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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788年7月为止，《美国宪法》已经获得了十一个州的批准，它正式成为新大陆的最高法律。但是，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反联邦党人”一再强调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只要看一下宪法就会发现，它从头到尾只谈政府的“权力”（Power），不谈人民的“权利”（Right）。“权利”是人民没有授予政府的“权力”，也就是人民保留的“自由”。在自由高于一切的新大陆，它的“根本大法”却对“权利”视而不见，这岂不是太不可思议了？难道“国父”们吵架吵昏了头，把这么要紧的事儿给忘了？当然不是。事实上，在整个“制宪会议”中，“权利法案”被不断地提起，可是，每一次都被压倒多数否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787年9月，经过四个月的秘密讨论，新宪法终于从幕后走到前台，它立刻引起“全民大吵架”，其激烈程度比“制宪会议”有过之而无不及。接受它，或拒绝它，这是个问题。大家之所以这么较真儿，是因为这是人类第一次在没有神谕、没有国王、没有权威、没有胁迫的情况下为自己创造一个国家。飘过路过不能错过，这种机会还有第二次吗？在旧大陆，人们习惯了先有国家，后有宪法，宪法似乎天生是为当权者服务，有什么好争论的呢？但在新大陆，事情反过来了，先有宪法，后有国家，宪法是各方利益博弈和妥协的结果。我的国家我做主，此时不吵更待何时？别说“国父”们，就是一个普通公民也会睁大眼睛试图从宪法的字里行间寻找他自己的诉求。结果当然是，没有一个人百分之百地满意。“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都把对方骂得狗血喷头，同一部宪法，上午是天使，下午就成了魔鬼，叫人情何以堪？政府的权力越大，人民的自由越少，习惯了无拘无束的美国人准备好了吗？《美国宪法》和《联邦党人》把该说的都说了，但“制造美国”（Making of America）似乎仍然困难重重。

1787年5月到9月的“制宪会议”（费城会议）为新大陆写了一部新宪法，但这部宪法企图创造的国家还只是“水中月、镜中花”。费城会议规定，至少要有9个州批准（Ratify）之后，这部宪法才能生效，否则，它只是一篇自娱自乐的文章。每个州都分别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大会投票表决是否批准宪法，一场“全民大讨论”正在展开。一时间，新大陆似乎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支持根据宪法建立联邦的人，叫“联邦主义者”（Federalists）或“联邦党人”；另一种是反对宪法的人，叫“反联邦党人”（Antifederalists）。这场大辩论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结果，更在于，它诠释了“建国国父”们对新国家最原始的设计和期望。

一波三折、费尽周章的“制宪会议”开到1787年7月底的时候，代表们已经精疲力尽，他们都快让那两个月无休无止的争吵给整疯了，大家心里似乎只有一个念头：回家。实际上，很多人已经回家了，有的过了几天又回来了，有的再也没出现。比如，纽约州三位代表中的两位，罗伯特·叶茨（Robert Yates）和约翰·兰辛（John Lansing），7月5日就离开了，他们压根儿就没打算回来。剩下一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别提多尴尬了，因为他一个人没有代表性，无法投票，只能当看客。他干脆也一走了之。在归途中，他写信给华盛顿，表达了极度沮丧的心情，他觉得费城会议注定要失败，因为各州的政客太自私、太狭隘。华盛顿心里也很难过，但半途而废不是他的风格。他温柔地劝慰汉密尔顿，盼着他重返费城。他说：“我真希望你在这儿。”这一句请求胜过一千道命令。就像在战争年代一样，汉密尔顿凭着对他的总司令的信任和忠诚，再次踏上去费城的路。直到会议结束，他是纽约州唯一的代表。其他代表的失望和焦虑一点也不亚于汉密尔顿，华盛顿不可能一个一个地劝，但他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会场，他的沉默是最强大的凝聚力。只要他不说散会，这个会就得一直开下去。

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出镜率最高的词是“妥协”（Compromise）。没有妥协就没有宪法。但是，当涉及到那三个让人羞于启齿的字眼时，妥协的代价变得无比沉重。虽然“国父”们还没意识到他们的后代将为此付出60万个生命，但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的选择是共和国的耻辱。自由被利益取代，理想为现实折腰。这三个让新大陆蒙羞的字是：奴隶制（Slavery）。

1787年5月到9月的“制宪会议”最终决定了美国的命运，但这次会议坎坎坷坷，好几次差点夭折。若没有麦迪逊近乎偏执的追求，若没有华盛顿在沉默中的坚持，若没有各方利益忍痛割爱的妥协，神马都是浮云。《美国宪法》不是一蹴而就，更不是理所当然。二百年后的我们也许把它当成某种“必然”的结果，实际上，在“建国国父”的眼中，它只是个前所未有的“实验”（Experiment）。这个“实验”甚至不似人力所为，倒更像上帝的游戏。难怪人们总是雾里看花，难解其中真谛。让我们忘记我们的时代，忘记今天的美国，回到那个原汁原味的新大陆，看看那帮人到底想鼓捣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1786年9月的“安纳波利斯会议”倡议各州于1787年5月在费城开会，讨论修改《邦联条例》。但这只是个“倡议”而已，人家来不来还两说着呢。安纳波利斯会议的两个最积极的推动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詹姆斯·麦迪逊，很清楚他们前面的路有多艰苦。但是，如果能把那个人拉进来，就会产生神奇的功效。那个人当然是华盛顿。有华盛顿参加，会议的规格一下子就上去了，地区性的会就会变成全国性的会。可是，怎样才能把华盛顿请出山呢？

自从1777年的《邦联条例》被大陆会议通过之后，北美就在“史上最弱”的“中央政府” 的领导下走过了艰苦卓绝的“独立战争”。这个基本上无效的政府竟然奇迹般地战胜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于是，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幸福并不依赖于政府的强大，而是取决于人民的素质。战后，随着外来威胁的消失，那种“共同防御”、“联合对敌”的需求也消失了。各州再也不想维持有效的联盟，她们迫不及待地回到“地方自治”的状态中，以为可以从此安居乐业，永享太平。从上一篇故事中，你已经看到，她们为这个选择吃尽了苦头，软弱的“邦联”既不能保护自由也不能保障安全。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他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即使这将意味着放弃一部分自由。

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美国人获得了他们渴望已久的自由。接下来，他们要决定的是：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华盛顿解甲归田，大陆军烟消云散，新大陆绝不会有独裁者，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答案。民主与法治怎样有效地实施？自由和秩序的界线在哪里？“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如何分配？什么样的政治结构能保证长治久安？在这片没有王权的土地上，人们真的有能力管理自己吗？也许，刚刚走出战火的美国人还不想讨论这些问题，他们只想大声地喊：我们自由啦！天那么高，地那么广，无拘无束的感觉，太棒啦！

1783年9月，美英《巴黎条约》正式结束了“独立战争”，但它没有结束美国的麻烦。英军总司令盖·卡尔顿在撤离纽约时说：“既然美国人这么想要他们自己的国家，那就由他们去好了。”哼，我倒要看看，没有国王的保护，你们能蹦达几天。其实，早在1782年初的时候，动乱已经开始酝酿了。动乱的根源就是大陆军。

1781年10月，“约克镇战役”以美法联军的辉煌胜利而告终。七千英军放下武器，英国失去了对北美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只能缩在沿海的几个港口城市里。当消息传到伦敦，英国首相诺斯勋爵（Lord North）叹道：“一切都结束了（It is all over）！”英王乔治三世不服气，还想继续打下去，但议会不想打了。六年的战争让工商业损失惨重，商人们纷纷游说议会，赶紧与北美言和。1782年3月，诺斯内阁垮台。罗金汉勋爵（Lord Rockingham）继任首相。查尔斯·福克斯（Charles Fox）出任外交大臣，谢尔伯勋爵（Lord Shelburne）出任殖民地事务大臣，他们都是“亲美派”。和平似乎已不是悬念。

美国“独立战争”就像所有的战争一样，是男人们展示力量和智慧的舞台。但战争并没有让女人走开。她们与父兄、夫君一起，以她们对革命的理解，以她们特殊的方式，为这段历史刻上自己的痕迹。她们是普通的母亲、妻子、女儿，她们身边的男人是战士、将军、政治家、外交家，她们的身影出现在田间、作坊、商场、军营、政治沙龙、欧洲宫廷。有人叫她们“建国国母”（Founding Mothers），有人叫她们“自由之女”（Daughters of Liberty）。不管是“母”还是“女”，她们都尽心尽责，把爱献给她们的亲人和国家，她们追求自由的勇气一点也不亚于七尺男儿。难怪查尔斯·康华利将军说，即使他把北美的男人都杀光，战争也不会结束，因为他还要对付所有的女人。

1781年9月底，美法联军抵达弗吉尼亚的约克镇（Yorktown），再加上已经在约克镇城外的拉法耶特的人马，总人数将近两万人。而城里康华利将军的英军只有七千人。自战争开始以来，革命力量第一次占了绝对优势。这一仗再打不好，华盛顿可真是没脸见人了。其实，约克镇战役对华盛顿来说是个“意外”，因为他从来没想到，“独立战争”竟然会在他的家乡弗吉尼亚落下帷幕。就在一个月前，他还确信，最后的战场在纽约，他做梦都想夺回这座曾让他蒙羞的城市。可是，机缘巧合，战争完成了一个本垒跑，把它的英雄带回梦开始的地方。

1781年1月，英军总司令亨利·克林顿派美国革命的“叛徒”本尼迪克·阿诺德率1600人从纽约出发，进军弗吉尼亚。这是为了配合查尔斯·康华利将军在南方的行动。弗吉尼亚是美国最大的州，革命力量非常活跃，不多派些人手是搞不定的。阿诺德这一路还打算召集保王党势力，壮大自己的队伍。此时，康华利正在南北卡罗来纳跟格林死掐，暂时还顾不上弗吉尼亚。但阿诺德信心满满。凭他的实力和经验，对付弗吉尼亚的民兵绰绰有余。

1780年12月，纳森内尔·格林将军来到北卡罗来纳，正式就任大陆军南方部统帅，他成了大陆军的二号人物，地位仅次于华盛顿。南方部统帅好像是个倒霉催的职位。先是罗伯特·豪（Robert Howe），豪把萨瓦那丢了；接着是本杰明·林肯，林肯把查尔斯顿丢了；再后来是赫里休·盖茨，盖茨差点把整个南方都丢了。这一回，格林会不会把自己也丢了呢？

本尼迪克·阿诺德的叛变风波刚过，华盛顿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呢，更大的危机又向他袭来。其实，这种危机酝酿已久，军队的骚动早就开始了。逃跑、抢劫、偷盗，供应短缺让军纪越来越败坏，大陆军都快成土匪了。华盛顿一向最强调纪律，可也觉得有点力不从心。连饭都吃不上，你还能指望战士们干什么呢？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警示一下。他下令处决八个严重违纪的士兵，并叫各营的战士都来观刑。这八个人被带上绞刑架，绳子已套在他们的脖子上。但就在行刑前一分钟，华盛顿赦免了其中的七个，只把情节最严重的那个处决了。他希望用这种方式让战士们接受教训。

1780年5月，在占领了南方最重要的港口城市查尔斯顿后，英军总司令亨利·克林顿将军领着部分得胜之师返回纽约，他终于可以腾出功夫来重新谋划控制纽约州的哈德逊河流域，切断新英格兰与其它地区的联系。要控制哈德逊河，就要占领大陆军沿河修建的几个重要堡垒，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在西点（West Point）。华盛顿最担心的也是此处，他必须派一个忠诚又能干的将军镇守西点。这位将军就是本尼迪克·阿诺德。从萨拉托加到西点，阿诺德这一路走得还真不轻松呢。

在1778年6月的“蒙莫斯之战”中，英军与大陆军打了个平手，英军总司令亨利·克林顿趁着夜色悄悄地退出战场，领兵回纽约。他看得很清楚，与华盛顿的主力交战占不着便宜，现在是改变战略的时候了。就在他想把眼光转向南方的时候，北方罗得岛的“新港”（Newport）告急，因为法国海军已到新大陆，试图与大陆军联合，攻取新港。美法联盟的第一次军事合作开始了。

1778年3月，美法联盟正式形成。法国国王路易十六（Louis XVI） 准备派法军赴美参战，北美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开始转变。英国不但要顾及北美大陆，还要考虑西印度群岛和其它殖民地的安全，立刻觉得有点力不从心。1778年4月，威廉·豪将军辞去北美英军总司令一职，他终于可以离开这个让他心力交瘁的地方了。

1777年9月，费城陷落，大陆会议逃往宾夕法尼亚的约克城（York）。10月的“日耳曼城之战”和11月的“白马市之战”后，华盛顿放弃了收复费城的努力。12月，他领着疲惫不堪的大陆军来到费城西北25英里（40公里）处的“锻造山谷”（Valley Forge），或译为“福吉谷”，准备在这里过冬。“锻造山谷”因谷口有一个小炼铁厂而得名，它刚好在费城和约克之间。在这里扎营既可监视英军，又可保护大陆会议，周围的高地也很有利于防守。华盛顿选择锻造山谷完全是军事上的考虑，当然不是冲着这个名字去的。可是，阴差阳错，这个山谷成了“美国革命”的“锻造厂”，华盛顿将在这里历尽煎熬，大陆军将在这里百炼成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