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ily Archives: January 8, 2019

1790年6月的一天，刚刚上任三个月的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在华盛顿的总统府门前“偶遇”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杰斐逊觉得汉密尔顿看上去有点不对劲儿。平日里趾高气扬的财政部长今天却阴沉、郁闷、垂头丧气的，就连穿着也不像平时那么光鲜和时髦，显得随意甚至邋遢。杰斐逊看他好可怜，就问：这是咋啦？汉密尔顿就像找到知心人似地开始吐苦水：我的财政计划在国会触礁了。詹姆斯·麦迪逊领着一帮南方议员把最关键那一条给我锁住了，以至于整个计划无法实施。如果我的主张不能实现，要我这个财政部长有何用？我马上辞职不干了。如果我不干，总统独力难支，咱这个政府肯定垮台。什么“共和国”，什么“美国实验”（American Experiment），见鬼去吧！

1789年4月30日，乔治·华盛顿就任第一届美国总统。但国会直到7月才创立行政权的第一个职能部门：外交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后来改名为国务部（Department of State）。又过了两个月，财政部（Department of Treasury）和战争部（Department of War）正式成立。华盛顿总算可以找帮手了，“光杆司令”的日子可真不好过。

1787年的《美国宪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联邦制共和国。这个新国家出现得如此偶然，偶然得像一阵风，以至于那些亲手把她接生到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不知道她到底是什么。富兰克林说，她是“纯洁的少女”；华盛顿说，她是“值得一做的实验”；麦迪逊说，她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汉密尔顿说，她是即将崛起的“帝国”。今天的她还是“国父”们心中的国家吗？她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太多的疑惑和误解混淆了对与错，当年的执着和追求还在吗？ “国父”们不会想到，他们预期只能支撑二十年的国家居然生存了二百年，不，是繁荣兴旺了二百年。她好像还没来得及学会稳稳当当地走路，就蹦着跳着穿越了两个世纪。然而，那看似轻松的旅程并不那么容易，特别是当她懵懵懂懂地准备着迈出人生第一步的时候。就让我们看看，她的父辈们是怎样牵着她的手，为她做每一个选择，又怎样放开她的手，让她走进自己的梦。

到1788年7月为止，《美国宪法》已经获得了十一个州的批准，它正式成为新大陆的最高法律。但是，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反联邦党人”一再强调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只要看一下宪法就会发现，它从头到尾只谈政府的“权力”（Power），不谈人民的“权利”（Right）。“权利”是人民没有授予政府的“权力”，也就是人民保留的“自由”。在自由高于一切的新大陆，它的“根本大法”却对“权利”视而不见，这岂不是太不可思议了？难道“国父”们吵架吵昏了头，把这么要紧的事儿给忘了？当然不是。事实上，在整个“制宪会议”中，“权利法案”被不断地提起，可是，每一次都被压倒多数否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787年9月，经过四个月的秘密讨论，新宪法终于从幕后走到前台，它立刻引起“全民大吵架”，其激烈程度比“制宪会议”有过之而无不及。接受它，或拒绝它，这是个问题。大家之所以这么较真儿，是因为这是人类第一次在没有神谕、没有国王、没有权威、没有胁迫的情况下为自己创造一个国家。飘过路过不能错过，这种机会还有第二次吗？在旧大陆，人们习惯了先有国家，后有宪法，宪法似乎天生是为当权者服务，有什么好争论的呢？但在新大陆，事情反过来了，先有宪法，后有国家，宪法是各方利益博弈和妥协的结果。我的国家我做主，此时不吵更待何时？别说“国父”们，就是一个普通公民也会睁大眼睛试图从宪法的字里行间寻找他自己的诉求。结果当然是，没有一个人百分之百地满意。“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都把对方骂得狗血喷头，同一部宪法，上午是天使，下午就成了魔鬼，叫人情何以堪？政府的权力越大，人民的自由越少，习惯了无拘无束的美国人准备好了吗？《美国宪法》和《联邦党人》把该说的都说了，但“制造美国”（Making of America）似乎仍然困难重重。

1787年5月到9月的“制宪会议”（费城会议）为新大陆写了一部新宪法，但这部宪法企图创造的国家还只是“水中月、镜中花”。费城会议规定，至少要有9个州批准（Ratify）之后，这部宪法才能生效，否则，它只是一篇自娱自乐的文章。每个州都分别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大会投票表决是否批准宪法，一场“全民大讨论”正在展开。一时间，新大陆似乎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支持根据宪法建立联邦的人，叫“联邦主义者”（Federalists）或“联邦党人”；另一种是反对宪法的人，叫“反联邦党人”（Antifederalists）。这场大辩论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结果，更在于，它诠释了“建国国父”们对新国家最原始的设计和期望。

一波三折、费尽周章的“制宪会议”开到1787年7月底的时候，代表们已经精疲力尽，他们都快让那两个月无休无止的争吵给整疯了，大家心里似乎只有一个念头：回家。实际上，很多人已经回家了，有的过了几天又回来了，有的再也没出现。比如，纽约州三位代表中的两位，罗伯特·叶茨（Robert Yates）和约翰·兰辛（John Lansing），7月5日就离开了，他们压根儿就没打算回来。剩下一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别提多尴尬了，因为他一个人没有代表性，无法投票，只能当看客。他干脆也一走了之。在归途中，他写信给华盛顿，表达了极度沮丧的心情，他觉得费城会议注定要失败，因为各州的政客太自私、太狭隘。华盛顿心里也很难过，但半途而废不是他的风格。他温柔地劝慰汉密尔顿，盼着他重返费城。他说：“我真希望你在这儿。”这一句请求胜过一千道命令。就像在战争年代一样，汉密尔顿凭着对他的总司令的信任和忠诚，再次踏上去费城的路。直到会议结束，他是纽约州唯一的代表。其他代表的失望和焦虑一点也不亚于汉密尔顿，华盛顿不可能一个一个地劝，但他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会场，他的沉默是最强大的凝聚力。只要他不说散会，这个会就得一直开下去。

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出镜率最高的词是“妥协”（Compromise）。没有妥协就没有宪法。但是，当涉及到那三个让人羞于启齿的字眼时，妥协的代价变得无比沉重。虽然“国父”们还没意识到他们的后代将为此付出60万个生命，但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的选择是共和国的耻辱。自由被利益取代，理想为现实折腰。这三个让新大陆蒙羞的字是：奴隶制（Slavery）。

1787年5月到9月的“制宪会议”最终决定了美国的命运，但这次会议坎坎坷坷，好几次差点夭折。若没有麦迪逊近乎偏执的追求，若没有华盛顿在沉默中的坚持，若没有各方利益忍痛割爱的妥协，神马都是浮云。《美国宪法》不是一蹴而就，更不是理所当然。二百年后的我们也许把它当成某种“必然”的结果，实际上，在“建国国父”的眼中，它只是个前所未有的“实验”（Experiment）。这个“实验”甚至不似人力所为，倒更像上帝的游戏。难怪人们总是雾里看花，难解其中真谛。让我们忘记我们的时代，忘记今天的美国，回到那个原汁原味的新大陆，看看那帮人到底想鼓捣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1786年9月的“安纳波利斯会议”倡议各州于1787年5月在费城开会，讨论修改《邦联条例》。但这只是个“倡议”而已，人家来不来还两说着呢。安纳波利斯会议的两个最积极的推动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詹姆斯·麦迪逊，很清楚他们前面的路有多艰苦。但是，如果能把那个人拉进来，就会产生神奇的功效。那个人当然是华盛顿。有华盛顿参加，会议的规格一下子就上去了，地区性的会就会变成全国性的会。可是，怎样才能把华盛顿请出山呢？

自从1777年的《邦联条例》被大陆会议通过之后，北美就在“史上最弱”的“中央政府” 的领导下走过了艰苦卓绝的“独立战争”。这个基本上无效的政府竟然奇迹般地战胜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于是，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幸福并不依赖于政府的强大，而是取决于人民的素质。战后，随着外来威胁的消失，那种“共同防御”、“联合对敌”的需求也消失了。各州再也不想维持有效的联盟，她们迫不及待地回到“地方自治”的状态中，以为可以从此安居乐业，永享太平。从上一篇故事中，你已经看到，她们为这个选择吃尽了苦头，软弱的“邦联”既不能保护自由也不能保障安全。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他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即使这将意味着放弃一部分自由。

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美国人获得了他们渴望已久的自由。接下来，他们要决定的是：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华盛顿解甲归田，大陆军烟消云散，新大陆绝不会有独裁者，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答案。民主与法治怎样有效地实施？自由和秩序的界线在哪里？“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如何分配？什么样的政治结构能保证长治久安？在这片没有王权的土地上，人们真的有能力管理自己吗？也许，刚刚走出战火的美国人还不想讨论这些问题，他们只想大声地喊：我们自由啦！天那么高，地那么广，无拘无束的感觉，太棒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