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140）- 蜕变

1862年9月，林肯总统发表“预备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为“内战”赋予了新的意义。尽管他仍然宣称“拯救联邦”是战争的唯一目的，但一切已经不一样了。其实，在宣言之前，革命性的变化早就悄然发生，只是大家还没意识到罢了。

战争对双方来说都是灾难，灾难面前并不人人平等。南方像北方一样想打“全面战争”，但他们要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杰斐逊·戴维斯总统也像林肯一样要对付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反对、和压力，但他似乎更在意能否赢得争论，而林肯更在意能否赢得战争。戴维斯没有林肯那种“自嘲”精神，对政客来说，“脸皮薄”有时会是个致命的弱点。北方人（和南方人）可以明目张胆地嘲笑林肯长得像大猩猩或任何动物，他对此已完全免疫。林肯的秘书约翰·海依（John Hay）描述过这样一幅场景：“总统大笑着走进办公室，手里拿着一本笑话书。他根本没意识到，他那显得超短的衬衫悬在超长的腿上，后襟露在外面，像一只巨大的鸵鸟尾巴，他自己比他正看的笑话书上的任何东西更可笑。什么人嘛这是。”相貌英俊、身姿挺拔、衣冠楚楚的戴维斯不必担心自己的外形会成为笑柄，但他的狭隘和患得患失足以让本来就脆弱的“南部邦联”（简称“邦联”）政府雪上加霜。

当最初的热情过去，南方人忽然发现，他们以“捍卫自由”为目的挑起的战争变成了他们身上的枷锁。就在他们大骂林肯政府的暴政时，1862年4月16日，南方国会通过了新大陆有史以来第一个“征兵法”，也就是义务兵役制，规定18岁到35岁之间的白人男人有义务服兵役三年。这事儿打破了新大陆“志愿兵役制”的传统，被视为对自由的侵犯。于是，南方人被胁迫着去反抗他们本想避免的胁迫。就在他们大骂林肯政府践踏自由时，戴维斯宣布对某些地区实行军事管制并废除“人身保护令”。对那些仍然对戴维斯在就职典礼上的承诺记忆犹新的南方人来说，这脸打得真是啪啪响。当时，戴维斯说，他的政府与林肯政府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拒绝损害个人自由以及言论、思想、和出版自由。”得，现在这一切都先靠边站，南方人必须以牺牲自由的方式去保卫自由。而且，戴维斯在执行这些法律和措施时比林肯可狠多了。北方实行军事管制和废除“人身保护令”的地区大多是他们占领的南方地区（比如新奥尔良）或“边界州”（比如马里兰），南方可没占北方一寸土地，南方的狠招都是冲着自己的人民来的。虽然这些措施被视为临时的，但正如南方的一些绅士们所说：“我们的自由，一旦失去，恐怕就会永远失去。”

政治上的混乱够让戴维斯头疼的了，但跟经济比起来不算啥。分裂出来的南方11个州是比较富裕的地区，国内总产值（GDP）在战前的整个联邦中占30%，不算差。问题是，GDP的结构太差。绝大部分南方GDP是以不动产（土地、房屋、庄稼，等等）和个人财产（马车、船、家具、工具、衣物、奴隶，等等）的形式存在的，流动货币只占全联邦的12%，银行资产只占21%。一打仗，南方人手里的东西，特别是棉花，卖不出去，没法变成现金。到1862年，大多数农场主已债台高筑。战前，南方人的债大多是从北方的银行或个人那儿借的，共大约2亿美元。“内战”开始后，为了报复北方，政府号召大家“赖账”，钱不还给北方人了，而是“还”给“邦联”政府，“邦联”则按金额将政府债券赠与这些债务人。这就等于用北方人的钱买南方政府的债券，既使个人受益，又增加政府的收入。盘算得倒是挺美，但最后只收上来大约1千2百万美元。此法的推行困难重重，很多债务人不想因此毁了信誉，还是愿意把钱交到北方债权人手中，以此换取向北方私运棉花的渠道。这个政策的失利使“邦联”第一次尝到政府强行干预私人合同的恶果。

打仗需要钱，供应战争是南北双方都要面对的头等大事。一般来说，政府供应战争的方法有三：一，征税；二，举债；三，印钱。征税是经济上（不是政治上）最安全的措施，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但对北美人来说，这是最不受欢迎的做法。“内战”之前的美国人是这个星球上赋税最少的民族，联邦政府只征很低的海关税（进口税），州政府征一点其它税，而南方的赋税负担只有北方的二分之一，因为南方除了新奥尔良和查尔斯顿没有大的港口。现在，“邦联”想多征点税，遇到的阻力之大可想而知，就是有了立法也没有执法力量。整个战争期间，“邦联”要死要活地一共才收上来350万美元的税，这点钱可能只够养军两三天。征税行不通，借债似乎成了更好的办法。“邦联”政府发行债券，卖给投资人。第一个1千5百万卖得很顺，一会儿就光了。但接下来的1亿美元就卖不动了，一是因为南方人手里缺现金，二是因为通货膨胀的速度（到1861年底每月上涨12%）远远高于债券的利率（年利8%），这要多爱国才下得去手买啊？南方的财政部长克里斯多夫·梅明格（Christopher Memminger）很有创意，他允许大家先“预订”债券，卖掉庄稼后再交钱，这便是“实物债券”，即便如此也只卖出去3千5百万。剩下的大窟窿只能用一个办法补了：印钱（纸币）。

印钱的“学名”叫法定货币（Fiat Money 或Legal Tender），就是凭政府的法令生效的货币，不能直接兑换金银，不能被拒绝流通。有人拿纸币来买东西，你必须得卖，尽管你知道那不是真金白银。今天世界的主要货币都是法定货币，全靠政府信用，大家都习惯了，但1862年的北美人很不习惯。在此之前，中央政府主要是“铸币”（金银币），私人银行或州政府才会为了流通方便而发行本票（相当于纸币）。如今管不了那么多了，“邦联”硬着头皮印钱，承诺在战争结束两年后将这些纸币兑换成金银币，前提当然是，战争结束后“邦联”依然存在。印纸币首先引起的是关于“合法性”的争论。别忘了，“南部邦联”的宪法除奴隶制的问题外，其它内容跟美国宪法几乎一摸一样。对宪法的解释自然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在南方占主导地位的一向是“狭义派”，执政的“民主党”就是“狭义派”的代表。很不幸，战时的所有经济措施都是“汉密尔顿主义”最真实的体现，这对奉杰斐逊和杰克逊为祖师爷的“民主党”来说实在是个尴尬局面。宪法明明只说政府可以“铸”（Coin）钱，没说可以“印”（Print）钱，纸币岂不违法？对此，戴维斯只能用汉密尔顿曾用过的“必要与适当条款”去堵大家的嘴。“法理”讲清了，现实却没那么多理好讲。在经济实力本来就弱的南方，加印纸币自然引起货币贬值，价格指数飙升。开始时，南方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纸币贬值较慢，1861年9月的价格指数只比1月涨了25%，到后来便成了脱缰的野马，1863年初已涨了7倍。货币贬值的直接后果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就是变相加税，特别是加在穷人身上的税。1862年，南方的工资涨了55%，商品价格却涨了300%。虽然一般的农户可以生产自己消费的粮食和牲畜，但有些必需品是生产不了的，比如，食盐。1862年，盐已从每磅2美元变成每磅60美元。战前，南方的盐绝大多数从北方或海外购买，现在，北方一封锁，什么都进不来，只能靠走私。接下来，自然是商人囤积居奇。为了打击不法商人，戴维斯政府祭出“限价令”，结果只有两个：一，商人们干脆关门不卖货了，反正卖也亏本，那点利润根本赶不上通胀率；二，黑市猖獗。到最后，政府又不得不取消限价令。人心不稳，军心也不稳，特别是来自穷苦家庭的战士，开小差的越来越多。一个密西西比的战士说：“我们想捍卫我们的国家，但首先要保护我们的家。”现在你应该明白为什么南方军队的供给这么差了吧？到1862年，南方的经济已不可救药。

南方那乱哄哄的一团讲完了，现在看看北方，看看“共和党”在面对同样的乱局时与“民主党”的不同。这不同来自政治环境和经济实力的差别，否则，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首先，北方在政治上比较轻松。拯救联邦也好，解放奴隶也罢，反正道义在北方一边，不必编造理由。既然是人心所向，政府干点不招人待见的事也就不会引来太多非议。军事管制，废除“人身保护令”，这都是林肯开的头，但大家议论几句也就算了，林肯没有受到戴维斯受到的那种猛烈抨击。政治上顺了，一切似乎都变得“逻辑自洽”，这要归功于1860年大选中上台的第37届美国国会（1861年 – 1863年）。国会的“届”是以众议员的任期为周期，每届两年（知道今天的美国国会是第几届吗？）。第37届国会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效率最高、影响最深远的国会之一，也许唯一能与之媲美的是“大萧条”中当选的第73届国会（1933年 – 1935年）。这也很好理解，非常时期需非常手段，时势使然。

国会的首要任务是资助战争。像南方一样，北方的财政状况也受到挑战。林肯在1861年入主白宫时，因“1857年关税法”（低关税）和“1857年大恐慌”（经济危机），税收降低了30%，国债达到40年来最高额（约6千5百万美元），联邦财政已连续四年（1858年至1861年）赤字，这种窘境还是自“1812年的战争”以来的头一回。与南方的财政部长、银行家梅明格不同，北方的财政部长萨尔蒙·奇斯（Salmon Chase）完全没有财政金融方面的经验，对他的任命纯粹是照顾“共和党”激进派的势力，也是林肯在竞选中的承诺（参看《美国的故事（126）- 萨姆特堡》）。你可能以为，这下完了，情况这么糟，还让一个外行当家，不是找死吗？谁知，奇斯的表现让所有的人“惊艳”。他像林肯一样，学习能力超强，判断力一流，自己不懂不要紧，找了个专家当助理，就是费城的银行家杰伊·库克（Jay Cooke）。在库克的辅佐下，奇斯与国会密切合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奇斯的第一个“发明”是将国债卖给普通人。此前，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国债的主要购买者是银行、银行家、企业家、大种植园主等经济实力雄厚的人或组织，因为国债的单位面额很大，一般人买不起。奇斯把国债分拆成50美元一份，还可以按月分期付款，几乎所有的人都能买得起了。库克的营销策略与爱国主义宣传相结合，声称“以民主的手段资助民主的战争”，掀起购买国债的热潮，很快就卖掉4亿美元5到20年期的债券和8亿美元7到30年期的债券，整个战争中，联邦政府共借债将近30亿美元。跟我们前面讲的南方通过国债筹集的那点钱比起来，北方的国债显然是个巨大的成功（也是巨大的负担）。“内战”期间，国债在南方的战争筹款中的比例少于五分之二，在北方的比例却超过三分之二，看出“人民战争”的滋味来了吧？除了北方人手里现金多的事实，这与人民对自己政府的信心也密切相关。北方人知道，不管战争的结果如何，联邦政府都会延续下去，最坏的结果是少了块地方而已。但南方人不一样，他们只能赢不能输。输，意味着“邦联”不复存在，那买国债的钱不就打了水漂吗？也有人指责库克在推销国债时“中饱私囊”。诚然，库克的公司赚了400万美元的佣金，但也付出了巨额营销费用，纯利润只有70万美元。虽说在那个年代这是笔不小的数目，但跟其它营销方式比起来，这是联邦政府成本最低的选择。你可能已经看出来了，奇斯和库克的这套操作与今天美国的国债发行如出一辙，一个现代化的财政管理体制正在形成，当年汉密尔顿对国债的设想正在变成现实（参看《美国的故事（64）- 晚餐》）。

接下来，便是征税。如前所述，征税在南方受到强烈抵制，征税所得只占战争筹款的5%到6%。北方就不一样了，占21%。北方加税也是自然的，国债卖了那么多，不加税哪来的钱还债？国会先是提高了海关税，但这是杯水车薪。革命性的变革是征收国内税。1861年8月5日，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由联邦政府直接征收的收入税（Income Tax），或叫所得税，生效了。“共和党”不怕引发选民的不满被赶下台吗？不怕，因为对税法的设计充分考虑了“穷人”的利益。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威廉·费森登（William Fessenden）解释道：税法只对年收入800美元以上的人征3%的税，这样基本上就把大部分工薪阶层排除在外了，“我相信，税收的负担会在社会各阶层间公平地分配。”随着战争的进展，税越来越多，税法也越来越完善。1862年的“国内税法案”（Internal Revenue Act of 1862）创立了让今天的美国人闻风色变的“国税局”（Bureau of Internal Revenue）。战时的税大多是临时的，但国税局成为联邦政府的永久性机构，美国纳税人与联邦政府的关系也永久性地改变了。

“1862年税法”比1861年的税法“更上一层楼”。联邦政府对烟、酒、扑克牌征“罪责税”（Sin tax），对马车、游艇、台球桌、珠宝、和其它贵重物品征奢侈税，对医药、广告征商业税，对几乎所有的专业证书征执照税，对几乎所有的印刷品征印花税，对股票红利和债券利息征所得税，对公司、银行、保险公司等征公司税，对工业品和加工食品征增值税，还有遗产税和前面提过的收入税，等等，反正，除了呼吸的空气不交税，其余的都交。美国人终于过上了“一言不合就交税”的日子，这些税的征收方法“现代感”十足。比如，工资税用“预扣”（Withhold）的办法，在发工资时就先把税扣下，跟今天一摸一样；再比如，税率实行“递进制”，年收入小于等于600美元不交税，600到1万美元交3%，1万美元以上交5%，第一个1000美元的遗产不交税，资产少于600美元的公司不交税，等等。总之，大部分的税赋负担落在了比较富裕的阶层身上，众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撒迪厄斯·斯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对税法的解释与费森登如出一辙：“富人以他们丰厚的收入承担了大部分税收……，工人、技工没有负担……，穷人的食物没有被征税……，那些靠体力活生存的人不会受税法的影响。”当然，这只是立法者的一面之词，税的“温度”，纳税人冷暖自知。

像南方人一样，北方人也要面对除国债和税之外的第三个问题：纸币和它带来的通货膨胀。战前，美国虽然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按人均产值算，她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平均生活水平高于大多数欧洲国家，新大陆算得上是人间天堂。战事一起，林肯忽然发现，原来“藏富于民”的意思是政府没钱。不管怎样，林肯还是比戴维斯幸运，他至少继承了两样南方没有的东西：独立国库和海关税收，但这点家底儿一会儿就折腾没了，养军一天至少要100万美元，哪够花的？1861年，联邦军队屡战屡败，从萨姆特堡到贝尔蒙特，全年一个胜仗都没有，再加上与英国的外交摩擦（“特伦顿事件”），眼看着要完蛋的样子。“1861年大恐慌”让挤兑狂潮席卷北方，12月30日，纽约的银行宣布拒绝用硬通货（金币、银币）付账，其它银行马上跟进，市场立刻出现“钱荒”。联邦政府也傻了，若是继续用金币银币支付，不出几天，国库里的黄金就全流走了。林肯叹道：“国库见底了，我该怎么办？”

财政部长奇斯建议国会通过立法建立国家银行，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发行纸币。纸币是财政部开的票子，这些票子不能兑换黄金或白银。他说，纸币的好处有三：一，降低对硬通货的需求；二，增加货币流量；三，催生金融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奇斯的建议最终反映在1863年的“国家银行法”（National Banking Act of 1863）上。国会虽然没有真正建立国家银行，但一套现代金融体制的架子搭起来了。同南方一样，奇斯和国会也要面对纸币“合法性”的问题。不用猜就知道，他们用的也是“必要与适当条款”，这一条真是万金油，放在哪里哪里亮。“共和党”基本都是“广义派”，便宜行事起来没什么心理障碍。1862年2月25日，林肯的签字使“法定货币法案”（Legal Tender Act）成为法律，美元纸币诞生了。因纸币的背面是绿色的，所以得了个别号叫“绿背”（Greenbacks）。今天的美元仍被很多人称为“绿背”。

纸币在今天不算啥，在当时可是一大发明，美国第一次有了全国统一的纸币。它不仅改变了货币本身，也改变了货币制度，国家信用成为维护国家主权的最重要的力量。开始印钱的财政部忽然变“富”了，到1862年7月，已发行了3亿美元纸币。奇斯还耍了个小心眼儿，在每张1美元和其它数额的票子的正面印上自己的头像，好让全国人民都认识他，为日后问鼎总统宝座做准备（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当总统）。最大的奇迹是，美元纸币竟然没引起南方那样的价格指数飙升和货币贬值。如果以1861年的价格指数为100，到1862年底，南方已经涨到686，北方只有114，也就是说，南方物价涨了将近7倍时北方只涨了14%。整个战争期间，北方的通货膨胀率是80%，听上去很糟糕吗？那就跟南方的9000%比比。“一战”时的通胀率是84%，“二战”是70%（包括战后恢复期），可见，80%真的很“正常”。那么，不与黄金白银挂钩的纸币到底贬值了多少呢？在纸币发行后的四个月里，金币对“绿背”的比率是100比106（没有黑市），100美元的金币可换106美元的纸币。“绿背”的坚挺度是不是令人咂舌？

到底是什么让北方的货币政策如此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经济实力，其次是发行时间刚好是联邦军队打胜仗的时间（1862年上半年）。第三个原因是，北方的纸币在战争筹款中占的比例跟国债（66%）和税收（21%）比起来小多了，“1862年税法”抵消了大部分通货膨胀的压力。这是国会和财政部联手创造的杰作。对比一下南北双方的战时经济政策就能看出，南方主要靠发行纸币，掠夺人民的财产，生活必需品价格飙升使最重的负担落到穷人身上。北方主要靠发行国债和征税，负担主要落在富裕阶层。“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这个层面上的操作水平可见一斑。

北方的经济稳定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受益，工薪阶层，特别是非技术工人，还是受到了冲击。既使比南方好很多，物价毕竟也上涨了，工资的购买力平均下降了20%。本来，因战争引起的移民数量和劳动力的减少应该造成工人短缺和工资上涨，这种情况却没发生。最主要的原因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某些关键产业中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战争开始后，收割机、割草机被大量用于农业，缝纫机使军服、棉被的产量翻了好几倍，布莱克-麦凯机（Blake-McKay machine）使制鞋速度提高了100倍，这些工厂、农场里不需要以前那么多人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出来工作的女人，她们填补了男人的空缺，工资却只有男人的一半。这一切都让非技术工人的日子更艰难。不过，也正是战时需求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应用。一位观察者写道：“做为伟大的农业机械化的见证，我看到一个胖胖的上了年纪的女人，她的三个儿子都参了军。她悠闲地驾着割草机，轻轻松松地就割了7英亩。”在废除奴隶制的战后，大型农业机械渐渐成为主流，大农场从劳动（奴隶）密集型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现代化的农业形成了。

第37届国会的成就远不止于革命性地创造了现代金融和税收制度，也不止于向废除奴隶制迈进了一大步（参看上一个故事），它的成绩单还包括对公共土地的分配。国会效率之所以这么高，除了战争原因，更重要的是，南方退出了联盟。这些承载着汉密尔顿主义、“辉格党”、“自由土地党”、和“共和党”理想的立法在战前就被无数次地提出过，但一直通不过，就是因为代表南方的“民主党”的阻挠。现在，南方拍屁股走人，北方的“民主党”人势单力薄，“共和党”还不是想咋折腾就咋折腾，大刀阔斧地领导美国实现现代化。当战败的南方重返联盟时，它将发现，它重新加入的联邦早已不再是它离开的联邦。

1862年5月15日，国会创立了“农业部”，林肯称之为“人民的部门”。5月20日，总统签署了国会通过的“宅地法”（Homestead Act of 1862）。“宅地法”起源于“自由土地党”（Free Soil Party）的“给每一个穷人一个农庄”（Give every poor man a farm）的理想。法律规定，凡年满21岁的美国公民，包括女人和正在申请公民资格的移民，只要交很少的手续费（18美元），就能在西部（大多在密西西比河以西）获得一块160英亩（960市亩）的土地，连续耕种或改良5年后，这块土地就归个人所有。实际上这就是联邦政府把公共土地白送给民众，只要你有勤劳的双手，新大陆就能让你“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宅地法”是“共和党”政府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将持续了一百多年的西进运动推向高潮。在“内战”结束前，已有大约2万5千名拓荒者从政府那里获得了300多万英亩的土地，最终共有50多万农户家庭获得了8千多万英亩的土地。后来，1866年的“宅地法”把刚获得自由的黑人也包括了进去。法案也许没有给每个穷人一个农庄，但它给了勇于开拓的美国人一个梦想开始的地方。

国会通过的第二项关于公共土地的立法是1862年7月2日的“莫利尔法案”（Morrill Act），也叫“高等教育赠地案”，由来自佛蒙特州的众议员贾斯汀·莫利尔（Justin Morrill）设计并推动通过。像“宅地法”一样，“莫利尔法案”也起源于一个纯洁的理想：建立“农业学院”（Agriculture colleges），最初是伊利诺伊大学的乔纳森·特纳（Jonathan B. Turner）教授提出来的。1855年建立的密西根州立农学院，也就今天的密西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成了“莫利尔法案”模拟的样板。

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向每个州（包括回归的南方州）的每一位国会议员（包括参议员和众议员）赠送3万英亩（120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些土地有的在本州境内，但大部分在西部。这些地不归议员们私人所有，而是属于各州，土地要用于“农业或机械技术”（Agriculture and Mechanic arts）相关的教育。各州可以把学校建在获赠的土地上，也可以把地卖掉，用所得款项资助现有的或新的大学，学校必须包括农业、工程、机械等科目，也包括为美国军队培养预备役军官。“莫利尔法案”共赠送了1千7百万英亩（约7万平方公里）的公共土地，各州卖地共得755万美元，地和资金全部用于高等教育。

“莫利尔法案”是联邦政府为高等教育打的一针“强心剂”，改变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格局。在此之前，高等教育的领导者是那些古老的私立大学，堪称“精英俱乐部”，入学考试要考“死了的语言”（拉丁语，希腊语），平民子弟谁没事儿去学那个？各州建过一些公立大学，但资金有限，比不过实力雄厚的私立学校。“莫利尔法案”催生了一大批公立（和私立）大学，让高等教育走进千家万户，让千万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最著名的“赠地案大学”（Land-grant Universities）是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vi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另外还有爱荷华州立大学，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明尼苏达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以及后来的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等等。除麻省理工和康奈尔是私立大学外（康奈尔有一部分属于公立），其余的都是公立大学，它们中的很多是今天的世界一流学府（号称“公立常春藤”）。“赠地案”也改变了教育的结构。它在培养了大批农业方面的人才的同时，也让实用科技，特别是工程学，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案通过50年后，美国每年培养的工程师人数超过了欧洲的工程强国德国，工程学教育领先世界。

第三项土地立法是为了修建跨大陆铁路（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这事儿我们在前面的故事中也讲过了，南北双方的争夺和来自南方的阻力曾使立法困难重重。现在，摆脱了南方束缚的国会终于可以大展宏图。1862年7月1日，就在“国内税法案”生效的那一天，林肯签署了“太平洋铁路法案”（Pacific Railroad Act）。联邦政府对每英里铁路提供6千4百英亩公共土地（这个数后来翻倍），外加每英里1万6千美元（平原）或4万8千美元（山区）的贷款，先从内布拉斯加的奥马哈（Omaha）修到加州的圣弗朗西斯科湾，又从加州的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向东延至犹他。1862年的“太平洋铁路法案”和它的几个后续法案获得了肉眼可见的成功，共向铁路公司提供了1亿2千万英亩土地。虽然修建铁路的过程滋生了腐败和财团利益，但在1862年的美国人眼中，联邦的资助是促进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投资，它将使所有的人受益。我们在后面还要讲铁路的故事。

不管是分宅地，建学校，还是修铁路，国会似乎正在把大片公共土地私有化或置于特殊用途，从长远看，这样会不会损害公共利益？其实不必担心。这三项立法加起来，联邦一共赠送了2亿2千5百万英亩的土地，这只是美国20亿英亩公共土地的一小部分。尽管伴随着腐败、浪费、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但这些土地为人民提供了家园，在新大陆的版图上点亮了高等教育的灯光，也用铁路网把美国编织成了一个现代国家。

第37届国会是以“共和党”为主体的“第三政党体系”的第一届国会，为国家主义、现代化、和种族平等奠定了基石，为即将到来的“镀金年代”（Gilded Age）打好了框架。它以超人的效率和智慧支持了战争，解放了奴隶，分配了土地，它比任何一届国会都更深刻地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它的经济措施创造了无比强大的中央政府，美国人再也回不到从前的“散漫”状态。所有这些立法都是在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进行式中产生的，显得尤为可贵。有人说，这届国会描绘了“现代美国的蓝图”，也体现了“第二次美国革命”的意义：“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在宪法的框架下，北方和西部的资本家、工人、农民把南方的种植园贵族逐出了权力的中心，打破了旧的社会阶层，重新分配了财富。”战后的美国是大商业、大银行、重工业、资本密集型农业的天下。“内战”结束五年后，美国与英国、德国一起开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引领人类进入“电气时代”。“内战”结束十五年后的1880年，美国超越英国成为工业化最彻底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的面包篮”（World’s breadbasket）。“内战”结束三十年后的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一位，成为最富裕、最发达的国家。也许，即使没有“内战”，这些变化也迟早会发生，但“内战”毫无疑问是这一切的催化剂，它以如此猛烈的方式撕裂了美国又重塑了美国。林肯和“共和党”不是拯救了一个旧联邦，而是创造了一个新国家，一个超越了国父们的设计和他们自己的想象的不同的国家。

“共和党”将带给新大陆一个金碧辉煌的未来（“镀金年代”），但现在，它必须先打赢眼前的战争。1862年底至1863年初的冬天显然不是个让人舒服的季节。南北双方将面临什么挑战？“内战”又将走向何方？请看下一个故事：寒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