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25）- 不自由，毋宁死

关于发生在1773年12月的“波士顿倾茶事件”的消息，直到1774年1月才传到伦敦。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承载这个消息的邮轮居然是波士顿的革命领袖约翰·汉考克公司的。英王乔治三世和英国议会终于对北美忍无可忍，他们觉得，现在是母亲严加管教她的孩子的时候了。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一首政治打油诗里所说：“我们的老妈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1774年4月，为了惩罚波士顿，英国议会通过了《强制法案》（Coercive Acts）。《强制法案》是由5个不同的法案组成的，包括《波士顿港法案》（Boston Port Act），《马萨诸塞政府法案》（Massachusetts Government Act），《司法管理法案》（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ct），《驻军法案》（Quartering Act），和《魁北克法案》（Quebec Act）。在北美人眼里，所有这些法案都毫无疑问侵犯了他们的“三权”：第一，天赋人权（Natural Rights），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Life, Liberty, Property）；第二，宪法赋予英国公民的权利（Constitutional Rights）；第三，殖民地宪章赋予殖民者的“自治”权利（Charter Rights）。北美人把《强制法案》称为《不可容忍法案》（Intolerable Acts），这些明显“违宪”的法案当然是“不可容忍”的！

《波士顿港法案》下令关闭波士顿港，直到东印度公司获得损失茶叶的全部赔偿，并且直到英王满意为止。殖民地人认为，关闭港口是对所有波士顿人的惩罚，而不是只惩罚肇事者，波士顿人被剥夺了为自己申辩的机会，这显然有失公允。关闭港口带来的经济损失就更不用说了。

《马萨诸塞政府法案》把马萨诸塞政府直接置于英王的控制之下，几乎殖民地所有的官员都将由英王任命，波士顿城镇会议和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的权力被大大削弱。这等于单方面修改了殖民者与英王之间的合同，殖民地宪章成了一张废纸。自从1620年“五月花”号到达北美，人们就是用《“五月花号”公约》的精神管理这片土地。“自治”传统已经深入骨髓，三岁孩童都知道“社会契约”。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现在，统治者在未经被统治者同意的情况下篡改法律合同，那么，被统治者也就不必依照契约效忠英王了。

《司法管理法案》是最让殖民者们无法忍受的。法案规定，如果皇家官员在殖民地犯了事儿，而总督认为他们在殖民地不能得到公正的审判，那么，总督有权将被告人移往其他殖民地或英国本土受审。比如，一个英国官员在马萨诸塞杀了人，他就可能被送往英国受审。而那些原告和证人呢，就要千里迢迢地到英国去出庭。虽然由此发生的费用会得到补偿，但是在那个交通不便、生活又不富裕的时代，有多少人愿意放下自己的营生，大老远地跑去打官司呢？其结果必然是，犯罪者逍遥法外，公平和正义得不到伸张。总督的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殖民地的司法独立荡然无存。

《司法管理法案》把殖民地的精英们推向了革命阵营，因为他们看到，“启蒙思想”所描绘的社会蓝图已经不可能在英国的统治下得以实现。那位几乎已退出政治的约翰·亚当斯，发现自己再也不能沉默了。他将挺身而出，为自由和正义而战。乔治·华盛顿把《司法管理法案》称为“谋杀法案”（Murder Act），他将用一个军人的满腔热血捍卫自己国家的尊严。其他的殖民地政治领袖们，也从对大英帝国的幻想中醒来，他们将领导这个弱小的民族，挑战“超级大国”的权威。

《驻军法案》适用于所有的北美殖民地，不只限于马萨诸塞。它强迫殖民地为英国驻军安排住宿，殖民地人的感受可想而知。《魁北克法案》看上去与波士顿无关，但对十三个北美殖民地的危害不亚于其他法案。凭心而论，对英国来说，《魁北克法案》应该是所有这些法案中最英明、最正确的一个，因为它有效地稳住了加拿大，使她没有和其他殖民地一起造反。这个法案的内容我们以后再讲。

《强制法案》惩罚的是波士顿，但目的是“杀鸡给猴看”。英国议会想用强硬手段制止各殖民地愈演愈烈的反抗浪潮，结果却恰恰相反，它带来的不是对议会权威的敬畏，而是对英国的仇恨。波士顿出人意料地得到所有殖民地的同情。当水路关闭，人们纷纷从陆地上给波士顿送来他们的关心和支持。尽管道路难行，但钱、大米、各种肉类和其它必需品还是从各殖民地源源不断地涌进波士顿，甚至连《魁北克法案》的最大受益者“魁北克省”（Province of Quebec），也送来了大量的小麦。

一直站在风口浪尖上的塞缪尔·亚当斯当然不会闲着。现在，是“通讯委员会”（Committee of Correspondence）大显神通的时候了。在亚当斯的倡议下，各殖民地的“通讯委员会”和政治领袖们同意1774年9月在费城会面，协商下一步的行动。这次会议就是“第一次大陆会议”（First Continental Congress）。

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选出4位代表前往费城，塞缪尔·亚当斯和堂弟约翰·亚当斯都在其中。就在去费城前的一个晚上，有人敲响了塞缪尔·亚当斯的家门，进来的是一个裁缝。他说，他是来给亚当斯量体裁衣的。原来，塞缪尔·亚当斯家境拮据，没钱买新衣服。他生性大大咧咧，不修边幅，倒也不在乎这个。可是，现在他要代表马萨诸塞去费城开会，这么邋遢，波士顿人脸上也没光。于是，他的朋友们凑钱（也有人说是约翰·汉考克出钱），给他订做了一套新衣。这位裁缝就是受朋友之托来的。

衣着光鲜的塞缪尔·亚当斯高高兴兴地骑上马，和约翰·亚当斯一起奔向费城。兄弟俩都是第一次出远门儿，心情可完全不一样。塞缪尔跟过年似的，那个兴奋劲儿就甭提了。多年的经营有了结果，各殖民地终于走到一起，革命就要柳暗花明了！这是件多么让人振奋的事啊！约翰·亚当斯却是满腹的沮丧和不安，他是个天生就容易悲观的思想者。这个所谓的“大陆会议”本身就是非法集会，他们的行为显然已构成“叛逆”，如果让英国逮住，那是板上钉钉的“叛国罪”（Treason）。波士顿前途未卜，费城的“各路神仙”也不知道是什么货色，没准儿就是帮乌合之众，玩不出啥花样来。革命的时机成熟了吗？革命的前途在哪里？约翰·亚当斯越想越纠结，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根本就没准备好。我们在天分、教育、财富等所有的方面都很缺失，我感到完全无能为力。”

约翰·亚当斯的忧虑一到费城就烟消云散了，因为他见到的是一群在“天分、教育、财富等所有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精英，他们的个人素质和政治修养让亚当斯深受鼓舞，他写道：“这个会议聚集了各殖民地最伟大的人。。。。。”

参加第一次大陆会议的56个代表来自北美十二个殖民地，佐治亚没有参加，因为她忠于英王，坚决跟其他殖民地划清界线。代表们都是各殖民地的政治领袖，出身于各行各业，如律师，医生，教师，学者，商人，教士，大种植园主，小农场主，手工业者，等等。他们大多数来自中产阶级，少数几个是上流社会的大富翁。他们有的是温和派（Moderates），主张与英国搞好关系；有的是激进派（Radicals），要跟英国干到底，不达目的不罢休；有的是中间派，寻求妥协的方案。尽管他们的背景和观点不同，但无一例外都拥有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思想，都在努力为自己“国家”的利益而抗争。

让约翰·亚当斯印象最深的是弗吉尼亚代表团。自从1607年英国殖民者第一次在新大陆站稳脚跟，弗吉尼亚就是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生活最富裕的殖民地，弗吉尼亚人高贵、优雅的一举一动从来都是各殖民地争相效仿的榜样。每个人心里都明白，如果没有弗吉尼亚的参与，北美的这一通折腾就是一场儿戏。幸运的是，从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开始，对英王最忠诚的弗吉尼亚就一直站在反英斗争的最前线，其中的缘由，就要着落在这几位代表身上了。

弗吉尼亚一共派了7位代表，他们个个身手不凡。佩顿·伦道夫（Peyton Randolph）当选为第一次大陆会议主席。他是弗吉尼亚议会的发言人，最擅长主持会议，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伦道夫是温和派，大家看中的就是他那四平八稳的冷静。弗吉尼亚还有个大块头代表，叫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他足有1.93米高，180公斤重。他说：“我就是徒步走也要走到大陆会议。”可见劲头有多大。这位“巨人”的儿子和曾孙后来都成了美国总统。口才无双、相貌俊美的激进派理查德·亨利·李（Richard Henry Lee）是弗吉尼亚“通讯委员会”的领袖，他是后来提议十三个殖民地脱离英国而独立的人。

弗吉尼亚代表团还有一位谁也无法忽视的绅士，他是乔治·华盛顿。至于华盛顿是怎样从军人变成政治家，又怎样从威廉姆斯堡走到费城，我们且留到下文分解，因为，此时此刻，他不是主角。他在会上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玩儿深沉。他没提任何建议，也没说什么话。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坐在那儿静静地听别人争论，或点头，或微笑，或沉思。奇怪的是，他越是一声不出，大家越觉得他深不可测。人们总喜欢说“沉默是金”，华盛顿的沉默到底是金是银还是铁，以后自见分晓。

在第一次大陆会议上，真正发出奇光异彩的，是另一位弗吉尼亚人。如果说，塞缪尔·亚当斯是“美国革命”的第一支火把，那么，这个弗吉尼亚人就是第二支火把，没有他，“美国革命”不可能写下如此热情洋溢的篇章。这个人的名字叫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

帕特里克·亨利生于1736年的弗吉尼亚汉诺威县（Hanover County），他的父亲约翰·亨利（John Henry）来自苏格兰，帕特里克是出生在新大陆的第二代移民。亨利家在弗吉尼亚属于中产阶级，不富也不穷，经营着不大不小的农场。但帕特里克·亨利从小就知道，将来他的一切全靠自己。在弗吉尼亚的田野和丛林中长大的帕特里克·亨利，从大自然的启示和生活的历练中，形成了对自由近乎疯狂的热爱和执着。他认为，自由是上帝赐给人类的最宝贵的礼物，对自由的侵犯是绝对不可容忍的。

父亲约翰在苏格兰上过大学，他亲自教儿子英文和拉丁文，他们经常一起朗读《圣经》。在学习中，帕特里克喜欢上了优美的英语语言艺术，特别是那富有节奏感的发音和语调，让他沉醉不已。每逢礼拜日，母亲都带着小帕特里克去教堂听牧师讲道。在回家的路上，母亲总是让帕特里克背诵牧师的布道词。她本意是想让基督教教义渗入幼小的灵魂，可是久而久之，帕特里克在背诵中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演讲风格，为他后来成为新大陆最出色的演说家打下了基础。父母的熏陶使帕特里克成为一个一生都热爱学习的人，虽然他没受过高等教育，但他的聪明才智和渊博学识一点也不亚于高等学府的毕业生。

上了几年学后，帕特里克决定自己开个店，当上了小业主。可是，生意半死不活的，刚刚维持个生计。1754年，他与萨拉·谢尔顿（Sarah Shelton）结婚。萨拉也算是富家女，带过来300英亩土地（大约1800市亩）和6个黑奴。现在，帕特里克是个小种植园主了，可是稳定的日子过了没几年，他们的家就在一场火灾中被烧为平地。后来他又去做生意，结果亏得一塌糊涂。

1760年，屡经挫折的帕特里克决定做个律师。这下，他算是选对了职业，因为他的口才无人能敌。经过刻苦学习，帕特里克·亨利考取了律师执照。当上律师的他咸鱼翻身，开始走上成功之路。他在辩论和演讲时，引经据典，辞藻华丽，那抑扬顿挫的声调和周密严谨的逻辑让所有的人心服口服。人们称他为“出生在森林里的德摩斯梯尼”（Forest-born Demosthenes），德摩斯梯尼是古希腊最著名的雄辩家。

锋芒毕露的年轻律师帕特里克·亨利很快就进入政界。1765年，他当选为弗吉尼亚殖民地议会议员。这时，《印花税法案》刚刚通过，殖民地的反英浪潮此起彼伏。帕特里克匆匆忙忙赶到威廉斯堡，发现弗吉尼亚殖民地议会的讨论已经进行了一大半。这位刚刚宣誓就职才9天的新议员，立刻向议会递交了他起草的《印花税法案决议案》（Stamp Act Resolution）。这个《议案》是当时北美殖民地最有火药味儿的文件，那激烈的语言让弗吉尼亚人第一次嗅到“叛国”的气息。除了阐述英国宪法中“未经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的条文外，帕特里克进一步指出，殖民地议会是唯一有权向殖民者征税的机构，这种权力不可转让。

可是，光有个议案没用，更重要的是让这个议案得到通过。帕特里克知道他的议案过于激进，很难得到保守派的支持。于是，他故意等到几位最保守的议员不在时，在议会讨论“印花税”的问题。他那极富感染力和煽动性的语言，使讨论进行得非常“火爆”。最后，帕特里克将一只手套仍在地上，这是一种传统的挑战性动作。他说：“凯撒有他的布鲁图，查理一世有他的克伦威尔，乔治三世……” (这时，他被一片“叛国贼！叛国贼！”的叫喊声打断。)“…可以从他们的例子中学到教训。如果这是叛国，那就尽情地叛国吧！”

当时，一帮威廉与玛丽学院的学生正聚在议会大厅的走廊上听议会的讨论，帕特里克·亨利的演讲震撼了所有人的心。有一个年轻的律师也站在人群中，他完全被帕特里克的语言征服了。这位年轻人的名字叫托马斯·杰斐逊。10年后，他将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35年后他将是美国总统。杰斐逊一辈子都忘不了在弗吉尼亚议会大厅的走廊上听到的这次演讲。他说：“帕特里克·亨利演讲就像荷马（Homer）写作···当帕特里克讲话时，所有的人都在倾听。”在杰斐逊心中，帕特里克的语言与荷马的文字都拥有史诗般的优美和气势。

帕特里克·亨利以他的热情和机敏奇迹般地使弗吉尼亚议会通过了《印花税法案决议》。弗吉尼亚与马萨诸塞，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成了北美殖民地反抗“暴政”的旗帜。殖民地的抗税风潮势不可挡，“印花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被废除了。弗吉尼亚的皇家总督气得发疯，他下令解散议会。可是，议员们根本不理这一套，他们转到威廉斯堡的一个酒馆里继续开会，帕特里克也继续他那滔滔不绝的演说。他还是弗吉尼亚“通讯委员会”的骨干，与理查德·亨利·李、托马斯·杰斐逊一起，把“通讯委员会”搞得有声有色，他们的文章传遍北美。

1774年9月，帕特里克·亨利做为弗吉尼亚代表来到费城，参加“第一次大陆会议”。此时的代表们彼此之间还是陌生人，他们大多数是通过“通讯委员会”读到过其他代表的文章，知道对方的名字，但从未见过其人。现在，虽然互相介绍认识了，可毕竟不熟，也不了解别人的真实想法，所以，大家都有点放不开。从“笔友”到“战友”，需要时间，更需要信任。

敏锐的帕特里克·亨利从代表们第一天的发言中发现了两个问题。第一，虽然各个殖民地已经在抗英斗争中团结起来，但骨子里还是各自为政，谁也不服谁，本地的利益永远高于“联盟”的利益。大家都会不自觉地说：“我是弗吉尼亚人”，“我是纽约人”，等等。第二，温和派的主张占绝对优势，会议的基调就是如何争取与英国的妥协，北美显然没有做好跟英帝国一刀两断的准备。比如，南卡罗来纳的代表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英王忠诚的臣民，我们不是革命者···”

第二天，会议开始后，主席宣布了必要的程序后，到了讨论的时间。会议厅陷入令人尴尬的沉寂，谁也不愿挑头提出第一个议案。这时，一位身穿灰色外套、其貌不扬的绅士，慢慢站起来，走到前面。他看上去像个乡村牧师，他开始说话时，就像在讲台上开始布道一样。他从1765年的“印花税”讲起，历数10年来英国议会强加给殖民地的各项法案以及这些法案给殖民地带来的灾害。他说，现在很多殖民地议会都已经被解散了，我们需要一个联合起来的、代表人民的议会，而“大陆会议”就应该担起这个责任。接着，他讲述了自己对“代议制”民主的理解和对“自治”政府的设想。

这位绅士侃侃而谈，所有的人都在不知不觉中被他的话深深地吸引。开始时，他的声音是柔和、动听的音乐，牵着人们的感觉，渐入佳境。慢慢地，他的语调越来越灵动多变，时而如金戈铁马，时而如海波荡漾，时而平缓，时而激昂，每一个字却又像清冽的泉水，直入人的心田。最后，他说：“英国的压迫已经改变了殖民地的边界，弗吉尼亚人、宾夕法尼亚人、新英格兰人之间的区别已经消失了。我不是弗吉尼亚人，我是美洲人（I am not a Virginian but an American）！”

他话音刚落，大厅里立刻一片轰鸣声，大家交头接耳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这个人是谁啊？”他们很快得到了答案：他就是帕特里克·亨利！帕特里克的话就像给代表们吃了一副兴奋剂，他们开始踊跃发言，会议立刻变得热气腾腾。激进派们也不再怕背上“叛国”的罪名，他们勇敢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大陆会议”在各方代表的争论与妥协中达成了下面几个协议：

一， 各殖民地联合起来，抵制英货，直到《强制法案》被废除为止。
二， 成立监察委员会，监督各地抵制英货的情况。
三， 如果一年之后《强制法案》还没被废止，各殖民地除继续抵制英货外，还将停止向英国出口一切货物。
四， 建议各殖民地组建民兵（Militia），做好与英军作战的准备。
五， 向英王递交一份措辞委婉的情愿书，请英王慎重考虑殖民地的诉求。
六， 若形势不见好转，将于第二年（1775年）召开第二次大陆会议。

第一次大陆会议在帕特里克·亨利等激进派的努力下总算没白费，最重要的是，在接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代表们朝夕相处，互相认识，互相了解，那种同气连枝的感情与日剧增。他们可能为一个问题吵得面红耳赤，但并不妨碍他们坐在同一个酒吧里喝酒谈心。有谁能想到，仅仅两年之后，他们将共同创建一个新国家？

大陆会议向英王递交的情愿书被乔治三世扔进了垃圾堆，国王早已厌倦了北美一而再、再而三的调皮捣蛋，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收拾收拾这帮不知好歹的土老冒。北美与大英帝国和解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当弗吉尼亚代表回到家乡，他们发现形势不妙，在威廉斯堡开会已经变得很危险。于是，弗吉尼亚议会迁往里士满（Richmond）。1775年3月23日，议会讨论组建民兵。有很多议员担心这样做会加深英王对殖民地的憎恶，使形势更加恶化。而且，英国实在太强大，跟她闹能有好下场吗？帕特里克·亨利站起来，开始了他那段最著名的演讲：

“···他们说我们太弱小了，无法抵御如此强大的敌人。但是我们何时才能强大起来？是下周，还是明年？难道要等到我们被彻底解除武装，家家户户都驻扎英国士兵的时候？难道我们犹豫迟疑、无所作为就能积聚起力量吗？难道我们高枕而卧，抱着虚幻的希望，待到敌人捆住了我们的手脚，就能找到有效的御敌之策了吗？先生们，只要我们能妥善地利用自然之神赐予我们的力量，我们就不弱小。一旦三百万人民为了神圣的自由事业，在自己的国土上武装起来，任何敌人都无法战胜我们。此外，我们并非孤军作战。公正的上帝主宰着各国的命运，他将号召朋友们为我们而战。先生们，战争的胜利并非只属于强者。它将属于那些机警、主动和勇敢的人们。何况我们已经别无选择。即使我们没有骨气，想退出战斗，也为时已晚。退路已经切断，除非甘受屈辱和奴役。囚禁我们的枷锁已经铸成。叮铛的镣铐声已经在波士顿草原上回响。战争已经无可避免——让它来吧！我重复一遍，先生，让它来吧！企图使事态得到缓和是徒劳的。各位先生可以高喊：和平！和平！但和平根本不存在。战斗实际上已经打响。从北方刮来的风暴将把武器的锉锵回响传到我们耳中。我们的弟兄已经奔赴战场！我们为什么还要站在这里袖手旁观呢？先生们想要做什么？他们会得到什么？难道生命如此宝贵，和平如此甜蜜，竟值得以镣铐和奴役去换取吗？全能的上帝啊，制止他们这样做吧！我不知道别人会如何行事；对我来说，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帕特里克的话让所有在场的人热血沸腾，他们高呼“武装起来！武装起来！”议会一致通过了组建民兵的决议。可能帕特里克自己也没想到，他准确地预言了“独立战争”的爆发。仅仅一个月之后，“北方刮来的风暴”就把那一声枪响传到了弗吉尼亚。

是谁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波士顿草原上的鲜血将怎样书写一段风起云涌的历史？请看下一个故事：莱克星顿的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