的一项矿工罢工案中代理工人一方。官司打赢了，他对工人的同情和支持广受好评，这成了他的政治阶梯。办案过程中，他结识了一位后来对他的政治生涯影响巨大的朋友：马克·汉纳（Mark Hanna）。“马克”的原名是“马库斯·汉纳”（Marcus Hanna），比麦金莱大六岁，是成功的企业家、商人、大富翁。汉纳也是政客，后来任联邦参议员，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他最大的优势在于组织和管理能力，堪称一流的政治经理人。在麦金莱代理的这个案子中，汉纳是矿主之一，也就是工人的对立面。尽管立场不同，但他被麦金莱的能力和人品吸引。汉纳不懂法律，但洞察人心。他看到了麦金莱的潜力，愿意交这个朋友。此时的汉纳是约翰·谢尔曼的人，全心全意为谢尔曼铺路，还顾不上麦金莱，但两人将逐步建立起美国政治史上最著名、最有效、最成功的伙伴关系之一。

1876年，麦金莱竞选众议员。那个年代的很多参选人都很含蓄，不管心里多想要，嘴上都说不要，好像被迫为民请命似的。麦金莱一点也不扭扭捏捏，他就说我想当议员，我要为家乡的选民说话。这是一场真正的“草根竞选”或“草根民主”过程，没人帮忙，他必须亲力亲为。他走遍选区的每一个角落，不停地演讲、与选民对话、跟无数人握手、口头或书面回复所有的问题、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言论等等。他的一天好像不止24个小时，从早到晚连轴转竟然没累垮，谁也不知道他是怎样在家庭、工作、竞选之间平衡和生存的。正是在这事无巨细的磨炼中，麦金莱清晰地向选民们表达了他最著名的政治主张：保护主义（Protection）。他没学过经济学，但从父亲冶炼厂的困境中看到了外国的便宜商品对美国工商业的伤害，而俄亥俄恰是小铁矿、小工商业繁盛的地方。麦金莱认为，政府的职责是保护本国的工商业，而“民主党”为保护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民和穷人）而伤害工商业的做法是本末倒置。保护工商业看上去是保护业主，其实归根结底是保护工人和劳动者。工商业好了，全体人民都会好，包括农民。怎样保护工商业呢？当然是高关税。抬高外国商品的价格才能让本国的产品更有竞争力嘛。即使“共和党”一向把关税维持在较高的水平，麦金莱认为还不够高，他要继续加码。他对高关税的追求已经到了偏执的程度，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至于“共和党”的其它观点，比如金本位，麦金莱倒不是特别坚持。他的选区里很多小矿主和农民都是支持双本位的，他不能完全违逆他们的意愿。在货币问题上，他既不像包括海斯在内的“保守派”那样坚持金本位，也不像“民主党”那样支持“自由白银”，而是主张在以黄金为主的基础上有限地使用白银，这才是“诚实的货币”（Honest money）。在劳资关系方面，麦金莱的看法明显有别于“共和党”和“民主党”一贯的强硬政策，不再一味维护企业主的利益，致力于缓和劳资矛盾。这将是“进步年代”的主题之一。

麦金莱全身心的投入得到了回报，他成功当选。1877年，34岁的他带着艾达来到首都华盛顿。他也许没想到，除中间短暂的间歇外，他在众议院一干就是14年（1877 – 1891），从名不见经传的小议员干到掌握美国钱袋子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Chair of the 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历经海斯、加菲尔德、阿瑟、克利夫兰、哈里森五位总统。麦金莱稳扎稳打，步步高升，成为“共和党”在国会的中流砥柱。1890年的“关税法案”（Tariff Act of 1890）或“麦金莱关税法案”（McKinley Tariff）是麦金莱的高光时刻。他的不懈努力使多年的愿望成为现实，除个别美国不生产的原材料免税外，其余制成品的关税大幅提高，平均关税增长到将近50%。这种税率实在有点疯狂，麦金莱是把美国的工商业当作弱者来保护的。实际上，此时的美国工业水平已跃居世界前列，早就不是需要保护的幼童。政客们应该做的是通过与外国互降关税来开拓海外市场，而不是通过高关税把自己封闭起来（高关税必然引起别国的反制）。好在麦金莱当总统后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并试图改变，虽说反射弧有点长，但总算反应过来了。

让麦金莱引以为傲的关税法引来铺天盖地的差评，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1890年的中期选举。“民主党”专门派演讲家去麦金莱的选区，挨家挨户地告诉家庭主妇们：你要买的锡器（比如杯子）价格从25美分涨到50美分都是“麦金莱关税”惹的祸！最后，麦金莱以300普选票的劣势丢掉了已占据14年的议员席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麦金莱的议员任期还没结束，同伴们已经在帮他竞选俄亥俄州长一职了。“共和党”在俄亥俄的优势还是很大的，麦金莱顺利当选，开始了四年的州长任期（1892 – 1896）。俄亥俄州长实权不够大，因为他不能否决州议会的法案。但这个位置在“共和党”内至关重要，一向是总统候选人的跳板。海斯从这里走进白宫，他的继任者詹姆斯·加菲尔德也是俄亥俄人（参看《美国的故事（176）- 改革》）。当1896年大选到来时，麦金莱仿佛已成了“共和党”的不二人选。在经历了两届“民主党”政府（克利夫兰）和一届平庸的哈里森政府（哈里森也生于俄亥俄）后，大家热切地盼望另一个俄亥俄人入主白宫。还有比俄亥俄州长更合适的吗？

接下来的事我们已经讲过了（参看上一个故事）。在1896年的“共和党”代表大会上，麦金莱毫无悬念地成为总统候选人。此时的麦金莱早就不用亲自下场竞选了。多年来，他忠诚地支持“共和党”的每一位重磅政治领袖，比如，海斯，加菲尔德，约翰·谢尔曼等人，极尽所能为他们拉选票，在国会山做他们的代言人，他的付出和贡献大家都心知肚明。崇拜大佬，支持大佬，成为大佬，现在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与马克·汉纳的友谊已无比默契，他把选战交给汉纳全权处理，自己只在自家前廊接待来访的选民，回答他们的问题。“前廊式竞选”成了美国政治的经典一幕，它是麦金莱精明的决策，也是他无奈的选择。艾达身体不好，他不可能像“民主党”候选人威廉·布莱恩那样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募捐高手汉纳让洛克菲勒、摩根等一众富豪承担了高昂的竞选费用，其中洛克菲勒开的支票是金额最高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麦金莱好像啥也没干就赢得了大选。事实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麦金莱只是得到了他应得的奖励。

以经济繁荣为竞选宗旨的麦金莱真的能为美国带来繁荣吗？做为最后一位参加过“内战”的总统，他如何维护美国和世界的和平？请看下一个故事：繁荣与和平。

危机中最让美国人痛苦的是“通货紧缩”（“通缩”），也就是由货币短缺引起的物价下跌和产能收缩。“金本位”是“通缩”的重要原因之一，有限的金产量限制了货币供应量。正因如此，“金银之争”成了十九世纪末美国社会的主要议题（参看《美国的故事（178）- 金银之争》）。1896年的美国人当然不知道，困扰他们十多年的“双本位”（“金银本位”）与“金本位”的争执将在1897年结束，南非、阿拉斯加等地的新金矿足以缓解“通缩”。然而，此时此刻，“金银之争”依然是双方都势在必得的博弈。说到“金银之争”，就绕不开“人民党”。我们已经讲了“人民党”的故事（参看《美国的故事（179）- 人民党》），此次大选中，“人民党”将与“民主党”抱团，以一种新左派的姿态对阵日渐保守的“共和党”。

大选的另一个主题是关税。如前所述，“共和党”主张高关税，“民主党”主张低关税。即使像克利夫兰这样强势的“民主党”总统也很难抗衡“共和党”主导的国会，无法将关税降低一分，1890年的“麦金莱关税法”（McKinley Tariff）更是变本加厉地把平均关税增加到将近50%（参看《美国的故事（180）- 失与得》）。于是，关税也成了生死攸关的战场。其实，金银之争、关税之争以及其它争论本质上都是工业与农业之争，是垄断资本与传统的商业模式之争。金本位和高关税有利于“共和党”代表的东北部和西部的富人、资本家、中上阶层，双本位和低关税有利于“民主党”代表的中西部和南方的农民、银矿主、底层工人（非技术工人）。二十世纪的美国将是大资本、大工业、跨国公司的世界还是传统的农业、小商业的天堂？这是1896年的大选需要回答的问题。

大选的主要论点和立场如下：

1896年的选民像今天的选民一样分裂，他们面对的候选人也像今天的候选人一样极端。没有人知道正确答案，或者说，没有正确答案。任何选择都有代价，谁能帮选民们解开世纪之交的困惑？这时，一个36岁的年轻人站出来，向所有的人高呼：选我！我是你们的答案！可是，选民们首先要搞清的是：你是谁？

这位刚过总统候选人法定年龄（35岁）的人是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生于1860年的伊利诺伊州塞勒姆镇（Salem）。父亲塞拉斯·布莱恩（Silas Bryan）是个律师，后当选伊利诺伊州巡回法院的法官。布莱恩家的小康生活足以让小镇的其他居民羡慕，威廉就是在父亲的农场和那座有十个房间的大房子里长大的。父亲是个坚定的“民主党”人，崇拜安德鲁·杰克逊，他把自己对“民主党”的忠诚和热情一点不落地传给了儿子威廉。

威廉·布莱恩在父母提供的宽松的氛围里成长，自幼聪明好学，口才过人。从小学到高中到大学，他的演讲总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1881年，布莱恩以优异成绩从伊利诺伊学院（Illinois College）毕业，进芝加哥的联邦法学院（Union Law College）学习法律。这所学校是今天西北大学法学院的前身。不管在哪，布莱恩都苦练演讲技巧，这是他的爱好，也是他的激情所在。1883年，布莱恩从法学院毕业并成为律师。1884年，他与玛丽·伊丽莎白·贝尔德（Mary Elizabeth Baird）结婚。玛丽将是他事业上的重要助手。1887年，布莱恩和妻子把家搬到了内布拉斯加（Nebraska）州的首府林肯市（Lincoln）。

聪明、努力、优秀的口才带给布莱恩成功的法律业务，也让他年纪轻轻就瞄准了政坛。开始时，他像其他“民主党”人一样支持克利夫兰和他的政府。在1890年的中期选举中，30岁的布莱恩当选联邦众议员。内布拉斯加一般是“共和党”的票仓，“民主党”人布莱恩能在这里当选实属不易，证明了他出色的能力。来到华盛顿的布莱恩一如既往地爱思考爱学习。目睹了中部和西部山区农民的窘迫生活，布莱恩不禁问：为什么有些人努力工作就可以发家致富，而另一些人同样努力工作却无法摆脱贫穷？他抽空就跑到国会图书馆看书、查资料，从其他政治领袖那里学习经验，形成了自己的观点。此时的“民主党”渐渐分裂成两大派，一派是以克利夫兰为首的“保守派”或右翼，另一派是代表农民和中西部的“自由派”或左翼。布莱恩选择了后者，成了“银本位”和“自由白银“运动的支持者，也是农民的代言人。他的观点已无限接近“人民党”（“民粹主义者”）。当克利夫兰总统推动国会废除了“购银法”，布莱恩便与克利夫兰及“保守派”决裂了。

布莱恩凭着无与伦比的口才很快就让自己展露头角。有人对他的评价是：“这世纪之交是需要我们畅所欲言的时刻，是需要勇气的时刻，而他（布莱恩）用火一样的语言定义着美国。他是如此执着，历史会记住他的执着。他说，美国将不是真正的美国，除非每一个最底层的人刻骨铭心地感到他拥有自由和平等的发展机会。”布莱恩正是用执着和激情追求着自己的政治理想。1894年的选举中，“共和党”在内布拉斯加大胜，赢得了州议会中的大多数席位，布莱恩争当联邦参议员的企图随之失败（当时的联邦参议员由各州议会推举）。他一点都不气馁：你们不让我当参议员，那我就当总统！

36岁的布莱恩瞄准了1896年大选，这事儿有点匪夷所思。他年纪轻轻，没几个人认识他，更别说支持他。即使克利夫兰不参选，“民主党”内还有一长串大佬排在布莱恩前面，哪里轮得到他？可是，布莱恩好像根本看不到眼前的困难，自顾自地开始了工作。他先是找了个在《奥马哈世界先驱报》（Omaha World-Herald）当编辑的工作，这给了他在“编者按”里宣传政治观点的机会。接着，他启动了自己最擅长的事：巡回演讲。他坐着火车走遍东西南北，所到之处，他那优美的声音和动人心弦的演说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人群，所有听到他说话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靠近他，折服于他的语言和人格魅力。不要忘了，那是个没有麦克风的时代，声音的传播完全靠嗓子。布莱恩拥有天生的金嗓子，也拥有满满的诚意。他微笑着与成千上万的人握手，倾听他们的诉求，排解他们的烦恼。他对“自由白银”和低关税的支持把自己变成了底层民众的一员，他非常骄傲地代表普通人（Common people）。人们称他为“伟大的普通人”或“伟大的平民”（the Great Commoner）。就这样，布莱恩一点一点地接近自己的目标。下一步，他需要一个全国性的平台。

1896年7月7日，“民主党”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开幕。代表们分裂成“黄金派”和“白银派”。顾名思义，“黄金派”支持金本位，也就是现任总统克利夫兰的追随者；“白银派”支持“自由白银”和农民。“白银派”基本占上风，但这不意味着布莱恩能占什么便宜。他太年轻太没经验了，大家才不会考虑这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呢。几位资深“民主党”人，比如来自密苏里的前国会议员理查德·布兰德（Richard Bland），爱荷华州长赫里斯·博伊斯（Horace Boies），克利夫兰的副总统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都是热门人选，也都是“白银派”。大会伊始，“黄金派”和“白银派”一直在争论竞选纲领。到了第三天，双方同意派代表宣讲各自的主张，以便让大家做抉择。“白银派”的两个主讲人是参议员本杰明·蒂尔曼（Benjamin Tillman）和布莱恩。蒂尔曼的口才实在太差，讲了还不如不讲，效果是负的。终于轮到布莱恩讲话了。他缓缓地走上台，走向人生的高光时刻。

前一天晚上，布莱恩在台下看着代表们向另一个候选人欢呼时说：“这些人还不知道，明天晚上，他们将以同样的方式向我欢呼。”现在，他站在讲台的中央，开始了他最著名的演讲。他柔软的声音传播到会场的每一个角落，优美的节奏承载着正义的力量，带领听众回顾金银之争。不，那不是金银之争，那是魔鬼与天使之争。布莱恩告诉人们，美国在这场争斗中分裂了，分裂成东部和西部，分裂成富人和穷人，分裂成辛勤工作的拓荒者和资本大鳄，分裂成城市和乡村，分裂成工人和工厂主……听众完全被布莱恩越来越激烈的情绪和语言控制了，欢呼声撞击着大厅的墙壁，就像狂风击打着高山。当布莱恩示意他要继续讲话时，整个会场竟奇迹般地立刻安静下来，好像有人摁了暂停键。在分析了工人和农民的处境以及社会的不公后，布莱恩来到他演讲的结尾。他用银铃般的声音和《圣经》的语言说出了那段将要传遍全国的名言：“如果他们敢站出来捍卫金本位，我们就跟他们战斗到底，我们的身后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劳动者。有了工人、商人、和所有辛勤工作的人的支持，我们就要回应那些要求金本位的人：你们不能把那荆棘之冠（注：耶稣死时戴的用荆棘编的环）压在劳动者头上。你们不能把人类钉在黄金十字架上。”（You shall not press down upon the brow of labor this crown of thorns.  You shall not crucify mankind upon a cross of gold.）

“黄金十字架” （Cross of Gold ）点燃了整个会场，也点燃了“民主党”的选战。代表们深受震撼，欢声雷动，他们甚至抬着布莱恩绕场游行，表达对他的赞美和支持。布莱恩演讲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大会的第四天，代表们开始投票。资深党员布兰德在前三轮中领先，但达不到要求的三分之二。本来的“小透明”布莱恩一夜成名，跻进决赛圈，暂居第二。“黄金十字架”言犹在耳，布莱恩与布兰德的差距越来越小，到第四轮时，布莱恩已经反超布兰德了。在第五轮投票中，布莱恩以绝对优势获胜，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主要政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总统候选人有了，副总统人选呢？别忘了，“民主党”人布莱恩的观点与“人民党”如出一辙，他简直集两党之大成。为了团结“人民党”，代表们推举了“人民党”的汤姆·沃森（Tom Watson）。还记得沃森吗（参看《美国的故事（179）- 人民党》）？他是最著名的“人民党”领袖。对自己被“民主党”推为副总统一事，沃森很不高兴。他认为，“人民党”应该像1892年大选时那样提名自己的独立的候选人，跟在“民主党”屁股后面跑有什么意思？可是，在权衡利弊之后，沃森勉强接受了提名。“人民党”的加盟似乎大大增加了“民主党”的胜算。

年轻的候选人布莱恩没有很多竞选经费，但他有旺盛的精力、高昂的斗志、和悦耳的声音。他再次登上火车，走遍全国。在短短几个月里，他进行了600多场演讲，有时一天要讲30次。此外，他还尽力满足选民的所有要求。有一次，他在停靠站台的火车里刮胡子，一个选民过来要见布莱恩一面。布莱恩马上打开车窗，带着满脸的肥皂泡与这个选民聊起天。更多的时候，他站在舞台上或火车尾部的平台上向聚集的人群演讲。连开火车的工人都忍不住凑过来听他说话，哪怕同样的话他已说了无数遍，但大家就是听不够。布莱恩的行程共18,000英里（28,800公里），听众达500万。他就像一台永动机，不知疲倦，永不停息。

那么，竞选的另一方，“共和党”，在干吗？“民主党”候选人这么高调，“共和党”候选人是谁？他是怎样竞选的？“共和党”候选人是我们以前提过的“麦金莱关税法”的始作俑者，来自俄亥俄的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外加副总统候选人加里特·霍巴特（Garret Hobart）。麦金莱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讲，先看看他在1896年的表现。可以说，他基本上什么都没干。布莱恩走遍全国的时候，麦金莱只走到自家的前廊。他的选战被称为“前廊式竞选”（Front porch campaign）。安静、严肃、沉稳的麦金莱知道拼口才拼不过布莱恩，干脆不拼了。他就在前廊走走，回答一下选民的问题，顶多在家附近讲讲话，一副不着急的样子。但不着急不等于躺平。麦金莱不用像布莱恩那样竞选是因为他不需要那样竞选。他聘用好友兼顶尖竞选经理人马克·汉纳（Mark Hanna）为自己打理选战。有了精明强干的汉纳，麦金莱还用操心吗？

麦金莱和“共和党”代表的是大资本大企业。大资本大企业最趁什么？钱呀。麦金莱盘腿家中坐，纽约的大金主们，比如洛克菲勒和J.P.摩根，忙不迭地送钱上门。那边布莱恩攥着紧紧巴巴的竞选经费，省吃俭用，全靠口才和体力撑着；这边汉纳一会儿工夫就募集了几百万美元，印了120万本宣传小册子，在各地像天女散花一样发放。他还雇了1,400个职业演说家去全国演讲，当麦金莱的“嘴替”。这些人的说话水平不比布莱恩差，一个布莱恩对阵一千个布莱恩是什么体验？麦金莱的言论被免费送到报纸上发表，他的竞选口号是：“好的货币（黄金）从来不会造成坏的时光”（Good money never made times hard ）。这句话也像“黄金十字架”一样传遍全国。印着麦金莱头像的纽扣、旗子、纸板随处可见，以至于西奥多·罗斯福说：“马克·汉纳是把麦金莱当成一款专利药品来推广的。”今天，“广而告之”的竞选方式已经司空见惯，但一个多世纪前，这绝对是创新。它的新意不在广告本身，而在广告的成本。为总统候选人搞宣传不新鲜，花这么多钱搞宣传却是新大陆开天辟地头一回。1896年的大选是到当时为止最昂贵的选战。“共和党”花了400万美元，“民主党”只花了3万美元。跟资本比起来，“民主党”和布莱恩实在太天真了。他们只顾打情怀牌，但情怀值几个钱？

结果呢？ 这场异常激烈的大选塑造了一群深度分裂的选民和一个深度分裂的美国。最后，麦金莱“躺赢”人口大州，获51%的普选票和271张选举人票，当选第25任总统。钱赢了，黄金赢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共和党”的理念赢了。麦金莱被打造成“繁荣的推动者”，布莱恩则被指责分裂国家。不能怪汉纳造谣，布莱恩在演讲中确实喜欢强调阶级对立、劳资矛盾等等，演讲效果不错，但有煽动仇恨的嫌疑。这也是“人民党”的毛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惜编造各种阴谋论，比如，他们跟农民说，东部的资本家、铁路大亨、农机制造商正密谋联手坑农民，让农民永世不得翻身，等等。这都哪跟哪？“共和党”下了大本钱“掰谎”，告诉大家，选麦金莱就是选繁荣，选布莱恩就是选仇恨。从下图看，选民们似乎听懂了，或选择性地听懂了。

麦金莱的当选标志着“镀金年代”的结束和“进步年代”的开始，同时也是“第三政党体系”的结束和“第四政党体系”的开始。领导美国进入二十世纪的麦金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将带领他的国家走向何方？请看下一个故事：繁花。

在继续我们的故事前，应该先澄清一件事。不管是“镀金年代”还是即将到来的“进步年代”（Progressive Era），主要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活动基本都发生在北方和中西部，所有的辉煌和躁动都与南方无关。正在实行着严格的种族隔离的南方白人不仅隔离了黑人，也隔离了自己。他们画地为牢，没分享到“镀金”的红利，也没受到“进步”的冲击。南方早就不在北方人的视野内，最初的义愤填膺变成现在的漠不关心。在全民捞钱的时代，谁还在乎人权？与南方黑人和白人一样被排除在时代的洪流之外的还有印第安人和中国移民。经济的发展、财富的积累、思想的进步、民主的阳光都与他们绝缘，没人为他们发声，没人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的命运将在二十世纪改变，但他们不在我们正在讲的故事里。

对进步的渴望源自对现状的不满。刻在美国人骨子里的独立性让他们习惯了用批评的眼光看一切，外人眼中金碧辉煌的新大陆在美国人眼里永远是“破破烂烂”的世界，总要有人“缝缝补补”。每个人都看出大问题，不是小问题。托马斯·杰斐逊的“农业共和国”被大公司和华尔街吞没，曾经的理想被物质和金钱代替。自由经济似乎只认丛林法则，工业和资本已改变了世界，法律和道德却没跟上。新大陆显然病了，有病就得治。咋治呢？有人出了个包治百病的方子：仇恨。听上去也许很极端，但那就是个极端的时代。恨谁？当然是恨别人。首先，恨富人。穷人的问题难道不是富人的错？可是，丑陋的人性不是富人的专利，穷人的灵魂以同样的速度堕落。资本家很狡猾，工人也不善。很多企业家，比如洛克菲勒和卡耐基，通过欺行霸市获得了权力和财富，但他们也通过慈善事业回馈了社会，他们做慈善的成绩一点也不亚于做生意的成功。人们很快就意识到，仇富似乎不是问题的答案。

既然不能把账算到富人头上，那就找别的冤种。反天主教徒（Anti-Catholic），反犹太人（Anti-Semitic），反移民（Anti-Immigrant），反黑人（Anti-Black），反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Anti-Asian），反印第安人，各种仇恨轮流上“热搜”，仿佛不反点什么都不好意思进步。很不幸，这就是当时很多人的眼界，跳不出时代画的圈。他们挣扎着想重新定义“美国”和“美国人”，想让自己的国家回归建国的“初心”，但他们只看到盎格鲁·萨克森人的足迹。他们忘了新大陆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忘了英国人不是唯一定居新大陆的欧洲人。他们忘了“美国”是印第安人的家园，是波兰人、意大利人、非洲人与英国人一起建立的詹姆斯城殖民地，是黑人奴隶用汗水浇灌的沃土，是天主教徒的马里兰，是瑞典人的特拉华，是荷兰人的纽约，是法国人的路易斯安那，是西班牙人的佛罗里达、卡罗来纳，是墨西哥人的新墨西哥、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是俄国人的阿拉斯加，是中国劳工铺设的铁路，是太平洋原住民的夏威夷。他们忘了，“美国人”从来不拥有同样的血源、历史、传统、宗教、文化、语言，他们唯一的“共性”是价值观。那嵌在《独立宣言》中的35个英文词，而不是某个民族的血统，才是“国父”们的建国理念。可是，有多少人还记得呢？

如此多的仇恨彰显了社会底层人的愤怒。“镀金年代”造就了美国的中产阶级，也造就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贫富悬殊。那些“落伍”的人是底层的工人（特别是非技术工人）和农民。农民的故事我们以前讲过（参看《美国的故事（179）- 人民党》），下个故事还要讲。现在看看工人。工业革命必然产生企业家和工人，必然产生剥削和被剥削。在资本家眼里，工人不是人，是像煤、木材一样的生产成本，只有效率，没有健康。在污染严重的钢铁厂，在粉尘飞扬的纺织厂，在暗无天日随时可能塌方的矿井里，工人们，很多是10到14岁的童工，一天工作12到13小时，一周工作6天（一周工作60到80小时）。当时美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是一小时22美分。有人也许会说，这个工资按当时的物价水平不算很低，因为一辆新自行车卖14.65美元（一星期的工资），一块手表3.65美元（少于一天半的工资），一双鞋1.95美元（少于一天的工资），去一家不错的餐厅吃晚饭往往花不到1美元。可是，想象一下每天在恶劣的环境中工作12到13小时是个什么体验，工人们有那个命享受生活吗？每年有25,000人死在工作岗位上，外加大量的工伤，童工的工伤率是成人的三倍。工人受伤后，一没赔偿，二没保险，医药费自己掏，敢闹事就被解雇，没用了也被解雇。政府管不了资本家也帮不了工人。有人统计过，生长于“镀金年代”的普通白人男孩平均身高是1.65米，平均寿命是48岁，身高和寿命都低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得多的“革命年代”（十八世纪晚期）。

早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杰斐逊就看到了这个“可怕”的后果。他在欧洲看到了工人和童工的悲惨生活，发誓要把这个“毒瘤”挡在美国的大门外。他说：“在土地上劳作的人（自耕农）才是上帝的选民。”“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土地，就不要让我们的公民在工厂做工。”杰斐逊把“人类的理想”写进《独立宣言》的时候，心中满满都是农民。然而，他无力阻止工业和工厂进入美国。在工业化的浪潮中，杰斐逊看到了问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看到了未来。到1920年，一半的美国人住在城市里。昔日的“小农天堂”成了工业化最彻底的国家，拥有九百万产业工人。历史证明了杰斐逊的错误和汉密尔顿的正确，但没解决杰斐逊看到的问题。即使汉密尔顿再世，他也会被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吓一跳，觉得自己没准备好。所有的美国人都没准备好，最没准备好的就是美国政府。与独立自主的自耕农不同，能量巨大的工厂和工业是需要强大的政府来规范和监督的，这正是汉密尔顿当年的主张。但如此大规模的彻底的工业化需要一个多么强大的政府，这个“度”早已超出了汉密尔顿的想象。事实上，“镀金年代”的联邦政府弱得就像不存在，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管理商业和保护劳工的立法，即使有（比如“反垄断法”）也没认真执行过。所有的权力都在大公司手中。正如“铁路大王”康奈利·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所说：“法律？法律算老几？我不是有权力吗？”卡耐基和洛克菲勒也深以为然，他们都有自己的警察。如此这般，资本主义在新大陆野蛮生长，成就了繁荣，也引发了灾难（参看上一个故事）。

政府不管用，工人只能靠自己。跟资本家没什么好说的，干就完了。对付拥有无限权力的大公司，工人唯一的选择是罢工。可是，美国工人与欧洲工人是不同的，他们处的环境也不同。在欧洲，工会和工人政党已经成了气候。在《共产党宣言》的感召下，“社会主义者”（Socialists）和“共产主义者”（Communists）势力日益壮大。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成立了，也就是“第一国际”（First International）。1872年后，以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Mikhail Alexandrovich Bakunin ）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跟以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闹翻了，“第一国际”分裂，总部迁往纽约市。这就像一个大瘟疫从欧洲传到美国。又经过几年的内斗，“第一国际”终于把自己玩死了，于1876年的费城会议后解散，巴枯宁在同一年去世。1883年，马克思去世。

“第一国际”完了，它的影响没完。当时，大部分欧洲工人加入了工会。但在美国，工会还是个令人侧目的存在。到1900年，每12个美国工人里只有1个参加了工会。为什么美国工人对工会不感兴趣？他们难道不明白“团结就是力量”？首先，美国人最珍视的是个人自由，对带着浓烈的集体主义色彩的工会有天生的排斥。其次，在美国人心中，工会代表的是两个极端思想：“社会主义”（Socialism）和“无政府主义”（Anarchism）。社会主义要求打倒资本家，由政府拥有和管理企业（国企），特别是那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企业，比如铁路公司、电力公司、电话公司等等。无政府主义正好相反，不需要政府，追求绝对自由，想干啥干啥，传统秩序见鬼去吧。当然，前提也是打倒资本家。工会能把这两个极端玩到一起也算天才。社会主义也好，无政府主义也罢，都与美国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听着就吓人，还是敬而远之。第三，早期工会的领袖们都太激进，坚决斗争，绝不妥协，整得好像要把资本家团灭。可是，灭了资本家，谁给咱发工资？工人们想要更多的工资，不是不要工资呀。加入这样的工会岂不是自找麻烦？

尽管工会不受待见，但“第一国际”这么多年的折腾也没全白忙活，美国工人多多少少潜移默化地还是接受了一些它的主张的，尤其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再加上，工人的待遇太差了，他们不得不联合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我们已经讲过“1877年铁路工人大罢工”（参看《美国的故事（174）- 大罢工》），而1886年则见证了美国工人运动史上另一个永载史册的时刻。1886年的这次罢工主要是由一个叫“劳工骑士”（Knights of Labor）的工会组织的，一听这名就跟社会主义无关。早在1884年10月，“劳工骑士”与“商业和劳工联盟”（Federation of Organized Trades and Labor Unions）决定于1886年5月1日举行全国性的总罢工。罢工的起因当然是待遇问题，特别是工资和工作时长。罢工的目的是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现在，让我们从一个工厂说起，看看资本家是怎样把工人“逼上梁山”的，也看看在这场风波中到底谁占着理儿。

还记得塞勒斯·麦考米克（Cyrus H. McCormick）吗（参看《美国的故事（168）- 西部，牛仔，家》）？他发明（改进）的收割机（Harvester）是美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1847年，麦考米克在芝加哥开设了造收割机的工厂，就是“麦考米克收割机公司”（McCormick Harvesting Machine Company）。当时，厂里只有23人，他认识每个人。几年后，麦考米克的工厂年产1,000台收割机，雇着200人，他依然认识每个人。再之后，机器越造越多（1879年18,760台，1881年49,000台），工人也越来越多。1884年，麦考米克去世时，他的工厂占地12英亩，1,300个工人每天工作10小时，每星期工作6天。这一年，公司的利润率是71%。麦科米克不再认识他的工人。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每一个大公司。老板不认识员工，他们甚至不住在同一个城市，他们通过经理团队管理工厂和公司。当他们不再像创业时那样每天与工人亲密接触时，工人就从人变成了商品。71%的超高利润率并不能说服老板给工人稍微涨一点工资。

麦考米克去世不久，他儿子塞勒斯·麦考米克二世（Cyrus McCormick II）宣布减薪。几个月后，工人们愤而罢工。二世立刻招来新工人代替罢工的工人，结果，两拨工人打起来了，谁也别想好好上班。芝加哥市长和警察都管不了，二世没办法，只好恢复原来的工资。但事情没完。第二年，年轻气盛的麦考米克二世买了一批先进的机器来制造零件，代替一部分工人的劳动。尽管这些机器不完全可靠，但他跟工会杠上了，宁可花高昂的维修费也要砍工资。工会领袖迈尔斯·麦克帕登（Myles McPadden）说服麦考米克工厂的工人加入了全国性的“劳工骑士”和“金属工人工会”（Metalworkers Union）。

有了工会的支持，工人们硬气多了。现在，我们来到那个重要的时刻。1886年5月1日，在“劳工骑士”等工会的号召下，美国2万多个企业的35万到50万工人按计划如期罢工，示威游行，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人们唱着“八小时歌”：“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生活（Eight hours for work.  Eight hours for rest.  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这是规模空前的运动，延续了好几天，不同肤色、不同工种的工人联合起来，显示了从未有过的团结和力量。一时间，各地的铁路停运，工厂停工，商店关门，美国好像瘫痪了。美国人把这场运动叫“大动乱”（Great Upheaval），由此也可一窥他们对此的态度。

芝加哥有4万多人走上街头，包括麦考米克的工人们。麦考米克二世一面贿赂城市官员，让市长派了四百多名警察来保护工厂，一面雇了新工人来代替罢工工人。因一时难招到那么多人，麦考米克只能放宽条件，答应新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时。这下，罢工的工人不干了。八小时工作制是此次罢工的主要诉求，现在，罢工的诉求没达成，没罢工的反而捡了便宜，这桃摘得太轻松了吧？5月3日，游行示威继续。这一天的示威领导者是奥古斯特·斯皮斯（August Spies）。他是德国移民，德语报纸《工人报》的主编。在斯皮斯的约束下，罢工工人一整天都很和平，直到麦考米克工厂下班的铃声响起。当下班的工人往外走时，一些愤怒的罢工工人上前去与他们理论。斯皮斯正要出言阻止却又没来得及的时候，保护工厂的警察开枪了，当场打死两个工人（有人说六个）。

5月4日，为了抗议5月3日麦考米克工厂的流血事件，3000多人在芝加哥的商业中心干草市场广场（Haymarket Square）集会，谴责警察的暴力。共有三个人在集会上讲话，第一个是斯皮斯，第二个是阿尔伯特·帕森斯（Albert Parsons），第三个是萨缪尔·菲尔登（Samuel Fielden）。来自阿拉巴马的帕森斯曾是个社会主义者，后来变成无政府主义者。他自创周刊《警钟》（The Alarm），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菲尔登生于英国，卫理公会的牧师，也是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三位轮流上台演讲。据目击者说，他们主要是讲工人的待遇和警察的暴行，没有宣扬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言论。集会很和平，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多。这期间，芝加哥市长在下班途中路过干草市场时还停下来听了听演讲，然后就回家了。到晚上10点半，菲尔登刚刚讲完。3000人的集会变成300人，其他人或回家或去酒吧，这一天基本结束了。此时，约180个警察来到现场，示意演讲者和听众马上离开。就在大家准备收摊儿时，恐怖的一幕发生了。有人往警察的必经之路上扔了颗自制的炸弹，当场炸死一个警察，炸伤了几个。接着，警察和工人互相开枪射击，但不知是谁先开的火。最后，7个警察、4个工人被打死，70多人受伤，受伤的工人多于警察。这就是“干草市场惨案”（Haymarket Affair）或“干草市场大屠杀”（Haymarket Massacre）或“干草市场暴乱”（Haymarket Riot）。

第二天，芝加哥的流血事件迅速传遍全国，舆论风向立刻变了。本来，大家虽然不喜欢罢工的工人，但基本上同情他们的境遇，理解他们的诉求。而且，5月1日的大罢工组织得非常好，各地步调一致，和平、有序，显示了组织者的高效和能力。媒体的评价还是不错的。但是，见血之后就不同了。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和主流民意都从同情工人转为支持警察，指责罢工者为暴徒，铺天盖地的舆论要求严惩肇事者。此刻，美国民众表现出了与欧洲人极大的不同。欧洲人似乎总把警察当成施暴者，美国人却全力维护他们的警察。主要原因可能有两点。一，美国是民选政府，警察和军队是民选政府的一部分，自然是保护人民而不是镇压人民的。对警察和军队的伤害被看作是对民意的伤害。二，美国人骨子里本就反感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那一套。和平示威还好，那是你的权利，但闹出人命来就没好了。没人关心那些被警察打死的工人，此时此刻，美国人更愿意相信所有的罢工者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不值得同情。而且，因为很多罢工者是外国移民，美国人认为这是“境外势力”的阴谋，掀起一阵反移民浪潮。很多雇主本来已经同意八小时工作制，这下全都趁机反悔，恢复了十小时工作制。

在举国上下一片喊打喊杀声中，芝加哥警察开始了全城大搜捕，誓要抓住扔炸弹的人，那架势还真有点像林肯被刺后的情形。可是，没人看见谁扔的炸弹，阴谋论满天飞。直到今天，这仍是个迷。据说，最大的嫌疑人当时已逃离美国。警察倒是抓了个在家里造炸弹的人，但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此炸弹即彼炸弹。在一通海捕和嫌疑人互咬之后，检察官把8个嫌疑人告上法庭，这就是“伊利诺伊州诉奥古斯特·斯皮斯及团伙案”（Illinois vs. August Spies et al）。八个被告包括那三个演讲的人，斯皮斯，帕森斯，菲尔登，外加阿道夫·费舍尔（Adolph Fischer），乔治·恩格尔（George Engel），路易斯·林格（Luis Lingg），迈克尔·施瓦布（Michael Schwab），奥斯卡·尼布（Oscar Neebe）。费舍尔是斯皮斯的报纸《工人报》的打字员；恩格尔是激进的好战分子；林格是在家造炸弹的人；施瓦布是《工人报》的助理编辑，尼布与《工人报》关系密切。8人中的5个，斯皮斯，费舍尔，恩格尔，林格，施瓦布，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德国；尼布是德裔美国人；帕森斯和菲尔登是英裔美国人。问题是，他们八个都不是扔炸弹的人。炸弹爆炸时，只有斯皮斯和菲尔登在现场，他们演讲完就按警察的要求从台上下来，没任何暴力举动；费舍尔和帕森斯在酒吧；施瓦布正在另一场集会上演讲；恩格尔在家打牌；林格和尼布也都在别处。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被起诉？因为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是“阴谋者”，是“假想敌”，他们无一例外都曾为自己的思想呐喊过。这不是审案，而是审人、审思想。正如斯皮斯在为自己辩护时说的那样：“在干草广场，我们根本没有宣讲无政府主义……而你们现在审判的正是无政府主义。”

负责审理案件的法官约瑟夫·加里（Joseph Gary）带着对工人明显的敌意，偏向检方。陪审团就更难凑了，从1000个候选人中勉强挑了12个，这12人全都带着明显的偏见，事先认定被告有罪，除非有过硬的相反的证据才能让他们改主意。法院在偏见中开庭了，从1886年6月21日审到8月11日。尽管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与炸弹有直接关系，陪审团仍以“阴谋”暴乱为由认定八名被告有罪。加里法官判尼布15年徒刑，其余7人死刑。被告上诉到伊利诺伊州和联邦最高法院。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维持原判，联邦最高法院拒绝审理。1887年11月10日，伊利诺伊州州长把菲尔登和施瓦布的死刑改为无期徒刑。同一天，林格在狱中自杀。11月11日，斯皮斯、帕森斯、恩格尔、费舍尔走上绞刑架。他们唱着“马赛曲”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歌曲，从容赴死。斯皮斯对台下的观刑者说：“终有一天，我们的沉默比你们今天胁迫的声音更有力量。”

案子的结果在美国和欧洲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响。美国人拍手称快，欧洲、南美和其它国家强烈谴责，各地的示威游行此起彼伏，那八个人从“罪犯”变成了“殉道者”。1889年7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主持召开的“第二国际”（Second International）成立大会宣布将每年的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May Day）， 为了工人阶级的理想，为了对殉道者的崇敬，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这一天是全世界的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日子，是劳动者捍卫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的日子。但是，美国人拒绝接受这个日子。他们不想庆祝这个流血的时刻，更不想与社会主义沾边儿。在“劳工骑士”的推动下，1894年，国会通过立法规定每年九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为“劳动节”（Labor Day）。

虽然美国人不庆祝“五一节”，但他们从没停止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1916年，国会通过了“亚当森法案”（Adamson Act），以联邦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八小时工作制，超过八小时之外的工作应付额外的费用（加班费）。1917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威尔逊诉纽案”（Wilson v. New）中判定“亚当森法案”不违宪，维护了八小时工作制。当然，现实比法律复杂。很多人，包括工人和资本家，出于各种原因不愿受八小时限制，那种灵活性将在一次次的实践和一个个的案例中建立起来。法是死的，人是活的，但八小时工作制至少提供了一个法律依据和基本保障。

其实，在美国，不同的声音一直都有，一些作家、艺术家、民众为殉道者呐喊，为他们争取权利。1893年6月，伊利诺伊的“进步派”州长，也是德国移民，约翰·奥特杰尔特（George Altgelt），赦免了尼布、菲尔登、施瓦布并否定了警察局的做法。但是，奥特杰尔特为此付出了代价，他没能赢得连任。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和法学家认为对“干草市场案”的审判不公平，是对法治和人权的践踏。一位法学家认为，（当时的）法律没能保护思想简单、整天胡说八道的傻瓜（damn fools)（他指无政府主义者），以至于这些傻瓜莫名其妙地丢了性命。我们都是傻瓜，都是普通人，都会因受蛊惑而满嘴跑火车。但我们都应受到法律的保护，都不应因言获罪。后来，芝加哥市政府建立了“干草市场纪念碑”，提醒后人勿忘前事，勿让悲剧重演。

争取进步的旅程依然艰辛。在拥抱“进步年代”之前，美国人还要经历一次大考。他们的考题是什么？他们将怎样回答十九世纪的最后一道选择题？请看下一个故事：世纪之选。

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里沉浸式体验了一百多年的美国人对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一点也不陌生。联邦政府成立以来，美国已经经历了5次大的危机或“恐慌”（Panic）：1819年，1837年，1857年，1873年，1893年，大约每二十年来一次。大的“恐慌”之间还夹杂着不同程度和规模的“衰退”（Recession），“衰退”一般是“恐慌”的前兆或后果，也有一些“衰退”是特殊事件（特别是战争）引起的，比如，“一八一二年的战争”、“美墨战争”、“内战”都曾导致短暂的经济衰退。甭管是“恐慌”还是“衰退”，它们都与金融危机相伴而行。1836年，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终结了中央银行，美国进入“自由银行”时期（Free Banking Era）。失去了监管的银行和金融业成了一次又一次经济危机的主角。直到“1907年大恐慌”（Panic of 1907），美国人终于受不了了，这才有了1913年的“美联储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国会创立美联储是要管管自由过了头的华尔街，但做为中央银行的美联储并不是天生就会当家长，它在惨痛的教训中摸爬滚打到如今，表现只能勉强算及格。也许，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完全掌握经济规律并有效地避免危机。

在疯狂的“镀金年代”，政府对银行的监管力度为零，工商业，特别是铁路，让人产生了只要投资就有超额回报的幻觉。每个人都觉得铁路这种“刚需”产业会永无止境地扩张，不存在“过度”或“饱和”的可能，更别说“泡沫”了。穷人，中产，富人，一有机会就拼命买铁路公司的股票，仿佛不买就吃了大亏。不光美国人买，欧洲人也跟着买。不仅大公司的股票、债券被疯抢，美国政府的债券也是最热门的理财产品。华尔街点石成金，很多精明的投资人成了新贵，以至于心里发酸的“老钱”们嘲讽“新钱”们穷得只剩下钱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有的繁华似乎是真实的，没人愿意相信财富可能一夜清零。

与以往相似，1893年的危机也跟“钱”（货币）有关，它是金银之争的续集。我们在前面的故事中讲过，“镀金年代”末期最重要的政治诉求之一是“自由白银”运动，随之诞生的是代表农民、穷人、和银矿主的左翼政党“人民党”（或叫“民粹党”）。“人民党”的迅速崛起足以显示它代表的民意，也足以引起在1888年当选的“共和党”哈里森政府的重视。为了讨好西部选民，第51届国会通过了1890年的“谢尔曼购银法”（参看上一个故事），规定联邦政府必须按官方比例购买更多的白银纳入货币体系。这虽然不是“人民党”要求的银本位，但已无限接近“自由白银”的目标了。银矿主倒是爽了，手里的银子可以直接变成金子，但国库里的金子可就少了。大家都知道金子值钱又稳定，忙不迭地把白银和纸币换成黄金。为了执行“购银法“，财政部对内要用黄金以比市价高的官价买白银，对外要用白银以市价买黄金来偿还外债，里外一折腾，国库里的黄金还留得住吗？1890年，财政部的黄金储备是1.9亿美元，1893年降到1亿美元，三年降了将近一半。

黄金越来越少的同时又摊上个“败家”的政府。1889年，克利夫兰第一个任期结束时，国库里的金币银币堆成山。人走了，钱没花完。于是，哈里森最大的愁事就是怎么花掉那多得花不完的钱（真让今天的总统们羡慕死）。我们在上一个故事中讲过，哈里森政府大把大把地给退伍军人发退休金，一副砸锅卖铁的样子，多厚的家底也经不起这样造。四年后，克利夫兰卷土重来，却发现人还在，钱没了。其实，早在1890年的“退休金法案”和“购银法案”通过的时候，明眼人就看出来这届“共和党”政府是不打算好好过日子了。久经沙场的美国人危机感立刻拉满，问题不是危机会不会来，而是什么时候来。经济活动开始减弱，银行变得忧心忡忡，衰退已在眼前。正是这“山雨欲来”的前兆让“共和党”在1892年大选中失了白宫。

很多学者认为“谢尔曼购银法”是导致“1893年大恐慌”的主要原因，但在当时人看来，这场风暴似乎只因南美州的一只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1890年，阿根廷的农牧业泡沫破灭，引发经济危机。接着，南非和澳大利亚也出了问题。英国和欧洲的投资者为了避险，纷纷把手里的债券和各种投资兑换成黄金。1893年，这股挤兑黄金的潮流终于来到美国，投资者开始甩卖美国政府的债券以获得黄金。屋漏偏逢连夜雨。1893年2月20日，离克利夫兰的就职日还剩12天，过度扩张的“费城与雷丁铁路公司”（Philadelphia and Reading Railroad）进入破产管理程序。5月，“全国绳索公司”（National Cordage Company）因无力还债而申请破产。两家大公司接连倒塌，惊慌失措的股市大跌，银行被挤兑，经济危机终于山洪海啸般地爆发了。“1893年大恐慌”是十九世纪最后一次经济危机。与“1873年大恐慌”相比，它的破坏力更大，而且超出了美国的范围，包括北美、西欧、南美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在新世纪到来之前经受了这场痛苦。一时间，“第二次工业革命”创造的辉煌被淹没在一片支离破碎中。

危机期间，共约15,000家公司和600家银行倒闭或停止营业，很多人一夜回到解放前。平均约20%的劳动力失业，某些地区的失业率更高，比如宾夕法尼亚25%，纽约35%，密西根43%。在芝加哥，10万人无家可归。很多地方的慈善机构设起了“粥棚”（Soup Kitchen），救济饥饿的人群。铁路公司受的打击最严重，仅第一年就有掌管着3万英里的约150家公司破产，价值达25亿美元。愤怒的工人不停地示威、游行，光1894年就有1400起罢工和17起涌向首都华盛顿的大游行。1894年，最大的火车车厢制造商“普尔曼公司”（Pullman Company）的工人在工会“美国铁路联盟”（American Railroad Union）的组织下向公司抗议减薪，很快就瘫痪了全国的铁路。在公司解雇了3位工人代表后，5月11日，普尔曼公司全员在芝加哥开始罢工，另外27个州的25万工人也同时罢工，这就是著名的“普尔曼大罢工”（Pullman Strike）。由于工人们控制了庞大的铁路资产并使全国的铁路运输和邮政陷于停顿，政府不能不管了。除了警察，克利夫兰总统派联邦军队到芝加哥去阻止工人破坏铁路。冲突导致34人死50伤，实际死伤数可能更高。罢工失败了，工人领袖也蹲了监狱，但美国的铁路和铁路公司元气大伤。 1894年是此次危机最糟糕、最黑暗的一年。 超讽刺的是，后人只知道1894年是值得美国人骄傲的辉煌的一年。这一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超越英国登顶世界第一，相当于英国的两倍，法国的三倍，接近全球工业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此时的美国也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强大且富裕。可是，谁知道这一年的美国人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血和泪？历史似乎只记住了那一层镀金的光泽，却忘了镀金层下的苦难。

公平地说，哈里森，而不是克利夫兰，应该对危机在美国的爆发负主要责任。然而，克利夫兰在危机爆发后的表现一点也没给自己加分。至少在当时人看来，克利夫兰政府根本不管美国人的死活。从克利夫兰第一个任期的表现就猜得到，信奉“保守主义”的他绝对不会用联邦政府的力量帮助普通人脱困。还记得他否决“德克萨斯种子法案”时发的那一通高论吗（参看《美国的故事（178）- 金银之争》）？美国人必须靠自己走出泥潭。但是，他可以忽视老百姓的诉求，却无法忽视联邦政府自己的问题。此时联邦最大的问题是由“谢尔曼购银法”引起的黄金外流。

要想止损，第一步必须废除“购银法”。克利夫兰崇尚“金本位”，早就对此法恨得咬牙切齿。1893年8月7日，他紧急召集国会商讨废除“购银法”。克利夫兰的效率我们已经讲过了，本来没什么把握的事还真让他干成了。“购银法”寿终正寝，标志着白银开始退出美国货币体系（尚未完全退出），黄金外流放缓了（没完全停止）。此举在今天看是适当的，但在当时却引来铺天盖地的谴责，特别是南方和西部的农民，他们好不容易争来的利益又被剥夺。但话又说回来。“购银法”即使不是危机的元凶，它至少是危机的帮凶。农民自己也是危机的受害者，此法多少有些“损人不利己”的嫌疑。克利夫兰不怕扛事，但“民主党”扛不住了，1896年的“世纪大选”将是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

“亡羊补牢”的第二步是得到足够的黄金偿还外债和稳定金融市场。如果黄金不到位，美国政府可就要债务违约了。自从汉密尔顿创建金融体系，到克利夫兰已有一百多年，美国政府从没赖过账，美债几乎是“无风险”投资。但是，危机把美国政府的信用架在火上烤，投资者们，特别是外国投资者，正心惊胆战地看着手里的美债一天天变糊。1895年，财政部的黄金储备眼看着要见底了。就在克利夫兰焦头烂额的时候，一位纽约的银行家找上门来，要求现在立刻马上见到总统。注意，他可不是“请求”总统的接见，而是“要求”甚至“命令”总统见他。银行家开门见山地告诉克利夫兰：如果不采取行动，联邦政府今天就会破产！他可不是危言耸听。联邦政府和华尔街的命运就要在那一眨眼的瞬间改变了。

这位银行家是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今天的美国第一大银行，摩根大通银行（JPMorgan Chase & Co.），就是以他（和奇斯）的名字命名的（俗称“大摩”）。J.P.摩根是“镀金年代”最杰出的银行家，没有之一。在鼎盛时期，他通过融资直接或间接地拥有全美企业资本的25%、金融资本的33%、保险业的65%，控制着全美钢产量的65%、铁路的30%，包括人们耳熟能详的“世界五百强”公司，比如美国钢铁（U.S. Steel），通用电器（GE），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安泰保险（Aetna），通用汽车（GM），等等。摩根还为法国、英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发行债券。据传，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过：“谁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所有的人；谁控制了货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摩根就是那个控制货币的人，他被称为“世界债主”。

那个年代的另外两位巨头洛克菲勒和卡耐基都生于普通家庭，完全靠自己成为“首富”（参看《美国的故事（173）- 镀金年代》）。摩根却是妥妥的含着银汤匙出生的“富三代”，祖父和父亲都是成功的商人。祖父约瑟夫·摩根（Joseph Morgan）为子孙留下一大笔钱，父亲朱尼厄斯·摩根（Junius S. Morgan）一步一步地铺设了儿子的成功之路。1837年4月17日，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生于康涅狄克州，他的名字来自外祖父，诗人约翰·皮尔庞特（John Pierpont）。摩根喜欢被人叫做“皮尔庞特”，而不是“约翰”，但大家显然觉得太麻烦，干脆简称“J.P.”。摩根的父亲是伦敦皮博迪（Peabody）贸易公司的合伙人，摩根自幼便频繁地去伦敦和欧洲居住。在父亲的安排下，他在康涅狄克上完中学后去瑞士学习，学得一口流利的法语，然后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University of Gottingen）完成了大学学业，也基本掌握了德语。

1857年，20岁的他大学毕业后加入了父亲的公司，先后在伦敦和纽约工作，从底层干起，学着做生意。父亲倾囊相授，儿子聪明好学，既有“传、帮、带”的家族“工艺”，又有独立的思考和创造，教学效果远超顶尖商学院的课堂。在此后的十四年里，摩根在这一整套详尽又专业的商业指导和训练中成长起来，先做父亲公司在美国的代理，后来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就是未来的J.P.摩根公司（J.P. Morgan & Company）的前身。当初，摩根家族的业务仅限于商品买卖或进出口生意，还没涉及金融业。倒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一时插不上手，这块肥肉早就被瓜分了。“内战”爆发后，林肯政府为供应战争而发行国债。为政府发债的是费城的银行家杰伊·库克（Jay Cooke），他从中赚了400万美元的佣金（参看《美国的故事（140）- 蜕变》）。这笔钱让所有的人眼红，也让摩根意识到真正的大买卖在哪里。为避免上战场，他交了300美元雇人替自己服兵役（这是合法的），趁着打仗狠赚一笔。其中最有争议的交易是从华盛顿的联邦政府手里买来武器又转手高价卖给西部的联邦军队，可见当时的水有多浑。难怪商人们说“你可以用任何价钱把任何东西卖给政府”。当然，这中间少不了障眼法。摩根一直声称自己只知下家（联邦军队）不知上家（联邦政府），政府对此事也没查出个所以然。很多人相信摩根是无辜的，但也有学者认为，像摩根这样精明的商人是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货源的，除非他选择性失明。1863年，试水金融和货币市场的摩根向伦敦转移了价值115万美元的黄金，刺激金价上涨，然后高价甩卖，大赚了一笔。摩根还在“内战”中大手笔投资国债，就赌联邦（北方）能赢。结果，联邦赢了，摩根赢麻了。

“内战”结束后，在战时“浅尝”华尔街红利的摩根渐渐变成大玩家。战后的“镀金年代”也是摩根的黄金年代，他从买卖商品转为买卖股票，与私人交易，也与政府交易。我们以前讲过，“镀金年代”的两大发财秘诀是铁路和金融，这两样摩根都想占。他最初的股票投资集中在铁路和电报电话领域，后来扩展到钢铁、保险、和其他行业。1890年，父亲去世，摩根继承了家产和公司。为了实现野心，他领头组织财团（Syndicate）融资（与其它银行组团投资），主打一个“团结就是力量”。这种方式打破了杰伊·库克的垄断，开创了通过私募基金（private equity）投资的先河。人们把他这种新的融资过程叫做“摩根化”（Morganization）。他通过融资控股了主要铁路，甚至召集铁路公司巨头开会商讨统一定价、统一运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政府做不到的事他做到了。华尔街每一个重要的融资案、上市案、合并案背后都有摩根的手，他把财团融资做到了极致。他的名字意味着成功，只要有他参与投资的公司，美国和外国股民们就闭眼入，活脱脱一个近代版巴菲特。

钱已经不能满足摩根的野心。也许，他领略了两千多年前那位中国古人的心得：十倍的“耕田之利”和百倍的“珠玉之赢”远不及不可限量的“立主定国之赢”。 很人说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就是摩根“立”的“主”，很多证据指向这一点。真相如何，我们后面再讲。对政治的投入是摩根与洛克菲勒的不同。洛克菲勒专注于自己的商业版图，摩根除了华尔街还想要美国政府，他是最有政治影响力的银行家。多年来，联邦政府“独宠”杰伊·库克，摩根早就看不顺眼了，一定要把政府的生意抢过来。1877年，为了重建人们在“1873年大恐慌”中丧失的对投资和联邦政府的信心，摩根的公司融资垫付了美军的全部开支，算是救了美军一把。当然，他也赚足了利息。1887年左右，摩根帮纽约市政府融资修建用于市内交通的有轨铁路和火车站。真正让他成为美国政府的“大救星”的是“1893年大恐慌“。

如前所述，1895年，摩根造访白宫，警告克利夫兰总统联邦政府眼看着就要关门大吉了。外债还不上，信用破产，政府怎么运行？华尔街已经跌成狗了，政府要是也玩儿完，美国还有救吗？克利夫兰说，还外债需要黄金，我到哪找那么多金子？摩根说：找我呀。摩根最初的提议是，财政部从摩根和他组织的财团（包括欧洲银行）买黄金应急。总统不同意，觉得这笔买卖不划算。克利夫兰不是吃素的，不能由着摩根拿捏。 他们俩都长得高大魁梧，虎背熊腰，气势都不输对方。 最后，双方达成协议，联邦政府以发行30年期国债的形式向摩根的财团和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借350万盎司黄金，用以还债和稳定股市。就这样，华尔街得救了，美国政府得救了，克利夫兰的声誉和政治前途可毁了。“人民党”和“民主党”指责他用金本位欺负农民，发誓决不让他的名字出现在1896年大选中。他们还说克利夫兰向华尔街借黄金就是向资本屈服，置选民的利益于何处？“借黄金”事件的受益者毫无疑问是摩根，他名利双收，赚钱的同时还拯救了联邦（他和他的财团转手就把从克利夫兰那里拿来的国债高价甩卖，大赚一笔）。这叫时势造英雄，谁让美国没有中央银行呢？华尔街救得了财政部，财政部管不了华尔街。摩根将在“1907年大恐慌”中再次出手救市救国，那是后面的故事。

本来，令人绝望的危机似乎看不到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结束，克利夫兰对金本位的坚持和他的保守风格确实无助于缓解危机。可是，美国的运气太好了。克利夫兰绝对没想到，仅仅两年之后，1897年，金本位引起的“通缩”消失了，新大陆再度繁荣。原因是，南非、加拿大、美国的阿拉斯加领地发现了大金矿。黄金产量大增缓解了货币紧缺的问题，白银彻底退出货币体系，“金银之争”也如过眼云烟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

“1893年大恐慌”充分暴露了“镀金年代”带给美国人的痛苦，特别是贫富悬殊和阶级矛盾。平等自由的理念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面对如此巨大的挑战。美国人能改变现状吗？他们将怎样捍卫《独立宣言》许给他们的“追求幸福的权利”？普通人如何分享时代的红利？请看下一个故事：渴望进步。

做为第二个入主白宫的单身汉，克利夫兰没有像前总统詹姆斯·布坎南那样将单身进行到底。那位使克利夫兰为之倾倒的女孩是弗朗西丝·福尔松（Frances Folsom）。说起来，克利夫兰与福尔松家渊源极深，他与弗朗西丝的父亲奥斯卡·福尔松（Oscar Folsom）是好朋友，弗朗西丝刚出生时克利夫兰就见过襁褓中的她，还送给她一个小摇篮做礼物。弗朗西丝11岁时，父亲去世。做为好友和律师，克利夫兰成了福尔松的遗嘱执行人，负责管理福尔松家的债务并为弗朗西丝和她母亲提供经济来源。对弗朗西丝来说，克利夫兰似乎一直是父亲般的存在，直到1885年6月弗朗西丝和母亲拜访了白宫后事情才变得有些微妙。这次拜访让克利夫兰对弗朗西丝一见倾心，他突然意识到，他看着长大的女孩已变成妩媚动人的女人。弗朗西丝从小到大看克利夫兰时眼里只有崇拜，如今，崇拜变成了爱。秘密订婚一年后，21岁的弗朗西丝与49岁的克利夫兰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她是第一位在白宫结婚的第一夫人，也是史上最年轻的第一夫人。

率真、随和、充满活力、受过高等教育的弗朗西丝立刻赢得了美国人的喜爱，为固执又有些死板的克利夫兰平添了许多亲和力和人情味，她在社交活动和公共场合展现的开放、坦诚的态度彰显了新时代美国女性的自信和担当。媒体对克利夫兰家庭生活的好奇和关注无形中提高了克利夫兰的声望，但这不意味着他能顺利地连选连任。事实上，克利夫兰的一系列保守主义政策正引来激烈的反对声。他拒绝帮助南方的黑人；漠视印第安人的权利；敦促国会通过“斯科特法案”（Scott Act）扩大了“排华法案”的效力，规定拥有永久居留权的中国移民只要离境便不得重返美国，导致2万到3万华侨滞留中国。总之，他的政策对底层民众不算友好，推行公务员制度改革又让他失去了一部分“民主党”领袖的支持。尽管克利夫兰中规中矩的统治非常有效，他的清正廉洁更远胜他的“共和党”前任们，但当1888年大选来临时，再次得到“民主党”提名的克利夫兰一点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共和党”推出来跟克利夫兰竞争的是“红四代”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哈里森的祖先是新大陆最早的移民之一，1630年就从英国来到弗吉尼亚。殖民地时期，哈里森家族是弗吉尼亚的名门望族，也是政治世家。他的曾祖父本杰明·哈里森五世（Benjamin Harrison V）是在《独立宣言》上签名的建国国父之一（参看《美国的故事（34）- 生于7月4日》），当过弗吉尼亚州州长；祖父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是第9任美国总统（参看《美国的故事（110）- 意外》）；父亲约翰·哈里森（John S. Harrison）当过两届联邦众议员。根红苗正的哈里森1833年8月20日生于俄亥俄州，在俄亥俄完成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在那里娶妻生子，在那里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

1854年，哈里森带着全家迁至印第安纳州。他的法律业务渐入正轨，他也开始参与政治。受家族传统的影响，倾向于“辉格党”的哈里森自然而然地加入了继承了“辉格党”大部分观点的“共和党”，反对奴隶制，反对分裂。“内战”开始后，哈里森应印第安纳州长之邀在家乡招募了一个军团，被州长任命为上校，带着他的人马奔赴战场。他们加入了威廉·谢尔曼将军的部队，在“亚特兰大战役”中表现出色。在军中，哈里森从一个军事小白成长为坚韧、勇敢的领袖。他常在寒冷的冬夜为战士们送一杯热咖啡，不管战斗多么残酷、环境多么恶劣，他从不舍弃他的战士，永远与他们共进退。尽管他不是出色的军事指挥官，但他赢得了崇高的声誉。1865年，林肯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授予他准将军衔。

战后，哈里森的法律业务越来越成功，他的政治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格兰特总统请他在诉讼中代表联邦政府，海斯总统请他担任联邦密西西比河道开发总监。1880年大选中，哈里森是詹姆斯·加菲尔德的关键支持者之一。同年，哈里森当选联邦参议员。在1888年6月的“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哈里森本来是没什么戏的，在17名竞争者中排第五。遥遥领先的是参议员约翰·谢尔曼（John Sherman），他八年前就想当总统，但最后选择支持加菲尔德（参看《美国的故事（176）- 改革》）。这一次，他看上去优势很大，但似乎遭遇了同样的阻击，尽管名列前茅，却无法得到所需的票数。代表们连投七轮票都无人胜出。于是，与以往类似的情况发生了。人畜无害的哈里森渐渐地成了各方妥协的人选，“共和党”领袖们也认为他的人品和家世足以与克利夫兰总统一争高低。在第八轮投票中，哈里森胜出，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1888年大选的两党候选人可以说旗鼓相当，克利夫兰和哈里森的声望都不错，支持者都很多。两人胜负的关键在于四个“摇摆州”：新泽西，康涅狄克，克利夫兰的家乡州纽约和哈里森的家乡州印第安纳。两党争论的焦点在关税。“共和党”坚持高关税，深得北方工业发达州选民的心；“民主党”要低关税，反映南方和西部农业州的诉求。但克利夫兰在关税上的优势被打了折扣，因为他的货币政策（金本位）吓退了不少南方和西部人。四年前，克利夫兰横扫这四个摇摆州；这一次，他与哈里森平分秋色。克利夫兰赢得新泽西和康涅狄克，哈里森把他俩的家乡州纽约和印第安纳收入囊中（哈里森团队在印第安纳有作弊的嫌疑）。失去人口大州纽约对克利夫兰的打击是致命的。虽然哈里森得到的普选票总数比克利夫兰少9万张，但他得到了更多的选举人票，以233票比168票的优势获胜。“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又选出了一位“少数人的总统”（迄今为止，美国共有5位“少数人的总统”）。克利夫兰是第4位在大选中落败的现任总统（迄今为止，共11位现任总统在争取连任的大选中失败）。

输掉了白宫的克利夫兰和妻子一起准备着卷铺盖走人，弗朗西丝对丈夫的信心却一点也没少。她对白宫的工作人员说：“我想让你们照看好这所房子中所有的家具和装饰品。四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来时，我希望一切如旧。”克利夫兰回归纽约，除了打理自己的法律业务就是与年轻的妻子拼命生孩子。他们一共有5个孩子，都是在克利夫兰卸任之后生的。离开白宫似乎让他重焕青春，为下一个冲刺做准备。

1889年3月4日，本杰明·哈里森宣誓就职，成为第23任总统。他是联邦政府的“世纪总统”，一百年前的今天，乔治·华盛顿宣誓就任第1任总统。还记得哈里森的爷爷就职时发生的事吗？威廉·亨利·哈里森在史上最冷的就职日之一（1841年3月4日）向他的听众做了史上最长的就职演说（8445个词）。结果，就职当晚就病了（很多人认为他是被冻病的），31天后去世，成了任职时间最短的总统。似乎是为了吸取爷爷的教训，本杰明·哈里森的就职演说很短，字数只有爷爷的一半。哈里森的任期静悄悄地开始了，他的整个任期似乎都是静悄悄的。后人总觉得哈里森平庸，主要是因为他的任期内似乎没有“大事”发生，他的性格又远不如克利夫兰强势和出彩。但实际上，哈里森一点也没闲着，他直接或间接推动的几项立法把“大事”都留给了他的继任者们。

既然关税问题是1888年大选的核心问题，哈里森自然要兑现承诺。保护性的高关税是“共和党”的不二选择。帮总统和“共和党”实现愿望的是来自俄亥俄的联邦众议员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麦金莱是未来的总统，他的故事我们后面再讲，此时的众议员麦金莱是保护性关税最重要的代言人。在1888年大选中，“共和党”不仅赢了白宫，也赢了国会（第51届国会，1889 – 1891），为高关税扫清了障碍。1890年，国会通过了“麦金莱关税法”（McKinley Tariff）。10月1日，哈里森签字使之生效。税法把进口关税从平均38%提高到49.5%以保护本国的工商业和产业工人。资本家高兴了，农民实惨，它引起的反弹可想而知。这部税法也是“共和党”在1890年的中期选举中失利的原因。

税高了，联邦的财政收入自然也高，这就是哈里森要做的第二件事：花钱。联邦政府的财政盈余不是一天两天了。克利夫兰除了投资海军，从不在别处乱花钱，为此多次行使否决权，抠门抠到家（参看上一个故事）。哈里森正好相反，把花钱当成了历史使命。他也投资海军，但那不是重点。也许是他当过军人的缘故吧，他的政府最大的开销就是向退伍军人支付高额退休金，恨不得把政府所有的盈余都塞到退伍军人手里。短短几年国库就空了，效率还挺高。有乱花钱的政府就有乱要钱的骗子，这中间的糊涂账越来越多。即使哈里森本人比较清廉，选民们又开始闻到腐败的味道了。

第51届国会通过的最重要的法案之一是1890年的“谢尔曼反垄断法”，它正是由两次争取总统提名都失败的参议员约翰·谢尔曼起草的。谢尔曼也许天生与白宫绝缘，但他显然是最杰出的参议员之一，国会山才是他展现才华的舞台。哈里森总统的支持使法案变成了法律。“反垄断法”最著名一个案例是把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分拆成了八个公司（参看《美国的故事（173）- 镀金年代》），它和后续的几个立法塑造了未来美国的工商业格局。

同一个谢尔曼推动国会通过了“1890年谢尔曼购银法案”，这是联邦政府对“自由白银”运动做的最大的妥协（参看《美国的故事（178）- 金银之争》）。“共和党“和哈里森本想用此法讨好西部的选民，确保下次大选的胜利，却没成想砸了自己的脚。敏感的美国人立刻嗅到金融危机的气息，反而让哈里森失去了很多本来支持他的东部选民。

其实，哈里森效率最高的工作是为联邦增加了6个州：北达科他（North Dakota），南达科他（South Dakota），蒙大拿（Montana），华盛顿（Washington），爱达荷（Idaho），怀俄明（Wyoming）。美国本土的独立州总数到了44个（其余地区仍然是美国领地，暂时不符合成为州的条件）。1890年，联邦军队在伤膝溪（Wounded Knee Creek）屠杀了300多个印第安人。“伤膝溪大屠杀”或“伤膝溪之战”是美国与印第安人自“内战”结束以来长达20多年的战争中的最后一战。从此，幸存的印第安人全部迁入保留地，他们再也无力反抗。在开疆拓土方面，哈里森还是很积极的。为了美国的商业和军事（海军）利益，他一直支持住在夏威夷（Hawaii）的美国人给当地政府捣乱，挑起反政府叛乱。1893年，哈里森开启了吞并夏威夷的程序。1898年，夏威夷成为美国领地（Territory of Hawaii）。

“麦金莱关税法”和“购银法”使哈里森政府饱受诟病。1892年，“民主党”第三次提名克利夫兰为总统候选人。于是，克利夫兰与哈里森再次狭路相逢。得失一瞬间，风水轮流转。这一次，命运的天平不再偏向哈里森。克利夫兰得到的普选票比哈里森的多40万张，最终以227票比149票获胜。然而，这次选举中最引人注目的既不是克利夫兰也不是哈里森，而是“人民党”候选人詹姆斯·韦弗（James Weaver）。如前所述，“人民党”成立于1892年，由“绿背党”和“农民同盟”合并而成（参看上一个故事）。韦弗本是“绿背党”成员，此次代表新成立的“人民党”。“人民党”在选举中的主要诉求是双本位。韦弗的成绩出乎意料地好，他得到了4个州的22张选举人票。一个在大选开始前刚刚新鲜出炉的政党竟然表现得如此令人惊艳，“人民党”的能量不容小觑。

重返白宫的克利夫兰将要面对的是什么？他会怎样应付？请看下一个故事：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