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23）- 血溅波士顿

1767年的《汤森法案》把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反英运动推向高潮，各殖民地议会纷纷通过决议，全面抵制英货。在“暴乱”的中心波士顿，殖民地议会与皇家总督弗朗西斯·伯纳德之间已经到了“死磕”的关键时刻。议会要求英王罢免伯纳德，伯纳德则干脆解散议会。塞缪尔·亚当斯领导的“自由之子”让《汤森法案》几乎变成一张废纸，别说税收不上来，就连海关官员的人身安全都成了问题。伯纳德总督紧急向伦敦求救，说要是再不派军队来，俺可就管不了啦。英国新任的殖民地事务大臣希尔斯伯罗勋爵（Lord Hillsborough）下令派四个军团开赴波士顿。

1768年10月，两个军团的英军，约四千人，抵达波士顿，11月，另外两个团也到了。从身穿大红色军装的英国士兵踏上波士顿土地的那一刻起，很多殖民地人对英帝国的忠诚就在悄然地改变了。人们开始思考他们以前从来没思考过的问题：难道这就是我的国家吗？她到底是在保护我还是在威胁我？一个几千英里外的小岛凭什么主宰这片大陆？

虽然伯纳德总督解散了议会，但议员们换了个地方，照样开会。在塞缪尔·亚当斯的主持下，议会的请愿又多了一条：驻波士顿的英军全部撤离，否则，抵制英货的运动绝不会停止。亚当斯说，英军占领波士顿，不仅侵犯了殖民地人的天赋人权，还侵犯了英国宪法和殖民地宪章所赋予他们的“自治”权利。亚当斯和其他议会领袖们写了无数的文章，发表在报纸和小册子上，号召大家齐心协力，不把英国兵赶出波士顿誓不罢休。其他殖民地也纷纷响应，继续抵制英货。“自由之子”三天两头闹事，比以前更过分了。他们不但羞辱政府官员，连英国兵也不放过，逮机会就向英国兵扔个雪球，砸两块石头，骂几句脏话，还给他们起个外号叫“龙虾背”（Lobster Back），反正不能让他们舒服了。

终于，1769年8月1日，伯纳德被召回伦敦，副总督托马斯·哈金森继任马萨诸塞总督。与此同时，两个团的英军撤离波士顿。这一天，成了波士顿人的节日，他们像欢送“印花小姐”一样欢送伯纳德和英国士兵。但亚当斯提醒大家，还有两个团的英国兵没撤，咱得继续捣乱，直到他们全都滚蛋为止。而且，只要《汤森法案》一天不被废除，咱就一天不买英国货，看谁扭得过谁。

这两个团可怜的士兵们，一天都不想在波士顿呆了。这是什么鬼地方啊？冬天贼冷贼冷的，手指头都快冻掉了，哪里比得上俺那温柔美丽的故乡？他们很多是十七八岁的少年，出身贫苦，为了糊口而参军，以前从未出过远门，这回猛不丁地被送到几千英里外的北美，举目无亲，思乡之情可想而知。他们拿着抵得可怜的工资，面对那些刁蛮的殖民者，听他们用最恶毒的语言辱骂自己，早就受够了。士兵们每天都在祈祷：上帝啊，求你让我们赶快回家吧！

1770年3月5日的傍晚像平时一样寒冷，一个叫休·怀特（Hugh White）的英国士兵正在海关楼前站岗。这时，一个貌似无赖的波士顿人走来，开始嘲笑他，后来嘲笑变成辱骂，辱骂变成推搡，推搡又变成你踢我一脚我打你一拳。两人嗓门越来越大，吸引的人越来越多，不一会儿就聚了几十个殖民者，他们把怀特推倒在地。怀特大声呼救，正在附近的托马斯·普莱斯顿上尉（Captain Thomas Preston）立刻带着八九个士兵赶来。英国士兵们站在一起，紧张又不知所错地与陆续涌来的波士顿人对峙着。此时，周围已经有二三百人。人们的“暴徒”本性开始发作，他们向士兵们扔雪球、冰块，高声谩骂，有些活腻了的还故意挑衅：“你不是有枪吗？有本事就冲老子开！没种就滚出波士顿！”

在一片混乱中，接下来发生的事就谁也说不清了。普莱斯顿上尉说，他当时向士兵们大喊：“不要开枪！”但一个士兵听到有人喊：“开枪！”另一个士兵看到正呐喊着向自己逼近的人群，慌里慌张地叩响了扳机，于是其余的士兵们也开始乱七八糟地打起来，都昏了头了，也不知道听没听见长官的“开枪”命令。一阵乱枪过后，11人中弹，其中3人当场死亡，另外2人几个小时后死去，其余的受伤。这下，“暴徒”们也不敢逞能了，抬起死伤的弟兄一哄而散。波士顿终于尝到血的滋味。

第二天天不亮消息就已经传遍全城。塞缪尔·亚当斯认为这是个把英国兵彻底赶出波士顿的绝好机会。他找到好朋友铜匠保罗·瑞维尔（Paul Revere），让他赶紧把昨晚发生的事画成一副画，刻在铜板上，这样就可以印成很多份，散发出去。可是，画什么呢？画那乱哄哄的人群和手忙脚乱的士兵吗？当然不是！事实？真相？太苍白无力了！要画就画出英国兵的凶恶和波士顿人的无辜，画出血腥，画出愤怒，画出仇恨。亚当斯如此这般交待了一番。保罗·瑞维尔是“自由之子”的成员，亚当斯的铁哥们儿。大哥一声吩咐，小弟心领神会。于是，那幅著名的画就诞生了：

在画中，英国士兵排成整齐的队形，在普莱斯顿上尉的指挥下，向波士顿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开枪。波士顿人像无辜的羔羊，被冷血的英国兵任意宰割。硝烟起处，血流成河，那一具具尸体让任何人看了都会顿生怜悯之心，同时燃起对英国人的深仇大恨。这简直就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大屠杀！

果然，当这幅画刊登在报纸上，传遍大街小巷，整个波士顿就成了一锅沸腾着的开水。人们走上街头，聚集在总督府门前，群情激愤，喊声震天，坚决要求严惩肇事者。塞缪尔·亚当斯发表演说，把这次事件定名为“波士顿大屠杀”（Boston Massacre）。从此，这个词就被所有的历史学家采用。它名不副实也好，危言耸听也好，反正那血迹是擦不去了。

包括普莱斯顿上尉在内的8个英国兵，以谋杀罪被告上法庭。如果罪行成立，他们将被判处死刑。此时的波士顿人已经红了眼，那架势，光判死刑不够，还得把他们切巴切巴生吃了才过瘾。法庭内外一片喊“杀”声，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8个英国兵吓坏了，赶紧给自己找律师吧。可是，全城上下，哪个律师敢出来给他们辩护？给他们辩护，哪天在街上让人拍一板砖或打一闷棍，怎么残的都不知道，家人就甭想有好日子过了，不定什么时候自家的房子就着火了，“自由之子”们干这种事儿在行着呢。

最后，走投无路的英国兵只好去求一个人，如果这个人不帮他们，他们就死定了。出人意料的是，塞缪尔·亚当斯也找到此人，鼓励他接下这个案子。塞缪尔·亚当斯毕竟是哈佛毕业生，不是无知盲流。他很清楚这场所谓的“屠杀”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了发动革命，他可以不择手段，但涉及到8条人命，他就不能草率行事了，他不想让人觉得波士顿是个无法无天的城市。那么，他找的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愿意帮着打这场官司吗？

此人就是波士顿最才华横溢的律师，塞缪尔·亚当斯的堂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1735年10月30日，约翰·亚当斯生于马萨诸塞殖民地的昆西镇（Quincy），他比堂哥塞缪尔小13岁。约翰的父亲是小农场主，也是教堂的执事，同时在城镇里担任专管学校和道路的官员。约翰和塞缪尔源自同一清教徒祖先，传到他这里已是在新大陆的第6代了。约翰是家中3个孩子中最大的。

约翰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他很为自己的清教徒背景感到自豪。到十八世纪时，“清教”本身已经变得柔和多了，不再像早期那样苛刻与死板。但约翰·亚当斯觉得，“清教”价值观不仅是世界上最纯洁、最高尚的情操，更是自由与平等的载体。他像堂哥一样，一生都执着地追求“清教主义”美德，并把这种追求变成了未来那个新国家的灵魂。

约翰·亚当斯是个聪明绝顶的人，天生一副好脑筋。可是他小时候很顽皮，不大好好看书。他和后来的波士顿头号富翁约翰·汉考克是发小，两人年龄相仿，家境相似，住得又近，经常一块儿玩儿。小约翰·亚当斯还是在汉考克父亲做主教的教堂里受洗的。后来，汉考克的父亲去世，他由富翁叔叔抚养。两人从此不在一个阶层了，但一直保持着不远不近的友谊。

1751年，十六岁的约翰·亚当斯进入哈佛学院读书。他父亲希望儿子将来能当个教堂的主教，可是约翰自己却拿不定主意。1755年，从哈佛毕业后，约翰一面在一所学校里教书，一面考虑自己未来的职业选择。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做一个律师。他开始在业余时间学习法律，三年后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此时的亚当斯早已不是那个贪玩的小男孩了。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不仅研究法律，还研究历史；不仅懂当时的法律，还懂古希腊、古罗马的法理。他变成新大陆最博学的法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言谈文章处处用典，法律条文就像刻到他脑子里一样，想驳倒他，门儿都没有。

1764年10月25日，还有5天就是亚当斯29岁生日了。这一天，他迈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步：与20岁的远房表妹阿比盖尔·史密斯（Abigail Smith）结为夫妻。阿比盖尔是大主教的女儿，从小由父母教导读书。她虽然从没受过学校的正规教育，可是她的才学却很少有人比得上。她聪慧过人，满腹诗书，见解非凡。阿比盖尔第一次见到亚当斯时只有17岁，他们在一起谈论文学、历史、哲学、政治。阿比盖尔出口成章，她的智慧和才华让长她近10岁的亚当斯非常吃惊。随着时间的推移，亚当斯越来越离不开这位美丽、优雅、温柔、理智、聪明、活泼的小表妹，他疯狂地爱上了阿比盖尔。他与她结婚的这一天是亚当斯一生中最甜蜜的日子。

在所有的“建国国父”中，亚当斯的家庭可能是最幸福的。他与阿比盖尔是生活的伴侣，也是灵魂的伴侣。他们互相爱慕，互相依赖，互相扶持，走过54年的风风雨雨。他们共同领导了“美国革命”，又携手入主白宫。他们一起创建的“亚当斯政治家族”把他们的天才儿子也推上总统的宝座，成为美国唯一的一对“父子总统”，这个记录直到2001年小布什总统入主白宫才被打破。阿比盖尔是那个时代最有名的才女，她的见识让亚当斯离不开她，也让其他的政治领袖，如华盛顿和杰斐逊，对她敬慕有加。亚当斯的人生因阿比盖尔而变得完美，“美国革命”也因阿比盖尔而多了一抹妩媚与清新。

做为律师的约翰·亚当斯，第一次出名也是与堂哥塞缪尔有关。1768年，塞缪尔与他的富翁好友约翰·汉考克领导的反《汤森法案》运动正进行得有声有色。5月的一天，波士顿海关以涉嫌“走私”为名扣押了汉考克公司的一条船，这条船的名字恰恰叫“自由号”（Liberty）。接着，他们又把汉考克告上法庭。汉考克有点急了，赶紧找塞缪尔商量。塞缪尔说，兄弟，甭怕，哥还有杀手锏没使出来呢。汉考克说，啥杀手锏啊？塞缪尔说，你忘了波士顿最能干的律师是谁了？汉考克一听，心立刻放回肚子里去了。他当然知道，那就是自己的儿时好友约翰·亚当斯嘛。约翰的本事他可有数，那舌头能把死人说活了。

约翰本来压根儿就不想管这事儿，可是碍不住堂哥和朋友的面子，只好披挂上阵。此时的约翰·亚当斯还不想卷入反英运动，更不想与“自由之子”有任何瓜葛。他是个小心谨慎的人，不像堂哥那样风风火火的。再说，在当时的北美殖民地，走私是家常便饭。那么长的海岸线，管理又松，不走私才奇怪。要说“船大王”汉考克不走私，恐怕连鬼都不信。不走私，汉考克他家地窖里那一桶桶的高档法国葡萄酒哪来的？自从《汤森法案》通过后，走私已经不是犯罪，而是“革命”。殖民地人卯足了劲儿走私，就是不给英国缴税。汉考克因慷慨解囊资助革命，早就成了波士顿的革命领袖。告他？问问波士顿人能答应吗？

约翰·亚当斯知道，就算汉考克脑门子上写着“走私犯”仨字儿，咱也得按无罪辩。好在亚当斯认一个死理儿：不管有罪无罪，都要用事实说话。没有可靠的人证物证，告翻了天也是无罪，而海关缺的就是十足的证据。于是，亚当斯甩开腮帮子，滔滔不绝地胡搅蛮缠了5个月，最后，这个案子竟然不了了之。海关撤销了指控，汉考克兴高采烈地回了家。这下，约翰·亚当斯成了名人，他简直就是波士顿人心中的英雄。

虽然约翰·亚当斯帮了塞缪尔·亚当斯和汉考克一把，但并不表示他从此就跟这俩搅到了一起。他与堂兄的性格完全不一样。塞缪尔外向、豪爽、热情，特别有煽动性。约翰却心思缜密，敏感，细腻，又有点神经质。他坦诚，直率，严肃，固执，甚至有些死板，活脱脱一个小清教徒。塞缪尔喜欢用演讲来发动群众，约翰却大部分时间靠写作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也反对英国议会对殖民地的干涉，除了在文章中引经据典地支持奥蒂斯“无代表，不交税”的观点，还进一步指出，殖民地的宪章是殖民者与英王签的合同，殖民地只效忠英王，不效忠英国议会，所以，英国议会在北美没有绝对权威，当然不能直接向殖民地征税。亚当斯的理论成了北美殖民地最有力的武器。有这么一位学富五车的法律专家撑腰，“革命”可真是咋说咋有理了。

约翰·亚当斯深受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他用自己的笔在北美传播着“启蒙思想”的精髓。他说，不管什么形式的革命，都要以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为准则，这个社会唯一的权威就是法律。一个公平社会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所有的公民都有权得到公正的审判。一个公民是否有罪，不应该由高高在上的权力机构决定，而应该由普通公民组成的陪审团裁决。只有这样，公平和正义才能得到伸张。

塞缪尔·亚当斯对堂弟的这套理论清楚得很。“波士顿大屠杀”发生后，他眼瞅着大家的火都被自己给搓起来了，这几个英国兵恐怕性命不保。于是，他来找约翰·亚当斯，请他为英国兵辩护。此时此刻，也许只有约翰有本事给脑袋发烫的波士顿人当头浇一盆冷水。约翰·亚当斯快让他这个整天惹是生非的哥哥给烦死了，他正犹豫不决呢，塞缪尔几句话就把他说服了：你不是追求一个公平的社会吗？现在就是上好的机会啊！光说不练可是假把式！约翰一听，慨然而起，好，我就给你练一把！你手下那些“自由之子”爱怎么砸怎么砸，兄弟豁出身家性命不要了！

就这样，波士顿最优秀的律师、未来美国的第二位总统，站到了法庭上，为“人民公敌”英国兵辩护。约翰·亚当斯就是冲着两个字去的：公平。他要告诉人们，革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革命的理想应该是什么样的。今天，你不能保障一个普通士兵的权利，那么，明天，你又怎能保障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一个被激烈的情绪控制的社会只会给人民带来灾难。

约翰·亚当斯的辩护水平那是没的说，他还是老规矩：一切用事实说话。外面嚷嚷得再厉害，无凭无据就甭想定罪。在辩护中，他说了下面那段著名的的话：“事实是很固执的东西，无论我们的愿望、直觉、情感是什么，它都无法改变。”亚当斯通过人证物证把事情搞了个水落石出，让一心想把英国兵往死里整的波士顿人无话可说。最后，陪审团裁决，8个英国兵中，包括普莱斯顿上尉在内的6个人无罪释放，另外2个直接向人群开枪的士兵被判“过失杀人”（Manslaughter），惩罚是，用烧红的烙铁在他们的拇指上烙上印，然后就出狱走人。一场情绪激昂的乱子就这样平息了。几个英国兵对亚当斯千恩万谢，他们凑钱给了亚当斯18个畿尼（Guineas）的律师费，相当于大约21个先令。在当时，这是一双新鞋的价钱。

为敌人辩护的亚当斯，虽然办公室被“自由之子”砸了，但名声却没有因此受到损害。人们看到了一个公平的人，一个坚持原则的勇士，一个理智又成熟的领袖。不久，亚当斯当选为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议员。他的言论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他的理想也渐渐成了人们共同的理想。“美国革命”就在像约翰·亚当斯这样的一群知识“精英”的领导下，踏上“理想主义”和“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的征程。很多年后，亚当斯回忆为英军辩护的这段经历时写道：“这是我为我的国家奉献的最好的服务。”

弟弟约翰在法庭上打官司的时候，哥哥塞缪尔也没闲着。他借机与哈金森总督谈判，坚决要求所有的英军撤离波士顿。看见现在的局势了吧？哼，再不撤，后果更严重！英国人也真有点吓傻了，哪见过这么能闹腾的？为了平息事端，他们同意把剩下的这两个团的士兵撤出波士顿。同时，由于抵制英货运动给英国商人带来巨大的损失，他们纷纷游说议会，废除《汤森法案》。1770年4月，《汤森法案》终于被废除了，北美再次如愿以偿。

然而，《汤森法案》中有一项税却被保留了下来。英国议会想用这一项看上去并不起眼的税证明自己的权威。钱多钱少没关系，重要的是个“理”字。这唯一保留下来的税收就是“茶叶税”。

连战连胜的殖民地人将怎样对待“茶叶税”？他们将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请看下一个故事：倾茶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