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7年3月，伦敦。约翰·伯格因将军正跟朋友把酒言欢。他很快就要离开英国去新大陆，实施自己制定的那个“完美计划”。几天前，英国殖民大臣哲曼勋爵（Lord Germaine）批准了他的计划。伯格因得意洋洋地对朋友说：等着瞧吧，本将军此去定能旗开得胜，一年之内结束北美的战争。这位朋友冷冷地说：“我预测，你将作为战俘被假释回英国。”伯格因不信，两人便打了10英镑的赌。
伯格因的计划是率军从加拿大南下，与从纽约市北上的英军在奥尔巴尼会合，控制哈德逊河流域，彻底切断新英格兰与其它地区的联系。如果这样，美国可能就支持不了多久了，因为新英格兰是革命势力最强大的地方。但是，这个计划若想成功，必须南北配合，威廉·豪要从纽约北上支持伯格因的行动才行。伯格因不知道，豪将军已经打定主意去费城了。这事儿主要是殖民大臣哲曼勋爵没协调好。他批准了伯格因的计划，也知道豪的打算。但他没把威廉·豪的想法告诉伯格因，也没有命令豪将军北上，而是让威廉·豪自行决定，搞得好像北上无关紧要似的。
1777年6月，伯格因率7千英军和黑森兵从加拿大的魁北克城出发，沿圣劳伦斯河南下，奔着纽约州境内的泰康德罗加要塞（简称“提康堡”）而来。自从1775年5月提康堡被伊森·艾伦和本尼迪克·阿诺德袭取之后，它就是大陆军在北方的重要据点（参看《美国的故事（29） － 绿山男孩》）。提康堡在尚普兰湖和乔治湖之间，控制圣劳伦斯河和哈德逊河两个水域，战略位置不言自明。
大陆军北方部的统帅是菲利普·斯凯勒（Philip Schuyler）将军。他曾是远征加拿大的总指挥，但因身体不好，由副将理查德·蒙哥马利代替出征。斯凯勒是纽约州最富的人之一，在哈德逊河谷拥有大片土地。当时，统治纽约的是三大家族：克林顿家族（Clintons），利文斯顿家族（Livingstons），斯凯勒家族。他们不仅富得流油，而且掌控纽约政坛。乔治·克林顿（George Clinton）长期担任纽约州州长，利文斯顿和斯凯勒占据着议会。斯凯勒不是个出色的将军，但他为人坦率正直，既有绅士风度，又有狭义心肠。他和华盛顿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也是政治同盟。菲利普·斯凯勒还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未来的岳父。
斯凯勒得知英军动向后，立刻部署防御。大陆军摧毁了纽约州境内的很多道路和桥梁，拖延了英军的行动。但此时，华盛顿已率主力南下费城，斯凯勒一共才三千人，驻守提康堡的只有八百人。提康堡的主将是亚瑟·圣克莱尔上校（Arthur St. Clair）。提康堡地势险峻，易守难攻，英军绝不会直接进攻要塞。但周围有三座小山，俯视要塞。如果英军占领了其中的一座，架上炮一轰，就够呛了。这三座山中的两座有大陆军把守，剩下一座叫“糖堆”（Sugar Loaf）的山没设防，一是因为人手不够，二是因为这座山比另外两座陡峭，即使英军爬上去，大炮上不去也是徒然。
1777年7月4日，美国独立一周年。要塞里的官兵举行了小型的庆祝仪式，都喝了不少酒。就在这一夜，英军悄悄地登上“糖堆”山。伯格因早就派人勘测好了，虽然“糖堆”很陡，但用树木铺设小道，还是可以把大炮拽上去。英军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几十吨大炮运到山顶，堪称奇迹。当7月5日的太阳升起，提康堡的将士们发现，他们已经完全暴露在英军的炮口下。不但如此，伯格因还下令大部队从四面向要塞逼近，做出包围之势。
圣克莱尔面临两个选择：坚守或撤退。坚守，若英军合围，要塞里的人恐怕全完了。撤退，大家保住一条命，但他个人的名誉和政治前途就完了。圣克莱尔选择了后者。7月5日夜，大陆军悄悄地撤出提康堡。这个北方最重要的军事据点就这样落入英军手中。
提康堡失守引起的政治风波和舆论风暴大大超出了圣克莱尔和斯凯勒的预期。大陆会议曾花大价钱装备要塞，人人以为它固若金汤，怎么也应该撑上一阵子。结果，大陆军一枪没放就把它送给了英军。大陆会议震怒，战争委员会主席约翰·亚当斯说：“看来，我们不枪毙几个将军，他们就学不会防守。”华盛顿也对要塞如此轻易地失守表示震惊。但实际上，圣克莱尔的决定虽然显得怯懦，但他保存了实力，未必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斯凯勒在北方的防守也可圈可点，为接下来的萨拉托加战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后来，圣克莱尔和斯凯勒都主动要求军事法庭调查此事，法庭裁定他们没有渎职。
大陆会议决定撤掉斯凯勒北方部司令的职务，由赫里休·盖茨（Heratio Gates）将军代替。华盛顿与斯凯勒交情深厚，与盖茨一向合不来，但在这个当口他也没法替斯凯勒说话，只好听由大陆会议安排。盖茨是英国人，一直在英军服役，“独立战争”爆发前不久才在弗吉尼亚买了块地，打算定居下来。他的军事经验非常丰富，在大陆会议中很有人缘，特别是北方各州都支持他。他本是斯凯勒的部下，但根本瞧不起斯凯勒，连华盛顿都不在他眼里。他觉得应该由他当大陆军总司令才对。盖茨色厉内荏，固执，保守，还有点婆婆妈妈。军官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盖茨奶奶”（Granny Gates）。
华盛顿在费城对付威廉·豪的主力，战事正吃紧，但他还是把个人恩怨放在一边，派出两位心腹爱将去支援盖茨，他们是丹尼尔·摩根（Daniel Morgan）和本尼迪克·阿诺德。这两位都是大陆军最优秀的将领，天生的军人，对打仗特有感觉。
丹尼尔·摩根是弗吉尼亚人。1775年，他跟着本尼迪克·阿诺德远征加拿大（参看《美国的故事（30）－ 远征加拿大》），在魁北克城下被俘，坐了两年牢，以交换战俘的形式回到大陆军。他的“杀手锏”是手下的“神枪营”（Riflemen）。当时，两军对垒，最常见的枪是旧式滑膛枪（Muskets）。这种枪没有膛线，准头很差，大家要排成一排同时射击才有效。另一种枪是北美人和印第安人喜欢用的膛线枪（Rifles），或译为来福枪。这种枪打得很准，特别适合打猎，但上弹药需要的时间长，不适合大规模的阵地战。丹尼尔·摩根率领的神枪营就是使用膛线枪，个个都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他们不跟敌人正面冲突，而是躲在犄角旮旯里瞄准射击，打得敌人找不着北。
本尼迪克·阿诺德的本事我们在远征加拿大的故事中见识过了，他在军中威望很高，华盛顿认为他是最出色的前线指挥官。可是，他“出道”以来，虽屡建奇功，但总是不受大陆会议待见。主要是因为他个性张扬，不把大陆会议那帮官僚政客放在眼里，说话得罪了不少人，做起事来我行我素，不太顾及政治影响。即使华盛顿护着他，大陆会议还是逮机会就整他一下。
1777年2月，大陆会议提拔了5个新的“少将”，他们以前都比阿诺德级别低，功劳也不如他大。如今，他还是准将，这些人却都爬到他头上去了。阿诺德一怒之下辞职。很多军官联名写信挽留，他不为所动。后来，还是华盛顿亲自出马，并许诺给他争取“少将”军衔，这才把他留下。华盛顿好不容易从大陆会议那儿给他把军衔要来了，但同为将军，他的位置还是排在那5位之后。阿诺德又要走，华盛顿再次拒绝接受他的辞职信。他要阿诺德耐心等待，总有属于他的那一天。
北方战事开始后，华盛顿派阿诺德去帮盖茨。阿诺德对纽约上州很熟悉，打起仗来神出鬼没，确实是最佳人选。问题是，“盖茨奶奶”不喜欢阿诺德。他知道阿诺德比他本事大，也比他威信高，所以心里总是提防着他。两人表面上客客气气的，但矛盾一触即发。
这边大陆军窝里斗不亦乐乎，那边伯格因将军已经快到萨拉托加（Saratoga）了。他兵不血刃夺取提康堡，信心大增。这时，他得知豪将军已南下费城，留守纽约市的亨利·克林顿将军兵力有限，不可能大规模北上支持他。可是，他还是选择继续向奥尔巴尼进军。既然“叛军”如此不堪一击，没有豪将军配合也能摆平他们。
就在英军顺风顺水的时候，一个偶然事件让形势急转直下。当地一位女士出门探亲，半路被人残酷地杀害，尸体遭肢解。谁也没看见到底是谁干的，但最后大家都把矛头指向印第安人，因为有人见到一个印第安人拿着一把头发，大概可能差不多是那位被害女士的。革命派趁机添油加醋地大肆渲染，搞得整个新英格兰和纽约地区群情激愤。
纽约的印第安人是“伊洛魁联盟”，共6个部落。其中4个站在英军一边，2个中立。所以，在人们心中，印第安人基本上跟英军是一伙的。这次伯格因将军南下，印第安人给他打前站，引路，放哨，刺探军情，确实帮了不少忙。现在，既然大家确信这桩罪行是印第安人所为，这口气哪里咽得下去？
一时间，各地民兵纷纷开赴纽约上州，誓与英军血战到底。没多久，盖茨的队伍就从三千人增加到近一万人，伯格因丧失了兵力上的优势。而且，随着英军深入纽约州腹地，他们的供给越来越困难。纽约州本来就森林密布，大陆军又毁掉了很多道路，民兵还经常袭击英军供给车队，伯格因的军队一日三餐渐渐开始出问题了。他只想尽快赶到奥尔巴尼，既占领这个战略要地，又可以补充给养。
9月19日，英军到达萨拉托加以北4英里处的弗里曼农庄（Freeman’s Farm），在这里与大陆军交上了火，萨拉托加战役拉开帷幕。一大早，当英军先头部队接近弗里曼农庄时，遭到躲在树林里的摩根神枪营的袭击。摩根的军团属于本尼迪克·阿诺德统率的大陆军左翼，阿诺德告诉他们专门瞄准军官打。这个打法有点无赖，因为那时候欧洲战争的“准则”之一就是不打军官，否则太不绅士，胜之不武。阿诺德可不管这一套，打的就是军官。摩根的500神枪手效率极高，几乎弹无虚发，一会儿功夫就差不多把所有的军官都撂倒了。
英军群龙无首，仓惶撤退，摩根领人追上去，迎面正好碰上伯格因率领的大部队。两下一交手，摩根势单力孤，只好撤回树林。此时，阿诺德的部队已到，双方展开激战，阵地几次易手。阿诺德又敦促盖茨再从右翼抽出两个军团增援，摩根的人马继续瞄准军官打，甚至在混乱中有人说伯格因本人被打死了，后来证明死的是他的助理。战斗从早晨打到傍晚，天黑了才熄火。最后，英军勉强夺回阵地，算是胜了这一场，可是，他们的损失是大陆军的一倍。特别是各级军官伤亡惨重，以至于伯格因无法马上组织第二场战斗。
“弗里曼农庄之战”大陆军虽然表面上败了，但重挫英军，打得很漂亮。本尼迪克·阿诺德不拘一格的指挥风格是最大的亮点，各级军官和战士们都把功劳归于他。阿诺德越风光，盖茨就越不舒服。他在给大陆会议的报告中，把所有的好事都揽到自己身上，一个字都没提阿诺德的功劳。阿诺德闻讯大怒，一面向大陆会议申诉，一面找盖茨评理，两人甚至拔刀相向。盖茨以大陆军北方部总司令的身份命令阿诺德立刻交出指挥权，不许再参与下面的战斗。阿诺德恨恨地回到自己营地。他本想到华盛顿那儿去，但朋友们都劝他暂且忍耐，看看下一步的动静再说。
接下来，各地民兵继续涌入萨拉托加，盖茨已经有一万两千人，而伯格因的部队只剩下五千多人。他们被大陆军和民兵团团围住，陷入困境。伯格因向纽约的亨利·克林顿将军求救。10月3日，克林顿率部从纽约市北上，攻克蒙哥马利要塞，但不久就受到大陆军和民兵的顽强阻击，只好退回城里。伯格因等待救援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10月7日，伯格因指挥五千英军在贝密斯高地（Beimis Heights）做最后一次突围努力。盖茨投入了八千兵力，摩根在左，普尔在右，勒尼德在中。战斗于下午两点打响。伯格因孤注一掷，做困兽之斗，英军表现得非常勇敢，几次差点突出重围。摩根的军团再次大展神威，在关键时刻顶住了敌人的进攻，伯格因的马、帽子、外套都被击中，他却幸运地捡了一条命。第一轮战斗持续了大约一小时，双方暂时休息。
就在这时，大陆军阵地上闯进一位将军，正是本尼迪克·阿诺德。盖茨不让他上战场，可是，他听见枪响就坐不住，再加上喝了酒，借着那个醉劲儿，管他什么命令不命令，先打完仗再说。战士们见到阿诺德，兴奋地欢呼起来。阿诺德打眼一看，发现英军阵地上有个关键据点，如果占领了它，英军将无险可守。他立刻下令进攻那个据点，同时让摩根从背后包抄。
这个据点的防守非常严密，火力很足。阿诺德亲自带人往上冲，骑着马穿行于子弹与炮火中，完全把生死置之度外。战士们都很受鼓舞，也拼上性命。经过激烈交锋，阿诺德与摩根合力占领了那个据点。要不是夜幕降临，大陆军一鼓作气，当天就可能把英军全部解决了。在血腥的战斗中，阿诺德的左腿和他的马都被击中，他从马上掉下来，摔断了那条受伤的腿。当助理问他伤到哪儿了，他说：“伤在腿上，但我更希望打到我的心上。”阿诺德坐在马的尸体上继续指挥，直到战斗结束。
盖茨得知阿诺德违反命令擅自上阵后，立刻叫助理去追，可是，那位助理紧赶慢赶也没追上，等仗打完了才找到阿诺德。他传盖茨的命令，要阿诺德立刻回营。这时，阿诺德已经躺在担架上了，他被抬回营地。他这次伤得着实不轻，落下终生残疾，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
当阿诺德最终回到华盛顿的大营，华盛顿看到他的身体状况，心里很难受，觉得亏欠他太多。这也许就是他后来尽量给阿诺德提供各种晋升机会的原因。可惜，华盛顿的真心换来的是背叛。三年后，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本尼迪克·阿诺德，这位萨拉托加的英雄，终于投入英军的怀抱，成了美国革命的叛徒。他是美国二百年来最著名的叛徒，他的名字早已成为“叛徒”的代名词。很多人为此扼腕叹息。也许，历史的醇香就是在无数的遗憾和惋惜中酿成的。
“贝密斯高地之战”让伯格因别无选择。他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只能投降。奇怪的是，绝境中的伯格因居然大模大样地跟盖茨谈条件，而且把条件开得非常苛刻，好像盖茨求着他投降似的。比如，他对盖茨说，我们可以投降，但不做俘虏，你必须让我们马上回欧洲。如果不答应，我们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打回魁北克。盖茨的反应只能说明，世界上的事，没有最奇怪，只有更奇怪。在这种任何一个将军都会命令敌人无条件投降的形势下，盖茨却答应了伯格因所有的条件，他的“仁慈”倒真的有点像“奶奶”。
1777年10月17日，伯格因正式向大陆军投降，五千英军放下武器，这是自开战以来英军投降人数最多的一次。“萨拉托加战役”（Battle of Saratoga）以大陆军的辉煌胜利告终。盖茨很热情地款待了伯格因，双方相谈甚欢。席间，伯格因提议“为华盛顿将军干杯”，盖茨也回礼道“为英王陛下干杯”。斯凯勒将军也邀请伯格因到家里做客。双方交战时，伯格因派人烧毁了斯凯勒在萨拉托加的一处庄园。他向斯凯勒道歉，斯凯勒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伯格因不光是将军，他还是个剧作家，很有文艺范儿，性格也开朗热情，大家好像都挺喜欢他。看这个亲热劲儿，英美两家的将军们还真点“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
后来，伯格因的投降书传到大陆会议和华盛顿手中。华盛顿一看就急了，这不是开玩笑吗？我们还有那么多战士在英军战俘营受虐待，你至少应该考虑拿伯格因的人去交换才对。他敦促大陆会议否决这份协议，赶紧扣留萨拉托加的英军。大陆会议接受了华盛顿的建议，投票否决了投降书上的条件。但那时伯格因和很多英军士兵已经回国了，只有剩下的一批人被扣留。
萨拉托加大捷为盖茨赢得了巨大的荣誉，他被视为第一功臣，成了民族英雄。连伯格因本人都认为他输给了阿诺德而不是盖茨，后世的学者们也对此纠结不清，但在当时，盖茨的风头无人能比。他的光芒似乎盖过了华盛顿，也盖过了正躺在病床上的本尼迪克·阿诺德。但大陆会议这一次总算没太糊涂，他们嘉奖了阿诺德，把他的位置又提到另外5位将军之前。盖茨一朝得势，也就不甘心只做北方部的司令了。接下来，他将与华盛顿一较高低。
今天，在萨拉托加战场的遗址上已建起“萨拉托加历史公园”（Saratoga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公园中有四座纪念碑，分别纪念为战役做出重要贡献的四位将军，他们是：赫里休·盖茨，菲利普·斯凯勒，丹尼尔·摩根，本尼迪克·阿诺德。前三位将军的纪念碑都是他们的雕像，但阿诺德没有。一种说法是，因为阿诺德后来成了叛徒，人们不愿为他立雕像。另一种说法也许更真实：因为阿诺德太杰出了，一座雕像不足以表现他的与众不同。于是，阿诺德纪念碑变成了一只穿着靴子的受伤的腿，靴子上的星星代表了他的少将军衔。这座“靴子纪念碑”（Boot Monument）就立在他受伤的地方，献给“大陆军最才华横溢的战士”。事实上，这个公园中最有艺术感染力的，正是阿诺德这条受伤的腿。
萨拉托加是“独立战争”的转折点，不仅因为它歼敌人数多，更重要的是，它让大洋彼岸的法国成为第一个承认美国的国家。“独立战争”不再是大英帝国的“家务事”，而成了两个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国际战争”。法国的介入让北美人第一次相信，胜利，也许不再只是一个梦。
法国是怎样一步一步卷入战争的？她想得到什么？是谁在这场较量中起了关键作用？请看下一个故事：美法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