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21）- 抗税风波

1765年，北美殖民者们终于走到了“美国革命”的大门口。人们之所以对“美国革命”津津乐道，不仅仅是因为它催生了“美国”，从此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航程；还因为这场革命与其说是一段历史，不如说是一场梦。它开始得莫名其妙，进行得糊里糊涂，结束得出人意料。革命中的那对冤家，英国和美国，似乎都有充足的理由指责对方，实在说不上谁更正义，谁更邪恶。她们之间的冲突更像家长与孩子间的争吵，做父母的过于专横，不能理解儿女的诉求，做儿女的过于刁蛮，无法体会父母的苦心，以至于最后竟然大打出手，彻底分家。当后人回顾这段日子时，不禁为英国惋惜，为美国庆幸，也不得不感叹世事难料。本来，这一切都不必发生，或不必发生得这么早，但历史没有“必然”，只有“偶然”，上帝的手让所有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美国革命”因何而起？但凡“革命”，或者“造反”，总要有个站得住脚的理由。看看世界各国的“造反”史，不外乎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内部压迫，上面的人极端腐败，下面的人极端贫穷，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反也是死，不反也是死，那就反了吧。1789年的“法国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都是这样形成的。二是外来侵略，强势民族把弱势民族逼到了墙角，激起民族独立运动，比如亚、非、拉的革命。可是，所有这些理由在当时的北美似乎都不成立，至少远远不到引发革命的程度。

在北美，虽然下层平民的生活不富裕，城市里也能见到四处乞讨的流浪者，但总的来说，这里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移民们又很勤劳，填饱肚子不是大问题。“饥俄”对北美人来说是个比较遥远的词，似乎只有150多年前那些刚刚踏上新大陆的第一批殖民者们才尝过“饥俄”的滋味。到十八世纪中，英属北美殖民地大多数下层平民的生活还过得去，比旧大陆的人们舒服多了。更重要的是，新大陆的“中产阶级”已经初具规模，他们是小农场主，小手工工场主，小商人，小企业主，律师，医生，学者，等等，他们过着即使不大富大贵却也衣食无忧的生活。上层社会就更不用说了，新大陆对他们来说就是天堂。看上去，无论哪一个阶层都没有理由非要“革命”不可。黑奴和印第安人可能有造反的动机，但他们力量太小，成不了气候。

大英帝国一直是在“重商主义”的指导下管理北美殖民地，也就是，经济为主，政治为辅。殖民地向英国出口木材、皮毛、鳕鱼、烟草、大米、靛青，然后从英国进口家具、工具、农具、服装、酒、糖、茶叶、奢侈品、和其它各种制成品，当然还有奴隶贸易。英国禁止北美与其他国家做生意，也限制北美的成品加工业。她很满意自己的杰作，因为北美是她的“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典型的“殖民地经济”。英国从北美捞足了油水，北美也从对英贸易中获利，殖民者们没觉得啥不好的，有钱赚就行，管它买卖的是什么呢。

在政治上，英国国王和议会对北美采取的政策是“适当的忽视”（Salutary Neglect），就是“假装看不见”的意思，只要你宣誓效忠，不闹事，其它的随便。因此，北美殖民地一直享有最大限度的“自治“权。那8个“皇家殖民地”（Royal Colonies）虽然由英王任命总督，但日常事务都由选举产生的殖民地议会管理，他们与总督平起平坐，没受多少限制。另外5个非“皇家”殖民地就更自由了，议会就是老大。对英国来说，“忽视”对殖民地的政治统治，节省了大笔行政费用和军费，连“皇家总督”的工资都从殖民地的税收里出，英国一分钱不花就赢得了殖民地的忠诚，这笔买卖做得值。北美人当然也很高兴，谁愿意天天让人管着？5000公里的大西洋把殖民地与“祖国”远远地隔开，让殖民者们觉得非常舒服，他们几乎完全自己管理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殖民地政府除了没有一个主权国家的对外宣战权，其余的一样不缺。谁要说北美殖民地没自由，那可真是没天理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这群享受着当时世界上最舒适的生活、最开明的政治、最自由的文化的人起来“造反”？殖民者们一向追求的是“自由与财产”（Liberty and Property），英国显然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可他们为什么还要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闹“革命”呢？有人说是“性格”，美利坚民族天生的“野性”决定了他们不会久居人下。但性格强悍的民族多的是，为什么只出现了一个美国？有人说是“理想”，“美国革命”被认为是最“理想主义”化（Idealism）的革命，是对“启蒙思想”最宝贵的实践。可是，“理想”能当饭吃吗？也有人说是“钱”，从英国独立出去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大家都有钱赚。但失去了最大的贸易伙伴后，谁又能保证北美还会像以前那样财源滚滚呢？

有一点似乎是公认的，就是英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和英国议会（Parliament）接二连三所犯的错误，导致了英美两国分道扬镳。但即使这一点也很勉强。可怜的乔治三世不是好国王，但他既不骄奢也不残暴，据说还是个很不错的人，只是做了一份自己不擅长的工作而已。再说，立宪下的君主，本来就没多大实权，就算坏，又能坏到哪去呢？英国议会也没那么十恶不赦。实际上，从后面的故事中你会看到，议会还是愿意与殖民地妥协的，一让再让，却阴差阳错，回天乏术。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革命前，革命中，革命后，很多北美人，包括美国的“建国国父”们，都对英帝国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华盛顿总统的政府就是明显的“亲英”政府，而“亲英”倾向也一直是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一部分。直到今天，美英仍是“天然盟友”。从两国那种“打断骨头还连着筋”的情谊上不难看出，当年的英帝国在北美播种的不是仇恨是恩德。

既然连历史学家们都说不清北美为什么会爆发革命，我们就不必自寻烦恼了。该发生的迟早会发生，就让我们看看那第一把火是怎样点起来的吧。

一切似乎都是“法国与印第安人的战争”（英法“七年战争”）惹的祸。1756到1763年的英法战争，以英国的辉煌胜利而结束。在北美，英国从法国手里抢来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的一部分，又从西班牙手里抢来佛罗里达，要多风光有多风光。可是，风光的背后是陷阱。为了供给战争，英国政府借债高达1.3亿英镑。更要命的是，仗打完了，军费支出却降不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有大约1500个军官不想离职。他们都是职业军人，不打仗就意味着失业。这些人跟上层政要关系密切，很多是贵族子弟。既然要保留这些军官的职位，总不能让他们当光杆儿司令吧？那只好维持大批的常备军了。英国本土的人已经厌倦了常年的战争，看见军队就头晕，不想交那么多税养活他们。咋办呢？就把他们送到北美吧，反正新占了那么多地方，总要有人维持秩序。于是，“七年战争”后，英国议会决定派一万名英国士兵常驻北美，每年开支约23万英镑。

现在的问题是，英国将怎样还清那一屁股债？驻北美的军队由谁支付费用？英国政府跟世界上所有叫“政府”的怪物一样，似乎只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征税。接下来的问题是，向谁征税？英国本土的税已经征到头了，再增加任何税收都有引发革命的危险。国王和议员们拿着地图一看，咦？咱不是还有一头又肥又大的“现金牛”（Cash Cow）北美吗？养了它这么多年，该是挤奶的时候了！

其实，议会不是不讲理，他们确实有响当当的理由：我们出钱出兵打赢“法国与印第安人的战争”，最大的受益人当然是殖民者；现在我们派兵常驻北美，保护的也是殖民者。那么，殖民地帮助分担一些战争费用，支付常驻军的军饷，不是应该的吗？再说，又不是让北美支付所有的军费，只是一部分与他们密切相关的费用而已，不算过分吧？

可是，议会的绅士们哪里知道，这头“现金牛”实际上是披着牛皮的狼，还是白眼儿狼。她受到法国威胁时，见了英国兵亲着呢，别说喂几口奶了，就是割几斤肉都没二话。可危机一过去，她马上就想回归自己的小日子，盼着这些兵从哪来赶紧滚回哪去。英国一决定在北美派常驻军，立刻遭到殖民地议会的反对，他们也有响当当的理由：俺自己会照顾自己，不用您保护，谢谢。殖民者们心里的小算盘打得精准，这么多当兵的，吃喝拉撒，谁管？你要是让俺喊“英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俺一天喊一万遍都没问题，可你要敢动俺的钱包，俺就跟你玩儿命。

可惜，英国从国王到政府首相再到议会议员，没有人来过北美，他们连北美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更不用说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和民族性格了。他们按自己的逻辑做着自己认为正确的事。1764年4月，英国议会通过《糖税法案》（Sugar Act），规定凡北美殖民地进口的糖必须缴纳每加仑3便士的海关税，也就是大约3.8升才交3分钱，确实不算高。议会就是怕引起反抗才把税率压得很低，而且收上来的钱完全用于殖民地的海关管理，不回流宗主国。与此同时，议会还放出风去，将在第二年加征“印花税”（Stamp Tax）。

“糖税”和后来的“印花税”虽然都不高，却是英国议会“破天荒”第一次直接向北美殖民地征税。以前，英国因为不需要支付任何管理北美的费用，从来不向北美征税。税收完全由殖民地议会解决。各个殖民地虽然政府结构略有不同，但基本上都是“大社会，小政府”，没有庞大的官僚机构，自然也就没有庞大的支出；没有庞大的支出，自然也就不用收很多税。于是，北美人享受了一百六十年低税收的生活。

其实，英国议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慎重，在实行新税法，特别是“印花税”之前，他们专门咨询了那位德高望重的殖民地驻英国的贸易代表本杰明·富兰克林。此时，富兰克林已经在伦敦住了10年。他热爱伦敦，非常忠于英帝国，同时也很热爱家乡北美。北美人说他是英国人，英国人说他是美洲人，富兰克林觉得自己是个很公正的人。他看了议会的法案，觉得这个税还算比较合理，也不重，殖民地会不高兴，但不会闹上天。可是，老爷子这回算是看走眼了，他也许在英国呆的时间太长了，低估了自己同胞的坏脾气和撒泼捣乱的本事。

《糖税法案》一石激起千层浪，殖民地人立刻爆炸了。想征老子的税？没那么容易！当时，北美殖民地经济正赶上战后萧条期，大家本来就一肚子火，别说3分钱，半分也没有！你不是收糖税吗？俺不进口了，俺走私！结果，海关折腾了大半年，没收上几分钱。可是，不知为什么，英国议会好像没反应过来，也没看出殖民地人的刁蛮本性，还是自顾自地于1765年3月颁布了那个著名的《印花税法案》（Stamp Act）。

“印花税”在英国本土已经实施多年，是一种很有效的直接税（Direct Tax），它要求很多印刷品必须用带“印花”的纸，这种纸由伦敦提供。法案覆盖的领域非常广，比如律师、医生的证书，商业许可证，法律文件，报纸，小册子，书，甚至扑克牌，每页纸上都要带有英国政府的“印花”。当然，为了戴上“花”，就得交钱。“印花税”的金额也不高，每页就几分钱。但偏偏是这几分钱点燃了“美国革命”的燎原之火。

如果说，殖民地人反对“糖税“时还只是本能反应，到“印花税”时就已经变成了大规模、有组织的抗议行动了。全美13个殖民地都开了锅，猜猜闹腾得最厉害的是哪个？当然是拥有悠久的“暴徒”与“黑帮”历史的马萨诸塞！

《印花税法案》一公布，波士顿立刻陷入混乱，人们走上街头，先是示威游行，后来就变成了打砸抢。暴徒们冲进政府机关，殴打官员，砸玻璃，毁桌椅，烧房子，还差点拆了副总督托马斯·哈金森（Thomas Hutchinson）的家，搞得一片狼籍。在波士顿人眼里，暴力就是革命，就是自由。

这一次，人们已不再是单纯反对“印花税”了，他们更担心，如果“印花税”不能被制止，以后英国议会不是要为所欲为吗？昨天是“糖税”，今天是“印花税”，鬼知道明天还有什么税，这还有头吗？他们好像看到一双巨大的手正在向他们伸来，要扼住他们的咽喉，让他们无法呼吸。当时的北美人认为，英国政府已经得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病，这个病的名字叫“腐败”，他们特别害怕这个病横跨大西洋，登陆北美。英国议会连连对殖民地下手，说明他们已经开始放弃以前的“忽视”政策，而是变成“严加管教”。对自由散漫惯了的北美人来说，这是世界末日。

就在大家东一棒子西一鎯头地搞破坏时，一位律师站出来说了几句话，给殖民地人的暴力行为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位律师的名字叫詹姆斯·奥蒂斯（James Otis）。他不仅是律师，也是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的议员。他说，根据英国《大宪章》（Magna Carta）和《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英国公民享有的一项权利是，政府在没有得到纳税人同意的情况下，不能征税。怎么才算是征得纳税人同意呢？就是通过纳税人选举出来的代表，也就是议会的议员。英国议会有征税权是因为他们代表了“人民”，他们同意就是“人民”同意。如果“人民”不满意他们的代表，下回选举换个人代表自己就是了。

奥蒂斯说，问题就出在，北美殖民地在英国议会没有自己的代表（富兰克林不是议会议员）。既然没有代表，北美人当然也就没机会“同意”或者“不同意”加到他们身上的税收。英国议会在未经殖民地人同意的情况下向殖民地征税，显然已经构成“违宪”（Unconstitutional），侵犯了殖民地人做为英国公民的权利。所以，大家抗税是应该的。他提出了那句“美国革命”中最早也是最著名的口号：“无代表的税收就是暴政！”（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is Tyranny）。后来，这句话演变为：“无代表，不交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真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奥蒂斯的话让整件事完全变了性质。殖民地人的暴行已经不是“抗税”，而变成了“维权”。那点税不算什么，要是咱的代表同意，咱就交。可是，咱没代表，凭什么交税？这不是抢劫吗？本来，暴徒们闹事只是因为脾气大，这下可好，连不识字的农民都成了法律专家，挥着拳头高喊：“无代表，不交税！”暴徒们一想，原来老子只知道俺的钱让人抢了，弄了半天，俺的权也让人夺了。那咱还等什么？使劲儿砸吧！这才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呢。

估计英国议会的议员们个个都想把奥蒂斯活活掐死，可是没办法，人家说得不错，咱也得拿出理论来反驳一个吧？于是，议会说，殖民地虽然在议会中没有名义上的代表，但英国议员们却是他们“实际上”的代表（Virtual Representation），他们在制订税法时确实考虑了殖民地人的利益。而且，英国法律明文规定，英国议会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它高于王权，也高于殖民地议会，当然可以在殖民地征税。北美人一听，什么？老子被“实际上”代表了？狗屁！谁选你代表俺的？俺只认俺家门口那个议会，别的一概不认！

自从有了“法律”依据，殖民者们闹得更欢了。在马萨诸塞，暴徒们又想起了一个绝招，就是把收税官的身上涂满焦油，粘上羽毛，然后把绳索套在他们脖子上，拉着游街示众。更有甚者，暴徒们还把收税官的样子做成纸人，吊在树上烧，谁看了都得做噩梦。这种人身侮辱就有点太缺德了，收税官只是执行公务，又不管制订税法，议会的决策跟他们有毛线关系？可是，殖民者们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谁也不敢来收税，让法律成为一纸空文。

果然，“印花税”的税官们都哭爹喊娘地请求辞职，谁敢干这活？打死也不干。整整一年的时间，一分钱都没收上来。殖民地的暴乱让英国商人大受损失，他们也请求议会取消“印花税”。没办法，英国议会在1765年底开会讨论“印花税”的去留。此时，富兰克林也认识到事态的严重，他想平息殖民地的怒火，让一切恢复正常。富兰克林来到英国议会的听证会。在几个小时的听证中，他回答了议员们提出的上百个问题，证明殖民地确实“不堪重负”，无法承担“印花税”。议员们明明知道富兰克林在那“哭穷”是装腔作势，但也没辙，再耗下去北美就不可收拾了。1766年3月，议会终于宣布取消“印花税”。这个短命的税法只存在了一年，不但没收到一分钱，还造成大量人员和财产损失。更重要的是，英国人与北美人之间的感情受到极大的伤害，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在今后的日子里，这道裂痕是愈合还是加深，就要看英帝国的政治智慧了。

“印花税”被取消的消息传到北美，殖民地立刻成了欢乐的海洋，到处张灯结彩，庆祝胜利。波士顿人还为“印花小姐”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放火焚烧做成纸样的“印花”，极尽刁钻古怪之能事。

“印花税”结束了，“美国革命”才刚刚开始。英国议会能从此罢手吗？殖民地人将怎样应对新一轮的较量？请看下一个故事：愤怒的波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