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84）- 决斗

1804年7月11日清晨，天刚放亮。一只小船静静地从曼哈顿驶往对岸的新泽西。除了水手，船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现任美国副总统阿伦·伯尔，另一个是他的朋友威廉·万奈斯（William Van Ness）。他们在新泽西登岸的地方叫维浩肯（Weehawken）。下船后，他们来到一块面积不大的空地，万奈斯简单地清除了一下地上碍脚的石块和树枝。不久，另一条小船到了，船上下来三个人。一个是前财政部长、“联邦党”领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个是他的朋友纳森内尔·潘都顿（Natheniel Pedleton），还有一位大卫·郝塞克医生（Dr. David Hosack）。大家都没说话，因为他们都知道下面将要上演的是什么。主角是伯尔和汉密尔顿，配角是万奈斯和潘都顿，这部戏的名字叫“决斗”（Duel）。

 

做为双方的副手（Second），万奈斯和潘都顿简单地交谈了几句，确认了程序。然后，他们量出十步的距离。伯尔和汉密尔顿各自在相距十步的位置上站好。按事先的约定，潘都顿下令：“开始”。伯尔和汉密尔顿举枪向对方射击。随着两声枪响，汉密尔顿倒在血泊中。第二天，汉密尔顿去世，终年49岁。

 

用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的话说，这场决斗是“合众国早期政治中最有戏剧性的一幕”，因为两位主角都太重要了。要知道，新大陆的政治斗争从来都是不流血的。不管敌对双方多么想把对方掐死，没有一位“国父”死在政敌的枪口下。汉密尔顿是唯一的例外。问题是，他们俩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维浩肯的？他们真的那么不共戴天吗？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是：他们这样做值得吗？

 

你可能很难相信两位重量级的政治家会用这种方式解决他们的纠纷，但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决斗不是新鲜事。大伙不怕死吗？当然怕。但真正死于决斗的概率还是很小的，因为大家用的都是滑膛枪，没准头。一般情况下，双方都毫发无损，或顶多受伤，然后和解。尽管如此，大部分“国父”，比如，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都明确反对这种方式，富兰克林说：决斗等同于“蓄意谋杀”。他们相信法制的力量，有什么不满法庭上说去，动不动就拔枪相向太野蛮了。但是，决斗在军人出身的绅士们中间很流行，这是他们表现勇气、维护名誉的最后手段，也是他们显示高贵和荣耀的时刻。当你受到挑战却不敢迎战，你在朋友圈就没法混了，政治上的攀升更甭指望，谁也不会支持一个胆小鬼。偏偏伯尔和汉密尔顿都是优秀的军人，决斗对他们来说一点也不出格。

 

事实上，他们俩像其他大陆军将领一样，见证过多次决斗或“准决斗”。1777年的“康维阴谋”中，凯德沃拉德将军为了保护华盛顿而与康维决斗，打穿了康维的腮帮子。1778年的“蒙茅斯之战”后，查尔斯·李将军诋毁华盛顿和汉密尔顿，约翰·劳伦斯为维护他们的名誉去跟李决斗，汉密尔顿当他的副手。劳伦斯打断了李的一根肋骨。此前，因有人侮辱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拉法耶特侯爵要跟人家决斗，被华盛顿严令禁止。华盛顿对这些年轻人的鲁莽行为又生气又心疼，但他圈住一个圈不住一群。1797年，“雷诺兹丑闻”曝光，汉密尔顿找詹姆斯·门罗算账。门罗拒不认错，两人大吵一架。汉密尔顿要决斗，门罗说：“你明天带枪来，我等着！”当时，汉密尔顿的副手是他姐夫约翰·车奇，门罗的副手正是阿伦·伯尔。车奇和伯尔竭力周旋，总算没让这俩真的打起来。你能想象他们的决斗会是什么后果吗？1799年，车奇自己也因名誉问题与伯尔决斗，幸好他们都没击中对方。1801年，汉密尔顿的长子菲利普·汉密尔顿跟侮辱他父亲名声的乔治·依克（George Eacker）决斗，结果被打死。菲利普的死是对汉密尔顿最沉重的打击，他再也没从悲伤中走出来。

 

到1804年，随着膛线枪越来越被广泛地使用，决斗的危害也越来越大。各州都规定决斗为非法，但对这些法律的执行因州而异。纽约州还算比较严，新泽西基本上有法不依，从来没人因决斗而受到惩罚。这是伯尔和汉密尔顿选择新泽西维浩肯的原因。那片河边空地被树木环绕，与世隔绝又跟曼哈顿近在咫尺，是绝好的地点，很多纽约人跑到这来玩儿命。这块地是威廉·迪斯上尉的私人产业，可是，迪斯根本挡不住那些活够了的纽约人，经常听到自家地盘上的枪声（包括这次），向州政府诉苦又没人理他，好郁闷。

 

不管怎么说，汉密尔顿和伯尔毕竟不是普通的纽约人，他们本来是不应该站在那片空地上的，他们的性格、能力都很相似，他们的相识相知本应收获友谊。1775年，革命战争爆发时，汉密尔顿20岁，伯尔19岁。他们都是热血青年，都参加了大陆军。1776年的“纽约之战”中，汉密尔顿是炮兵军官，伯尔是前线总指挥普特南将军的助理。正是伯尔的建议使包括汉密尔顿在内的四千大陆军免于全军覆没（参看《美国的故事（36）- 痛失纽约》）。1777年，汉密尔顿成为华盛顿的助理，伯尔重返前线。他们都很羡慕对方。汉密尔顿羡慕伯尔有机会在炮火的硝烟中赢得光荣，伯尔羡慕汉密尔顿赢得了华盛顿的爱和信任。退役后，他们都是纽约最出色的律师，经常一起办案子，有时合作，有时分别代表诉讼双方在法庭上辩论。两人年龄相仿，脾气相投，阅历相近，关系很融洽，经常邀请对方到家里做客。1789年，两人同时进入政坛。汉密尔顿被华盛顿总统任命为首届联邦政府的财政部长，伯尔被乔治·克林顿州长任命为纽约州总检察长。一切都没问题，直到1791年。

 

1791年，伯尔出人意料地击败斯凯勒将军，当选为联邦参议员。斯凯勒若是一般人也就罢了，他偏偏是汉密尔顿的岳父。汉密尔顿生伯尔的气倒不完全是因为岳父，而是因为伯尔忽然改变政治立场。伯尔一直是温和的“联邦党”人，所以，斯凯勒根本没想到伯尔会在竞选中突然反水，把“联邦党”和“共和党”的选票都收入囊中。伯尔才不管这一套呢，只要能上位，管他什么党。这就是他与汉密尔顿的根本不同：汉密尔顿是有政治理想的，伯尔只在乎现实利益。

 

1794年，驻法公使古弗纳·莫里斯回国，这个位置立刻成为两党争夺的焦点，参议员伯尔是呼声最高的。当国务卿埃德蒙·伦道夫告诉门罗，总统有意请他出任公使，连门罗自己都不信。他说，你确定没搞错？伦道夫说，总统根本不会考虑伯尔。从政治上说，伯尔显然是更合适的选择。他是温和的“共和党”人，门罗则非常激进（他在巴黎的表现我们已经讲过了）。华盛顿不要伯尔的理由是：他私生活过于放浪，道德实在成问题，不值得信任。这个没错。伯尔确实是花心大萝卜，跟无数的女人传过绯闻，生活又极其奢侈，搞得债台高筑。汉密尔顿只出过一次轨就被整得死去活来，伯尔这个折腾法能不招风吗？但是，这好像不是关键。若论风流，谁比得上古弗纳·莫里斯？他玩女人从美国玩到法国，丝毫不知收敛，但华盛顿对他无比信任。所以，总统的决定立刻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想，大家似乎认准了一个理儿：那只“拦路虎”是汉密尔顿。此时的汉密尔顿是华盛顿政府中说一不二的人物。他是否参与了这件事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华盛顿一定会征求汉密尔顿的意见，他也绝不会任用汉密尔顿反对的人。不管汉密尔顿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反正伯尔把这笔账算到他头上了。

 

对他们两人关系更大的考验是1800年大选。我们在前面的故事中已经讲了，伯尔以“共和党”人身份成为杰斐逊的竞选伙伴，并成功地为杰斐逊赢得了最关键的纽约州。如果没有纽约的支持，杰斐逊是打不过亚当斯的。可是，阴差阳错，到最后伯尔得的选票竟然跟杰斐逊的一样多，都是73票。接下来只能由“联邦党”占优势的众议院投票选总统。在这个关键时刻，伯尔那种“出尔反尔”的本色又显出来了。竞选前，他一个劲儿地向杰斐逊表决心，无限忠于伟大领袖，还说如果票数相同他就主动弃权，把总统宝座让给杰斐逊。但真到了这时候他却不出声了，憋着劲儿跟杰斐逊抢白宫。伯尔的做法在今天看来没什么错，这是他的权利，凭什么非得让杰斐逊当总统？但在当时，他的行为为绅士们所不齿。就在两人难决高下的时候，“联邦党”领袖汉密尔顿出来给伯尔捣乱，号召众议院“联邦党”代表投杰斐逊的票。他的理由很简单：杰斐逊再不好也是有信仰、有理想的人，伯尔只有野心，他不会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其实，这个评价不一定对，伯尔很有可能是比杰斐逊更出色、更务实的总统。他比较温和，不像杰斐逊那么左，也不太可能做出杰斐逊后来做的那些荒唐事。但是，谁也无法预料未来。当你不能让人们相信你是好人时，你怎么能让他们相信你是好总统呢？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杰斐逊入主白宫，伯尔屈居副总统。如果你是伯尔，你会不会想生吃了汉密尔顿？

 

经过1800年这一闹，伯尔彻底失去了杰斐逊和“共和党”的信任。杰斐逊表面上对他客客气气的，但完全把他排除在决策圈之外。杰斐逊不是个心胸宽广之人，他在这一点上比麦迪逊差远了。有一次，一个联邦官员的位置出缺，一位候选人想谋求这个职位，大家都觉得挺合适，但杰斐逊理都不理。原因只有一个：他是伯尔推荐的。这还算小事。从后面的故事中你会看到，一旦机会来临，杰斐逊想要的是伯尔的命。

 

“共和党”不信任他，“联邦党”憎恨他，伯尔的憋屈可想而知。凭心而论，他这几年副总统当得还是很出色的。在主持参议院的讨论时，他表现得非常专业，很有法官的做派；在辩论双方出现平局需要副总统投票时，他那不带党派偏见的态度令人信服。他深受参议员们的尊敬，但这并不说明他有光明的政治前途。只要杰斐逊不待见他，他就甭想有出头之日。

 

1804年，在杰斐逊总统的推动下，《美国宪法》第十二修正案获得通过。从此，总统和副总统被放在同一张选票上，清楚地表明谁竞选哪个职位，再也不会出现1796和1800年的尴尬局面了。“路易斯安那购地案”让杰斐逊的威望如日中天，他再也不需要伯尔的帮助。当1804年大选到来时，杰斐逊的连选连任根本不是悬念，真正的话题是：谁是副总统？伯尔专门找杰斐逊谈过一次话，希望继续当他的竞选伙伴。杰斐逊明确拒绝了伯尔。他确实要一个纽约人当竞选伙伴，但不是伯尔，而是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

 

伯尔要是那么容易服输他就不是伯尔了。你不是不让我当副总统吗？我去竞选纽约州州长。克林顿答应做杰斐逊的竞选伙伴意味着州长的位子空出来了，但这不是伯尔想当州长的唯一原因。如我们在前面的故事中讲过的，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遭到新英格兰激进的“联邦党”人的反对，他们打算成立“北方联盟”，脱离联邦。但新英格兰四州的力量相对比较弱，要是把中大西洋各州拉进来就好了，特别是纽约州。他们游说伯尔，说你要是把纽约州拿下，我们就推你为“北方联盟”的总统。伯尔再次上演“变脸”拿手戏，居然同意以“联邦党”人身份竞选州长。岂止是州长，他还想当总统呢！

 

事到如今，汉密尔顿别无选择，他要是不出来阻止伯尔他就不是汉密尔顿了。如果说，之前，他与伯尔的政治斗争掺杂着私人恩怨，那么，这一次，他完全是为维护国家的统一而战了。他对伯尔的不依不饶来自他对分裂行为的零容忍。汉密尔顿使尽浑身解数，再加上“共和党”对伯尔的抵制，本来稳操胜券的伯尔竟然败给了名不见经传的摩根·刘易斯（Morgan Lewis），而且是惨败。尽管汉密尔顿的作用可能不是最关键的，但猜猜伯尔会把所有的怨气都发到谁身上？

 

伯尔找汉密尔顿的晦气也不能全怪伯尔，因为汉密尔顿真的口无遮拦。他生就一副天才的头脑，悲剧的性格，不知退让，不懂妥协。他在各种场合贬低伯尔，也不怕别人把话传到伯尔那去。那么，汉密尔顿是不是在造谣呢？历史学家们的结论是：没有。他的话说得可能不好听，但都是事实。1791年，1800年，1804年，三次考试伯尔都不及格，三个选择都是个人利益至上，他还能指望汉密尔顿说什么？汉密尔顿对伯尔最基本的指责是：没有原则，利欲熏心，不值得信任。对当时的绅士们来说，这一条是最要命的。在江湖上混全靠名声，更何况现在伯尔穷得只剩下名声了。这是伯尔不惜决斗的原因，也是汉密尔顿以命相搏的原因。这个理由在今天看来似乎很苍白，因为今天的政客比伯尔卑鄙得多。但是，不要忘了，现在的美国是个法制健全的强大的共和国，政客们的野心和阴谋被紧紧地箍在法律的框架中。他们有可能杀人越货，但基本上没能力做出颠覆共和制或分裂联邦这种事来。二百年前就不一样了。共和是那么幼稚，法制是那么疏松，联邦是那么脆弱。刚开始学走路的新国家之所以没有跌散架，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领袖们的美德。华盛顿说：美国政府“最终将是法的政府，但它首先是人的政府。”这是“人”的道德如此重要的原因。如果建国之初的领袖们满脑子歪门邪道，我们恐怕就见不到今天的美国了。你说，这场争斗值得吗？

 

1804年4月，一个叫“库伯”（Cooper）的人在报纸上发了封公开信，说汉密尔顿在一次晚宴上当着很多人的面说伯尔的坏话，有很多在报纸上不便提及的“侮辱性的语言”（Despicable opinion）。别的报纸立刻添油加醋地报道，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好像那俩不决斗都对不起媒体似的。没多久，伯尔就让朋友威廉·万奈斯带给汉密尔顿一封信，要求汉密尔顿为不当言论道歉。其实，此时的汉密尔顿回旋余地很大。“库伯”的信中没有引用任何具体言语，汉密尔顿只要否认这件事就可以了，他和伯尔都不丢面子。可是，汉密尔顿却带着讽刺的口吻说：我跟伯尔交恶十五年，说的话多了，你让我为那句话道歉？这态度简直就是搓火。伯尔的下一封信很快就来了：你要为过去十五年说过的所有坏话道歉！汉密尔顿说：不可能！你要是找出具体的话来，我可以考虑是否道歉。但你如果想让我否定过去所有的言论，我过不了良心这一关。到了这一步，还能咋办？伯尔说那咱就按规矩（Code Duello）来吧，汉密尔顿说愿意奉陪。决斗就这么定下来了。万奈斯和潘都顿使出吃奶的劲儿劝解，无奈那俩都太骄傲了，心中的芥蒂岂是几句话能解得开的。

 

于是，我们回到1804年7月11日清晨。那两声枪响相隔几秒钟，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同时开的枪。后来，汉密尔顿的朋友说是伯尔先开枪，伯尔的朋友说是汉密尔顿先开枪。在现场的万奈斯和潘都顿都说不清到底谁先开的，学者们就只能根据各种迹象猜了。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在决斗前夜，汉密尔顿写了一份声明。他说：“我决定放弃第一枪。如果有必要，我可能会也放弃第二枪。”这句话的意思是他第一枪不瞄准对方，随便向别处打一枪。他希望这样可以给伯尔一次短暂的思考和反应的机会。当时的规矩是，如果一方第一枪放空，对方也应该放空。然后两个副手谈判，看看这样是不是就算和解了。如果双方不同意，接着来第二轮。一般很少有穷追猛打的。问题是，当其中一方决定放弃第一枪时，他应该事先告诉对方，让人家有准备。但汉密尔顿没有。有人从这一点上推断，汉密尔顿有“自杀倾向”。自从儿子死后，他一直很抑郁，也许他想借这次机会了却人生之苦。但是，大部分学者不同意这个说法。

 

汉密尔顿不但决定放弃第一枪，而且在枪上也做了文章。他用的是车奇的手枪。三年前，他儿子菲利普也是用这把枪，也是决定放弃第一轮，却被人打死了。车奇这把枪在当时是很高档的，因为有膛线，打得准，口径大，非常致命。伯尔那把枪没有膛线。但是，当汉密尔顿和伯尔各自站好准备射击时，潘都顿悄悄地问汉密尔顿：“上膛线吗？”汉密尔顿说：“这次不用。”他事先跟潘都顿说过多次不想伤害伯尔，他在履行承诺。那么，怎样让伯尔知道这个意思呢？学者们的解释是：汉密尔顿只能先开枪。他那一枪偏离伯尔足有四英尺，打在很高的树枝上，这是有确证的。就像汉密尔顿事先写的那样，他想给伯尔思考和反应的机会。在他第一枪打出去之后，伯尔应该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如果伯尔不想伤害汉密尔顿，他也会放空枪。但是，他没有。

 

伯尔的子弹穿透了汉密尔顿的肝脏，在今天都是很危险的情况，别说二百年前了。汉密尔顿被击中的当时就知道自己没救了，他对向他跑来的郝塞克医生说：“医生，这是致命伤。”然后失去知觉。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伯尔是在蓄意谋杀汉密尔顿呢？答案是：应该不会。首先，伯尔是个被利益驱使的人。杀死汉密尔顿对他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伯尔疯了才会认为杀死汉密尔顿之后他还能在纽约立足。第二，伯尔击中汉密尔顿之后表现得非常吃惊和懊悔，他马上向汉密尔顿跑去，想看看伤在哪里，但被万奈斯拦住了。万奈斯撑起一把伞，挡住伯尔的视线，拉着他往河边走。这是副手应该做的，为的是保护伯尔日后不受起诉。伯尔看不见汉密尔顿，表明不是谋杀。在去河边的路上，伯尔几次停下来说：“我要跟他说话！”万奈斯不容他分辩，把他拖到船上，回了曼哈顿。应该说，伯尔举枪向汉密尔顿射击的时候，他可能想打伤汉密尔顿，但绝对没想到会出人命。当时的决斗都不是故意杀人，所以，大家一般都不会瞄准心脏打，最常见的部位是臀部以上的那一块儿或大腿。伯尔是因为打得稍微偏了才出事的。从他在现场的反应看，他不完全是人们传说中的冷血动物。也许，在那一瞬间，他想起了他们曾经在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也许，他忽然意识到，他们之间原来并没有解不开的仇。后来，年老的伯尔在看了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书后感叹道：“如果我当初多读点斯特恩，少读点伏尔泰，我就会知道，这世界足够大，容得下汉密尔顿和我两个人。”汉密尔顿临终前说的话是：“我对伯尔没有恶意。”他请求上帝不要降罪伯尔。

 

1804年7月12日下午2点，汉密尔顿在妻子伊莉莎和七个孩子悲伤的眼神中去世。他带走的不只是一个慈爱的父亲、温柔的丈夫、亲密的朋友，他还带走了一个天才和他创造的时代。没有他，美国人不知道一个人的智慧可以有如此惊人的能量；没有他，美国人不知道一盘散沙的殖民地可以变成统一的国家；没有他，美国人不知道偏远落后的新大陆可以奋起直追挤进世界强国之列。他的天才为美国打开了一扇窗，他的眼光让未来照进现实。然而，他似乎总是没有归属感。他认为自己不属于新大陆，不属于那个时代。他伤心地看到，在他付出了那么多之后，人民并不感谢他。他与杰斐逊那场“世纪之争”让他看上去那么孤独。杰斐逊的背后是美国人民，汉密尔顿的背后只有华盛顿一人。但是，这一次，真理不在人民手中，因为人民没看到，与汉密尔顿站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她的名字叫历史。今天的美国是汉密尔顿眼中的国家，不是杰斐逊心中的国家；她是汉密尔顿设计的国家，不是杰斐逊梦想的国家。他的世界也许无人识，他的孤独也许没人懂。但是，当他离去时，他并不是像他自己认为的那样没有归属。他是有归属的。他属于未来。

 

汉密尔顿去世引起的震动超过了人们的想象。纽约所有的店铺关门一天，所有的军舰降半旗，所有的政府部门披上黑布，所有的纽约人戴黑纱30天。在波士顿，人们的哀悼场面与华盛顿去世时相仿。7月14日是汉密尔顿的葬礼。纽约有史以来从没见过这么庞大的送葬队伍。军官们，战士们，政界商界的名人们，纽约银行的董事们，哥伦比亚学院的学生和教授们，各行各业的代表们，默默跟随的普通市民们，他们似乎在诉说，汉密尔顿是怎样让这个城市走在通往“世界之都”的道路上。他被安葬在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的墓地，就在今天的华尔街金融中心。他可以安息在自己的梦里了。

 

决斗场上的那颗子弹要了汉密尔顿的命，也毁了伯尔的前程。伯尔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他的所作所为将怎样向世人证明，汉密尔顿用生命赢得的赌博是值得的？请看下一个故事：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