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131）- 西线

1861年9月到11月，联邦海军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参看上一个故事）并没有让南方人沮丧。原因很简单：实力太悬殊，本来就没想在海上跟北方较劲。有本事让陆军放马过来，看我们怎么削你。随着“蟒蛇计划”的实施，人们的注意力正从“中央舞台”东部战场（弗吉尼亚）向西部分流。像东部一样，南方在西部的兵力一直处于劣势，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打不过北方。以少胜多是南方在“内战”中的主旋律，他们能在西部再创辉煌吗？

其实，“蟒蛇计划”也有南方版本。博雷加德早在布尔溪战斗刚结束时就提出来了，主题是沿波多马克河进攻，切断华盛顿及东部地区与其他北方各州的联系。这是个很积极主动的策略，可是，它不符合戴维斯总统的“防御性战争”的方针。戴维斯不想主动进攻，因为南方没那个实力。博雷加德不高兴，跟戴维斯越闹越疆。最后，这位萨姆特堡和布尔溪的功臣只好辞职回家。跟戴维斯处不好的不只博雷加德一人，南军最高指挥官约瑟夫·约翰斯顿也快跟戴维斯闹翻。说起来，他与戴维斯的过结从西点时期就开始了。两人为争同一个女孩大打出手，约翰斯顿打败了戴维斯，也赢得了女孩的心。如今，昔日的“情敌”从同学变成了同事，心里的疙瘩却怎么解也解不开。碍于当前多事之秋，戴维斯暂时不会把约翰斯顿怎么样，但约翰斯顿也别想从戴维斯那儿得什么好处。

南方“君臣不和”的主要责任在戴维斯。身为资深政客，戴维斯是风度翩翩的绅士，从容，镇定，坚毅，彬彬有礼，从来不在公共场合发火，完全符合南方人对领袖形象的认知。与被人讽为“大猩猩”的林肯比起来，戴维斯的优势不言自明。然而，人们看不到的，是他宽仁的外表下的狭隘心胸。如果他不同意你的观点，他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工作上的分歧变成个人的好恶，你永远都不要指望再得到他的喜爱和支持。他的固执和冷漠塑造了他的距离感，让人望而却步。从小就生活优裕的戴维斯无法理解林肯的艰辛，无法理解林肯那种让每个普通人都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感，更无法理解林肯的幽默。他不明白，一个曾经每天都要砍树、劈柴、干农活的男孩，一个完全靠自己摸爬滚打闯江湖的男人，一个还没来得及证明自己的领袖，怎么笑得出来？林肯那些“段子”都是从地狱里学来的吗？

也许林肯可以笑对一切苦难，但他的日子并不轻松。东部战场自布尔溪之后一点起色都没有，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1861年10月21日，联邦军队1千7百人在离华盛顿城仅33英里（53公里）的弗吉尼亚李斯堡（Leesburg）近郊遇袭，死伤1千人。林肯最好的朋友、参议员爱德华·贝克（Edward Baker）上校也在阵亡之列。消息传到电报楼的时候，林肯刚好在那儿。他泪洒当场，不能自已。总统拒绝陪伴，一个人走回白宫，一出电报楼就差点摔倒。大家爱莫能助，只好看着他孤独地离开。

如果说，年轻的美军总司令乔治·麦克莱伦是林肯在东部战场的希望，那么，在西部战场上，有两颗新星正悄然升起，尽管林肯还没有看到他们的光芒。第一颗星星有个很奇怪的名字：特库姆塞·谢尔曼（Tecumseh Sherman）。特库姆塞是那位著名的印第安人首领的名字（参看《美国的故事（89）- 一八一二》），大概谢尔曼的父亲想让儿子像特库姆塞一样勇敢吧。后来，一位牧师为谢尔曼取了个好记、普通、来自《圣经》的名字：威廉。这就是今天大家熟知的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或威廉·T·谢尔曼。

威廉·谢尔曼生于1820年2月的俄亥俄州兰开斯特市（Lancaster）。父亲查尔斯·谢尔曼是个成功的律师，本来家境不错。但威廉9岁时，父亲突然病逝，留下11个孩子。母亲无力支撑这么大的家庭，于是，威廉由邻居托马斯·尤因（Thomas Ewing）抚养长大。尤因是查尔斯·谢尔曼的好朋友，也是个成功的律师、联邦参议员，还出任过内务部长，他为威廉·谢尔曼提供了宽裕的生活和良好的教育。谢尔曼家的基因很优秀，孩子们都聪明勤奋，学有所成。威廉的哥哥查尔斯·谢尔曼后来成了联邦法院的法官，弟弟约翰·谢尔曼当选联邦参议员，还当过财政部长和国务卿，另一个弟弟霍伊特·谢尔曼是位成功的银行家。养父家的孩子也很能干，其中两个是“内战”中联邦军队的陆军少将，一个是外交家兼作家，另一个当过法官、律师、众议员、将军，称得上“精英家庭”。尤因家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无疑让威廉·谢尔曼拥有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平台。

威廉·谢尔曼智商超群，能言善辩，敏感又有些神经质。1836年，16岁的谢尔曼由养父尤因参议员推荐进入西点军校，他与“内战”中的北方名将乔治·托马斯（George H. Thomas）是同班同学。论学习，谢尔曼闭着眼都能考第一。可是，他自由散漫，不喜循规蹈矩，被扣了很多纪律分。最后毕业时，他是第六名，但他一点都不在乎。毕业后，他参加了“第二次塞米诺尔战争”，后来又驻扎在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与其他同学不一样的是，谢尔曼没有直接参与“美墨战争”，而只是作为工程部队的一员勘探了加利福尼亚，特别是圣弗朗西斯科（旧金山）附近的金矿。1850年，30岁的谢尔曼娶了养父的女儿艾伦·尤因（Ellen Ewing）为妻。岳父是扎卡里·泰勒总统的内务部长，谢尔曼的婚礼在首都华盛顿举行。主婚人是乔治敦学院（Georgetown College）的校长，参加婚礼的有泰勒总统、菲尔莫尔副总统、以及其他达官显贵，政治规格极高。谢尔曼与艾伦一共生了8个孩子。

1853年，谢尔曼辞去军职，去旧金山的一家银行当经理，开始经商。此时的旧金山正在淘金大潮中迅速崛起，房地产如火如荼，银行的生意有多好可想而知。但不知为何，谢尔曼似乎很不适应喧嚣的城市，他说：“我可以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却害怕面对繁忙的旧金山城中一栋小小的楼房。”后来，他去纽约市的银行工作，还是不高兴，又回到加利福尼亚。他的神经似乎变得脆弱，整天疑神疑鬼的。看样子，银行确实不适合他。

1859年，在西点校友唐·布尔（Don Buell）和其他战友的帮助下，他得到了心仪已久的工作，成为路易斯安那州立军事学院（Louisiana State Seminary of Learning & Military Academy）的第一任校长。这所学校是今天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的前身。谢尔曼如鱼得水，他是聪明的学者和能干的校长，表现出出色的管理和领导能力。扎卡里·泰勒总统的弟弟约瑟夫·泰勒上校评价道：“你就是从头到尾搜遍全军，也找不到比谢尔曼更合适的人选。”在路易斯安那的日子让北方人谢尔曼理解了南方的生活方式，同情南方的政治诉求。虽然他弟弟参议员约翰·谢尔曼是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但威廉·谢尔曼在奴隶制的问题上一直很温和，他希望南北能达成妥协。

1860年底，南卡罗来纳宣布脱离联邦，“内战”爆发在即。这件事彻底改变了谢尔曼的生活和他对南方的态度。他不主张废除奴隶制，但他坚决反对分裂。随着南方各州纷纷“独立”，谢尔曼大骂她们不识时务，自寻死路。他说：“你们南方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个国家将被浸在血中，只有上帝知道它将怎样结束。这是愚蠢，疯狂，是对文明的犯罪！你们如此轻松地谈战争，根本不知道战争多可怕。你们也误解了北方人。他们很和平，但也很执着，他们会战斗。他们不会坐视国家被毁掉而不管……况且，你们凭什么跟北方打？北方能造蒸汽船，火车，铁路，南方连一尺布、一双鞋都造不出来。你们匆匆忙忙地与拥有世界最强大脑和最坚定意志的人民开战，他们就在你家门口，你们必死无疑。除了异想天开，你们毫无准备。你们开始时可能会占先机，但你们有限的资源很快就会枯竭，你们会被挡在欧洲市场之外，很快就会衰落。你们如果现在不悬崖勒马，最后一定会失败。”这段话现在听来都是事实，似乎不足为奇，但在形势并不明朗的当时，连林肯也不见得能如此准确地描述“内战”。另外，谢尔曼对南北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人口、国际关系等各方面做了详细的统计和分析，准确又全面。很多人认为他“未出茅庐已知天下三分”，见识远超华盛顿的政客们。

1861年2月，谢尔曼辞去校长之职回北方。3月，他来到华盛顿找参议员弟弟约翰·谢尔曼。约翰把哥哥领进白宫，介绍给林肯总统。此时的林肯刚就职不久，正试图让南方重返联邦，避免战争。约翰告诉总统，哥哥威廉刚从南方回来。林肯问：“他们那边怎么样？”谢尔曼说：“他们正准备战争。”林肯说：“哦？是吗？那我们就收拾收拾房子吧。”这次短短的见面很快就结束了，看着林肯那不疼不痒的态度，谢尔曼很反感，觉得总统没把自己的话当回事。约翰恳求他重返军队时，他把弟弟给怼回去了：见鬼去吧，你们这些政客！我看你们到时候怎么收拾这烂摊子！

谢尔曼一气之下跑到密苏里圣路易斯的一家公司任职，想重新做个商人。结果，没几天，萨姆特堡的炮声又把他召回华盛顿。他再次见到林肯。这一次，林肯要授予他准将军衔，谢尔曼说：别！我现在不想当将军。林肯有点懵：啥？别人都排队抢着当将军呢。谢尔曼说：我要先证明自己，然后晋升。给个上校当当就行。几天后，谢尔曼在街上碰到西点的朋友欧文·麦克道尔，麦克道尔问：“你要了个什么官儿？”谢尔曼说：“上校。”麦克道尔说：“啊？你应该要个准将呀！你像我一样胜任的！”谢尔曼说：“我知道。”几个月后，麦克道尔在布尔溪惨败（参看《美国的故事（128）- 布尔溪》），而跟着麦克道尔一起经历惨败的谢尔曼上校却因作战勇敢升为准将。在罗伯特·安德森退休后，谢尔曼接替他统率肯塔基的联邦军队。

像以往一样，谢尔曼不管在哪都比别人“先知先觉”。他神经过于敏感，吵得别人很烦。他一个劲儿地给战争部打报告，说要20万军队才能消灭密西西比河谷的叛军，大家觉得他是疯子。后来，他调到亨利·哈勒克（Henry Halleck）将军的密苏里部，仍然瞎嚷嚷，又因得不到理解而精神颓废。哈勒克给美军总司令麦克莱伦将军打报告，说你能不能赶紧把这个神经病给我弄走，麦克莱伦也确信谢尔曼的脑子瓦特了。最后，哈勒克忍无可忍，打发谢尔曼回家“无限期休假”。谢尔曼的位置由他的朋友唐·布尔接任。

跟神经兮兮的谢尔曼相比，西部战场的另一颗新星看上去好像没有神经。在哈勒克看来，他的这位部下不光没神经，可能也没脑子。这位似乎浑浑噩噩的将军正是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 Grant）。格兰特的原名是海勒姆·尤利西斯·格兰特（Hiram Ulysses Grant），后来，一位国会议员在举荐格兰特去西点军校时把他的名字写错了，才成了现在的U·S·格兰特。

1822年4月27日，格兰特生于俄亥俄州，父亲是皮革匠和皮货商。格兰特是父母的长子，下面还有5个弟妹。他生性温和、安静，很害羞，相貌普通，瘦瘦小小，发育晚，直到20岁出头才长成中等身材。他没有谢尔曼那样显赫的家世和出格的智商，也不像谢尔曼那样聒噪。小格兰特除了在养马、驯马方面表现出天赋外，没有其他过人之处。父亲看他学别的也不成，要不就试试运气，到军队里锻炼锻炼？1839年，父亲写信给选区的联邦众议员托马斯·哈默（Thomas Hamer），请他推荐17岁的格兰特去西点军校。“民主党”人哈默倒是挺公平，尽管格兰特的父亲是“辉格党”的支持者，他还是为格兰特写了推荐信，只不过把名字错写成“Ulysses S. Grant”。西点的同学都叫他“山姆”（Sam），因为他的名字的缩写“U.S.”正是“山姆大叔”（Uncle Sam）的缩写，也是美国的缩写。

其实，格兰特对军旅生活不感兴趣，但一时半时又找不到其它兴趣，只好先遂了父亲的愿。他打算上一年学看看，然后退学去干别的营生。等一年过完时，他发现自己虽然不爱军校，但也没那么讨厌它，要不，先凑合着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这样又凑合了三年，毕业时，格兰特在全班39个同学中排名第21。像在家乡时一样，他除了骑术高超，善驯烈马，其余的乏善可陈。奇怪的是，公认的马上高手格兰特没被分到骑兵服役，而是去了步兵团。当时的西点毕业生按规定必须至少服役四年，格兰特像当初进军校时盼着毕业那样盼着退役的那一天，他对那身军装真的没热情。

1844年，格兰特驻扎在密苏里时去拜访西点的同学兼好友弗里德里克·丹特（Federick Dent）。谁知，这一去定了终身：格兰特爱上了丹特的妹妹茱莉亚。四年后，两人在圣路易斯结婚。从此，善解人意的茱莉亚成了格兰特最强大的精神支柱，他一天都不想离开她。他们一共生了四个孩子。正是在茱莉亚的鼓励下，格兰特那身军装穿到了“美墨战争”。战争中，格兰特先是扎卡里·泰勒将军的部下，后又随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一路打到墨西哥城，经历了所有的主要战斗。他从两位将军那里学到了很多战术和技巧，这是西点的课堂上缺失的。他表现得非常勇敢，从三心二意的兵油子变成一心一意的战士。战争结束时，他因功升为上尉。

战后，格兰特又去底特律、纽约上州、旧金山驻防，亲眼见证了“淘金潮”。远离茱莉亚的日子让他变得沮丧，开始酗酒。他越喝越凶，到最后，长官罗伯特·布坎南（Robert Buchanan）只好警告他：要么戒酒，要么回家。格兰特选择了回家。幸好布坎南是厚道人，没给他记过，这也算是光荣退役。1854年，在十年戎马生涯之后，32岁的格兰特回到圣路易斯。除了打仗，他什么技艺都没有，什么营生都不会，茫然若失地面对未来。

退役后的格兰特是天底下最宅的宅男，最高志向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他当过农夫，干过皮革生意，做过小买卖，从密苏里搬到伊利诺伊，漂泊不定。尽管有岳父和父亲的帮助，他还是干啥啥不行，一度穷困潦倒。从1854年到1861年的这七年见证了格兰特失意的人生，唯一的慰籍是妻子茱莉亚的守候。有她在，他就觉得满足和快乐；她不在身边时，他就郁闷难当，借酒消愁。如果没什么“意外”，这位未来的美军总司令、美国总统几乎注定会平平淡淡过一生。然而，“内战”爆发了。39岁的格兰特似乎一夜之间从平庸的路人变成天才的军人。他终于明白，他这辈子唯一擅长的事就是打仗。

像其他西点的同学一样，格兰特被任命为陆军准将，先在约翰·弗里蒙特麾下任职，又转到哈勒克的部队。哈勒克起初很不看好格兰特，觉得他神经大条，脑子又不太好使，还不够惹麻烦的。1861年11月3日，格兰特根据错误的情报，决定带3千人突袭肯塔基的贝尔蒙特（Belmont）。战斗在11月7日打响。开始时，联邦军队进展顺利，占领了阵地。但南方主将里奥尼达斯·波尔克（还记得那位主教将军吗？）迅速派来援军，南军人数达到5千人。危急中，有人问格兰特：“将军，我们被包围了！怎么办？”格兰特说：“怎么冲进来的就怎么冲出去！”身陷困境的格兰特沉着冷静，带着队伍有秩序地撤退。他的坐下马被打死，换匹马继续指挥，不避枪林弹雨。波尔克和狙击手都看到了这个“北方佬”军官，虽然他们不知道他的名字。波尔克对狙击手说：“你要是愿意就打死他。”但狙击手还是很绅士的，并未向正在指挥战斗的将军开枪。格兰特一直坚持着，最后一个撤离战场。双方各死伤600人。

“贝尔蒙特之战”是北方的又一次不成功的进攻，几乎是“威尔逊河之战”的翻版。这是1861年的“铁律”，每一场战斗都是北方主动进攻，南方防守，最后以北方失败告终。一根筋不怕死如格兰特者也不能扭转战局。但是，经此一战，格兰特赢得了战士们和他的上司哈勒克的尊重。他在时机出现时（哪怕是错误的时机）选择了行动而不是等待，他在满盘皆输时把机会留给所有的人。战士们知道，他们可以信赖格兰特，因为他不会扔下他们不管；哈勒克知道，他可以依靠格兰特，因为他不会退缩。此时的西部军团还有名无实，作为总指挥的哈勒克和另一位将军唐·布尔虽然算不上多出色，但他们都把重点放在打造一支全新的军队上。他们的努力很快就有回报，因为西部有格兰特。

令人沮丧的1861年过去了，1862年悄然来临。新的一年是否有新的转机？格兰特的下一个选择是什么？请看下一个故事：唐纳尔逊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