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67）- 斗鸡场

1791年初的银行法案催生了美国最早的两大政党。这两个政党分别以两个人物为核心，他们是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和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之争”（Jefferson vs. Hamilton）是美国早期政治中最经典的一幕，它奠定了“政党政治”的基础。在今天的世界，“党争”已经成了民主政治的规则。但在十八世纪，“党争”是让人深恶痛绝的事。英国议会里的党派一天到晚争来争去，他们的自私和腐败展露无遗。美国人本来期盼着“党争”在纯洁的新大陆彻底消失，却没想到，他们的共和国从一开始就深陷其中。杰斐逊与汉密尔顿，这两位才华横溢的“国父”，曾肩并肩地为新国家的独立而战，一个用笔，一个用剑。但是，当他们赢得了自由，却发现他们对自由的理解是如此不同。先听听他们是怎样说彼此的。杰斐逊说：“汉密尔顿的想法与自由的原则背道而驰。。。他要破坏和摧毁共和国。”汉密尔顿说：“杰斐逊先生对我充满敌意。。。他对联邦、和平、和我们国家的快乐构成威胁。”听上去很严重。看两个伟大的人互相掐着对方的脖子是件痛苦的事，但那又何尝不是美国之福呢？

 

这两位天才的争斗说到底是对美国前途的争夺。请看他们的主要论点：

 

	争论焦点	杰斐逊		汉密尔顿
政治	政府结构	支持“州权”，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		建立更强大的联邦政府，削弱“州权”
	政府形式	更民主的政府，立法权高于行政权		更像英国的政府，更强大的行政权
	政府规模	小政府：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		大政府：庞大的官僚机构
	统治阶层	相信大众的智慧，普通人有能力管理自己		不相信大众的判断力，国家应由精英统治
	对宪法的理解	狭义解释：联邦政府只拥有明示的权力		广义解释：联邦政府拥有明示和暗示的权力
	支持者	农民，小业主，种植园主，拓荒者		工商业主，银行家，富裕的精英阶层
	地区利益	南方和西部		北方的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地区
经济	发展前途	美国应该是农业国，自由而独立		美国应该发展工商业和银行业，在竞争中变得强大和繁荣
	经济结构	农业是根本		农、工、商全面平衡地发展
	世界贸易	美国应该出口农产品，进口制成品		美国应发展制造业，最终成为制成品出口国
	海关税	低关税，自由贸易		适当的保护性关税，扶持本国幼稚产业
	国内税	不征税		征税
	金融制度	不要中央银行，不要英式金融体系		要中央银行，要英式金融体系
	政府与经济的关系	市场由“看不见的手”调节，政府不能干预		政府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干预经济
外交	外交政策	亲法		亲英

 

 

那么，他们谁对谁错？哪种观点对美国有利？如果从今天的角度看，你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杰斐逊是错的，汉密尔顿是对的，因为杰斐逊的设想都是空想，而汉密尔顿的设想都变成了现实。但实际上，他们缺一不可。杰斐逊要自由，汉密尔顿要秩序；杰斐逊要民主，汉密尔顿要法治。本来，他们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的，他们的矛盾不是那么不可调和。但他们还是走了极端，因为那是一个极端的时代。正是他们你死我活的争夺，使美国政治不偏不倚地前行，否则，任何一方都可能让新国家驶离主航道。政治家的痛苦是人民的福气。你会看到，尽管汉密尔顿在华盛顿政府中呼风唤雨，无所不能，但他始终无法控制全局；尽管杰斐逊强烈地反对汉密尔顿的经济政策，他在入主白宫后并没有推翻汉密尔顿创立的金融秩序。不是他们不想，而是他们不能。“三权分立”的体制使“一党专政”变得几乎不可能，任何政党都很难同时掌握三权，“掣肘”的力量永远存在。美国的国策从来没有因政党的更迭而发生巨变，权力在针锋相对的党派之间和平传递了二百年。这种不可思议的延续和稳定是民主政治的魅力。就像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里写的那样：拉帮结派是人的本性，也是天赋人权。政府的职责不是打击它，而是保护它。宪法的目的不是消除分歧，而是为分歧打了个框架。在此框架内，一切皆有可能。

 

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不仅政见不同，他们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冤家。杰斐逊性情温和，不善言辞，要么不说话，要么轻声细语，从来不跟人吵架；汉密尔顿好像浑身长刺，稍有风吹草动就立刻进入战斗状态，言辞犀利，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闭嘴。杰斐逊超级敏感，特别看重自己的名声，也特别喜欢顺应民意，他要全世界都爱他；汉密尔顿只做他认为对的事，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也不怕“逆流而动”。奇怪的是，生于大种植园、从小就被奴隶伺候着的杰斐逊倒成了“人民的代表”，专为普通民众说话；出身卑微、受尽歧视的私生子汉密尔顿反而成了上流社会的维护者。这还真是“缺什么补什么”。他们的衣着、做风也很“逆天”。杰斐逊“邋遢得像哲学家”，恨不得每天穿着睡衣去上班，走起路来懒懒散散，一副闲云野鹤的样子；汉密尔顿永远都光鲜时髦，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铁打的军人做派。杰斐逊办事优雅、圆滑，汉密尔顿高效、神速。反正，在这个世界上，你就再也找不出比这俩更不同的人了。但是，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就是那股子非要把对方整趴下的劲儿。

 

其实，他们的初相识是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开始的。华盛顿总统介绍他们认识时，他们都很仰慕对方。杰斐逊为了调解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的矛盾专门设计了那顿晚餐，让“敌对”双方握手言和。但是，当汉密尔顿执意建立中央银行时，他触动了杰斐逊的底线。杰斐逊痛恨中央银行，因为他痛恨英国式的金融制度，也痛恨英国。汉密尔顿企图通过他的经济政策把联邦政府变成庞大的官僚机构，他完全颠覆了杰斐逊的政治理想，他的所做所为简直就是在把共和国变成王国，把美国变成英国。美国到底生于1776年还是1787年？美国精神的载体到底是《独立宣言》还是《美国宪法》？现在，《独立宣言》的作者要向《美国宪法》的缔造者宣战，杰斐逊仿佛看见那个不可一世的汉密尔顿正一步一步走向王权。

 

听上去，杰斐逊好像得了狂想症，汉密尔顿再霸道也不至于想当国王。但这事儿不能全怪杰斐逊，汉密尔顿口无遮拦，难怪人家起疑。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汉密尔顿有一天抽风，在台上一口气讲了六个小时，就讲一件事：英国的政治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我们要用宪法创造一个“像国王一样的总统”。他对总统任期的设计是“除非渎职，任期终身”。大家听完后只有一个感觉：药不能停啊。后来，有一次，华盛顿总统回弗农山庄，临走前让杰斐逊代他主持内阁会议。杰斐逊把大家请到家里来，连开会带吃饭。吃完了，大伙坐一块儿聊天，说起英国的政治制度。副总统亚当斯说：“如果改掉一些缺陷，英国体制（立宪君主制）不失为目前人类设计的最完美的制度。”汉密尔顿接茬说：“它已经是最完美的制度了，改掉那些缺陷会让政府变得不切实际。” 啊？这是要变天吗？其实，那俩也就瞎聊，即使在华盛顿面前他们也不忌讳。华盛顿从来都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没放在心上。但是，这种话到了杰斐逊这儿就被无限放大，他忽然觉得身边都是“反革命”。接下来的事就更让杰斐逊崩溃了。客人们欣赏着杰斐逊家墙上挂着的三幅人物肖像，那是他从欧洲带回来的。汉密尔顿问：他们是谁？杰斐逊说：“他们是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约翰·洛克（John Locke）。我认为他们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三个人。”汉密尔顿想了一会儿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是优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在这一天的日记里，杰斐逊写道：“亚当斯是个诚实的政治家，也是诚实的人。汉密尔顿是诚实的人，但做为政治家，他信奉暴力和腐败。”一个崇拜凯撒大帝的人当然想当国王！杰斐逊不仅怀疑汉密尔顿，他还怀疑亚当斯想当国王，甚至怀疑华盛顿也想当国王。总之，天底下除了他自己，别人都想当国王或拥护王权。你可能觉得杰斐逊有病，新大陆根本就没有王室基因，怎么可能产生王权？但不要忘了，杰斐逊的时代满世界都是国王，共和国只是个实验。他一心一意要把这个实验做下去，那边忽然有人拼命赞美英国，他听着当然害怕。

 

对合众国银行的争论让杰斐逊和他的老朋友麦迪逊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事实上，此时麦迪逊的政治势力比杰斐逊大得多。在杰斐逊出任驻法公使的五年中，麦迪逊创造了《美国宪法》，36岁就成了“宪法之父”。他是众议院领袖，因起草《权利法案》被誉为“权利法案之父”，也是华盛顿总统的重要顾问，正处在政治生涯最辉煌的顶峰。但是，杰斐逊回来后，麦迪逊为他出谋划策，为他遮风挡雨，露脸的事儿都让给杰斐逊，擦屁股的事儿都留给自己。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麦迪逊的政治智慧明显高于杰斐逊，但不知为什么，麦迪逊愿意让杰斐逊的身影遮住自己的光环。历史学家们只能感叹：“一个伟大的人心甘情愿地屈居另一个伟大的人之后。”

 

如今，虽然两党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但拉帮结派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大家还羞羞答答地不愿承认他们是“政党”。一派叫“汉密尔顿先生的朋友们”，另一派叫做“杰斐逊先生的朋友们”，后来变成“汉密尔顿主义者”和“杰斐逊主义者”，再后来，他们才渐渐地有了正式的名字。汉密尔顿那一派是“联邦党”（Federalists），代表“制宪”正统；杰斐逊那一派是“民主共和党”（Democratic Republicans），简称“共和党”，代表普通民众。不过，它跟今天的“共和党”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反而是今天“民主党”的前身。1828年，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在“民主共和党”原班人马的基础上创建“民主党”，衣钵传递至今。今天的“共和党”创建于1854年，第一位“共和党”总统是亚伯拉罕·林肯。尽管当年的“联邦党”和“共和党”与当代美国的两大政党不是一回事，但两党政治已经开始了。

 

1791年，“联邦党”在国会中占明显优势，杰斐逊和麦迪逊一看，这样下去可不行，咱得动真格的。3月，华盛顿总统开始了为期4个月的“南巡”之旅。趁着总统不在家，杰斐逊和麦迪逊搭伴去了趟北方，特地拜访汉密尔顿的“老巢”纽约。纽约虽然是“联邦党”的天下，但州长乔治·克林顿是“共和党”人（他后来成了杰斐逊和麦迪逊的副总统，是唯一给两位总统当过副总统的人）。杰斐逊狠挖汉密尔顿墙角，在纽约笼络了一帮支持者，开始建立“共和党”的基层组织，也就是今天说的“草根组织”。这个优良传统生生不息，直到今天，“民主党”的基层建设仍然优于对手。

 

有了政党就得有“喉舌”。杰斐逊他们此行最大的收获是找到一个人，他的名字是菲利普·弗来努（Philip Freneau）。弗来努是麦迪逊在普林斯顿的同学，他是个诗人兼作家，写得一手好文章。杰斐逊和麦迪逊想让他去费城创建一家报纸，跟汉密尔顿对着干。当时，费城最主要的报纸是《合众国公报》（Gazette of the United States）。这份报纸的主编约翰·费努（John Fenno）明显倾向“联邦党”，报纸的内容就可想而知了。弗来努接受了杰斐逊和麦迪逊的邀请，打算去费城大干一场。找个什么理由把弗来努弄到费城来呢？杰斐逊想了个“高招”：雇佣弗来努到国务部来当法语翻译。弗来努的法语一点也不好，杰斐逊精通法语，还用他翻译？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笔杆子。杰斐逊此举应该是个“擦边球”。宪法禁止官办媒体（对海外宣传除外），政府官员不能干预媒体的报道。但当时，这些条文还没被解释得很清楚，杰斐逊很无辜地说：我没干预啊，他“业余”时间干什么我管不着。

 

弗来努在费城创建《国家公报》（National Gazette），与《合众国公报》展开媒体大战。其实，甭管什么，只要有媒体介入，屁大的事都能撑破天。费城人可不用担心闷得慌了，天天看打架的。有凭有据的真事儿就够热闹的，再加上谣言，难怪大家动不动就会群情激愤、斗志昂扬呢。让人民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正是杰斐逊需要的，只有这样才能防止王权“复辟”。

 

随着媒体之战的加剧，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的“主义之争”渐渐地变成了人身攻击，这与当初麦迪逊与汉密尔顿的争斗已经大不相同。麦迪逊毕竟与汉密尔顿做过朋友，他们共同创造了宪法，共同解释了宪法，共同制造了美国，即使友情不在了，理想还在，他们的争论都停留在政见上。但杰斐逊与汉密尔顿没有丝毫情谊，他们不仅憎恨对方的观点，也讨厌对方的为人。杰斐逊说汉密尔顿卑鄙、无耻、下流，汉密尔顿说杰斐逊虚伪、奸诈、狡猾，反正没一个好东西。在这种心态下，他们怎么可能和平共处呢？两人见面就吵架，杰斐逊说：我和汉密尔顿“每天在内阁就像两只斗鸡那样互相撕咬”。

 

现在，天底下最可怜的人就是华盛顿总统。华盛顿厌恶“党争”，但他无力制止它。他企图超越党派，但发现越来越难“独善其身”。尽管双方对总统都没恶意，但在他们激烈的“交火”中，最大的“误伤”就是总统。华盛顿四位内阁成员中，两个北方人（汉密尔顿和诺克斯），两个南方人（杰斐逊和伦道夫，他俩是表兄弟）。他当初这样安排是为了保持区域平衡，但如今只能面对一个分裂的内阁：诺克斯跟汉密尔顿一伙，伦道夫跟杰斐逊一伙。华盛顿努力保持“无党派”身份，在做每个决定之前都反复思量，不让“党争”影响自己的判断力。但他更多的时候支持汉密尔顿，引起代表南方的“共和党”人的不满。特别是，在他签署银行法案之后，反对他最厉害的就是他的家乡弗吉尼亚。华盛顿伤心地说：“如果联盟真的破裂了，我恐怕要搬到北方去住。”有人说，幸亏华盛顿是偏向北方的。如果他跟南方站在一起，“合众国”就真的玩不下去了。正是华盛顿的“南方身”和“北方心”使南北双方都对他抱有希望，从而产生了奇妙的“凝聚力”。

 

“党争”刚开始的时候，华盛顿基本上保持沉默。他相信，那两位整天拔刀相向的天才其实骨子里都是为国家好，他们的爱国情怀不容质疑，他们那些看似矛盾的观点都是以美国利益为最高目标。华盛顿希望他们在斗争中学会妥协。他们都不是初出茅庐的政客，应该懂得游戏规则。杰斐逊比华盛顿小11岁，汉密尔顿比他小23岁，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都是他的子侄辈。他以一个忠厚长者的胸怀包容着他们的一切，因为他知道，美国需要他们两个而不只是其中的一个，他愿意倾听不同的声音。那时候，总统经常带着他们一起出海钓鱼，在林中小径散步，与他们共进晚餐。他对愈演愈烈的争斗“视而不见”，直到有一天，当政治攻击变成人身攻击时，华盛顿再也坐不住了。

 

华盛顿写信给杰斐逊说：我知道我们的处境有多难，也知道很多东西难辨对错，可是，如果继续这样往相反的方向拉扯，政府就要散架了，我们将永远失去快乐和繁荣。接着，他又写信给汉密尔顿，说你马上给我停火，不许再闹了！没想到，两人都在回信中指着对方的鼻子骂。杰斐逊说：我们目前的困境不是我的错！我已经说过我不赞同财政部长的那套体制。你说不同的意见可以共存，不可能！我跟他是原则上的不同！我不会屈服！“这个国家给了他面包，也给了他荣耀，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与自由为敌的阴谋！”在这里，杰斐逊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打心眼儿里对汉密尔顿的鄙视。哼，一个来自西印度群岛、连自己爹都不知道是谁的小杂种，凭什么在我面前指手划脚？汉密尔顿的回信更直接：我才是受害者好不好？是他先攻击我，不是我先攻击他（这是真的）。杰斐逊从他进纽约的那一刻起就跟我作对（这不是真的）。他让你的内阁片刻不得安宁。“为了公众利益，你应该撤换他！”华盛顿让这俩气得没话说，他真想把这两个不懂事的“熊孩子”暴揍一顿。但从他们的信中可以看出，华盛顿与汉密尔顿的关系显然比他与杰斐逊的关系亲近得多，不管是工作上还是感情上，他都更依赖汉密尔顿。即使在“劝诫”和“训斥”了财政部长之后，他也不会忘记告诉他：你依然拥有我“最真诚和最亲密的关怀。”可是，越是这样，华盛顿就越小心谨慎，就怕别人说他偏心眼儿。

 

“共和党”人虽然意识到华盛顿的倾向，但他们也知道，华盛顿是碰不得的，跟他作对就是政治上的自杀。怎样削弱华盛顿的势力呢？只能把他最倚重的人干掉。只要扳倒汉密尔顿，华盛顿独力难支，天下就是咱的啦。于是，所有的火力都对准了权势熏天的财政部长。有一次，众议院的一些弗吉尼亚议员提议调查财政部的账务，他们怀疑汉密尔顿用公款为私生活买单。这纯粹是“欲加之罪”的做法。事实是，你就找不出比汉密尔顿更清廉的财政部长了。他也许毛病很多，但一分钱都没贪污，不管在当时还是后世，这都是有定论的。但众议院成心整他，谁也拦不住。哪怕查出个“莫须有”，他们也会弹劾财政部长，逼他下台。结果，查来查去，毛都没查出一根，最后只能取消此议案。汉密尔顿能受这欺负吗？他跟总统说，他们不是冲着我，是冲着你。你要是再保持“中立”，早晚被整死！

 

就在华盛顿犹豫不决的时候，弗来努犯了个错误。此时的弗来努已经写上瘾了，一天不骂人就会死。他看国会动不了汉密尔顿，就干脆直接把枪口对准了华盛顿。这是杰斐逊都不敢犯的忌讳，但他已无法控制弗来努的笔。“潘多拉的盒子”已然打开，谁又能挡住那一路狂奔的诱惑？《国家公报》长篇累牍地点名批判华盛顿的施政方针，说他背叛了1776年的革命精神，一心想当国王，等等。这一下，全国人民都不干了。华盛顿想当国王，你信吗？反正我不信。弗来努可能是成心想把华盛顿气死，每天保证把三份《国家公报》塞进总统府，就怕总统看不见。华盛顿苦笑说：他是不是把我当他的经销商了？有好几次，华盛顿真想派人去砸报馆，但还是忍住了。他知道杰斐逊与弗来努的关系，要求杰斐逊解雇弗来努，杰斐逊拒绝执行：对不起，我不能限制言论自由。他就是要用国务院的工资养着这个“自由”撰稿人。可是，弗来努越是攻击华盛顿，他就越把华盛顿推向汉密尔顿一边。弗来努在文章中揭露的种种“真相”有很多是杰斐逊透露出去的，华盛顿又不傻，他能看不出来？杰斐逊发现，总统与他一天天地疏远了。

 

1792年10月，华盛顿请杰斐逊去弗农山庄一起吃早餐。两个弗吉尼亚人似乎谈得很好，从政治到农业到家居琐事，他们有说不完的话题，越聊越近乎。华盛顿想为“停战”做最后一次努力。他说，我知道你和汉密尔顿的分歧，但我认为，你们的本意都是为国家好，这无关你们的人品和私利。我希望你们俩继续一起工作，我愿当“中间人”，帮你们更好地沟通。杰斐逊说，我倒是愿意好好工作，可有人挖空心思想当国王，我也不能袖手旁观。这时，华盛顿已经有点不耐烦了，心说你有完没完？国王国王，谁想当国王了？但他还是很平静地说：“关于那种把我们的政府变成‘王权’的想法，我认为全美国不到十个人会真这么想，就算他们想，也没人理他们。”杰斐逊说：“怎么没有？财政部长就这么想。”他提醒总统，不要被坏人利用了。华盛顿冷冷地说：你对我这么没有信心？我是可以被人利用的人吗？杰斐逊终于明白，他已输掉这场争夺。汉密尔顿不仅赢得了华盛顿的支持，他还赢得了华盛顿的心。杰斐逊后来回忆说：“他对汉密尔顿的爱太明显了。。。”从此，杰斐逊再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对华盛顿敞开心扉，他们的关系变得很“酷”很“专业”，再无贴心的交流。也就是从这时起，杰斐逊萌生退意。

 

到此为止，华盛顿至少在内阁成员面前还是很克制的，从不大喊大叫，沉稳又内敛。可是，有一天，战争部长亨利·诺克斯脑子短路，居然带着一份《国家公报》来开内阁会议。他本意是想让华盛顿看看这报纸有多过分，满篇胡说八道，但这个举动刺痛了华盛顿饱受折磨的神经。总统终于忍不住了，怒气像火山一样爆发。他拍着桌子大骂，说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天天盼我死？我好好地在弗农山庄呆着，不愁吃不愁喝，你们非要拉我出来当这个狗屁总统。现在又说我想当国王。我告诉你们，什么总统国王，老子不稀罕！我宁可回家种地！你们是我的内阁成员，不想着怎么治理国家，就知道勾心斗角，还信谣传谣，你们不羞愧吗？他恶狠狠地盯着杰斐逊和汉密尔顿说：有本事你们接着闹，我就是死也不会考虑连任！

 

总统一发作，所有的人都吓傻了。他们平时老觉得他是谦谦君子，却忘了他的天生虎威。杰斐逊和汉密尔顿这两只整天上窜下跳的大公鸡，这会儿全耷拉脑袋，一声也不敢出。华盛顿说到了他们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总统的连任。事到如今，瞎子都看得出来，南方和北方势同水火，“合众国”全靠华盛顿的威望维系着。一旦华盛顿离任，联盟立刻瓦解，谁也“hold”不住。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唯一的共识就是：华盛顿必须连任。“党争”让华盛顿痛苦又疲倦，他早就不想干了，可大家就是死缠着他不放。杰斐逊说：“南方和北方会手牵手，如果她们都牵着你的手。”麦迪逊说：“维持着我们这个国家的不是那一纸宪法，而是一个人的魅力。”现在，这个人就要甩手而去，他不想再承受历史的重负。

 

因害怕华盛顿离去而暂时停歇的“党争”并没有真正“熄火”，它只是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既然桌面上的事不足以打垮对方，咱就来点阴的。人都是有弱点的，男人的弱点都一样，就是女人。在后人眼里，“国父”们都长着一副大理石雕刻的脸，不食人间烟火。实际上，他们七情六欲一样也没少。在男人的斗争里从来不缺女人，她们的一个眼神或一句话就有可能改变历史。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将怎样面对女人的“挑战”？华盛顿又怎样因一个女人的话而做出他政治生涯中又一个重要抉择？请看下一个故事：爱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