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12年的战争”激起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中，在“美国体系”的建设中，在对和平与发展的无限憧憬中，詹姆斯·麦迪逊完成了他的第二个任期。他这总统当得有点倒霉，先从杰斐逊手里接过一个烂摊子，又把美国带进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但他迅速结束战争的能力和知错就改的勇气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到1816年，他的威望如日中天。这位“宪法之父”和“权利法案之父”，这位满怀理想、极具智慧的领袖，决心效法华盛顿和杰斐逊，拒绝谋求连任。此时，“共和党”的领导地位坚如磐石，“联邦党”基本上销声匿迹。“共和党”候选人詹姆斯·门罗和“联邦党”候选人拉夫斯·金（Rufus King）都没参与任何竞选活动，一个觉得没必要，一个觉得白忙活。最后的结果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门罗以压倒优势当选，获183张选举人票，金只得了34张。又一个弗吉尼亚人，又一个种植园主、奴隶主，走进白宫。他是“弗吉尼亚王朝”的最后一位总统，也是最后一位“国父”级的总统。
1817年3月4日，风和日丽。第五位总统詹姆斯·门罗的就职仪式在国会山门外临时搭建的台子上举行。这是第一个在露天举行的总统就职典礼，八千多人见证了这一时刻。此前，总统就职仪式一般在众议院大厅，这次的户外活动倒不是因为门罗想标新立异，而是因为当时国会山还没完全修复，而众议院又在跟参议院闹别扭，只好委屈了总统先生。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主持宣誓仪式。58岁的门罗和61岁的马歇尔都长得高大英俊，堪称联邦政府的颜值担当。他们是发小，都来自荒野，年少时一起求学，一起玩耍，长大后一起参军，一起当律师，一起当议员，都做过外交官，都做过国务卿。虽然阵营不同，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他们依然是无话不谈、亲密无间的好朋友。现在，两个小伙伴面对面地站在一起，他们都站在各自人生的顶峰，分别掌管着“三权”中的两权。还有比这更“励志”的故事吗？
马歇尔引领门罗朗读誓言，真诚地祝福他，两人的眼里都是温暖和笑意。马歇尔认识的也许是个接地气的门罗，他们经常一块儿喝酒、打猎，但别人就没那么好运气了。跟其他“国父”比起来，门罗显得有点“干”（Dry）、有点“平”（Plain），连他的传记都比其他人的枯燥。在他身上，你看不到华盛顿的冷酷，看不到富兰克林的幽默，看不到亚当斯的神经质，看不到汉密尔顿的尖锐，看不到杰斐逊的浪漫，看不到麦迪逊的书卷气，也看不到马歇尔的阳光。门罗似乎没有鲜明的个性，没有强烈的情感，但也许这就是他想留给后人的印象。他去世前烧掉了与妻子之间所有的通信，从没认真整理过自己的文字。人们无法窥探他的内心，只能通过第三者的描述来了解这位“最后的国父”。
对门罗人品的评价也有两个极端。对他评价最低的是前副总统阿伦·伯尔，他眼中的门罗懦弱、卑鄙，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是他从门罗泄露汉密尔顿“性丑闻”一事中得出的结论。对门罗评价最高的是杰斐逊，他说：就算你把他（门罗）的灵魂从里往外翻出来看，你也找不到任何污点。大部分人认为门罗是个大好人，但没有人认为他的脑子很灵光。比如，亚当斯、杰斐逊、麦迪逊之间的通信，除了聊政治聊家常以外还聊历史、哲学、法学、文学、艺术，字里行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但他们在与门罗的信中只谈现实政治，不谈任何“形而上”的东西。可见，跟那几位“学霸”比起来，门罗的智商确实不太够。别说做学问，就是做事情，他的才智和能力都比汉密尔顿、马歇尔差一截。但所有这些缺陷都没有防碍他成为一位出色的总统，他靠的是过人的情商、准确的判断力、勤奋好学的精神、小心谨慎的态度。在这一点上，他与华盛顿有些神似。谁说一个资质普通的人做不出非同凡响的事呢？
我们此前已经讲过很多门罗的故事，现在有必要快闪一下他的简历。他1758年生于弗吉尼亚西莫兰（Westmoreland）县。这里是华盛顿的出生地，也是“内战”时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的出生地。门罗的父亲是个小农场主，也是木匠，有二三十个奴隶，虽算不上富人，但日子过得还不错。门罗十一岁进坎贝尔学院学习，成了马歇尔的同学。那时候，马歇尔和其他男孩还很贪玩，门罗年龄虽小却显得更成熟，学习也更用功，他的成绩是最好的。十六岁时，父亲去世，他继承了农庄，正式进入“绅士阶层”。同年，他进入威廉与玛丽学院读书。
1776年，18岁的门罗参加大陆军，经历过“长岛之战”和“特伦顿之战”。在“特伦顿之战”中，他左肩中弹，差点因失血过多而死。退役后，他跟着杰斐逊学了三年法律并通过律师资格考试。1782年，门罗当选弗吉尼亚议会议员，1783年当选邦联议会议员。1790年，他成为第一届美国国会的参议员。1794年，他出任驻法大使，回国后于1799年当选弗吉尼亚州州长。1803年，他作为总统特使赴巴黎谈判“路易斯安那购地案”。谈判结束后，他出任驻英大使。1811年，门罗再次当选弗吉尼亚州州长。同年，他应麦迪逊之邀出任国务卿。1814年10月到1815年2月，他兼任战争部长，成为史上唯一同时掌管两个部的内阁成员。他在国务卿任上一直干到当选总统为止。
毫无疑问，没有几个人的仕途比门罗的更辉煌。从狂热的“杰斐逊主义者”到务实的政治家，他用三十多年的公职生涯悟出了治国之道。他不是像华盛顿和汉密尔顿那样的先知先觉者，但他的后知后觉来得恰逢其时。他曾那么决绝地与华盛顿决裂，但现在，他把自己看成华盛顿衣钵的传人，有意无意地模仿华盛顿，也许是因为他们都怀着同一个“帝国梦”吧。从后面的故事中你会看到，门罗的帝国野心是亚当斯、杰斐逊、麦迪逊根本没有过的。
门罗最像华盛顿的地方是他的知人善任，他的内阁跟华盛顿的“史上最牛”内阁比起来一点也不逊色。最牛的内阁成员是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这个任命让所有的人感到意外，因为亚当斯长期出使欧洲，此时正在伦敦，已经将近9年没回美国了。而且，他不是“共和党”的核心成员，跟门罗也没有特殊关系。当然，论资历和经验，他当之无愧。
1778年，10岁约翰·昆西跟着出使法国的父亲约翰·亚当斯来到巴黎。此后的7年中，他在法国、荷兰、瑞士上学，14岁给驻俄特使当翻译。他精通法语、荷兰语，熟悉德语和其它欧洲国家语言，能用希腊语和拉丁语写作。1785年，当18岁的他回国进哈佛学院读书时，他已是美国最有外交经验的人之一了。哈佛的课程对“神童”亚当斯来说一点都没挑战性，他属于一上课就睡觉、一考试就拿第一的那种。他只用了两年就从哈佛毕业，获学士学位，后来又获硕士学位。1790年，他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开始了自己的法律业务。
1794年，26岁的亚当斯被华盛顿总统任命为驻荷兰大使，任期满后又任驻葡萄牙大使。1797年，他的总统老爸派他当驻普鲁士大使，直到1801年。父亲在1800年的选举中失败后，亚当斯回到美国。不久，他当选为马萨诸塞州议会议员，联邦参议员和联邦众议员。在当议员的同时，他还兼任布朗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教授，教逻辑学、修辞学、法学，他的政治观点深深植根于古典的共和理念中。
亚当斯刚开始从政时像父亲一样是“联邦党”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变成温和的“共和党”人，支持杰斐逊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和“禁运法”。1809年，麦迪逊总统任命他为驻俄大使。1814年，他作为美方首席谈判代表主持了“根特和谈”（参看《美国的故事（93）-和平》）。《根特条约》签订后，他转任驻英大使，直到被门罗提名为国务卿。可以说，在外交方面，亚当斯是权威，没有人能望其项背。他过人的才华、出众的人品、和天才的创造力让麦迪逊和门罗对他大加赞赏，正如华盛顿在很多年前对老亚当斯说的那样：“他是我们在海外最有价值的官员。”
门罗任用亚当斯也是有政治上的考虑的。对这个职位呼声最高的是两个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共和党”人：众议院多数党领袖亨利·克莱（Henry Clay）和麦迪逊的战争部长威廉·克劳福德（William Crawford）。这两位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华盛顿的风云人物。但他们过于鲜明的观点、不加掩饰的野心、和可能由此引起的势力集团之间的冲突不符合门罗的政治理想，而长期缺席华盛顿“名利场”的亚当斯反而成了各方都能接受的选择。亚当斯在上任短短一年内就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获得各方面的尊重。门罗对亚当斯言听计从，两人每天都面谈，前任总统们与他们的国务卿从来没有过这么密切、平等的关系。亚当斯话不多，但他那简明扼要又极具说服力的语言天赋赢得了总统毫无保留的信任。门罗一点也不想束缚亚当斯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在谈话中常常根据亚当斯的意见修正自己本来的观点。但如果总统最后坚持己见，亚当斯会不折不扣地执行，因为他认为服从上级的决定是基本的职业道德。就像所有的天才一样，亚当斯不是个好相处的人，他常因“曲高和寡”而抓狂，又不屑与“庸人”交流。起初，他觉得门罗脑子有点慢，提个建议半天没回音。但后来，他发现总统慢半拍是因为要统筹兼顾，征得大多数人同意后才行动，他也渐渐理解了门罗周密、审慎的执政风格。两人相处得亲密又愉快，八年里只吵过一次架，这对坏脾气的亚当斯和倔强的门罗来说实属不易。门罗用真心换忠诚，他确实是难得一见的好老板，连亚当斯那偏执的前总统老爸都写信给儿媳妇说：我衷心祝愿门罗能再次当选总统，这样，你老公就可以多当几年国务卿啦！
除了天才国务卿，门罗的其他内阁成员也都是“人精”。虽然没当上国务卿，但威廉·克劳福德受门罗之邀出任财政部长。佐治亚人克劳福德在给麦迪逊当战争部长期间积累了超高的人气，他本来是要跟门罗竞争总统的，后来为维护“共和党”的团结而主动放弃。他觉得自己为门罗牺牲了那么多，怎么也该弄个国务卿当当吧？结果，门罗用了“外人”亚当斯，克劳福德很生气。门罗特别耐心地跟克劳福德把事情讲清讲透，让他心甘情愿地当财政部长。事实证明，克劳福德非常优秀，懂行又能干，让总统很省心。
关于战争部长的人选，门罗最先看中的是亨利·克莱。此时的克莱已是最有影响力的国会领袖。他心高气傲，要当就当国务卿，谁稀罕那个战争部长？克莱的拒绝给了另一个人露脸的机会，他是南卡罗来纳人约翰·C·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卡尔霍恩将是与克莱齐名的人物，他的故事还有很多。毕业于耶鲁的卡尔霍恩也是“学霸”，连自视甚高、轻易瞧不上人的亚当斯都称赞他的才学，可见他的智商够用的。众议员卡尔霍恩像克莱一样锋芒毕露、野心勃勃，也像克莱一样拥有一流的智慧、一流的口才。他们都是“鹰派”领袖，也都是“美国体系”的倡导者和推动者。40岁的克莱看不上战争部长的差事，35岁的卡尔霍恩倒觉得可以一试。和平时期的战争部确实有点闲，但卡尔霍恩却干得风生水起。他从“1812年的战争”中看到了各州民兵的致命伤，大力提倡由联邦政府集中训练民兵，加强边防建设，维持强大的海军。他特别重视军事教育，在他手中，西点军校脱胎换骨，从不入流的“培训班”变成高级将领的摇篮。卡尔霍恩的作为与门罗富国强兵的抱负很吻合，难怪总统喜欢他呢。
除了上面那三位，总检察长威廉·沃特（William Wirt）也是当时最出色的律师。还记得那段“谁是布兰纳哈塞特”的辩词吗（参看《美国的故事（86）-叛国》）？沃特够厉害了，但跟其他三位比他竟然显不出来了。门罗网了这么一大堆精英来给他干活，他自己就可以比较放心地当“甩手掌柜”，只在大政方针上指导一下，剩下的事放手让内阁去干。这些顶尖人才都为总统服务了八年，你就没见过如此稳定的内阁。很多人说门罗傻人有傻福，但能把这么多不省油的灯“拢住”这么多年，足见门罗的人格魅力和领导艺术。不过，这些高智商、高能量的内阁成员都怀着同样的野心，他们的眼睛都盯着总统宝座。他们的争斗将为美国带来什么？那是我们以后的故事。
门罗在就职演说中表达的观点延续了麦迪逊执政后期开启的“美国体系”的设想，他强调加强国防，发展经济，建设基础设施，鼓励制造业和农业。1817到1819这两年间，美国经济欣欣向荣，各行各业都恢复和超越了战前水平，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没有必要再征收战争期间增加的额外税收。1817年底，国会通过立法废除了财产税等国内税，大伙别提多高兴了。
最让人们感觉美好的是“党争”的消失。“联邦党”在战前就已式微，“哈特福德会议”彻底摧毁了它的声誉。战后，连“联邦党”的大本营新英格兰都不像以前那么拧巴了。新一代的“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再也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生活在被对方吞噬的恐惧中，政治斗争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你死我活。这个变化不仅因为“联邦党”本身的衰落，更因为“共和党”吸收了“联邦党”的主要观点，它早已不是杰斐逊当年创立的“共和党”了。麦迪逊后期和门罗政府的施政方针完全符合“联邦党”的政治诉求，即使“联邦党”总统上台也不过如此，还有什么好闹的？到最后，“联邦党”干脆不提自己的候选人，而是把票投给比较温和的“共和党”人。1816年的大选根本就不叫大选，应该叫“发奖大会”，把白宫“奖给”了革命资历最老的门罗。没有争斗就没有政党，自联邦政府成立以来历届总统都梦寐以求的“无党派政治”看上去终于实现了。国泰民安，政治清明，大家感觉能不爽吗？因此，门罗的时代被称为“感觉美好的年代”（Era of Good Feelings）。
但是，“美好的年代”总是转瞬即逝，况且，“美好”只是一层薄薄的面纱。失去了敌人的“共和党”随着它的敌人一起消失，内部分裂成无数小派别，谁也不听谁的。门罗很快就发现，他失去了对“共和党”的领导能力，再也不能像杰斐逊那样一呼百应。不但失去了对党的领导，他还失去了对国会的影响力。过去，总统想做什么事，他只要搞定国会的多数党和少数党领袖就可以了，投票的事由党的领袖去安排。现在，国会一盘散沙，很多议员为了表现自己的独立性，故意跟总统唱反调。若想推动一件事必须找很多人，累都累死了，何谈效率？事到如今，大家才发现，原来政党政治也不是那么丑陋啊，没有“党”还真不太方便。幸运的是，门罗的几位内阁成员都在国会有自己的势力，他们几位号召一下支持者或做做亨利·克莱的工作，还是可以办成不少事的。
“美好年代”还有一个大麻烦，就是奴隶制。随着西部经济的发展，原路易斯安那土地上的几个美国领地都开始具备成为独立州的条件，她们陆续申请加入联邦。你也许会说，联邦的力量壮大了，这是大大的好事啊。但是，事情没那么简单。1819年，美属密苏里领地申请以独立州的身份加入联邦。这个申请立刻引发一场危机。为什么呢？
西部土地的开发意味着农业的扩张，种地需要劳动力。即使各国移民蜂拥而入，还是满足不了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于是，奴隶制和奴隶贸易再次被提上日程。北方对奴隶制深恶痛绝，不能容忍它蔓延到新的领土上；南方铁了心扩展奴隶制，这样才能跟北方抗衡。新增的州是“自由州”还是“蓄奴州”直接关系着北方和南方在国会的话语权。1817年，“蓄奴州”密西西比（Mississippi）加入联邦；1818年，“自由州”伊利诺伊（Illinois）加入；1819年，又一个“蓄奴州”阿拉巴马（Alabama）加入。到密苏里（Missouri）提出申请时，“自由州”的人口是五百二十万，在众议院有105个席位；“蓄奴州”有四百五十万人，在众议院有81个席位。南方想借此机会再塞进一个“蓄奴州”，就基本上跟北方扯平了。北方说，密苏里想加入可以，但必须答应不实行奴隶制；南方说，是否实行奴隶制各州说了算，联邦管不着，北方的要求违宪。双方剑拔弩张，联邦眼看着就玩不下去了。
奴隶主门罗在这场辩论中一直保持沉默，他祈祷国会领袖们能凭他们的智慧达成妥协，使国家免于分裂。他着急，国会领袖亨利·克莱也着急。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拖着。终于，1819年底，转机出现了。从马萨诸塞分离出来的缅因（Maine）申请成为独立州。1820年，北方和南方终于达成妥协。缅因和密苏里的申请被捆绑在一起，她们都获准加入联邦，缅因将是“自由州”，密苏里将是“蓄奴州”，平衡得以维持。这就是著名的“密苏里妥协案”（Missouri Compromise of 1820）。妥协案规定，以北纬36°30′为界，此线以北是“自由州”，以南是“蓄奴州”。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妥协案的设计师是亨利·克莱。他在各方之间斡旋，以高超的谈判技巧说服他们接受妥协，因此得了个别号“伟大的妥协者”（The Great Compromiser）。“密苏里妥协案”把“内战”推迟了四十年，为年轻的国家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亨利·克莱功不可没。
奴隶制的矛盾暂时缓和，那些自由的黑人怎么办？1816年，由一些民间人士和政治人物组成的“美国殖民协会”（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成立了。门罗，克莱，安德鲁·杰克逊，都是会员。这个协会致力于帮助在美国备受欺凌又面临各州立法歧视的自由黑人移民非洲（或返回家乡）。1821年，协会得到国会的拨款，在西非海岸买了块地，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利比里亚（Liberia）。1847年，利比里亚成为独立的国家。她的首都是以门罗命名的“门罗维亚”（Monrovia），这是唯一以美国总统的名字命名的外国首都。
就在美国人沉醉在“美好年代”的辉煌时，一场危机悄然走近。它将让美国人遭受怎样的打击？它又将怎样影响人们的生活和他们对政治前途的选择？请看下一个故事：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