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98）- 最后的国父

除了1819年的经济危机这个不愉快的插曲以外，门罗政府的统治算得上风调雨顺。当1820年的大选来临时，门罗没有对手，他是唯一的总统候选人。这种事只在华盛顿身上发生过。既然如此，门罗应该得到所有的231张选举人票。结果是，他得了228张。为什么呢？其中有两个选举人缺席。另一个，威廉·普拉默（William Plumer），把票投给了并非候选人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普拉默的理由是：门罗不错，但亚当斯更好。后人的传说是：普拉默很爱门罗，但更爱华盛顿。如果他把票投给门罗，门罗就会像华盛顿那样成为“无异议”当选的总统。普拉默觉得，门罗再牛也牛不过华盛顿，所以，只好对不起了。无论如何，门罗仅以一票之差无异议当选，这成绩已经让人望尘莫及了。美国政坛从未有过的和谐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美国人对“国父”们的眷恋，他们似乎在竭力挽留着渐行渐远的“建国年代”（Founding Era）。

1776年7月4日，那十三个孤悬海外、默默无闻的英属殖民地宣布独立，在新大陆点亮了十三束微弱的烛光。当时的美利坚邦联十三个州，二百万人口，一百多万平方公里。1824年，美利坚合众国已拥有二十四个州，将近一千万人口，五百多万平方公里。“国父”们预计只能生存二十年的国家，跌跌撞撞地走了一程又一程，转眼间就将迎来她的第五十个生日。五十年的艰辛、痛苦、喜悦、激情在“国父”们的手中变成了美酒，让人们沉醉其中，不愿醒来。然而，大家都很清楚，门罗是他们看到的最后一位“国父”。此后，白宫的主人将是新生代领袖。

门罗好像很理解大伙的心情。为了庆祝独立五十周年，他邀请了一位美国人最爱的客人：拉法耶特。当年，19岁的拉法耶特侯爵为美国而战，为自由而战，他是革命年代最浪漫的代言人，有什么比他的来访更能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呢？“法国革命”时期，拉法耶特身陷囹圄，他的夫人也差点上断头台。驻法大使门罗的妻子伊丽莎白去监狱救出拉法耶特夫人，他给她和孩子们发美国护照，并派人把他们的儿子“偷运”到美国交给华盛顿抚养。现在，门罗总统和国会邀请拉法耶特作为“国家的贵客”（Nation’s Guest）访问这片他曾为之流过血的土地。

1824年8月15日，67岁的拉法耶特和儿子抵达纽约。距离他上一次访美（1784年），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年。他终于有机会亲眼看看，他当年种下的自由的种子结出了什么样的果实。本来，他计划用四个月的时间访问最初独立的那十三个州。可是，到最后，四个月变成十六个月，十三个州变成二十四个州，他的旅程成了美国历史上最温暖、最动人的英雄赞歌。

拉法耶特一踏上纽约的土地，整个城市立刻进入节日状态。礼炮齐鸣，钟声大作，军乐响亮，国旗飞舞，成千上万人在港口迎接。纽约人上次见到这个阵势还是1789年华盛顿就任第一任总统的时候。拉法耶特从百老汇走向市政厅的那一路，上百万的花瓣满天飞，就像今天时报广场（Times Square）跨年夜的“彩纸秀”。纽约把调子定得这么高，各个城市随即展开激烈的竞争，看谁搞得更隆重。波士顿在拉法耶特进城的路上搭起一个巨型拱门，费城说一个拱门算啥？我盖十三个，象征当初独立的十三个州。每一个城镇和乡村，不管烈日当头还是大雨倾盆，人们都会等待好几个小时，只为见他一面，握一下他的手。退伍老兵们含着眼泪亲吻他、拥抱他，母亲们把孩子抱到他面前请求得到他的祝福。美国人如此热烈地庆祝拉法耶特的归来，实际上也是庆祝他们自己的国家。拉法耶特说的每一句话都在提醒他们，他们是世界上最幸运的民族，因为他们是唯一有权选择自己政府的民族。拉法耶特是他们的英雄，是他们的“国父”，是早已远去的华盛顿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儿子，拉住他那双曾被华盛顿拉住的手就是拉住了历史的衣袖。让思念多停留片刻吧。

在北方访问了两个月后，拉法耶特于10月12日来到首都华盛顿。二十四个少女，代表二十四个州，引领他走向国会山。少女们身穿白色的连衣裙，系着蓝色的围巾，手捧鲜红的玫瑰花。蓝、白、红，是拉法耶特亲自选定的法国国旗的颜色，也是美国国旗的颜色。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革命的理想，也是美国革命的理想。四十七年前，不正是共同的理想让那个血气方刚的少年舍弃荣华，远渡重洋，在新大陆挥洒他的青春和热情吗？国会大厅里，按照当年的样子搭起华盛顿的军帐，只为让拉法耶特重温他和他的总司令一起度过的炮火和硝烟。所有的国会议员都向他表达了崇敬和祝愿。

从国会出来，拉法耶特走向他的老朋友的家：白宫。白宫的简单和低调大大出乎他的预料，与欧洲宫廷形成鲜明的对比。没有衣着华贵的仪仗队，只有一个仆人为他打开大门。总统和所有的内阁成员都在等他。没有一个人穿金挂银，每一个人都带着微笑。门罗紧紧地拥抱他的战友和朋友，两人的眼里都是泪水。最后一位来自革命战争的总统和最后一位华盛顿麾下的将军重逢了，这一刻是上帝的恩赐。门罗说：“我非常希望你能下榻白宫，但我知道，首都的人民要你。他们说你是国家的客人，他们有权好好款待你。。。但我仍然希望你把我的家当成你的家。我的餐桌上随时准备着你的餐具，只要你没有其它安排，就请来与我一起用餐。”第二天，拉法耶特父子与门罗和夫人以及他们的女儿女婿共进早餐。晚上，门罗设国宴款待拉法耶特，在座的有内阁成员、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和国会领袖。国务卿亚当斯10岁随父亲去法国时就认识了拉法耶特，曾多次与他一起吃饭和讨论各种问题，两人交情匪浅。约翰·马歇尔也是拉法耶特的故交，他出使法国时与拉法耶特过往甚密。时隔二十五年，他们又见面了，故友重逢的喜悦千金难换。

然后，拉法耶特去了弗农山庄。他在华盛顿和玛莎的墓前独自静静地坐了一个小时，回忆着他们一起流的每一滴眼泪、一起洒的每一个笑容。在别人眼里，华盛顿是神，是总统，是总司令；在拉法耶特眼里，他是朋友，是父亲，是兄长。也许，不久，他们将相约在天堂。

从弗农山庄出来，拉法耶特开始访问南方各州，他的每一个足迹都是那个激情岁月的见证。10月19日，“约克镇战役”的胜利日，拉法耶特来到当年的战场。这是“独立战争”的最后一战，他是约克镇的第一功臣。但是，他再也看不到那两个舍生忘死跟敌人拼刺刀的小伙伴汉密尔顿和劳伦斯了。在里士满，这个拉法耶特曾与英军将领本尼迪克·阿诺德和康华利周旋的地方，他看到了那个熟悉的面孔，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双面间谍”，詹姆斯·阿米斯代德。正是这个黑人青年奋不顾身的奉献确保了约克镇的最后胜利（参看《美国的故事（48）- 走向约克镇》）。

11月，拉法耶特来到蒙蒂塞洛，拜访他的老朋友，81岁的杰斐逊和74岁的麦迪逊。在“法国革命”爆发的最初的日子里，驻法大使杰斐逊与拉法耶特一起讨论《人权宣言》。它是拉法耶特的杰作，也是法国革命最宝贵的财富。那闪光的语言，那红色的梦想，点燃了每一个年轻的生命，也点燃了一个沸腾的时代。拉法耶特在蒙蒂塞洛住了十天，老哥几个有说不完的话。他们都知道，来日无多，这是他们此生最后一次相聚。

随着冬天的来临，天气变得恶劣，道路变得难行。拉法耶特回到华盛顿，在首都度过了三个月的寒冬，也见证了建国以来最肮脏的总统大选。在无数的阴谋和交易之后，约翰·昆西·亚当斯当选为第六任总统。拉法耶特的存在似乎缓解了政治斗争的痛苦，因为，只有他能提醒敌对双方，世上还有比仇恨更重要的东西。

1824年12月7日，门罗向国会递交了他的第八个也是最后一个“国情咨文”。在文章中，他伤感地说：拉法耶特在法国革命中几乎被剥夺了全部家产，如今生活窘迫。他希望国会能报答拉法耶特为美国革命做的牺牲和贡献。12月10日，国会通过决议，奖励拉法耶特2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大约400万美元），外加佛罗里达塔拉哈西地区（Talahassee，佛罗里达首府）2.4万英亩（14.4万市亩）土地，以表达美国人民对他的感激之情。这笔钱和土地足以保证拉法耶特优雅、舒适地安度晚年。

1825年3月4日，在参加完亚当斯的就职典礼后，66岁的门罗告别华盛顿，启程回自己的“橡树山”（Oak Hill）庄园。6月，拉法耶特准备回国了。走之前，他想再见一次朋友。此时，门罗正在乡下度假。他的度假屋和马歇尔的紧挨着，两家正一起消磨夏日时光。两位太太交流着养生经验，两个老家伙喝酒、打猎、玩游戏，仿佛又变成懵懂少年。亚当斯总统亲自陪着拉法耶特去乡下见门罗。过波多马克河上的一座桥时，亚当斯付了费。马车刚走出几步，后面有人大喊：“总统先生！总统先生！”只见收费站的小哥追上来说：“总统先生，你少给了一毛一分钱。”天才总统闹个大红脸，他这一辈子可能都没犯过这种错误。

门罗和马歇尔看到拉法耶特和亚当斯好高兴。当晚的烛光特别明亮，当晚的餐桌上笑语连连，每个人都想留住这一瞬间的快乐和柔情。57岁的亚当斯看着三个前辈，仰慕之情油然而生。此时，马歇尔69岁，拉法耶特67岁，门罗66岁。当年，门罗和马歇尔都是拉法耶特的部下，对战争的回忆总能把他们的心拉得很近很近。当年的他们也许都没想到，他们一腔热血的冲动竟然闹出这么大动静，是天意还是人心，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门罗和拉法耶特先向最年长的马歇尔敬酒，向这位“战士、政治家、法官”致敬。马歇尔站起来，敬拉法耶特一杯，感谢他舍弃欧洲的舒适生活，为美国的自由而战。然后，他深情地看着门罗，这个他一生爱着的朋友：“我很骄傲我们年少时就相识，我们经历了所有的考验，你依然是我最爱和最尊敬的人。”门罗深受感动，他说：“我们一起开始了我们的事业，我的整个公职生涯都在你的眼中。你对我和我的政府的肯定在我心中占有最高的地位。”

两天后，拉法耶特告别他的朋友们，一路北上。在昆西，他最后一次看望现任总统的父亲、89岁的前总统约翰·亚当斯；在波士顿，他从邦克山的战场带走一捧泥土。这捧土将洒在他的坟墓上。他已走遍所有的二十四个州，到了该回家的时候了。美国之行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这位“两个世界的英雄”在两个世界的遭遇恍如隔世。同样起源于“启蒙思想”的两场革命，在新大陆缔造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共和国，在旧大陆却从终点回到了起点，从绝对君主到立宪君主到共和国到帝国又到绝对君主。革命前的法国是波旁王朝，革命爆发三十五年后的今天，统治法国的仍然是波旁王朝。为什么同样的革命没实现同样的目标？为什么同样的理想没收获同样的果实？为什么同样的勇气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为什么同样的智慧教化出不同的领袖？是上帝太偏心还是历史太挑剔？

1826年7月4日，美国迎来了她的第五十个生日。这一天，所有的心都激动不已，所有的脸上都带着笑容。就在举国欢庆的时刻，一南一北两个信使都在快马加鞭地赶往首都，他们都带着悲伤的消息。7月4日晚六点，90岁的前总统约翰·亚当斯去世。他离开前说的最后一句清楚的话是：“托马斯·杰斐逊还活着。”但是，他错了。五个小时前，82岁的杰斐逊已先他而去。他们去世的这个时间段正是五十年前大陆会议向公众宣读《独立宣言》的时间。

亚当斯和杰斐逊这对相爱相杀的冤家，在他们生命的最后十四年，放弃偏见，放下自尊，找回了失落已久的友情。他们想让子孙后代读懂他们对自由、对革命、对美国的不同解读，他们想让世界知道他们共同为之奋斗的事业实际上是基于不同的蓝图。十四年中，昆西和蒙蒂塞洛之间一共交换了158封信，这些信是对革命年代最深情、最幽默、最理智、最浪漫的描述。杰斐逊对亚当斯说：“在没把自己解释清楚之前，我们不能死。”亚当斯确信，杰斐逊对革命的定义将走进历史教科书，但那不是真相。美国不是一帮怀着远大理想、抱着必胜信念的“革命家”创造出来的奇迹，而是几个犹豫不决、瞻前顾后、不确定自己在做什么的绅士拼凑出来的巧合。革命开始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它将怎样结束；革命结束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它将意味着什么。正是对未来的恐惧和对未知的探索成就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国家。

也许亚当斯和杰斐逊太爱对方了，他们都无法独自生存，选择了同年同月同日几乎同时离开人世，也选择了“独立日”，因为他们都爱他们的国家。

1831年7月4日，美国独立五十五周年。73岁的詹姆斯·门罗在纽约去世。前五位总统中有三位在“独立日”告别世界，你不相信这是上帝的安排吗？

1834年5月20日，76岁的拉法耶特去世。他的墓上飘着星条旗。那面旗已飘了二百年，连纳粹德国都没打扰过它。

1835年7月6日，在病床上度过“独立日”两天之后，80岁的约翰·马歇尔在费城去世，结束了长达34年的“马歇尔法庭”。

1836年6月28日，麦迪逊去世，享年85岁。他是最后一位离世的“国父”。从小就病怏怏、没人相信能活过二十岁的他活过了所有的人。他说：“我只是活过了我自己。”

“国父”们走了，但他们争争吵吵、描描画画的国家还在，那部宪法还在。他们费尽心机想告诉后人的，是他们的困惑和矛盾，是追求和思考。他们希望子孙们明白，宪法的目的不是消除分歧，而是保护表达分歧的权利。美国政治也许充满阴谋，但没有流血；每个人都使尽手段，但愿赌服输。“国父”们也许互相憎恶，但也互相尊重；他们为原则坚持，也为利益妥协。他们在对彼此的攻击中捍卫了宪法的精神，他们在争权夺利中为年轻的共和国护航。他们身上有圣人的光辉也有魔鬼的影子，但他们只在乎自己的内心。他们都守住了道德底线和政治节操，他们都在为国家的服务中超越了自我。不管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是否正确，他们都为理想努力过了。他们为人类留下一个独立的民族，为世界创造了一个自由的国家。正如1776年约翰·亚当斯在大陆会议号召独立时说的那样：有几个人能拥有这样的荣耀？

“国父”们的离去意味着美国政治进入“政客”时代，这个时代的第一场大戏马上就要上演。新一代领袖们将怎样面对权力的诱惑？他们将带领年轻的国家走向何方？请看下一个故事：腐败的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