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181）- 危机

1893年3月4日，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宣誓就任第24任总统，成为第一位隔届连任的总统（第22任和第24任）。对于重返白宫，第一夫人弗朗西丝一点也不觉得意外，她四年前就看到了这一天（参看上一个故事）。然而，失而复得的喜悦没持续多久。克利夫兰刚刚就职两个月，一场长达将近五年的经济危机就爆发了，这就是“1893年大恐慌”（Panic of 1893）。

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里沉浸式体验了一百多年的美国人对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一点也不陌生。联邦政府成立以来，美国已经经历了5次大的危机或“恐慌”（Panic）：1819年，1837年，1857年，1873年，1893年，大约每二十年来一次。大的“恐慌”之间还夹杂着不同程度和规模的“衰退”（Recession），“衰退”一般是“恐慌”的前兆或后果，也有一些“衰退”是特殊事件（特别是战争）引起的，比如，“一八一二年的战争”、“美墨战争”、“内战”都曾导致短暂的经济衰退。甭管是“恐慌”还是“衰退”，它们都与金融危机相伴而行。1836年，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终结了中央银行，美国进入“自由银行”时期（Free Banking Era）。失去了监管的银行和金融业成了一次又一次经济危机的主角。直到“1907年大恐慌”（Panic of 1907），美国人终于受不了了，这才有了1913年的“美联储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国会创立美联储是要管管自由过了头的华尔街，但做为中央银行的美联储并不是天生就会当家长，它在惨痛的教训中摸爬滚打到如今，表现只能勉强算及格。也许，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完全掌握经济规律并有效地避免危机。

在疯狂的“镀金年代”，政府对银行的监管力度为零，工商业，特别是铁路，让人产生了只要投资就有超额回报的幻觉。每个人都觉得铁路这种“刚需”产业会永无止境地扩张，不存在“过度”或“饱和”的可能，更别说“泡沫”了。穷人，中产，富人，一有机会就拼命买铁路公司的股票，仿佛不买就吃了大亏。不光美国人买，欧洲人也跟着买。不仅大公司的股票、债券被疯抢，美国政府的债券也是最热门的理财产品。华尔街点石成金，很多精明的投资人成了新贵，以至于心里发酸的“老钱”们嘲讽“新钱”们穷得只剩下钱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有的繁华似乎是真实的，没人愿意相信财富可能一夜清零。

与以往相似，1893年的危机也跟“钱”（货币）有关，它是金银之争的续集。我们在前面的故事中讲过，“镀金年代”末期最重要的政治诉求之一是“自由白银”运动，随之诞生的是代表农民、穷人、和银矿主的左翼政党“人民党”（或叫“民粹党”）。“人民党”的迅速崛起足以显示它代表的民意，也足以引起在1888年当选的“共和党”哈里森政府的重视。为了讨好西部选民，第51届国会通过了1890年的“谢尔曼购银法”（参看上一个故事），规定联邦政府必须按官方比例购买更多的白银纳入货币体系。这虽然不是“人民党”要求的银本位，但已无限接近“自由白银”的目标了。银矿主倒是爽了，手里的银子可以直接变成金子，但国库里的金子可就少了。大家都知道金子值钱又稳定，忙不迭地把白银和纸币换成黄金。为了执行“购银法“，财政部对内要用黄金以比市价高的官价买白银，对外要用白银以市价买黄金来偿还外债，里外一折腾，国库里的黄金还留得住吗？1890年，财政部的黄金储备是1.9亿美元，1893年降到1亿美元，三年降了将近一半。

黄金越来越少的同时又摊上个“败家”的政府。1889年，克利夫兰第一个任期结束时，国库里的金币银币堆成山。人走了，钱没花完。于是，哈里森最大的愁事就是怎么花掉那多得花不完的钱（真让今天的总统们羡慕死）。我们在上一个故事中讲过，哈里森政府大把大把地给退伍军人发退休金，一副砸锅卖铁的样子，多厚的家底也经不起这样造。四年后，克利夫兰卷土重来，却发现人还在，钱没了。其实，早在1890年的“退休金法案”和“购银法案”通过的时候，明眼人就看出来这届“共和党”政府是不打算好好过日子了。久经沙场的美国人危机感立刻拉满，问题不是危机会不会来，而是什么时候来。经济活动开始减弱，银行变得忧心忡忡，衰退已在眼前。正是这“山雨欲来”的前兆让“共和党”在1892年大选中失了白宫。

很多学者认为“谢尔曼购银法”是导致“1893年大恐慌”的主要原因，但在当时人看来，这场风暴似乎只因南美州的一只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1890年，阿根廷的农牧业泡沫破灭，引发经济危机。接着，南非和澳大利亚也出了问题。英国和欧洲的投资者为了避险，纷纷把手里的债券和各种投资兑换成黄金。1893年，这股挤兑黄金的潮流终于来到美国，投资者开始甩卖美国政府的债券以获得黄金。屋漏偏逢连夜雨。1893年2月20日，离克利夫兰的就职日还剩12天，过度扩张的“费城与雷丁铁路公司”（Philadelphia and Reading Railroad）进入破产管理程序。5月，“全国绳索公司”（National Cordage Company）因无力还债而申请破产。两家大公司接连倒塌，惊慌失措的股市大跌，银行被挤兑，经济危机终于山洪海啸般地爆发了。“1893年大恐慌”是十九世纪最后一次经济危机。与“1873年大恐慌”相比，它的破坏力更大，而且超出了美国的范围，包括北美、西欧、南美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在新世纪到来之前经受了这场痛苦。一时间，“第二次工业革命”创造的辉煌被淹没在一片支离破碎中。

危机期间，共约15,000家公司和600家银行倒闭或停止营业，很多人一夜回到解放前。平均约20%的劳动力失业，某些地区的失业率更高，比如宾夕法尼亚25%，纽约35%，密西根43%。在芝加哥，10万人无家可归。很多地方的慈善机构设起了“粥棚”（Soup Kitchen），救济饥饿的人群。铁路公司受的打击最严重，仅第一年就有掌管着3万英里的约150家公司破产，价值达25亿美元。愤怒的工人不停地示威、游行，光1894年就有1400起罢工和17起涌向首都华盛顿的大游行。1894年，最大的火车车厢制造商“普尔曼公司”（Pullman Company）的工人在工会“美国铁路联盟”（American Railroad Union）的组织下向公司抗议减薪，很快就瘫痪了全国的铁路。在公司解雇了3位工人代表后，5月11日，普尔曼公司全员在芝加哥开始罢工，另外27个州的25万工人也同时罢工，这就是著名的“普尔曼大罢工”（Pullman Strike）。由于工人们控制了庞大的铁路资产并使全国的铁路运输和邮政陷于停顿，政府不能不管了。除了警察，克利夫兰总统派联邦军队到芝加哥去阻止工人破坏铁路。冲突导致34人死50伤，实际死伤数可能更高。罢工失败了，工人领袖也蹲了监狱，但美国的铁路和铁路公司元气大伤。 1894年是此次危机最糟糕、最黑暗的一年。 超讽刺的是，后人只知道1894年是值得美国人骄傲的辉煌的一年。这一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超越英国登顶世界第一，相当于英国的两倍，法国的三倍，接近全球工业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此时的美国也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强大且富裕。可是，谁知道这一年的美国人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血和泪？历史似乎只记住了那一层镀金的光泽，却忘了镀金层下的苦难。

公平地说，哈里森，而不是克利夫兰，应该对危机在美国的爆发负主要责任。然而，克利夫兰在危机爆发后的表现一点也没给自己加分。至少在当时人看来，克利夫兰政府根本不管美国人的死活。从克利夫兰第一个任期的表现就猜得到，信奉“保守主义”的他绝对不会用联邦政府的力量帮助普通人脱困。还记得他否决“德克萨斯种子法案”时发的那一通高论吗（参看《美国的故事（178）- 金银之争》）？美国人必须靠自己走出泥潭。但是，他可以忽视老百姓的诉求，却无法忽视联邦政府自己的问题。此时联邦最大的问题是由“谢尔曼购银法”引起的黄金外流。

要想止损，第一步必须废除“购银法”。克利夫兰崇尚“金本位”，早就对此法恨得咬牙切齿。1893年8月7日，他紧急召集国会商讨废除“购银法”。克利夫兰的效率我们已经讲过了，本来没什么把握的事还真让他干成了。“购银法”寿终正寝，标志着白银开始退出美国货币体系（尚未完全退出），黄金外流放缓了（没完全停止）。此举在今天看是适当的，但在当时却引来铺天盖地的谴责，特别是南方和西部的农民，他们好不容易争来的利益又被剥夺。但话又说回来。“购银法”即使不是危机的元凶，它至少是危机的帮凶。农民自己也是危机的受害者，此法多少有些“损人不利己”的嫌疑。克利夫兰不怕扛事，但“民主党”扛不住了，1896年的“世纪大选”将是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

“亡羊补牢”的第二步是得到足够的黄金偿还外债和稳定金融市场。如果黄金不到位，美国政府可就要债务违约了。自从汉密尔顿创建金融体系，到克利夫兰已有一百多年，美国政府从没赖过账，美债几乎是“无风险”投资。但是，危机把美国政府的信用架在火上烤，投资者们，特别是外国投资者，正心惊胆战地看着手里的美债一天天变糊。1895年，财政部的黄金储备眼看着要见底了。就在克利夫兰焦头烂额的时候，一位纽约的银行家找上门来，要求现在立刻马上见到总统。注意，他可不是“请求”总统的接见，而是“要求”甚至“命令”总统见他。银行家开门见山地告诉克利夫兰：如果不采取行动，联邦政府今天就会破产！他可不是危言耸听。联邦政府和华尔街的命运就要在那一眨眼的瞬间改变了。

这位银行家是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今天的美国第一大银行，摩根大通银行（JPMorgan Chase & Co.），就是以他（和奇斯）的名字命名的（俗称“大摩”）。J.P.摩根是“镀金年代”最杰出的银行家，没有之一。在鼎盛时期，他通过融资直接或间接地拥有全美企业资本的25%、金融资本的33%、保险业的65%，控制着全美钢产量的65%、铁路的30%，包括人们耳熟能详的“世界五百强”公司，比如美国钢铁（U.S. Steel），通用电器（GE），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安泰保险（Aetna），通用汽车（GM），等等。摩根还为法国、英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发行债券。据传，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过：“谁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所有的人；谁控制了货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摩根就是那个控制货币的人，他被称为“世界债主”。

那个年代的另外两位巨头洛克菲勒和卡耐基都生于普通家庭，完全靠自己成为“首富”（参看《美国的故事（173）- 镀金年代》）。摩根却是妥妥的含着银汤匙出生的“富三代”，祖父和父亲都是成功的商人。祖父约瑟夫·摩根（Joseph Morgan）为子孙留下一大笔钱，父亲朱尼厄斯·摩根（Junius S. Morgan）一步一步地铺设了儿子的成功之路。1837年4月17日，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生于康涅狄克州，他的名字来自外祖父，诗人约翰·皮尔庞特（John Pierpont）。摩根喜欢被人叫做“皮尔庞特”，而不是“约翰”，但大家显然觉得太麻烦，干脆简称“J.P.”。摩根的父亲是伦敦皮博迪（Peabody）贸易公司的合伙人，摩根自幼便频繁地去伦敦和欧洲居住。在父亲的安排下，他在康涅狄克上完中学后去瑞士学习，学得一口流利的法语，然后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University of Gottingen）完成了大学学业，也基本掌握了德语。

1857年，20岁的他大学毕业后加入了父亲的公司，先后在伦敦和纽约工作，从底层干起，学着做生意。父亲倾囊相授，儿子聪明好学，既有“传、帮、带”的家族“工艺”，又有独立的思考和创造，教学效果远超顶尖商学院的课堂。在此后的十四年里，摩根在这一整套详尽又专业的商业指导和训练中成长起来，先做父亲公司在美国的代理，后来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就是未来的J.P.摩根公司（J.P. Morgan & Company）的前身。当初，摩根家族的业务仅限于商品买卖或进出口生意，还没涉及金融业。倒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一时插不上手，这块肥肉早就被瓜分了。“内战”爆发后，林肯政府为供应战争而发行国债。为政府发债的是费城的银行家杰伊·库克（Jay Cooke），他从中赚了400万美元的佣金（参看《美国的故事（140）- 蜕变》）。这笔钱让所有的人眼红，也让摩根意识到真正的大买卖在哪里。为避免上战场，他交了300美元雇人替自己服兵役（这是合法的），趁着打仗狠赚一笔。其中最有争议的交易是从华盛顿的联邦政府手里买来武器又转手高价卖给西部的联邦军队，可见当时的水有多浑。难怪商人们说“你可以用任何价钱把任何东西卖给政府”。当然，这中间少不了障眼法。摩根一直声称自己只知下家（联邦军队）不知上家（联邦政府），政府对此事也没查出个所以然。很多人相信摩根是无辜的，但也有学者认为，像摩根这样精明的商人是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货源的，除非他选择性失明。1863年，试水金融和货币市场的摩根向伦敦转移了价值115万美元的黄金，刺激金价上涨，然后高价甩卖，大赚了一笔。摩根还在“内战”中大手笔投资国债，就赌联邦（北方）能赢。结果，联邦赢了，摩根赢麻了。

“内战”结束后，在战时“浅尝”华尔街红利的摩根渐渐变成大玩家。战后的“镀金年代”也是摩根的黄金年代，他从买卖商品转为买卖股票，与私人交易，也与政府交易。我们以前讲过，“镀金年代”的两大发财秘诀是铁路和金融，这两样摩根都想占。他最初的股票投资集中在铁路和电报电话领域，后来扩展到钢铁、保险、和其他行业。1890年，父亲去世，摩根继承了家产和公司。为了实现野心，他领头组织财团（Syndicate）融资（与其它银行组团投资），主打一个“团结就是力量”。这种方式打破了杰伊·库克的垄断，开创了通过私募基金（private equity）投资的先河。人们把他这种新的融资过程叫做“摩根化”（Morganization）。他通过融资控股了主要铁路，甚至召集铁路公司巨头开会商讨统一定价、统一运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政府做不到的事他做到了。华尔街每一个重要的融资案、上市案、合并案背后都有摩根的手，他把财团融资做到了极致。他的名字意味着成功，只要有他参与投资的公司，美国和外国股民们就闭眼入，活脱脱一个近代版巴菲特。

钱已经不能满足摩根的野心。也许，他领略了两千多年前那位中国古人的心得：十倍的“耕田之利”和百倍的“珠玉之赢”远不及不可限量的“立主定国之赢”。 很人说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就是摩根“立”的“主”，很多证据指向这一点。真相如何，我们后面再讲。对政治的投入是摩根与洛克菲勒的不同。洛克菲勒专注于自己的商业版图，摩根除了华尔街还想要美国政府，他是最有政治影响力的银行家。多年来，联邦政府“独宠”杰伊·库克，摩根早就看不顺眼了，一定要把政府的生意抢过来。1877年，为了重建人们在“1873年大恐慌”中丧失的对投资和联邦政府的信心，摩根的公司融资垫付了美军的全部开支，算是救了美军一把。当然，他也赚足了利息。1887年左右，摩根帮纽约市政府融资修建用于市内交通的有轨铁路和火车站。真正让他成为美国政府的“大救星”的是“1893年大恐慌“。

如前所述，1895年，摩根造访白宫，警告克利夫兰总统联邦政府眼看着就要关门大吉了。外债还不上，信用破产，政府怎么运行？华尔街已经跌成狗了，政府要是也玩儿完，美国还有救吗？克利夫兰说，还外债需要黄金，我到哪找那么多金子？摩根说：找我呀。摩根最初的提议是，财政部从摩根和他组织的财团（包括欧洲银行）买黄金应急。总统不同意，觉得这笔买卖不划算。克利夫兰不是吃素的，不能由着摩根拿捏。 他们俩都长得高大魁梧，虎背熊腰，气势都不输对方。 最后，双方达成协议，联邦政府以发行30年期国债的形式向摩根的财团和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借350万盎司黄金，用以还债和稳定股市。就这样，华尔街得救了，美国政府得救了，克利夫兰的声誉和政治前途可毁了。“人民党”和“民主党”指责他用金本位欺负农民，发誓决不让他的名字出现在1896年大选中。他们还说克利夫兰向华尔街借黄金就是向资本屈服，置选民的利益于何处？“借黄金”事件的受益者毫无疑问是摩根，他名利双收，赚钱的同时还拯救了联邦（他和他的财团转手就把从克利夫兰那里拿来的国债高价甩卖，大赚一笔）。这叫时势造英雄，谁让美国没有中央银行呢？华尔街救得了财政部，财政部管不了华尔街。摩根将在“1907年大恐慌”中再次出手救市救国，那是后面的故事。

本来，令人绝望的危机似乎看不到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结束，克利夫兰对金本位的坚持和他的保守风格确实无助于缓解危机。可是，美国的运气太好了。克利夫兰绝对没想到，仅仅两年之后，1897年，金本位引起的“通缩”消失了，新大陆再度繁荣。原因是，南非、加拿大、美国的阿拉斯加领地发现了大金矿。黄金产量大增缓解了货币紧缺的问题，白银彻底退出货币体系，“金银之争”也如过眼云烟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

“1893年大恐慌”充分暴露了“镀金年代”带给美国人的痛苦，特别是贫富悬殊和阶级矛盾。平等自由的理念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面对如此巨大的挑战。美国人能改变现状吗？他们将怎样捍卫《独立宣言》许给他们的“追求幸福的权利”？普通人如何分享时代的红利？请看下一个故事：渴望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