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32）- 《常识》

历史学家们认为，“美国革命”从1765年的反“印花税法案”就开始了，到1775年底，已经闹腾了10年。在这10年中，北美人慷慨激昂地抨击英帝国的暴政，甚至拿起武器挑战英帝国的权威。但是，有一件事，却没有人认真想过：我们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至少在1775年底，大多数“革命派”（Patriots）心中的理想仍然是“英国人的权利”，也就是在英帝国内部与英国本土人平起平坐。不管是大陆会议还是华盛顿的大陆军，大家的默契是：只反议会，不反国王，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学来的“清君侧”的智慧。不仅如此，殖民地人还无比怀念1765年以前那自由、快乐的北美。大陆会议中最激进的革命者约翰·亚当斯以惊人的诚实在日记中写了下面这句话：“在革命中，我无时无刻不盼望着回到从前，为此，我愿意放弃所有的一切。。。”这话要是出自别人之口倒没什么稀奇的，但亚当斯堪称“美国革命”的“教父”，连他都这么“恋旧”，其他人什么样可想而知。

历史仿佛看到了北美的犹豫和彷徨，她为北美找到了一位领路人。但这一次，她没把革命的火炬交给土生土长的“美洲人”，而是很幽默地选择了一个“英国人”。他在独立战争爆发前几个月才来到北美，却在短短的一年中让每个人都认识到，与英国彻底分离才是革命的唯一出路。这个人的名字叫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

1737年1月29日，托马斯·潘恩生于英国诺弗克郡（Norfolk）的一个平民家庭。因为家里穷，他13岁就辍学了，先跟父亲学制衣，后来又去海上讨生活。1759年，他开了自己的商店，结了婚。但好景不长，生意垮了，妻子和孩子都在难产中死去。再后来，他当过收税官、货物检验员、学校老师，等等。可是，不管做什么，他都做不长久，而且总是以失败告终。潘恩性格倔强，非常固执，甚至有点偏执狂。他不懂人情世故，很难与人相处，谁都不喜欢他。1774年，就在潘恩历尽生活的艰辛、跌得鼻青脸肿的时候，他见到了当时北美常驻英国的贸易代表，本杰明·富兰克林。

潘恩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富兰克林的。富兰克林在与潘恩的谈话中，发现他对自由有着近乎疯狂的渴望和热情，他的言辞和他写的小文章犀利而精辟，有一种在瞬间就能摄人心魄的魅力。富兰克林向他介绍了北美的情况，好像忽然在潘恩面前打开了一扇门，他立刻明白了自己应该做什么。新大陆，那就是他要去的地方！富兰克林也认为，潘恩的才华只有在不拘一格的新大陆才能得到认可。于是，他给潘恩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他去费城发展。

1774年10月，37岁的托马斯·潘恩踏上了去北美的航程。然而，他差一点见不到新大陆。在横穿大西洋的两个月中，船上因饮食、卫生条件极差而爆发了传染病，5名乘客死亡，潘恩也大病不起。船员们眼见他不行了，把他抬到甲板上，只等他一咽气就往海里扔。可是，他这口气始终没咽下去，硬是撑着到了北美。当船终于到达费城时，潘恩已奄奄一息。富兰克林的私人医生去码头接潘恩，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乘客全都走光了。最后，船员们抬下一个活死人，那就是潘恩。医生赶紧把他抬回去，精心调治了6个星期，他才渐渐恢复了健康。凭着富兰克林的介绍信，他很快就找到了工作。1775年1月，潘恩成为“宾夕法尼亚杂志”（Pennsylvania Magazine）的一名编辑。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专注地工作过，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舒心。

潘恩似乎注定就是为革命而生。1775年4月，也就是他到新大陆仅仅5个月后，莱克星顿的枪声就打响了。5月，第二次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北美与英国的对抗上升为战争。潘恩兴奋地看着这一切，他说：“从我进入这个国家的那一刻起，我就想把它点燃。。。”他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很多支持革命的文章，也与本杰明·罗什医生（Dr. Bejaming Rush）成为好朋友。本杰明·罗什是新大陆最有名的医生，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是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的朋友，也是大陆会议的代表。潘恩告诉罗什，他想写一本宣传革命的小册子，题目是“简单的真理”（Plain Truth）。罗什建议他改为“常识”（Commen Sense），因为这样更能打动普通人的心。

1776年1月，托马斯·潘恩的小册子《常识》完成了。起初，没有人愿意为他印刷出版。后来，他许诺把这本书销售收入的一半分给一位出版商，人家才答应。他们都没意识到这是多大的一笔钱。潘恩知道自己写的东西太“反动”，所以，最初没敢露真名，只署名“一个英国人”（Written by an Enlishman）。到第二版时他才署上真名。

这本47页纸的小册子，从问世的那一刻起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各殖民地间迅速传播，3个月之内就卖出去10万册，在整个革命期间共卖出50多万册。当时的北美殖民地共300万人，其中有阅读能力的自由居民不到200万，也就是说，大约平均每4人就有一本《常识》。按这个比例，它至今仍然是美国历史上最热门的畅销书。在酒吧里，饭桌上，街道旁，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手捧《常识》，或认真阅读，或大声朗诵，周围聚集着那些不识字或买不起书的人，他们如饥似渴地听着书中的每一个字。《常识》在北美殖民地掀起了一场全民大讨论，它好像一下子拨开云雾，让人们看清了革命的前途。

那么，《常识》到底讲了些什么，让大家如此着迷？首先，潘恩把矛头直指君主制。此前，大家觉得，一切都是英国议会的错，国王是无辜的。但潘恩说，一切罪恶的根源正是君主制。他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简述了人类社会的起源和英国的历史，指出世袭的国王为满足自己的欲望只能给人民带来灾难。英国的政治制度之所以受到很多人的赞赏，不是因为它保留了国王，而是因为它保障了民主。英国的强大不是来源于国王的英明，而是取决于人民的素质。但现在，民主正受到王权的侵蚀。乔治三世的贪婪和自私让腐败横行，这种腐败也蔓延到新大陆。所以，对国王的忠诚毫无道理。

对那些希望与英国和解的人，潘恩说，英帝国绝对不会保护北美的利益。在英国与北美的关系中，北美将永远处于从属地位。现在，北美已经花费了这么多资源反抗英国的暴政，如果这种斗争的结果只是取得与英国的和解，那就太不值了。即使英王迫于压力同意和解，他早晚会卷土重来。在英王的统治下，北美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法治和公平。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我们应该彻底摆脱英国，建立自己的国家。由一个三千英里以外的小岛统治一个大陆，这是非常愚蠢的事。潘恩宣称，“现在是分手的时候了！”（’Its time to part!）

有人认为，北美人是英国人的后裔，英国与北美是母女关系，血浓于水。潘恩指出，美利坚民族不只是英国人的后裔，她也是所有欧洲人的后裔，她的血缘远远超出了英国人的范畴。北美的革命不是女儿对母亲的背叛，而是人类对理想的追求。他说，“北美的道路也是全人类应该走的道路，北美的幸福也是全人类应该追求的幸福。”

接着，潘恩分析了北美目前的局势，告诉人们要认清自己的优势。他说，英国的强大是表面上的。战争的胜利不属于强者，而属于团结起来的人民。现在，各殖民地联合在一起，正是打败英国的最好时机。如果错过了，以后殖民地回到各自为政的状态，她们将永远无法战胜英国。潘恩认为，北美的实力不容小觑。没有一个国家有北美这样优越的地理位置，也没有一个国家有北美这样丰富的自然资源。北美的贸易完全不必依赖英国，只要欧洲人还吃饭，北美的农产品就不愁没市场。在脱离英国后，北美只会更繁荣。

《常识》中最著名的一段话是对自由的描述：“啊！你们这些不但敢反抗暴政，而且敢反抗暴君的人！请站出来！旧世界遍地盛行着压迫，自由遭到驱逐。亚洲和非洲早已把她赶走，欧洲把她当成怪物，英国已经对她下了逐客令。接纳这个逃亡者，为人类准备一个避难所吧！”“我们有能力让世界重新开始！”（We have it in our power to begin the world over again!）

潘恩还在他的小册子中宣扬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在独立之后，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人们也许会问，一个没有国王的北美将靠什么保护人民的权利？潘恩说：“让我们为宪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一个在法治基础上的民选政府才能真正让人民获得幸福。

其实，除了宣传北美独立以外，潘恩在《常识》中表达的政治观点不是新创的，在他之前，欧洲和北美的思想家、政治家都已经阐述过很多次。远的不说，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这些一流的政论家，早就在他们的文章中对民主和自由有过比潘恩更深刻的诠释。但是，为什么偏偏《常识》能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呢？一是它“生逢其时”，就在北美人最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来了个醍醐灌顶。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潘恩用了大家都能看懂的语言。富兰克林、亚当斯、杰斐逊都是知识精英，他们学富五车，博古通今。他们的政论文章旁征博引，甚至大段引用拉丁原文。如果你看不懂，对不起，那不是写给你看的。他们的读者只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潘恩就不同了。他倾诉的对象是最普通的民众，他要用最通俗的语言，最明白的道理，让每个识字的人都看懂，让每个不识字的人都听懂。这种风格让人耳目一新，它如此受欢迎也就不足为奇了。

《常识》的影响之大，怎么说都不过份。几个月间，北美的民意从观望转向独立。再加上大陆军在波士顿的胜利，独立似乎成了大势所趋。几乎每个大陆军战士的背包里都有一本翻得皱皱巴巴的《常识》，华盛顿也说：“这本书让我的内心产生了难以名状的改变。”很多人读了《常识》后变成了革命者，参加了大陆军。

人们说，美国革命有三支火把。第一支是塞缪尔·亚当斯，他的“自由之子”拉开了北美反抗暴政的序幕。第二支是帕特里克·亨利，他那“不自由，毋宁死”的誓言让北美人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家园。第三支就是托马斯·潘恩，他的《常识》让北美走上独立之路。约翰·亚当斯说：“没有《常识》作者的这支笔，华盛顿举起的剑将徒劳无功。”

托马斯·潘恩可不是个光说不练的人。大陆会议为表彰他的功劳，请他到国会外事委员会工作。他把自己工资的三分之一都捐给了大陆军。后来，他干脆投笔从戎，参加了大陆军。在革命最黑暗的时刻，他写了《美国危机》系列小册子，鼓励大家为理想而战。每当华盛顿想鼓舞士气的时候，他就让人在军中大声朗读潘恩的《危机》，那句“这是考验人灵魂的时刻”（These are the times to try men’s souls）成了美国革命的经典名言。潘恩与华盛顿之间也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独立战争胜利后，在华盛顿的敦促下，国会奖给潘恩3000美元做为报酬（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纽约州奖给他一片土地，宾夕法尼亚州也给他一笔钱，马里兰州授予他公民身份。这样，在马里兰加入联邦后，他就自动成了美国公民。可他注定就不是个安生的人。1787年，为了给自己设计的桥梁申请贷款，他来到伦敦。不久，“法国革命”爆发。他的激情又上来了，写了《人权》（Rights of Men），无情地抨击君主制，歌颂法国革命。英国政府把他视为叛徒，驱逐出境。潘恩来到巴黎。虽然他一句法语都不会说，但还是被选入法国国民大会。他与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密尔顿等几位重要的“国父”一起被授予“巴黎荣誉市民”的称号。

然而，接下来，潘恩的命运急转直下。1793年，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取得政权，开始了“红色恐怖”。潘恩因反对处决国王路易十六而被看成“共和国的敌人”，在1793年12月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写下著名的《理性时代》（The Age of Reason）。随着革命形势越来越紧张，雅各宾派也越来越疯狂。他们开始处决“嫌疑犯”，断头台上血流成河，巴黎成了人间地狱。

眼看着屠刀正向自己砍来，潘恩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他的美国公民身份。因为当时美国与法国是友好国家，法国不会对美国公民动手。可是，当潘恩要求美国驻法公使古弗纳·莫里斯（Gouverner Morris）证明他的公民身份时，莫里斯以找不到文件为由拒绝了。其实是因为在美国时莫里斯就与潘恩不和，这次正好挟私报复。英国盼他死，法国要他死，美国看他死，这下，潘恩真是死定了。当时，潘恩正生着病，高烧不退。仅仅因为狱官在他牢房门口做错了记号，潘恩侥幸逃过一劫，当夜没被送往断头台。就这几天的缓冲时间救了他的命，因为三天后雅各宾派就垮台了。

虽然命暂时保住了，但监狱还是出不去。1794年10月，詹姆斯·门罗成为美国驻法公使。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营救潘恩。他向法国政府出示文件，证明潘恩的美国公民身份。11月，潘恩获释出狱。他在感谢门罗的同时，也指责华盛顿忘恩负义，在关键时刻抛弃了他。他一直认为莫里斯的卑鄙行径是受华盛顿总统的指使，因为当时美国正跟英国商谈“杰伊条约”（Jay’s Treaty），华盛顿不愿得罪英国。至于到底是莫里斯一手遮天还是华盛顿见死不救，历史没有给我们确切的答案。但潘恩认定华盛顿有罪，背叛了他们的友谊。他发表了一系列攻击华盛顿的文章，在一封公开信中说：“全世界都在怀疑，你到底是叛徒还是骗子，你到底是背弃了原则还是本来就没有原则。”华盛顿可能这辈子都没碰到过这样指着他的鼻子骂他的人。

出狱后，潘恩拒绝回美国。他认为，在华盛顿总统和他的继任者亚当斯总统的统治下，美国已背离了当年的共和理想。拿破仑当政时，专门接见潘恩，对他大加赞赏，说：“我每天都枕着《人权》睡觉。”可是，后来拿破仑抛弃了共和国，登基当了皇帝。潘恩骂道：“他是个反复无常的骗子。”

1802年，潘恩接受了杰斐逊总统的邀请，回美国定居。当时，正值“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在美国兴起，人们对上帝和基督教的热情空前高涨。潘恩也不知道哪根筋错了，发表了很多抨击教会的文章，引起人们的不满。在美国，有两尊“佛”碰不得，一个是上帝，一个是华盛顿。美国是个信仰自由的国家，但同时也是个有信仰的国家。你可以不信上帝，但不能攻击上帝，因为这样做妨碍了别人的信仰。对华盛顿，你可以怀疑他的能力，也可以反对他的施政方针，但不能侮辱他的人格，因为他代表的是主流价值观。可惜，潘恩不懂这些，他恰恰刺痛了美国人这两根最敏感的神经，那日子能好过了才怪。

1809年，潘恩在贫困潦倒中去世，没有一个教会愿意为他举行葬礼，只有6个人看他下葬，情景无比凄凉。当尘埃落定，后世的美国人再次翻开那段历史，他们无法漠视潘恩为“美国革命”立下的不朽功勋。这位既没签署过《独立宣言》也没签署过《美国宪法》的“英国人”，成了最著名的“建国国父”之一。

潘恩的故事结束了，《常识》掀起的革命浪潮才刚刚开始。面对争取独立的呼声，犹豫不决的大陆会议再也无法逃避了。他们将做出怎样的抉择？他们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向世人宣告一个新国家的诞生？请看下一个故事：《独立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