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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前六位总统似乎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弗吉尼亚人，一种是姓亚当斯的人。他们有财富、有学识、有理想；他们才华卓越，道德高尚；他们的客厅里“谈笑有鸿儒”，他们的生活里“往来无白丁”。他们其实都是同一种人，他们的名字叫“精英”。不管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他们都是“少数人”。当“国父”们在那部号称“我们人民”的宪法上签字的时候，他们想的是如何保护少数人的利益，他们心中的共和国与“民主”之间的距离大约十万八千里。

1825年3月4日，约翰·昆西·亚当斯宣誓就任第六任总统。主持宣誓仪式的约翰·马歇尔很为他高兴，也为他父亲高兴。24年前，正是亚当斯的父亲老亚当斯总统提名马歇尔为首席大法官的，美国历史因此变得不同。看上去，亚当斯应该是个不错的总统，他的资历、经验、学识应该为他的成功铺平了道路。但“应该”发生的事没有发生，他很不幸地成为最“没用”的总统之一。导致他统治无效的原因竟然是：他太有天才、太有眼光、太有创意了！

在庆祝独立五十周年的喧嚣中，1824年的大选来临了。这是第一次没有“国父”参与的大选。门罗的离去意味着“弗吉尼亚王朝”的结束，美国政治翻开新的篇章。学者们说，“国父”之后，再也没有“政治家”，后来者皆为政客。但出色的政客并非不能给人民带来福音。“国父”们把框架都打好了，共和国日益稳固，联邦也更加坚强。尽管如此，1824年大选的惊险度和戏剧性仍然让所有的人屏住呼吸，它对宪法的考验再一次让大家嗅到“一八〇〇年革命”味道。

除了1819年的经济危机这个不愉快的插曲以外，门罗政府的统治算得上风调雨顺。当1820年的大选来临时，门罗没有对手，他是唯一的总统候选人。这种事只在华盛顿身上发生过。既然如此，门罗应该得到所有的231张选举人票。结果是，他得了228张。为什么呢？其中有两个选举人缺席。另一个，威廉·普拉默（William Plumer），把票投给了并非候选人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普拉默的理由是：门罗不错，但亚当斯更好。后人的传说是：普拉默很爱门罗，但更爱华盛顿。如果他把票投给门罗，门罗就会像华盛顿那样成为“无异议”当选的总统。普拉默觉得，门罗再牛也牛不过华盛顿，所以，只好对不起了。无论如何，门罗仅以一票之差无异议当选，这成绩已经让人望尘莫及了。美国政坛从未有过的和谐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美国人对“国父”们的眷恋，他们似乎在竭力挽留着渐行渐远的“建国年代”（Founding Era）。

虽然“1812年的战争”打得很难看，但经过战争洗礼的美国人显然变得更加自信。在战争正式结束仅仅三个月之后，1815年5月，连口气还没来得及喘的麦迪逊政府就派海军名将、“美国号”舰长史蒂芬·德凯特将军率10艘军舰远赴地中海，打击阿尔及利亚海盗，开始了“第二次巴巴里战争”（还记得“第一次巴巴里战争”吗？）。美国海军连皇家海军都不惧，收拾几个海盗还不跟玩儿似的，几个月之内就把海盗们打服了。1816年，阿尔及利亚与美国签约，释放所有的美国和欧洲各国人质，赔偿一万美元，保证永不再犯。欧美从此结束了每年向巴巴里国家交“岁币”（保护费）的历史，美国获得了在地中海的自由航行权。麦迪逊从杰斐逊手里接过来的是一个被内忧外患折磨着的国家，他交给门罗的是一个海晏河清的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门罗会安享太平。一旦外患消失，门罗的“大陆野心”立刻膨胀。这一次，他盯上的是美丽的佛罗里达（Florida）。

1817年开始执政的门罗政府标志着“弗吉尼亚王朝”走向成熟和辉煌，那是个让人“感觉美好的年代”。由麦迪逊开启、门罗延续的“美国体系”让经济飞速发展，各行各业享受着一路狂奔的快乐，人们憧憬着美好的幸福永无尽头。然而，他们做梦都没想到，“美好年代”在1819年戛然而止，它被突如其来的灾难撕得粉碎。这就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也叫“1819年大恐慌”（Panic of 1819）。那么，这次危机是由什么引起的呢？

在“1812年的战争”激起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中，在“美国体系”的建设中，在对和平与发展的无限憧憬中，詹姆斯·麦迪逊完成了他的第二个任期。他这总统当得有点倒霉，先从杰斐逊手里接过一个烂摊子，又把美国带进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但他迅速结束战争的能力和知错就改的勇气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到1816年，他的威望如日中天。这位“宪法之父”和“权利法案之父”，这位满怀理想、极具智慧的领袖，决心效法华盛顿和杰斐逊，拒绝谋求连任。此时，“共和党”的领导地位坚如磐石，“联邦党”基本上销声匿迹。“共和党”候选人詹姆斯·门罗和“联邦党”候选人拉夫斯·金（Rufus King）都没参与任何竞选活动，一个觉得没必要，一个觉得白忙活。最后的结果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门罗以压倒优势当选，获183张选举人票，金只得了34张。又一个弗吉尼亚人，又一个种植园主、奴隶主，走进白宫。他是“弗吉尼亚王朝”的最后一位总统，也是最后一位“国父”级的总统。

1815年2月，参议院批准《根特条约》，“1812年的战争”正式结束了。美国人忽然发现，他们似乎“一夜回到解放前”。战争留下的烂摊子轻而易举地把人们的思绪带回二十五年前联邦政府刚成立时的窘境，也以奇特的方式揭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共和党”那一套不灵。既然如此，“共和党”怎样走出自己的阴影呢？

“1812年的战争”打到1814年时，所有的人都不想打了。最不想打的就是当初主动宣战的麦迪逊总统。似乎从宣战的第二天起，麦迪逊就惦记着讲和，但国会里的少壮派“战鹰”们惦记着加拿大。1812年和1813年的战事清楚地告诉美国人，加拿大不是他们盘中的菜。恰在此时，一个“和事佬”出现了，他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在“拿破仑战争”中，俄国是英国的亲密盟友；同时，俄国也是美国的贸易伙伴。1813年，刚把拿破仑赶出莫斯科的亚历山大一世急于重建自己的国家，迫切需要恢复与英美的贸易。眼看着这哥俩打架阻了财路，沙皇赶紧劝和。给朕个面子，别打了。你们都到圣彼得堡来谈谈怎么样？

1814年9月，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撤离的英军有了新的目标，这个新目标是华盛顿以北40英里的巴尔的摩市。拥有将近五万居民的巴尔的摩是马里兰州最大的城市，也是美国第三大城市（排在费城和纽约之后）。工商业和贸易的迅速发展让它成为中大西洋地区仅次于纽约的重要港口。如果能像烧华盛顿那样烧掉巴尔的摩，美国损失之惨重想都不敢想，英军的“切斯比克湾战略”将取得圆满成功。看上去，这个战略没有理由不成功。进攻华盛顿只动用了陆军就打得美国人屁滚尿流，进攻巴尔的摩可是海陆并进。而且，守卫巴尔的摩的主力和守卫华盛顿的是同一拨人：马里兰民兵。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在“布莱顿斯伯格赛跑”中的表现了（参看上一个故事），你说巴尔的摩能指望他们吗？

到1814年夏天，“1812年的战争”已打了整整两年。在这两年中，美国攻，英国守。强大的英国之所以对弱小的美国隐忍不发主要碍于“拿破仑战争”。在没把拿破仑打趴下之前，英国无暇西顾。但是，1814年，形势不一样了。早在1812年底，拿破仑败像已露。60万大军入侵俄国只回来3万人，几十万个生命消失在俄罗斯的茫茫雪原。欧洲那些屡败屡战的小强们组成“第六次反法同盟”。在英国威灵顿公爵一世（1st Duke of Wellington）亚瑟·威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的指挥下，联军节节胜利。1814年3月30日，联军进入巴黎。4月6日，拿破仑宣布退位，被放逐到厄尔巴岛（Island of Elba）。路易十八登上王位，波旁王朝复辟。

“1812年的战争”对美英双方都不重要，但对另一个国家至关重要，她就是加拿大。人们总觉得加拿大的历史就是靠着英国看着美国并被英美改变着的历史，被动又无奈。其实，加拿大并不是只有“坐看云起时”，她一直都在创造着自己的天空。如果把对加拿大影响最大的历史事件排排队，第一名是1867年“加拿大邦联”的成立，第二名是1885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Canadian Pacific Railrod）的开通，第三名就是“1812年的战争”。战争给了加拿大闪亮登场的机会，唤醒了一个懵懵懂懂的新民族，北美大陆从此变得不同。

1812年6月1日，麦迪逊总统来到国会，宣读了他的“战争咨文”（War Message）。他回顾了自1805年《杰伊条约》结束以来英国对美国的敌对行为和美国为解决争端付出的外交努力。然而，所有通往和平的路已经封闭，战争不可避免也不可延迟。他说：我做了我的职权允许我做的一切，现在是国会做选择的时候了。他请求国会对英宣战。6月4日，众议院以79比49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宣战决议。几天后，参议院以19比13通过。参议院显然更加谨慎，因为“联邦党”在参议院还有点声音，虽然他们无力回天。

1809年3月4日，57岁的詹姆斯·麦迪逊宣誓就职，成为第四位总统。麦迪逊接班似乎水到渠成，因为长期以来他就是杰斐逊政府的二把手、“共和党”的二当家。其实，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事在当时并不那么“自然”。首先，杰斐逊不是非退不可，宪法没有规定总统只能任两届。当初，“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刚完成时，杰斐逊的威望如日中天，很多人希望他永远当总统。但杰斐逊在刚开始第二届时就决心效法华盛顿，他说：“华盛顿将军开启了八年期满主动退休的先例。我将追随这个先例，再有几个这样的先例就会成为惯例，阻止那些企图延长任期的人。”他做了个明智的选择，不仅成全了共和政体，也挽救了自己的声誉。再当一届，恐怕历史地位不保。其次，麦迪逊不是“共和党”唯一的选择。南方的“老共和党”人提名詹姆斯·门罗，北方提名杰斐逊的副总统、纽约人乔治·克林顿。虽然他们都没成气候，但麦迪逊显然失去了杰斐逊“一八〇〇年革命”时那种一呼百应的气势，“共和党”的分裂不可避免。

1807年，为了“伯尔叛国”的案子，杰斐逊总统和马歇尔大法官死掐。9月，当案件以政府的惨败告终，杰斐逊要求国会考虑修宪，废除司法独立。但是，国会听而不闻，因为眼下还有比替总统约架更重要的事。事实上，国会已经乱成一锅粥。造成这乱局的，是让大家又恨又怕的英国，具体地说，是皇家海军。1807年6月22日，在离弗吉尼亚海域不远的地方，英国军舰“豹”号（HMS Leopard）拦阻美国海军“切斯比克”号（USS Chesapeake），要求登船搜寻逃兵。美国舰长拒绝合作，“豹”便向“切斯比克”开炮，打死三人，伤十八人。无奈之下，“切斯比克”投降。英军登上美国军舰，抓走四个水手，说这四个拿着美国护照的人是英国逃兵。在完成这一系列动作之后，“豹”扬长而去。这个事件让整个美国炸开了锅。太欺负人了！我们跟他们拼啦！各地的请愿书雪片一样飞进白宫和国会，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向英国讨回公道。上哪讨公道去？弱国无外交，这不是明摆着？这事儿不是一件两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要是有办法，还用等到现在？一切祸患来自美国完全不能控制的根源：拿破仑战争（Napoleonic Wars）。

1806年，阿伦·伯尔在西部的一连串动作引发了人们的怀疑，大家似乎看清了他的阴谋：一，分裂西部；二，入侵西班牙领地；三，把西部和墨西哥连起来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自己当皇帝。就在他的同伙斯沃特伍特和鲍曼医生被逮捕并送往首都受审的时候，伯尔正忙着跟朋友哈曼·布兰讷哈塞特在布兰讷哈塞特岛上囤积粮食和武器，招募志愿者，准备时机成熟就沿密西西比河南下。40岁的布兰讷哈塞特是来自爱尔兰的富豪，他买下布兰讷哈塞特岛，把自己的豪宅建在上面。他的日子本来过得爽极了，可是，自打1805年认识了伯尔，他就跟着了魔似的，出钱出力，还让伯尔用他的岛当基地，甚至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西部地区脱离联邦是大势所趋。布兰讷哈塞特的文章帮了伯尔的倒忙，西部的联邦官员们变得警觉起来，俄亥俄和肯塔基的联邦检察官和州的民兵也都盯上了这拨人。而此时的伯尔一点也不知道斯沃特伍特和鲍曼的事，更不知道詹姆斯·威尔金森已经背叛了他。

1804年7月，副总统阿伦·伯尔在决斗中杀死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汉密尔顿毕竟不是普通人，他的去世引起极大的震动。他被视为“联邦党”的殉道者，伯尔呢，自然成了“杀人犯”。纽约州和新泽西州都以“谋杀罪”指控他，很多纽约人威胁要报复他。为了避免暴力倾向，汉密尔顿最好的朋友古弗纳·莫里斯在葬礼上致辞的时候，故意不提决斗的事。既然汉密尔顿临终前希望上帝宽恕伯尔，莫里斯也希望人们把注意力放在对汉密尔顿的哀悼上，而不是对伯尔的仇恨。可是，伯尔显然在纽约呆不下去了。他逃离纽约和新泽西，先到了费城。当他发现费城人也看他不顺眼时，他只好跑到南卡罗来纳州的女儿女婿家。南方和西部对决斗的宽容度比北方高多了，伯尔总算觉得安全一点。

1804年7月11日清晨，天刚放亮。一只小船静静地从曼哈顿驶往对岸的新泽西。除了水手，船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现任美国副总统阿伦·伯尔，另一个是他的朋友威廉·万奈斯（William Van Ness）。他们在新泽西登岸的地方叫维浩肯（Weehawken）。下船后，他们来到一块面积不大的空地，万奈斯简单地清除了一下地上碍脚的石块和树枝。不久，另一条小船到了，船上下来三个人。一个是前财政部长、“联邦党”领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个是他的朋友纳森内尔·潘都顿（Natheniel Pedleton），还有一位大卫·郝塞克医生（Dr. David Hosack）。大家都没说话，因为他们都知道下面将要上演的是什么。主角是伯尔和汉密尔顿，配角是万奈斯和潘都顿，这部戏的名字叫“决斗”（Duel）。

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让美国人兴奋了好一阵子，但兴奋过后，大家开始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这种感觉叫糊涂。你从来没见过这么糊涂的交易，买卖双方都不清楚自己买卖的是什么。除了二百一十多万平方公里这个数字之外，美国对路易斯安那一无所知。它的边界在哪里？它是森林还是草地，是平原还是山丘，是绿洲还是沙漠？它开什么样的花、结什么样的果？它水里游着什么样的鱼、天上飞着什么样的鸟？它是否也有阴晴和寒暑、是否也有春夏与秋冬？更重要的是，当美法握手成交时，她们问过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吗？她们凭什么主宰这片她们根本不了解的土地？

在独立后最初的三十年里，美国人心中最深层的恐惧就是被某个欧洲国家再次殖民。所有的挣扎和纠结，所有的矛盾和斗争，最后都会转回这个主题。“共和党”说“联邦党”亲英，“联邦党”说“共和党”亲法，说来说去都是怕自己变成欧洲的附庸。那么，怎么克服这个心理障碍呢？“联邦党”相信“天行健”，“共和党”相信“地势坤”。在“联邦党”自强不息了十二年之后，终于轮到“共和党”厚德载物了，这就是杰斐逊的“农业共和国”：自给自足，与世无争，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别人爱咋折腾咋折腾，咱就老老实实种地，只要地球人还吃饭，他就得买咱的粮食。咱不抢、不骗、不偷，赚的是良心钱。世上还有比这更美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