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164）- 重建和平

尽管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在外交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些都没有帮助他挽回局面。随着总统的失势，美国国会成为领导重建的无可争议的核心力量。国会在推出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同时，也提高了南方各州重新加入联邦的门槛：一，必须接受第十四修正案；二，必须修改州宪法，保障黑人的选举权。国会还将南方10州（不包括田纳西）分为五个军事占领区，由军事长官监管各州事务（参看《美国的故事（161）- 国会的计划》）。在国会强有力的推动下，重建似乎渐入正轨，南方黑人的权利受到保护，黑人精英们开始成为民选官员。和平真的来了吗？

黑人之所以有当选的机会是因为国会限制了白人的参与。怎么限制的呢？国会规定：“内战”中的南方军事领袖暂时不能投票。至于“军事领袖”到底有哪些人，“暂时”是多长时间，没人知道。这还是“激进派共和党人”与“温和派”妥协的结果，“激进派”领袖撒迪厄斯·史蒂文斯本来的提议是：凡是参与过叛乱的人都被剥夺投票权五年。南方几乎所有的适龄白人男人都当过兵，老人、女人、孩子都以某种形式参与过战争，这个提议简直就是把所有的白人都排除在外，太过狠毒，肯定通不过。折中后的法案温和了很多，但也给了五个军事占领区的将军很大的决定权，松一点紧一点全靠他们的判断。有人估计，每州大约1万到2万人失去投票权，有的州甚至达8万人。当时的选民人数本来就少，这些人的缺席在某些地区直接影响了选举结果。“共和党”通过这种方式打压“民主党”并维持着自己在南方的优势，虽然有点不讲武德，但在当时的环境中，矫枉过正也许是必要的，否则，黑人恐怕不会有任何机会。

南方各州的白人虽然满腔愤懑，但在审时度势之后决定暂忍一时之气，先加入联邦再说。“打不过他们就加入他们”，等进去了再跟你斗，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被人用军法管着实在不舒服，还是民选政府好。各州纷纷召开公民代表大会，讨论第十四修正案和修改州宪法等事宜。其中尤以1868年1月的南卡罗来纳的代表大会最引人注目。南卡的黑人人口超过60%，一向是奴隶制最坚定的维护者，也是打响“内战“第一枪的州。过去，白人垄断了政治权利；现在，76个黑人代表骄傲地走进会堂，与48个白人代表一起讨论自己家乡的未来。首先展露头角的黑人是那些来自北方或欧洲、受过良好教育、致力于改变南方现状的精英。罗伯特·埃利奥特（Robert Elliott）是其中之一。他生于英国，毕业于著名的“精英的摇篮”伊顿公学（Eton College），说流利的法语和西班牙语，参加过皇家海军。1867年，25岁的埃利奥特来到波士顿，然后南下，定居在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第二年，他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开始了自己的法律业务。26岁的他当选南卡州议会议员，又被任命为南卡国民自卫军的第一位黑人总指挥，他的职责之一就是打击“三K党”。1871年，29岁的埃利奥特将当选为联邦众议员。不管在公民大会、州议会、还是美国国会，埃利奥特都以自己出众的口才和敏锐的思考为黑人的权利抗争。

还有很多黑人和白人代表与埃利奥特有相似的资历和共同的志向。31岁的弗朗西斯·卡多佐（Francis Cardozo），生于南卡，父亲是犹太人，经济学家，母亲是自由黑人。他毕业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是一位牧师。卡多佐是出色的管理者，将因揭露官商勾结的腐败现象为南卡纳税人节省上百万美元。29岁的罗伯特·斯莫尔斯（Robert Smalls）也是犹太人父亲和黑人母亲的混血儿，他生而为奴，熟悉查尔斯顿港的每一个角落，精于架船技术。1862年，“内战“爆发一年后，他驾着南方海军的“种植园主号”（CSS Planter），与船上的其他奴隶合作，穿越炮火，投奔北方海军。他获得了自由，得到国会的嘉奖，是地地道道的英雄。他将当选南卡州议会议员，联邦众议员，不遗余力地为黑人和穷人争取福利。46岁的威廉·贝弗利·纳什（William Beverley Nash）战前是奴隶，43岁时随着第十三修正案的通过获得自由。他自学成才，是南卡新宪法的重要起草人之一。32岁的丹尼尔·亨利·张伯伦（Daniel Henry Chamberlain）是个白人，被南方人称为“投机者”（Carpetbagger）。他生于马萨诸塞，是耶鲁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就读于哈佛法学院，是位律师和种植园主。他想帮助南卡的黑人，尽管很多黑人，包括罗伯特·埃利奥特，不喜欢他。他将是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也是1974年之前最后一位“共和党”州长。会议主席是45岁的托马斯·罗伯特森（Thomas Robertson）。他曾经是奴隶主，后来加入“共和党”，当选联邦参议员。这些白人和黑人一起起草了南卡的新宪法，为南卡重返联邦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因南卡罗来纳在南方的影响力，南卡的公民代表大会被称为美国的“第二次革命”。白人和黑人，富人和穷人，北方人和南方人，昔日的奴隶主和昔日的奴隶，坐在一起，协商、辩论、争吵、妥协，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选政府”。他们知道他们在创造历史。1868年7月9日，南卡罗来纳成为批准第十四修正案的第二十八个州，该修正案正式生效（当时的美国连南方在内共37个州，四分之三多数是28个州）。这一天，南卡罗来纳也正式重新加入联邦。

其它南方州的做法与南卡类似，以公民代表大会的形式确立新的政府，在批准第十四修正案的同时修改本州宪法，保护黑人的投票权，承诺践行1866年《人权法案》。这些会议像南卡的会议一样汇集了各路精英和普通公民，有的来自上流社会，有的是小农户，有的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有的目不识丁。他们为重建和平走到一起，正如1787年那群为建立一个“更完美的联盟”（A more perfect Union）而走到一起的人。1868年这个炎热的夏天，7个曾参与叛乱的南方州重返联邦。除了南卡，其余6个是：6月22日，阿肯色；6月25日，佛罗里达；7月4日，北卡罗来纳；7月9日，路易斯安那；7月13日，阿拉巴马；7月21日，佐治亚（佐治亚后来因驱逐黑人议员又被踢出联邦，1870年7月15日重新加入）。早在1866年7月18日，田纳西已经加入联邦（参看前面的故事）。剩下的3个叛乱州都是1870年重新入伙的：1月26日，弗吉尼亚；2月23日，密西西比；3月30日，德克萨斯。至此，当初脱离联邦的11个州全部回归。

形势看上去不错，实则暗流汹涌。首先，南方“低声下气”重返联邦的动机可不是为了一个“更完美的联盟”，而是为了推翻“共和党”对这个联盟的领导，为了在这个联盟里获得更大的利益。一旦加盟，昔日的奴隶主们便想方设法从昔日的奴隶身上榨取更多的油水。宪法消灭了奴隶制，保护了公民权，却消灭不了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各州批准了第十四修正案并不意味着会执行它。这是傲慢与偏见，也是时代的局限。法律可以强行改变人的行为，但无法改变人心。按今天的标准，别说约翰逊和相信“白人至上”的人是种族主义者，林肯也是种族主义者，所有的白人都是种族主义者，不分南方和北方（黑人在北方的很多州也没投票权）。没有白人认为自己与黑人是平等的，因为没有人能超越那个时代。自1619年起就在新大陆扎根的奴隶制怎么可能仅凭一纸修正案便被连根拔起？种族仇恨为“三K党”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契机。

其次，南方各州在战争中遭到的打击实在太大。城市被烧，铁路被毁，农庄荒芜，经济休克，一时半时活不过来。很多美好的设想必须为现实折腰，比如，本来应该用来建公立学校的钱只能先用来修铁路。税收一共就那么多，补了西墙补不了东墙。南方各州战时发行的债券全部作废，联邦政府拒绝买单，债券持有者只好认倒霉。所有人手里都缺现金。黑人没钱养活自己，白人没钱发工资，最后只好以实物代替。于是，“实物地租”（Sharecropping）出现了。没有土地的人与地主签租种合同，收成的50%或多一点归地主，其余的归租户，种什么和种多少由地主说了算。地主一般是战前的奴隶主，租种土地的大多是战前的奴隶。这种合同有一定的合理性，不需要或只需要很少的现金，暂时解决了一部分黑人的生计问题。但因种植庄稼种类和数量的决定权在地主，对租种土地的人难免不公。后来，在一些劳动力缺乏的地区，租户团结起来跟地主谈判，获得了较大的发言权。不管怎样，南方经济举步维艰，至少需要30年才能缓过劲儿来。南方人，特别是白人，心里不痛快是自然的。

第三，不管是白人当权还是黑人当权，重建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腐败，官商勾结、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是家常便饭。腐败并不是某个种族的专利，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腐败在美国历史上比比皆是，但在南方的重建中特别盛行。”重建时期恰好与战后的大规模西进、跨大陆铁路的修建、“第二次工业革命”相重合，新大陆的财富成倍增长，美国迅速赶超欧洲各国，一跃而成世界经济的领头羊。也许是大家太渴望财富了，甭管白人还是黑人，一朝权在手，难免动歪心思。从联邦政府到州政府到地方政府，简直没有干净地儿。腐败成了重建的一大特色，我们后面还要讲。

国会掌握了重建的主动权，约翰逊总统却一点也不想乖乖地听之任之，他利用一切机会跟国会唱反调。我们在前面讲过，约翰逊对南方的态度前后判若两人。战时和战争刚结束时，他主张严厉惩罚南方和南方的军官。1865年，格兰特在阿波马托克斯（Appomattox）与李将军签的条件极其宽大的协议曾得到林肯的全力支持（参看《美国的故事（156）- 我们都是美国人》），这个协议保证南方军人只要不违法就不应再被打扰。林肯遇刺后，约翰逊一度想撕毁协议。南方的军官，特别是罗伯特·李，面临严厉的指控，包括叛国罪。李写信给格兰特，为自己和将军们争辩，问格兰特当初的约定还算不算数？格兰特急得到白宫找约翰逊讨说法。约翰逊振振有词地说不能轻易原谅南方的叛乱者，还说格兰特作为前线指挥官无权同意叛军的政治条件。格兰特很生气，对约翰逊说：作为美军总司令，我的职责是结束战争。没有这份协议，李根本不会投降，仗还要再打好几年，成千上万的人还要流血。即使正规军投降，游击队也会继续折腾。况且，这份协议是林肯同意的。整个南方都在盯着看李的遭遇，如果联邦政府说话不算话，你就等着南方暴乱吧。格兰特还威胁道：如果总统撕毁协议，我就辞职不干了，您另请高明。约翰逊显然负担不起失去格兰特的政治代价，只好同意撤销对李的指控。格兰特算是救了李一命，他立刻写信告诉李这个消息。得知自己不再面临牢狱之灾或政治迫害后，李接受了弗吉尼亚的华盛顿学院（Washington College）的邀请，担任该校的校长。五年后，1870年，李在校长任上去世，终年63岁。为了纪念他，华盛顿学院改名为华盛顿-李大学（Washington Lee University）。今天，这所学校被认为是最好的文理学院之一，为美国培养了3位最高法院大法官，1位诺贝尔奖得主，还有普利策（新闻）奖、托尼（戏剧）奖、艾美（电视）奖得主，以及27位联邦参议员、67位联邦众议员、31位州长。然而，在他的有生之年，李的公民权并没有被完全恢复。直到他去世105年后，1975年，国会才通过决议，杰拉德·福特（Gerald Ford）总统签署，恢复李的美国公民身份。

当国会把总统挤出中心舞台并更严苛地对待南方时，约翰逊忽然变得无比宽容。他发布特赦令，赦免所有参与叛乱的人，将没收的财产归还原主人，也赦免了所有因参与刺杀林肯而被判监禁的人。南方的前政要和军官们在短暂地失去政治权利和财产后都渐渐回归正常生活。杰斐逊·戴维斯总统被关押两年后没有受到任何指控，无罪释放，回到自己在密西西比州的庄园；李将军的第一副将、格兰特的好朋友詹姆斯·朗斯特里特（James Longstreet）战后加入了“共和党”，活跃在政治舞台，积极推动南方重返联邦，协调白人与黑人的关系，还出任美国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大使；南军的二号人物约瑟夫·约翰斯顿（Joseph Johnston）在北卡罗来纳向谢尔曼将军投降后回到家乡弗吉尼亚，先后任铁路公司和保险公司的总裁，后以“民主党”人的身份当选联邦众议员。谢尔曼和格兰特都很欣赏他，成了他的朋友。这些南方重要人物的归宿似乎在释放着双方和解的信号，尽管和平只是表面和短暂的。

随着1868年大选的来临，“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把希望寄托在新的候选人身上，没人想沾约翰逊的晦气。“民主党”提名前纽约州州长霍雷肖·西摩（Horatio Seymour）和密苏里的弗朗西斯·布莱尔（Francis Blair）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共和党”则把重点放在如日中天、万众瞩目的战争英雄、美军总司令格兰特身上。格兰特从没公开宣布自己是“共和党”人，但他对“共和党”政策的坚定不移的支持早就让人把他与“共和党”连在一起了。南方人也不讨厌格兰特，主要是因为他对南方军人的宽容。格兰特信守诺言，忠诚地履行阿波马托克斯协议，这一点让南方人比较放心。1868年5月，在“共和党”芝加哥代表大会上，格兰特在第一轮就以全票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随后，大会提名众议院领袖斯凯勒·科尔法克斯（Schuyler Colfax）为副总统候选人。大家心里都清楚，凭格兰特的威望，当选总统是板上钉钉的事。格兰特自己也这么认为。妻子茱莉亚问他：你想当总统吗？格兰特说：“不想，但我对这事儿似乎没有发言权……代表大会会提名我，而且，只要我被提名，就应该能当选。”得知成为候选人后，格兰特说：“我对当总统候选人不感到遗憾，但我很遗憾必须离开军队。”也许他的直觉是对的，一位出色的将军不一定是出色的总统。

格兰特的竞选口号是：“让我们拥有和平（Let us have peace）。”这位亲历枪林弹雨、曾被称为“屠夫”的将军似乎比任何人都更理解和珍惜和平，他将不遗余力地守护南方与北方，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和平。大选的结果毫无悬念，格兰特以压倒优势获胜，得到26个州的214张选举人票，西摩只得了8个州的80张选举人票。46岁的格兰特是到当时为止最年轻的总统。全国人民喜气洋洋地期待着新总统的到来，至少不必再理会令人生厌的约翰逊了。

当选总统格兰特面临的挑战是什么？他能看到期待已久的和平吗？他将怎样应对日益猖獗的“三K党”？请看下一个故事：分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