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126)- 萨姆特堡

1861年3月4日,52岁的亚伯拉罕·林肯宣誓就任第十六任总统。站在政治生涯的顶峰,他一点也没有成就感或喜悦的心情,他接手的是一个正在解体的国家。南方七州已经脱离联邦并建立了自己的“邦联”政府(参看上一个故事),八个暂时留在联邦的“蓄奴州”也像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这些只是“外力”,更要命的是,林肯自己的内阁人选、政府的方针政策还没搞定呢。在当总统之前,他从没当过行政长官,只当过两年联邦众议员和八年州议会议员。一个连村长都没当过的人突然当上“大统领”,难怪华盛顿“圈内人”个个觉得自己可以取而代之。

大选时,林肯本人没出面,全靠“共和党”的宣传机器和他的竞选团队。他指示竞选经理人:别乱许愿,我不会兑现哦。经理人眼一翻:切!你想上位就得给别人好处,懂不懂?一边儿歇着去,少插手业务。为了争取支持,竞选团队不停地与各个山头谈判,许诺他们将来在政府中的官职。现在,革命胜利了,到了分赃的时候。上至内阁成员,下至邮局局长,想吃“皇粮”的人排成串儿前来“领赏”。林肯这才搞明白他的经理人到底开了多少空头支票,白宫快成“人才交流中心”了。他哀叹道:“猪太多,食槽太小。”别人先不说,他这几位内阁成员就没有一个省油的灯,其中四位曾是他的党内竞争对手,当初都憋着要当总统(参看《美国的故事(124)- 林肯》)。他们每人都代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利益,每人后面都有一大堆粉丝。他们放弃竞争的条件就是林肯团队许诺的高官,这个必须兑现,不管愿不愿意。好在林肯不是愣头青,他深谙江湖套路,这点数还是有的。面对分裂的国家,他最需要的是内部的团结,该照顾的利益一定要照顾。

内阁中最重要的职位是国务卿,这个职位毫不意外地落入威廉·亨利·西沃德(William Henry Seward)手中。我们在前面的故事中已经讲过一些西沃德的事,他是当时最有权势的“共和党”人,也是林肯政府中最有影响力的官员。幸运的是,他的才华配得上他的名声。在今天的各种“最伟大的国务卿”排行榜上,他仅次于约翰·昆西·亚当斯。

1801年5月16日,西沃德生于纽约州奥伦治县(Orange County)的一个叫佛罗里达(Florida)的村庄。父亲山姆·西沃德是富裕的农场主,也是奴隶主(纽约州1827年才废除奴隶制)。15岁时,威廉进联盟学院(Union College)读书,以优异成绩毕业,得到学校的最高荣誉奖。1822年,他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开始了自己的法律业务。他定居在纽约州中西部的奥本市(Auburn),美丽的五指湖(Finger Lakes)区。1824年,他与弗朗西斯·米勒(Frances Miller)结婚,他们生了五个孩子(三子二女),其中一个女儿夭折。

年轻的西沃德充满活力和热情,他还有个当时比较少见的爱好:旅游。他只要有机会就游历美国各地,还去过欧洲和中东地区。卸任国务卿后,69岁的他又去环球旅行一年多,拜访了日本、中国,还上过长城呢。要知道,当时出行可不像现在这样惬意,交通不便,出趟远门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甚至几年,很辛苦。大家一般只在因公或做生意时才旅行,像他这样没事儿就出去看看的还真不多。也正是在旅途中,他认识了政治经理人瑟洛·威德(Thurlow Weed),威德在西沃德的政治生涯中起了关键作用。

虽然西沃德不喜欢亨利·克莱,但他是坚定的“辉格党”人,支持“美国体系”,反对奴隶制。在威德的帮助下,1831年,西沃德当选纽约州议会议员。1839年,38岁的他当选纽约州州长并成功连任。由于纽约州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纽约州州长的年度报告几乎享有与总统的国情咨文同等的待遇,那就是,在全国各大报纸刊登并引起广泛的讨论。西沃德自然成了名人,他的年轻、活力、野心、乐观跃然纸上。他特别欢迎新移民来纽约州定居,推动州立法为新移民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这些做法引起了“本土主义者”(Nativists)的激烈反对,这是他在1860年与林肯争候选人提名时受阻的原因之一。

当了两届州长后,西沃德决定退出政治,专心当律师,挣钱养家。他和妻子都积极帮助废奴人士和逃跑的奴隶,后来干脆把自己在奥本市的家变成了“地下铁路”的一个中转站,还跟“地下铁路”最著名的传奇女性、号称“摩西”的哈莉叶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成了好朋友。塔布曼也住在奥本。这期间他还认识了另一位未来的“共和党”领袖萨尔蒙·奇斯(Salmon Chase)。奇斯也是个很有故事的人,他与西沃德是朋友更是竞争对手。西沃德的“在野”生活一点也不低调,他似乎注定会重返政坛。

1849年,也就是林肯退出政治的那一年,西沃德当选为代表纽约州的联邦参议员。六年后,他连选连任。在参议院的日子让西沃德成了华盛顿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是“辉格党”的领军人物。1854年,“共和党“成立,西沃德成了它最显赫的代言人。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斯科特诉桑福德案”等一系列事件中,他与林肯的观点相似,都反对奴隶制在北方的扩张。他比林肯更激进一点,但两人都算是“温和派”。

1860年大选来临时,西沃德正处在他的参议员的第二个任期。他是威望最高、名声最大、最受欢迎的“共和党”人,大家都觉得总统候选人非他莫属。“共和党”内有几个竞争对手,比如奇斯,爱德华·贝茨、西蒙·卡梅隆,等等。至于林肯,资历太浅,根本没在西沃德眼里。到了开代表大会的时候,西沃德的支持者当然想在纽约开,但其他几位竞争对手说这样不公平。纽约是西沃德的老巢,他的影响太大,不用开就知道结果,应该挑个比较中立的地方才行。这时,林肯的支持者说,来芝加哥吧,我们家林肯在这儿根本没影响力,不会阻碍各位的前程的。大伙合计了一下,行,那就芝加哥吧。不就是走个过场吗?谅林肯也翻不出什么花样来。接下来的事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参看《美国的故事(124)- 林肯》),西沃德的支持者一到芝加哥就被林肯的支持者淹没,那铺天盖地的攻势打得人措手不及。西沃德除了一些比较激进的观点受到攻击外,他的经理人威德也备受争议,其他几位对手都不愿与他妥协。在无数的幕后交易和暗箱操作之后,“无公害”的林肯脱颖而出。这个结果也让所有的人怀疑,林肯是靠阴谋诡计或欺诈上位的。应该说,林肯是狡猾的政客,完全干净不可能,但像其他政客一样,他的擦边球都在规则之内。政治游戏从来都是如此,机关算尽,愿赌服输。

不用想就知道西沃德得知结果时那翻江倒海的心情,连他的政敌杰斐逊·戴维斯都替他惋惜(戴维斯与西沃德私交很好)。论年龄,他比林肯大八岁;论资历,林肯实难望其项背。这次失败让西沃德觉得一切都失去了意义,真想立刻退出政治圈,再也不问世事。但他的朋友、粉丝都劝他留下,卷土重来未可知嘛。况且,林肯太没经验了,将来的政府要靠你哦。威德专门去斯普林菲尔德拜访林肯。他惊讶地发现,林肯对现实政治的理解非常深刻,一点也不像外面传的那么幼稚。他把对林肯的印象告诉西沃德,劝他与林肯合作。西沃德终于决定顾全大局,全力以赴支持林肯。要知道,此时,南方十个州已经决定不把林肯列为候选人,其余五个会有他的名字,但没人选他。也就是说,林肯在十五个“蓄奴州”一票都得不到,他必须拿到北方十八个“自由州”的所有的选票才能当选。重中之重是纽约州。没有纽约的支持,一切都是枉然,而纽约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支持“民主党”的。西沃德充分发挥影响力,号召自己的支持者投林肯的票,确保纽约州归“共和党”。他还不辞辛苦地走遍北方各州,四处演讲,为林肯拉票。结果,“共和党”在北方大获全胜,西沃德功不可没。林肯对他的感激之情可想而知,国务卿一职还能有第二个人选吗?

看得出来,西沃德的性格比较强势(当领导的职业病),他与林肯的磨合也很艰辛。林肯一当选就联系西沃德,请他出任国务卿,西沃德也答应了。两人之间通信频繁,关系日益亲密。临近就职,林肯决定请萨尔蒙·奇斯出任财政部长。奇斯是“共和党”激进派的领袖,可是,西沃德跟奇斯不对付,坚决反对。他和林肯为此事吵得天昏地暗,到最后,西沃德扔给林肯一封信:有我没他,有他没我,你看着办!林肯沉默了好多天,没有答复,像是等待一壶沸水冷却。直到就职仪式结束后,他才诚恳地再次邀请西沃德担任国务卿。此时的西沃德也不撒野了,接受了邀请。当然,这不意味着他俩从此相安无事。这不,新政府开张没多久,西沃德给林肯打了个报告,说这个外交政策嘛,就由我来定吧,这是我的想法…… 林肯脾气不错,但还是被这份“目无尊长”的报告气翻了。他提笔给西沃德写了一封信:所有的政策,包括外交政策,都必须由我定!只能由我定!我!我!然后,他把信扔进抽屉锁起来,没发出去。在信纸上发泄完了,林肯的心情平复了,他才把西沃德找来认真地讨论。其实,西沃德的观点与林肯的非常相似,只是态度有问题。林肯知道,在他还没证明自己之前,不能要求一个似乎比自己更有资格和能力当总统的人心悦诚服。不过,林肯是个有急智的人,并不好惹。像以往一样,他最有力的武器是幽默。西沃德也渐渐地在与林肯的相处中看到了他的智慧,理解了他的幽默。有一次,西沃德来白宫,刚好看到林肯在擦自己的皮鞋。西沃德想教教林肯华盛顿上等人的生活方式,他说:“总统先生,在华盛顿,我们不擦自己的鞋。”林肯看了看他,说:“真的呀?那么,国务卿先生,你们擦谁的鞋?”

就在这样的互相试探、互相较劲、互相体谅中,总统和国务卿开始了互相了解、互相依赖、互相尊重。他们在争执中成长,在妥协中成就了彼此。林肯愿意用真心换忠诚,西沃德愿意收起自己的“总统梦”,帮助林肯收拾破碎的国家。他们变得形影不离,在华盛顿的大街上,在弗吉尼亚的军营,在葛底斯堡,在谈判桌前,在所有的历史瞬间,林肯的身边永远是西沃德。林肯甚至习惯了把不该国务部管的事也交给国务卿,搞得其他几位部长颇有怨言。比如,讨论外交问题时,总统只找国务卿,别人没机会介入。但总统与财政部长或战争部长讨论财政或军事问题时,国务卿总是在场,而且强势插嘴,简直没天理。

与西沃德相比,财政部长萨尔蒙·奇斯似乎更让林肯头疼。奇斯比林肯大一岁,生于1808年的新罕布什尔。虽然父亲早逝,家境艰难,但他有几个名人叔父帮衬着,其中一个还是联邦参议员。像西沃德一样,奇斯也是学霸,带着优等生的光环从达特茅斯学院毕业,然后跟着前联邦总检察长威廉·沃特学法律,21岁当上律师。22岁时,奇斯移居俄亥俄州,在那里开始了他成功的法律业务。他因编辑州法大获好评,渐渐成了俄亥俄的名人。他在奴隶制的问题上比林肯和西沃德激进得多,经常在州法院和最高法院为逃跑的奴隶辩护,猛烈抨击“奴隶逃亡法”。他参与创建“自由土地党”,以阻止奴隶制的扩张为己任。在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浪潮中,他试图联合“自由土地党”、“辉格党”、“民主党”的部分成员组成一个新的政党并为它起草了第一份章程。这个新党就是后来的“共和党”。可以说,奇斯是“共和党”的元老级人物,是它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849年到1855年,奇斯出任代表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1856年到1860年,他任俄亥俄州州长。1860年,奇斯寻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唯一能压他一头的似乎只有西沃德。他的知名度不如西沃德是因为俄亥俄的影响力不如纽约,再加上奇斯比较激进,又反对大多数“共和党”人都支持的保护性关税,他得不到足够的票数。在与林肯团队的讨价还价之后,他放弃竞争,转而支持林肯,但他仍然心心念念要进白宫。

林肯请奇斯入阁既是履行竞选时的承诺,也是为了保持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平衡,维护党内团结。奇斯在政见上本来就与林肯有分歧,又因老惦记着将来的总统宝座而做一些沽名钓誉的事,他与林肯的冲突自然少不了。他三天两头闹辞职,因为他知道林肯不敢真让他走,不敢得罪激进派。林肯果然不停地拒绝接受他的辞职信,除了激进派的缘故,更重要的是,奇斯真的是一位出色的财政部长。“内战”期间,政府耗资巨大。奇斯运筹帷幄,不但充足地供给军需,还建立起一套比战前强大得多的财政金融制度,为日后重建中央银行和高效的金融体系打下基础。他成功地利用金融市场发行国债,第一次以联邦政府的名义发行纸币,也就是被称为“绿背”(Greeback)的美元纸币的前身。当然,为了让大家都认识他这位未来的“总统候选人”,他在每一张1美元纸币上都印上自己的头像,而不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华盛顿的头像。这种小聪明奇斯耍得得心应手,林肯也懒得跟他计较。终于,1864年,奇斯第N次提辞职时,林肯出乎意料地批准了。所有的人都大跌眼镜,奇斯彻底懵圈,总统怎么敢……?原来,经过奇斯几年的经营,联邦财政通顺丰盈,林肯不再需要他的帮助。而且,此时,林肯已经得到了“共和党”的提名,奇斯就不用指望1864年的大选了。为了安抚激进派,为了感谢奇斯的贡献,也为了眼不见心不烦,林肯提名奇斯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代替刚刚去世的罗杰·托尼。奇斯像过去一样满腹怨言地当起最高法院掌门人,像过去一样不放过任何可能当总统的机会,也像过去一样出色地完成了本职工作。历时将近九年的“奇斯法庭”是对“托尼法庭”的修正,为人权,特别是黑人的公民权,提供了强大的保护。奇斯没当成总统,却是一位受人尊敬、被人怀念的首席大法官。纽约的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 Manhattan Bank),也就是今天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的前身,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尽管他跟这个银行一点关系都没有。奇斯似乎歪打正着地走过了精彩的人生。

跟前面那两个“刺儿头”比起来,其余几位内阁成员显得容易些。根据竞选团队的许诺,林肯任命另一位原先的党内竞争者西蒙·卡梅隆为战争部长。谁知,卡梅隆的手指上涂满胶水,见啥粘啥,贪腐丑闻很快就尽人皆知。林肯说:“卡梅隆唯一不偷的东西是烧红了的炉子。”不到一年,林肯就让他走人,换上埃德温·斯坦顿(Edwin Stanton)。斯坦顿算得上称职的部长,虽然有时过于谨慎,但没耽误大事,有效地协调和领导着联邦军队走向胜利。还有一位争过候选人提名的“共和党”人爱德华·贝茨被林肯任命为总检察长(司法部长),这也是事先说好的政治“分赃”。海军部长吉迪恩·威尔斯(Gideon Welles)是林肯忠诚的支持者。在他的领导下,美国海军短短四年里扩大了十倍并开启了“铁甲舰”的时代,不仅满足了“内战”之需,也为争霸海洋迈出第一步。

从西沃德和奇斯这两个“人精”以及其他内阁成员身上也可以看出林肯的为人处世之道。他也许不以强势面孔示人,但他总能以柔克刚。他那谦逊温和的态度背后是坚定的信念和百折不回的决心。他用独特的人格魅力为自己撑起一片天,向别人学习每一点值得学习的东西,也让别人学会接受和欣赏他的世界。在就任之初那个乱糟糟、心慌慌的时刻,错误总是难免的。好在林肯的认错态度极好,自己卸了包袱,也缓解了大家的紧张情绪。一次,一位责任心极强的邮局局长看到政府往外发的一份邮件有点奇怪,他把它交给海军部长威尔斯。威尔斯打开一看,火冒三丈,急冲冲地到白宫找总统。林肯正伏案办公,一抬头看见气急败坏的海军部长,他的第一句话是:“我做错了什么?”这一句就让威尔斯的火气泄了一半,反倒有点不好意思发作了。他指着收信人的名字说:这个人已经宣布加入叛军了,你怎么还能任命他为联邦海军的将领呢?林肯看了看有自己签名的任命书,说:“对不起,我当时没看就签字了。这样吧,具体的事是国务卿办的,你去找西沃德商量下?”

现在,让我们来到林肯就职后的第五天,1861年3月9日。总统与内阁成员们必须解决一个布坎南政府的遗留问题。南方七州宣布脱离联邦并成立了自己的政府后,联邦在南方的一个军事堡垒成了矛盾的焦点,它就是萨姆特堡(Fort Sumter),建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港(Charleston Harbor)外三英里处的一座孤岛上,就像查尔斯顿的大门。南卡“退群”后切断了通往堡垒的所有水道,并警告布坎南政府,识相的就赶紧乖乖地撤出萨姆特堡,否则,别怪俺不客气。布坎南曾试图派船往堡垒送食物、武器、人员,但被南卡民兵的大炮拦住了。林肯就职第二天就收到萨姆特堡的美军守将罗伯特·安德森少校(Major Robert Anderson)的信。他告诉总统,他的给养只够坚持4个星期到40天。而且,南方随时可能炮击堡垒。堡内只有85名陆军官兵,周围的南卡民兵有5000到6000人,大炮早就瞄准了。摆在林肯和他的内阁面前的问题是:到底应该增援还是撤出萨姆特堡?

这可不是小问题。增援萨姆特堡,意味着强硬对抗南方,意味着战争立刻爆发。撤出萨姆特堡等于向南方屈服,政治压力太大。到现在为止,林肯一直抱着“能谈就不打”的态度。南方的谈判代表就在华盛顿,和平还是有可能的。大多数内阁成员的意见是:撤吧,现在还没到撕破脸皮的时候。况且,萨姆特堡没多少军事价值,没必要为了它大动干戈。所有的人都认为总统会撤出萨姆特堡,这是最没风险的选择。但林肯不置可否,没有行动。他似乎在等待。他在等什么呢?当人们回头看这段历史时,他们确信,林肯等的是时间。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萨姆特堡不再是一个堡垒,而变成一个象征,一个林肯想让全美国、全世界都看到的象征。

林肯对南方的要求只有一个:回归联邦。奴隶制可以维持现状,但分裂绝不能容忍。可是,在无数次试探之后,南方的态度已经明朗,它不会回来了。不管大家愿不愿相信,战争就在眼前。如果战争不可避免,北方绝对不开第一枪,这是林肯的原则。萨姆特堡成了双方的试金石。谁沉得住气,谁就能避免承担挑起战争的罪名,谁就能在随后的战争动员中占据道德高地。

4月6日,萨姆特堡的给养耗得差不多了,林肯的时机到了。他决定,向萨姆特堡运送粮食、衣物,不运枪炮,也不增兵。看上去,这是一次和平的、人道的行动,但他只字不提撤离。我不打仗,但也不能把联邦的财产拱手让人。4月8日,林肯的信使来到南卡州长弗朗西斯·皮肯斯(Francis Pickens)面前:“我受美国总统指示,特来通知你,我们将往萨姆特堡运送给养。如果此次行动不受阻,将没有必要继续往那里运送人员、武器、或弹药,除非堡垒受到攻击。”林肯把自己的选择题变成了南方的选择题:要么,你放过萨姆特堡,让它得到应有的供给;要么,你打第一枪,咱彻底摊牌。别忘了,你这第一枪可是为了阻止给那些饥饿的人送食物哦。让全世界看看,谁理亏?

皮肯斯把林肯的信电告蒙哥马利。杰斐逊·戴维斯总统立刻召集内阁会议商量对策。国务卿罗伯特·图姆斯(Robert Toombs)是个激进的州权主义者,平时天天嚷着要独立,此时却说:“炮击堡垒将点燃一场史无前例的内战,我觉得我的水平不足以给你建议。总统先生,现在干这事儿就是自杀,或谋杀,你将让我们在北方失去所有的朋友。你这么明目张胆地去捅一个从山川蔓延到大海的马蜂窝,那本来安静的蜂群会飞出来把我们蜇死。这样做没必要,会让我们成为错误的一方,这是致命的。”戴维斯的观点与图姆斯相反:不是我,而是林肯,把事做绝的。我们就是要坚决回击!世界不会被林肯蒙骗。

戴维斯下令给围困萨姆特堡的南方将军P·G·T·博雷加德(P. G. T. Beauregard):如果确信北方将补给萨姆特堡,就命令他们立刻投降。如果不投降,你就选择适当的时机摧毁它。博雷加德毕业于西点军校,参加过美墨战争,他是戴维斯任命的第一个南方军队的将军。当年,他是以全班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从西点毕业的,而他最爱的火炮教官正是萨姆特堡的守将罗伯特·安德森,两人关系特别好。如今,43岁的学生成了准将,56岁的老师还是个少校。师生狭路相逢,共同面对历史的抉择。安德森当年教博雷加德火炮技术时,恐怕做梦都没想到,有一天,他的学生会把炮口对准他。

4月11日,博雷加德派两个助理划着一条小船来到萨姆特堡,递给安德森一张纸条,列出要求安德森投降的条件。上面写着:“我受美利坚邦联的命令,要求你撤出萨姆特堡……所有的设施都会为你和你的部下安排好,你们的武器、财产、和私人物品都可以被运到你们指定的地点。你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不遗余力地守护你的旗帜这么长时间,它应该在你的敬礼中被降下。”安德森收到信很伤心。他生在肯塔基州,妻子是佐治亚人。肯塔基和佐治亚都是“蓄奴州”,他的根在南方。自西点军校毕业后,他一直在陆军服役,像博雷加德一样是战争英雄。他忠于联邦,坚守萨姆特堡是他的职责,但战争不是他所愿。他曾在给林肯的信中说:“我们将尽力履行职责,但坦白地说,我的心不在战争,尽管我看到它正在走近。”

安德森回复博雷加德:“很遗憾,我的荣誉和我的职责让我不能满足你的要求。”把回信交给那两位助理时,安德森说:“先生们,如果你们不把我们炸成碎片,我们几天之内就会因饥饿而走出堡垒。”他是在告诉博雷加德,即使不轰炸,我们也撑不了多久了,何必挑起战争呢?安德森知道总统已决定往萨姆特堡运给养,但不知道具体日期,更不知道船已在路上。他的粮食已经见底了,到时候不投降也得投降。南方为什么不能给他几天时间,让他自动撤出萨姆特堡?炮声一响,一切将无可挽回。

安德森的回信传到蒙哥马利,战争部长告诉博雷加德,叫安德森给个具体日子,别在那儿企图拖延时间。否则,轰了堡垒!4月12日,刚过零点。林肯派出的运输船已经驶近查尔斯顿,都能看见影子了。凌晨1点,博雷加德又派了四个军官去萨姆特堡,要安德森即刻撤出。这四人被赋予便宜行事的权力,他们将根据安德森的回答决定下一步行动。安德森并不知道给养船已到,因为萨姆特堡周围的通讯和交通都断绝了。他说:“我会在4月15日中午之前撤离,除非得到给养或接到不同的命令。”他说这话时很绝望,几乎肯定自己不会拿到给养,但在博雷加德派来的那四位军官听来这简直就是耍赖,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北方的船就在港外。四人商量后告诉安德森:“博雷加德将军将于一小时之后炮轰萨姆特堡。”他们说这话时是凌晨3点20分。即将检测他昔日学生的火炮技术的安德森很礼貌地送这四位军官上船,与他们一一握手,说:“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个世界再相见,我希望我们能在天堂重逢。”

这四人直接去了附近的卡明堡(Fort Cumming),准备开炮。当其中一个军官被授予开第一炮的权利时,两天前还站在查尔斯顿的一个阳台上大喊“开炮!”的他拒绝了这个荣誉。他说:“我不能打响战争的第一枪。”弗吉尼亚人埃德蒙·鲁芬(Edmund Ruffin)却自告奋勇。两年前,他曾目睹约翰·布朗被行刑。这次,他专门跑到南卡来,就是为了亲眼见证战争。1861年4月12日早晨4点30分,67岁的鲁芬拉动导火索,炮弹在黑暗的天空中划出一道红色的弧线,带着刺眼的光芒,照亮了萨姆特堡那五角形的堡垒。“内战”(Civil War)开始了。

根据博雷加德的命令,萨姆特堡周围的大炮轮番轰炸,每隔两分钟炸一次,计划持续48个小时。萨姆特堡从1829年开始修建,到1861年还没有完工。堡内的大炮设置不全,有大约60门。但安德森人手不够,只能用21门。因弹药不足,真正能打的就两门。堡垒本来的目的是守护查尔斯顿的外港,炮口大多是对着外海的。这次的攻击来自背后,它基本没还手之力。此时,堡内的粮食和水都快没了,大家又饿又渴。即便如此,安德森也不愿一声不吭就投降。早上7点,萨姆特堡开炮还击,断断续续坚持了一天,直到弹尽粮绝。南方继续昼夜不停地炸。终于,4月13日下午2点30分,在炮击持续了34个小时后,在3000发炮弹把堡内的所有木制建筑和设施都摧毁后,安德森竖起了白旗。博雷加德没有要求他们无条件投降,而是遵守以前的承诺,允许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拿着自己的武器,向星条旗致敬。安德森缓缓地降下被炮火熏黑烧破的星条旗,把它珍藏起来。在34个小时的炮击中,堡内无人伤亡,这要归功于安德森指挥得当,他没让战士们做无谓的牺牲。4月14日,他带着部下秩序井然地撤出堡垒,登上那两艘来送给养的船,回到纽约。他们在纽约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四年后,1865年4月14日,已退休的安德森少将回到萨姆特堡,亲手升起了那面他曾亲手降下的旗帜。

萨姆特堡的炮声惊醒了睡梦中的查尔斯顿居民。4月12日凌晨,当第一波攻击开始的时候,查尔斯顿人在自家的阳台上、屋顶上、窗口、门前、大街上、港口边目睹了那战火纷飞的一幕。所有的人都为南部邦联的军队欢呼,为拥有属于自己的国家而骄傲。人群中有个叫玛丽·切斯特(Mary Chestnut)的女士,她的丈夫詹姆斯·切斯特(James Chestnut)就是那四位被博雷加德派到萨姆特堡劝降的军官之一。她被炮声激动着,详细描述了当天的情景。从这一天起,她在日记中写下了内战的每一个瞬间。多年后,她的日记被整理成书,《玛丽·切斯特的内战》(Mary Chestnut’s Civil War)成了对那段历史最诚实、最直白、最生动的记录。

萨姆特堡点燃了南方人的热情,也激起了北方人的愤怒。林肯得到了他需要的效果:民众同仇敌忾,北方各州空前团结。但是,当他宣布征调七万五千民兵以扩军备战时,那几个“边界州”(Boarder States),也就是暂时留在联邦的“蓄奴州”,可就不干了。弗吉尼亚和肯塔基都明确表示不会征一兵一卒,不会把枪口对准兄弟州。4月17日,弗吉尼亚宣布脱离联邦。接着,5月6日,阿肯色;5月20日,北卡罗来纳;6月8日,田纳西,都效法弗吉尼亚。南部邦联增加到11个州,北方剩下23个州,包括19个“自由州”和4个“蓄奴州”(肯塔基,密苏里,马里兰,特拉华)。为了欢迎弗吉尼亚的加盟,南方把首都从阿拉巴马的蒙哥马利迁到弗吉尼亚首府里士满(Richmond)。

战争不期而至,美国人做好准备了吗?他们到底为何而战?这场彻底改变美国、重塑美国的战争对每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请看下一个故事: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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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Responses to 美国的故事(126)- 萨姆特堡

  1. kk says:

    罗伯特·安德森少校(Major Robert Anderson)带着部下秩序井然地撤出堡垒,登上那两艘来送给养的船,回到纽约。
    我 想到 宋襄公 (周封宋 商人 大邑商)
    谢谢Blueberry

  2. 思念如燕 says:

    安德森很礼貌地送这四位军官上船,与他们一一握手,说:“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个世界再相见,我希望我们能在天堂重逢。”
    曾经,我们的先辈也有过这样的骑士精神,甚至在两军对垒的黄埔军校学员之间也不无这样的温情,后来,都没了……

  3. Garfield says:

    基督文明的国家的确有人性,将军们和士兵们都有自己的道德底线,战争不以尽可能的杀死生命为目的

  4. Garfield says:

    战争从来是最后的选择,即使是对待战败的对手,也对他们充满了敬意和保留做人的尊严

  5. Anonymous says:

    第六段中这一句话“虽然西沃德不喜欢亨利·克莱,但他是坚定的“辉格党”人,支持“美国体系”,反对奴隶制。”的 亨利.克莱 换成 瑟洛·威德 感觉符合逻辑一些。建议供您参考。

    • blueberry says:

      亨利·克莱是“辉格党”的创建者和领袖,西沃德很不喜欢他这个人,他俩关系很糟。但西沃德同意克莱的观点,是坚定的“辉格党”人。这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可能写得有点突兀?
      瑟洛·威德是西沃德的政治经理人,西沃德信任他,也依赖他。就算威德把事情办砸,西沃德也不责怪。但威德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很多人认为他给了西沃德一些坏影响。

  6. 一个语文老师 says:

    这个战争的结果,真的很好。坚守了阵地,林肯也有开战的国内舆论!
    竟然,没有牺牲一个生命,真实智慧将军,不费一兵一卒,打到了战争的舆论胜利。
    不在乎一城一池之得失!!!
    中国文化中以投降为耻辱,西方文明中只要将军尽力了。在客观现实,注定失败的情况下,投降保存实力,要被人尊敬的。而中国的道德中,自杀殉国才是值得提倡的。人家对生命的价值是尊重的,我们要把道德加上对生命的尊重之上,这往往又是儒家思想,轻视生命于实际情况,过分重视所谓道德。空道德,不符合实际。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胜败乃兵家常事,卷土重来未可知!鸦片战争也有很多将军,自杀殉国。我觉得,还是生命更重要!

  7. Blueberry says:

    是的,时代变了嘛。

  8. 姚之群 says:

    一国两制 搞不下去,一球两制迟早也搞不下去。
    林肯给人印象是悲剧性格,但他幽默,以此平衡心灵。

    • Blueberry says:

      林肯擅长苦中作乐,有时候看着还挺让人心疼的。不管怎样,他的付出得到了认可,他在美国人心中的位置似乎略高于华盛顿(虽然这个评价不一定客观)。

  9. Jia says:

    看来美国目前面临的还不是最黑暗的时刻,林肯上任时所面临的乱象,确实比现在更糟糕。读你笔下的美国的故事,总是让我从对目前美国的悲观失望中重新看到了美国可以走出困境的希望。

    • Blueberry says:

      哈哈,“内战”那种大动乱大分裂的时刻挺过来了,“越战”那种大混乱大叛逆的时刻也挺过来了。上上下下、坎坎坷坷是常态,希望美国人民有足够的智慧做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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