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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年6月1日，麦迪逊总统来到国会，宣读了他的“战争咨文”（War Message）。他回顾了自1805年《杰伊条约》结束以来英国对美国的敌对行为和美国为解决争端付出的外交努力。然而，所有通往和平的路已经封闭，战争不可避免也不可延迟。他说：我做了我的职权允许我做的一切，现在是国会做选择的时候了。他请求国会对英宣战。6月4日，众议院以79比49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宣战决议。几天后，参议院以19比13通过。参议院显然更加谨慎，因为“联邦党”在参议院还有点声音，虽然他们无力回天。

1809年3月4日，57岁的詹姆斯·麦迪逊宣誓就职，成为第四位总统。麦迪逊接班似乎水到渠成，因为长期以来他就是杰斐逊政府的二把手、“共和党”的二当家。其实，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事在当时并不那么“自然”。首先，杰斐逊不是非退不可，宪法没有规定总统只能任两届。当初，“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刚完成时，杰斐逊的威望如日中天，很多人希望他永远当总统。但杰斐逊在刚开始第二届时就决心效法华盛顿，他说：“华盛顿将军开启了八年期满主动退休的先例。我将追随这个先例，再有几个这样的先例就会成为惯例，阻止那些企图延长任期的人。”他做了个明智的选择，不仅成全了共和政体，也挽救了自己的声誉。再当一届，恐怕历史地位不保。其次，麦迪逊不是“共和党”唯一的选择。南方的“老共和党”人提名詹姆斯·门罗，北方提名杰斐逊的副总统、纽约人乔治·克林顿。虽然他们都没成气候，但麦迪逊显然失去了杰斐逊“一八〇〇年革命”时那种一呼百应的气势，“共和党”的分裂不可避免。

1807年，为了“伯尔叛国”的案子，杰斐逊总统和马歇尔大法官死掐。9月，当案件以政府的惨败告终，杰斐逊要求国会考虑修宪，废除司法独立。但是，国会听而不闻，因为眼下还有比替总统约架更重要的事。事实上，国会已经乱成一锅粥。造成这乱局的，是让大家又恨又怕的英国，具体地说，是皇家海军。1807年6月22日，在离弗吉尼亚海域不远的地方，英国军舰“豹”号（HMS Leopard）拦阻美国海军“切斯比克”号（USS Chesapeake），要求登船搜寻逃兵。美国舰长拒绝合作，“豹”便向“切斯比克”开炮，打死三人，伤十八人。无奈之下，“切斯比克”投降。英军登上美国军舰，抓走四个水手，说这四个拿着美国护照的人是英国逃兵。在完成这一系列动作之后，“豹”扬长而去。这个事件让整个美国炸开了锅。太欺负人了！我们跟他们拼啦！各地的请愿书雪片一样飞进白宫和国会，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向英国讨回公道。上哪讨公道去？弱国无外交，这不是明摆着？这事儿不是一件两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要是有办法，还用等到现在？一切祸患来自美国完全不能控制的根源：拿破仑战争（Napoleonic Wars）。

1806年，阿伦·伯尔在西部的一连串动作引发了人们的怀疑，大家似乎看清了他的阴谋：一，分裂西部；二，入侵西班牙领地；三，把西部和墨西哥连起来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自己当皇帝。就在他的同伙斯沃特伍特和鲍曼医生被逮捕并送往首都受审的时候，伯尔正忙着跟朋友哈曼·布兰讷哈塞特在布兰讷哈塞特岛上囤积粮食和武器，招募志愿者，准备时机成熟就沿密西西比河南下。40岁的布兰讷哈塞特是来自爱尔兰的富豪，他买下布兰讷哈塞特岛，把自己的豪宅建在上面。他的日子本来过得爽极了，可是，自打1805年认识了伯尔，他就跟着了魔似的，出钱出力，还让伯尔用他的岛当基地，甚至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西部地区脱离联邦是大势所趋。布兰讷哈塞特的文章帮了伯尔的倒忙，西部的联邦官员们变得警觉起来，俄亥俄和肯塔基的联邦检察官和州的民兵也都盯上了这拨人。而此时的伯尔一点也不知道斯沃特伍特和鲍曼的事，更不知道詹姆斯·威尔金森已经背叛了他。

1804年7月，副总统阿伦·伯尔在决斗中杀死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汉密尔顿毕竟不是普通人，他的去世引起极大的震动。他被视为“联邦党”的殉道者，伯尔呢，自然成了“杀人犯”。纽约州和新泽西州都以“谋杀罪”指控他，很多纽约人威胁要报复他。为了避免暴力倾向，汉密尔顿最好的朋友古弗纳·莫里斯在葬礼上致辞的时候，故意不提决斗的事。既然汉密尔顿临终前希望上帝宽恕伯尔，莫里斯也希望人们把注意力放在对汉密尔顿的哀悼上，而不是对伯尔的仇恨。可是，伯尔显然在纽约呆不下去了。他逃离纽约和新泽西，先到了费城。当他发现费城人也看他不顺眼时，他只好跑到南卡罗来纳州的女儿女婿家。南方和西部对决斗的宽容度比北方高多了，伯尔总算觉得安全一点。

1804年7月11日清晨，天刚放亮。一只小船静静地从曼哈顿驶往对岸的新泽西。除了水手，船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现任美国副总统阿伦·伯尔，另一个是他的朋友威廉·万奈斯（William Van Ness）。他们在新泽西登岸的地方叫维浩肯（Weehawken）。下船后，他们来到一块面积不大的空地，万奈斯简单地清除了一下地上碍脚的石块和树枝。不久，另一条小船到了，船上下来三个人。一个是前财政部长、“联邦党”领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个是他的朋友纳森内尔·潘都顿（Natheniel Pedleton），还有一位大卫·郝塞克医生（Dr. David Hosack）。大家都没说话，因为他们都知道下面将要上演的是什么。主角是伯尔和汉密尔顿，配角是万奈斯和潘都顿，这部戏的名字叫“决斗”（Duel）。

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让美国人兴奋了好一阵子，但兴奋过后，大家开始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这种感觉叫糊涂。你从来没见过这么糊涂的交易，买卖双方都不清楚自己买卖的是什么。除了二百一十多万平方公里这个数字之外，美国对路易斯安那一无所知。它的边界在哪里？它是森林还是草地，是平原还是山丘，是绿洲还是沙漠？它开什么样的花、结什么样的果？它水里游着什么样的鱼、天上飞着什么样的鸟？它是否也有阴晴和寒暑、是否也有春夏与秋冬？更重要的是，当美法握手成交时，她们问过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吗？她们凭什么主宰这片她们根本不了解的土地？

在独立后最初的三十年里，美国人心中最深层的恐惧就是被某个欧洲国家再次殖民。所有的挣扎和纠结，所有的矛盾和斗争，最后都会转回这个主题。“共和党”说“联邦党”亲英，“联邦党”说“共和党”亲法，说来说去都是怕自己变成欧洲的附庸。那么，怎么克服这个心理障碍呢？“联邦党”相信“天行健”，“共和党”相信“地势坤”。在“联邦党”自强不息了十二年之后，终于轮到“共和党”厚德载物了，这就是杰斐逊的“农业共和国”：自给自足，与世无争，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别人爱咋折腾咋折腾，咱就老老实实种地，只要地球人还吃饭，他就得买咱的粮食。咱不抢、不骗、不偷，赚的是良心钱。世上还有比这更美的事吗？

1800年的大选让杰斐逊和“共和党”登上历史舞台，虽然把它叫做“革命”有点“意淫”的感觉，但它毫无疑问是建国以来最重要的大选。在尘埃落定之前，所有的人都在问三个问题：一，亚当斯和“联邦党”会依法放弃权力吗？二，杰斐逊和“共和党”能顺利获得权力吗？三，“共和党”上台后饶得了“联邦党”吗？事实上，“联邦党”控制的国会和各州中确实有人提议通过立法使选举结果无效。“共和党”的支持者则声称要组织民兵，“联邦党”敢耍赖，咱就武装夺权！新大陆分分钟都有陷入内战的可能，这还真不是吓唬宝宝。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权力从来没有在两个对手之间和平交接过，“成王败寇”才是真实的人性。然而，所有的担心和恐惧都没变成现实。当1801年3月4日来临时，一切似乎已归于平静。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在去国会山为新总统主持就职典礼前写信给朋友说：“今天，一个新的政治年代开始了，一个新秩序（New Order）开始了。”马歇尔对这个“新秩序”充满悲观与失望，因为它不是他的理想。但是，这一份和平与安详难道不是一场“革命”吗？

在今天的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和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代表着“司法权”（Judicial Power），它与“立法权”（Legislative Power）的国会和“行政权”（Executive Power）的总统“鼎足而立”，构建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与国会和总统比起来，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现在是九人）更像神一样的存在，他们与世隔绝又遥不可及。但是，让联邦法院享有如此崇高地位的并不是法官们头上的光环，而是那四个字：“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

在1800年大选中，“联邦党”惨败，丢了白宫，也丢了国会。“三权”中的两权，“行政权”和“立法权”，都是“共和党”的了，剩下那个谁也不曾当回事的“司法权”，也就是联邦最高法院，忽然变得重要起来。虽然此时的最高法院形同虚设，但聊胜于无。1801年1月，被逼到墙角的亚当斯总统情急之下提名“联邦党”人、国务卿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出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只为保住这最后一权。这个看似偶然的决定改变了历史。这一年，马歇尔45岁，他是第四任首席大法官。他将是任职时间最长的首席大法官，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34年，历经六位总统（约翰·亚当斯，杰斐逊，麦迪逊，门罗，约翰·昆西·亚当斯，杰克逊）。这个时期的最高法院也叫“马歇尔法庭”（Marshall Court）。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无论在美国还是海外，约翰·马歇尔获得的盛誉仅次于华盛顿。有人说他定义了美国，有人说他挽救了美国。他让宪法从废墟中站起来，从迷雾中走出来。他让宪法变得不朽。亚当斯说：“马歇尔是我送给美国人民的礼物。”毫无疑问，在他送这份大礼时，上帝就站在他身边。马歇尔的存在只说明一件事，那就是：天佑美国。

随着1800年的来临，“联邦党”与“共和党”的斗争进入白热化。但是，我们不能从二百年后的角度看当时的形势。所谓“联邦党”和“共和党”的称谓有点过于简单也过于现代了，由它们组成的“第一政党体系”（First Party System）与今天美国的“政党政治”相去甚远。最本质的不同是，现代人把“政党”（Party）看成政治的必然产物，“国父”们可是把它当洪水猛兽的。在那个“绅士政治”的环境下，说自己是“某党”的人实在有点不太光彩，因为“党”代表着某个集团的利益而不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它对当年的绅士们来说还是个很难接受的概念。即使在“联邦党”和“共和党”基本成形之后，双方都否认自己是始作俑者，都指责对方首先拉帮结派。甚至两党的领袖，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都不认为自己搞起来的这一摊儿叫做“党”，他们觉得他们只是团结了一群有共同理想的人为美国的未来而战斗。从这个角度说，1800年大选的意义非同寻常，它改变了人们对“党”的看法，标志着以华盛顿和亚当斯为代表的“无党派”政治永远结束了，他们追求的“共和”价值将不得不通过“民主”来体现，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主要依赖于领袖们的智慧和美德。

1798年，在汹涌澎湃的“反法”浪潮中，国会建立了“临时陆军”，也创建了海军部。海军部标志着美国海军的诞生，很多人称亚当斯为“海军之父”，这是他最骄傲的事情。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美国海军进步神速，很快就有了50艘船。与此同时，国会还授权武装私人船只在海上拦截法国商船。两国就这么在海上干起来了。美国人似乎继承了英国人的海洋气质，在海上超有灵性，大有越战越勇的趋势。但是，美法都没向对方宣战。这场“有实无名”的战争被称为“准战争”（Quasi-War），或“没有宣战的战争”（Undecleared War）。

1798年4月见诸报端的“XYZ事件”把美国人的“仇法”情绪推向高潮，好像立马就要跟法国打仗似的。1798年4月，国会拨款一百万美元修缮港口和军事要塞，准备应对法国的进攻。接着，国会决定建立一支一万人的临时陆军。4月30日，海军部（Department of Navy）正式成立，海军部长成为总统内阁的新成员。5月，国会授权私人船只携带武器，在公海上拦截法国商船。7月7日，国会单方面废除了《美法同盟条约》。

1797年3月，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分别就任总统和副总统。这两个老朋友在过去的八年中虽然因政见不同有一些隔阂，但他们个人感情很好。可是，当他们走到权力的顶峰时，那友谊还经得住折腾吗？至少，在一开始，他们还是有信心的。当麦迪逊有点不好意思地告诉杰斐逊：对不起，你的票数排第二，是副总统而不是总统，杰斐逊一点都不介意：我本来就希望亚当斯当选。“从我开始担任公职的时候，他就是我的上级。”杰斐逊似乎感情大爆发，给亚当斯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

1797年3月4日，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宣誓就职，他是第二位总统。人们虽然非常不习惯，但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华盛顿走了，他再也不回来了。对新总统亚当斯，大家有期待，也有怀疑，因为亚当斯从来没有做行政长官的经验。他既没当过军官，也没当过州长、部长，连参议员或众议员都没选过。但是，论革命资历，论才华人品，他当之无愧。历史学家们特别喜欢亚当斯，不是因为他是个出色的总统，而是因为他是个出色的学者和作家，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字。做为美国革命的领导者、见证者、和记录者，他的笔闪烁着耀眼的智慧、灵动的才情、苦涩的幽默、和惊人的诚实。我们在前面的故事中引用过不少他的话，但到此为止，我们似乎还不太了解这位总统先生。那就让我们靠近他，看看他是怎样走到今天的。

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如果你问一个美国人：什么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他会告诉你：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华盛顿指哪咱打哪，这是那个年代美国人的习惯思维。华盛顿的威望足以让后来所有的总统羡慕嫉妒恨，难怪人们把他看成“共和国王”（Republican King），不，他简直就是稳坐在奥林帕斯山（Mount Olympus）山顶的“宙斯”（Zeus）： 万神之王（King of the Gods）。但是，忽然间，在既没有“天降祥瑞”也没有“地动山摇”的情况下，在普普通通的那一天，1796年9月19日，费城的《美国每日新闻》（American Daily Advertiser）刊出一篇文章：“致美国人民”。它是这样开头的：

自从美国宣布在英法战争中保持“中立”，美法和美英之间的纠纷就没断过。法国很受伤，说你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忘了当年老子怎么帮你的了？想跟我撇清关系没那么容易！我天天跟你闹，叫你不得安宁！英国说，什么中立不中立的？我没听见。我就拦你的商船，劫你的财物，你能把我怎么样？这下惨了，本想两边都不得罪，结果两边都没落好。小混混碰上两个大强盗，没地方说理去。不管美国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不可能与两家同时修好，也不可能跟两家同时开打。英法势不两立，亲英还是亲法，这是个问题。

1793年的“热内事件”激化了“共和党”和“联邦党”的矛盾，险些酿成内乱。随着法国进入“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美国人终于看清了大洋彼岸那场所谓的“革命”到底是咋回事。但真正让革命热情退烧的却是“黄热病”（Yellow Fever）。7月，“黄热病”的症状开始在费城出现。8月，它以每天20人死亡的速度在全城蔓延，不久就成了每天100人。到10月，每10个费城人就有1个死亡，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基本上瘫痪。华盛顿倒是像当年在战场上那样表现出惊人的免疫力。他坚持着不肯撤离，直到连汉密尔顿也病倒了，政府实在维持不下去，他才同意回弗农山庄。这场大瘟疫把首都变成了“鬼城”，人们死的死，病的病，逃的逃，哪还有功夫闹腾？约翰·亚当斯回忆道：“正是黄热病让美国避免了一场针对政府的革命。”

1793年4月，华盛顿总统宣布，美国将在英法战争中保持中立。尽管这是对美国最有利的选择，但当时的人们可不这么想。大家似乎习惯了把法国当成最亲密的盟友，华盛顿的决定等于撕毁了美法同盟条约。一夜之间痛失朋友，搁谁谁也接受不了。华盛顿可不管这一套，他说，美国是小国弱国，咱跟欧洲列强玩不起，瞎掺合什么？但他也不得不在两党之间搞平衡。为了让杰斐逊和“共和党”高兴，他同意接见“法兰西共和国”公使，正式承认共和国政府；为了让汉密尔顿和“联邦党”满意，他同意在接见时不表现出特别的热情。就在华盛顿和他的内阁成员还在为法国的事伤脑筋的时候，法国新任驻美公使已经在查尔斯顿登岸了，他就是埃德蒙·查尔斯·热内（Edmond Charles G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