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182）- 渴望进步

从大约1870年到1896年（或1900年）的“镀金年代”毫无疑问是美国历史上的“黄金三十年”。新大陆不再是跟在英国和西欧身后的学生，而是自信满满地领导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把人类带入“电气时代”。美国在工业、农业、金融、科技等各方面实现了现代化，人均收入轻松碾压几乎所有的国家。1894年，在“镀金年代”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国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一位，到1914年更是超过了英、法、德、日四国的总和。然而，“镀金年代”毫无疑问也是让美国人“五味杂陈的年代”。它因新科技、新发明带来的便捷而充满希望和乐观，也因贫穷和腐败而充斥着焦虑和痛苦。大部分美国人的钱包鼓起来了，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找到了幸福。“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在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中变得苍白无力，“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被事故频发的矿井、条件恶劣的工厂、拥挤肮脏的贫民窟污染。美国人渴望一个更公平、更民主的社会，他们渴望进步。

在继续我们的故事前，应该先澄清一件事。不管是“镀金年代”还是即将到来的“进步年代”（Progressive Era），主要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活动基本都发生在北方和中西部，所有的辉煌和躁动都与南方无关。正在实行着严格的种族隔离的南方白人不仅隔离了黑人，也隔离了自己。他们画地为牢，没分享到“镀金”的红利，也没受到“进步”的冲击。南方早就不在北方人的视野内，最初的义愤填膺变成现在的漠不关心。在全民捞钱的时代，谁还在乎人权？与南方黑人和白人一样被排除在时代的洪流之外的还有印第安人和中国移民。经济的发展、财富的积累、思想的进步、民主的阳光都与他们绝缘，没人为他们发声，没人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的命运将在二十世纪改变，但他们不在我们正在讲的故事里。

对进步的渴望源自对现状的不满。刻在美国人骨子里的独立性让他们习惯了用批评的眼光看一切，外人眼中金碧辉煌的新大陆在美国人眼里永远是“破破烂烂”的世界，总要有人“缝缝补补”。每个人都看出大问题，不是小问题。托马斯·杰斐逊的“农业共和国”被大公司和华尔街吞没，曾经的理想被物质和金钱代替。自由经济似乎只认丛林法则，工业和资本已改变了世界，法律和道德却没跟上。新大陆显然病了，有病就得治。咋治呢？有人出了个包治百病的方子：仇恨。听上去也许很极端，但那就是个极端的时代。恨谁？当然是恨别人。首先，恨富人。穷人的问题难道不是富人的错？可是，丑陋的人性不是富人的专利，穷人的灵魂以同样的速度堕落。资本家很狡猾，工人也不善。很多企业家，比如洛克菲勒和卡耐基，通过欺行霸市获得了权力和财富，但他们也通过慈善事业回馈了社会，他们做慈善的成绩一点也不亚于做生意的成功。人们很快就意识到，仇富似乎不是问题的答案。

既然不能把账算到富人头上，那就找别的冤种。反天主教徒（Anti-Catholic），反犹太人（Anti-Semitic），反移民（Anti-Immigrant），反黑人（Anti-Black），反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Anti-Asian），反印第安人，各种仇恨轮流上“热搜”，仿佛不反点什么都不好意思进步。很不幸，这就是当时很多人的眼界，跳不出时代画的圈。他们挣扎着想重新定义“美国”和“美国人”，想让自己的国家回归建国的“初心”，但他们只看到盎格鲁·萨克森人的足迹。他们忘了新大陆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忘了英国人不是唯一定居新大陆的欧洲人。他们忘了“美国”是印第安人的家园，是波兰人、意大利人、非洲人与英国人一起建立的詹姆斯城殖民地，是黑人奴隶用汗水浇灌的沃土，是天主教徒的马里兰，是瑞典人的特拉华，是荷兰人的纽约，是法国人的路易斯安那，是西班牙人的佛罗里达、卡罗来纳，是墨西哥人的新墨西哥、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是俄国人的阿拉斯加，是中国劳工铺设的铁路，是太平洋原住民的夏威夷。他们忘了，“美国人”从来不拥有同样的血源、历史、传统、宗教、文化、语言，他们唯一的“共性”是价值观。那嵌在《独立宣言》中的35个英文词，而不是某个民族的血统，才是“国父”们的建国理念。可是，有多少人还记得呢？

如此多的仇恨彰显了社会底层人的愤怒。“镀金年代”造就了美国的中产阶级，也造就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贫富悬殊。那些“落伍”的人是底层的工人（特别是非技术工人）和农民。农民的故事我们以前讲过（参看《美国的故事（179）- 人民党》），下个故事还要讲。现在看看工人。工业革命必然产生企业家和工人，必然产生剥削和被剥削。在资本家眼里，工人不是人，是像煤、木材一样的生产成本，只有效率，没有健康。在污染严重的钢铁厂，在粉尘飞扬的纺织厂，在暗无天日随时可能塌方的矿井里，工人们，很多是10到14岁的童工，一天工作12到13小时，一周工作6天（一周工作60到80小时）。当时美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是一小时22美分。有人也许会说，这个工资按当时的物价水平不算很低，因为一辆新自行车卖14.65美元（一星期的工资），一块手表3.65美元（少于一天半的工资），一双鞋1.95美元（少于一天的工资），去一家不错的餐厅吃晚饭往往花不到1美元。可是，想象一下每天在恶劣的环境中工作12到13小时是个什么体验，工人们有那个命享受生活吗？每年有25,000人死在工作岗位上，外加大量的工伤，童工的工伤率是成人的三倍。工人受伤后，一没赔偿，二没保险，医药费自己掏，敢闹事就被解雇，没用了也被解雇。政府管不了资本家也帮不了工人。有人统计过，生长于“镀金年代”的普通白人男孩平均身高是1.65米，平均寿命是48岁，身高和寿命都低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得多的“革命年代”（十八世纪晚期）。

早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杰斐逊就看到了这个“可怕”的后果。他在欧洲看到了工人和童工的悲惨生活，发誓要把这个“毒瘤”挡在美国的大门外。他说：“在土地上劳作的人（自耕农）才是上帝的选民。”“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土地，就不要让我们的公民在工厂做工。”杰斐逊把“人类的理想”写进《独立宣言》的时候，心中满满都是农民。然而，他无力阻止工业和工厂进入美国。在工业化的浪潮中，杰斐逊看到了问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看到了未来。到1920年，一半的美国人住在城市里。昔日的“小农天堂”成了工业化最彻底的国家，拥有九百万产业工人。历史证明了杰斐逊的错误和汉密尔顿的正确，但没解决杰斐逊看到的问题。即使汉密尔顿再世，他也会被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吓一跳，觉得自己没准备好。所有的美国人都没准备好，最没准备好的就是美国政府。与独立自主的自耕农不同，能量巨大的工厂和工业是需要强大的政府来规范和监督的，这正是汉密尔顿当年的主张。但如此大规模的彻底的工业化需要一个多么强大的政府，这个“度”早已超出了汉密尔顿的想象。事实上，“镀金年代”的联邦政府弱得就像不存在，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管理商业和保护劳工的立法，即使有（比如“反垄断法”）也没认真执行过。所有的权力都在大公司手中。正如“铁路大王”康奈利·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所说：“法律？法律算老几？我不是有权力吗？”卡耐基和洛克菲勒也深以为然，他们都有自己的警察。如此这般，资本主义在新大陆野蛮生长，成就了繁荣，也引发了灾难（参看上一个故事）。

政府不管用，工人只能靠自己。跟资本家没什么好说的，干就完了。对付拥有无限权力的大公司，工人唯一的选择是罢工。可是，美国工人与欧洲工人是不同的，他们处的环境也不同。在欧洲，工会和工人政党已经成了气候。在《共产党宣言》的感召下，“社会主义者”（Socialists）和“共产主义者”（Communists）势力日益壮大。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成立了，也就是“第一国际”（First International）。1872年后，以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Mikhail Alexandrovich Bakunin ）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跟以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闹翻了，“第一国际”分裂，总部迁往纽约市。这就像一个大瘟疫从欧洲传到美国。又经过几年的内斗，“第一国际”终于把自己玩死了，于1876年的费城会议后解散，巴枯宁在同一年去世。1883年，马克思去世。

“第一国际”完了，它的影响没完。当时，大部分欧洲工人加入了工会。但在美国，工会还是个令人侧目的存在。到1900年，每12个美国工人里只有1个参加了工会。为什么美国工人对工会不感兴趣？他们难道不明白“团结就是力量”？首先，美国人最珍视的是个人自由，对带着浓烈的集体主义色彩的工会有天生的排斥。其次，在美国人心中，工会代表的是两个极端思想：“社会主义”（Socialism）和“无政府主义”（Anarchism）。社会主义要求打倒资本家，由政府拥有和管理企业（国企），特别是那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企业，比如铁路公司、电力公司、电话公司等等。无政府主义正好相反，不需要政府，追求绝对自由，想干啥干啥，传统秩序见鬼去吧。当然，前提也是打倒资本家。工会能把这两个极端玩到一起也算天才。社会主义也好，无政府主义也罢，都与美国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听着就吓人，还是敬而远之。第三，早期工会的领袖们都太激进，坚决斗争，绝不妥协，整得好像要把资本家团灭。可是，灭了资本家，谁给咱发工资？工人们想要更多的工资，不是不要工资呀。加入这样的工会岂不是自找麻烦？

尽管工会不受待见，但“第一国际”这么多年的折腾也没全白忙活，美国工人多多少少潜移默化地还是接受了一些它的主张的，尤其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再加上，工人的待遇太差了，他们不得不联合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我们已经讲过“1877年铁路工人大罢工”（参看《美国的故事（174）- 大罢工》），而1886年则见证了美国工人运动史上另一个永载史册的时刻。1886年的这次罢工主要是由一个叫“劳工骑士”（Knights of Labor）的工会组织的，一听这名就跟社会主义无关。早在1884年10月，“劳工骑士”与“商业和劳工联盟”（Federation of Organized Trades and Labor Unions）决定于1886年5月1日举行全国性的总罢工。罢工的起因当然是待遇问题，特别是工资和工作时长。罢工的目的是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现在，让我们从一个工厂说起，看看资本家是怎样把工人“逼上梁山”的，也看看在这场风波中到底谁占着理儿。

还记得塞勒斯·麦考米克（Cyrus H. McCormick）吗（参看《美国的故事（168）- 西部，牛仔，家》）？他发明（改进）的收割机（Harvester）是美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1847年，麦考米克在芝加哥开设了造收割机的工厂，就是“麦考米克收割机公司”（McCormick Harvesting Machine Company）。当时，厂里只有23人，他认识每个人。几年后，麦考米克的工厂年产1,000台收割机，雇着200人，他依然认识每个人。再之后，机器越造越多（1879年18,760台，1881年49,000台），工人也越来越多。1884年，麦考米克去世时，他的工厂占地12英亩，1,300个工人每天工作10小时，每星期工作6天。这一年，公司的利润率是71%。麦科米克不再认识他的工人。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每一个大公司。老板不认识员工，他们甚至不住在同一个城市，他们通过经理团队管理工厂和公司。当他们不再像创业时那样每天与工人亲密接触时，工人就从人变成了商品。71%的超高利润率并不能说服老板给工人稍微涨一点工资。

麦考米克去世不久，他儿子塞勒斯·麦考米克二世（Cyrus McCormick II）宣布减薪。几个月后，工人们愤而罢工。二世立刻招来新工人代替罢工的工人，结果，两拨工人打起来了，谁也别想好好上班。芝加哥市长和警察都管不了，二世没办法，只好恢复原来的工资。但事情没完。第二年，年轻气盛的麦考米克二世买了一批先进的机器来制造零件，代替一部分工人的劳动。尽管这些机器不完全可靠，但他跟工会杠上了，宁可花高昂的维修费也要砍工资。工会领袖迈尔斯·麦克帕登（Myles McPadden）说服麦考米克工厂的工人加入了全国性的“劳工骑士”和“金属工人工会”（Metalworkers Union）。

有了工会的支持，工人们硬气多了。现在，我们来到那个重要的时刻。1886年5月1日，在“劳工骑士”等工会的号召下，美国2万多个企业的35万到50万工人按计划如期罢工，示威游行，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人们唱着“八小时歌”：“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生活（Eight hours for work.  Eight hours for rest.  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这是规模空前的运动，延续了好几天，不同肤色、不同工种的工人联合起来，显示了从未有过的团结和力量。一时间，各地的铁路停运，工厂停工，商店关门，美国好像瘫痪了。美国人把这场运动叫“大动乱”（Great Upheaval），由此也可一窥他们对此的态度。

芝加哥有4万多人走上街头，包括麦考米克的工人们。麦考米克二世一面贿赂城市官员，让市长派了四百多名警察来保护工厂，一面雇了新工人来代替罢工工人。因一时难招到那么多人，麦考米克只能放宽条件，答应新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时。这下，罢工的工人不干了。八小时工作制是此次罢工的主要诉求，现在，罢工的诉求没达成，没罢工的反而捡了便宜，这桃摘得太轻松了吧？5月3日，游行示威继续。这一天的示威领导者是奥古斯特·斯皮斯（August Spies）。他是德国移民，德语报纸《工人报》的主编。在斯皮斯的约束下，罢工工人一整天都很和平，直到麦考米克工厂下班的铃声响起。当下班的工人往外走时，一些愤怒的罢工工人上前去与他们理论。斯皮斯正要出言阻止却又没来得及的时候，保护工厂的警察开枪了，当场打死两个工人（有人说六个）。

5月4日，为了抗议5月3日麦考米克工厂的流血事件，3000多人在芝加哥的商业中心干草市场广场（Haymarket Square）集会，谴责警察的暴力。共有三个人在集会上讲话，第一个是斯皮斯，第二个是阿尔伯特·帕森斯（Albert Parsons），第三个是萨缪尔·菲尔登（Samuel Fielden）。来自阿拉巴马的帕森斯曾是个社会主义者，后来变成无政府主义者。他自创周刊《警钟》（The Alarm），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菲尔登生于英国，卫理公会的牧师，也是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三位轮流上台演讲。据目击者说，他们主要是讲工人的待遇和警察的暴行，没有宣扬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言论。集会很和平，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多。这期间，芝加哥市长在下班途中路过干草市场时还停下来听了听演讲，然后就回家了。到晚上10点半，菲尔登刚刚讲完。3000人的集会变成300人，其他人或回家或去酒吧，这一天基本结束了。此时，约180个警察来到现场，示意演讲者和听众马上离开。就在大家准备收摊儿时，恐怖的一幕发生了。有人往警察的必经之路上扔了颗自制的炸弹，当场炸死一个警察，炸伤了几个。接着，警察和工人互相开枪射击，但不知是谁先开的火。最后，7个警察、4个工人被打死，70多人受伤，受伤的工人多于警察。这就是“干草市场惨案”（Haymarket Affair）或“干草市场大屠杀”（Haymarket Massacre）或“干草市场暴乱”（Haymarket Riot）。

第二天，芝加哥的流血事件迅速传遍全国，舆论风向立刻变了。本来，大家虽然不喜欢罢工的工人，但基本上同情他们的境遇，理解他们的诉求。而且，5月1日的大罢工组织得非常好，各地步调一致，和平、有序，显示了组织者的高效和能力。媒体的评价还是不错的。但是，见血之后就不同了。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和主流民意都从同情工人转为支持警察，指责罢工者为暴徒，铺天盖地的舆论要求严惩肇事者。此刻，美国民众表现出了与欧洲人极大的不同。欧洲人似乎总把警察当成施暴者，美国人却全力维护他们的警察。主要原因可能有两点。一，美国是民选政府，警察和军队是民选政府的一部分，自然是保护人民而不是镇压人民的。对警察和军队的伤害被看作是对民意的伤害。二，美国人骨子里本就反感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那一套。和平示威还好，那是你的权利，但闹出人命来就没好了。没人关心那些被警察打死的工人，此时此刻，美国人更愿意相信所有的罢工者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不值得同情。而且，因为很多罢工者是外国移民，美国人认为这是“境外势力”的阴谋，掀起一阵反移民浪潮。很多雇主本来已经同意八小时工作制，这下全都趁机反悔，恢复了十小时工作制。

在举国上下一片喊打喊杀声中，芝加哥警察开始了全城大搜捕，誓要抓住扔炸弹的人，那架势还真有点像林肯被刺后的情形。可是，没人看见谁扔的炸弹，阴谋论满天飞。直到今天，这仍是个迷。据说，最大的嫌疑人当时已逃离美国。警察倒是抓了个在家里造炸弹的人，但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此炸弹即彼炸弹。在一通海捕和嫌疑人互咬之后，检察官把8个嫌疑人告上法庭，这就是“伊利诺伊州诉奥古斯特·斯皮斯及团伙案”（Illinois vs. August Spies et al）。八个被告包括那三个演讲的人，斯皮斯，帕森斯，菲尔登，外加阿道夫·费舍尔（Adolph Fischer），乔治·恩格尔（George Engel），路易斯·林格（Luis Lingg），迈克尔·施瓦布（Michael Schwab），奥斯卡·尼布（Oscar Neebe）。费舍尔是斯皮斯的报纸《工人报》的打字员；恩格尔是激进的好战分子；林格是在家造炸弹的人；施瓦布是《工人报》的助理编辑，尼布与《工人报》关系密切。8人中的5个，斯皮斯，费舍尔，恩格尔，林格，施瓦布，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德国；尼布是德裔美国人；帕森斯和菲尔登是英裔美国人。问题是，他们八个都不是扔炸弹的人。炸弹爆炸时，只有斯皮斯和菲尔登在现场，他们演讲完就按警察的要求从台上下来，没任何暴力举动；费舍尔和帕森斯在酒吧；施瓦布正在另一场集会上演讲；恩格尔在家打牌；林格和尼布也都在别处。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被起诉？因为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是“阴谋者”，是“假想敌”，他们无一例外都曾为自己的思想呐喊过。这不是审案，而是审人、审思想。正如斯皮斯在为自己辩护时说的那样：“在干草广场，我们根本没有宣讲无政府主义……而你们现在审判的正是无政府主义。”

负责审理案件的法官约瑟夫·加里（Joseph Gary）带着对工人明显的敌意，偏向检方。陪审团就更难凑了，从1000个候选人中勉强挑了12个，这12人全都带着明显的偏见，事先认定被告有罪，除非有过硬的相反的证据才能让他们改主意。法院在偏见中开庭了，从1886年6月21日审到8月11日。尽管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与炸弹有直接关系，陪审团仍以“阴谋”暴乱为由认定八名被告有罪。加里法官判尼布15年徒刑，其余7人死刑。被告上诉到伊利诺伊州和联邦最高法院。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维持原判，联邦最高法院拒绝审理。1887年11月10日，伊利诺伊州州长把菲尔登和施瓦布的死刑改为无期徒刑。同一天，林格在狱中自杀。11月11日，斯皮斯、帕森斯、恩格尔、费舍尔走上绞刑架。他们唱着“马赛曲”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歌曲，从容赴死。斯皮斯对台下的观刑者说：“终有一天，我们的沉默比你们今天胁迫的声音更有力量。”

案子的结果在美国和欧洲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响。美国人拍手称快，欧洲、南美和其它国家强烈谴责，各地的示威游行此起彼伏，那八个人从“罪犯”变成了“殉道者”。1889年7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主持召开的“第二国际”（Second International）成立大会宣布将每年的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May Day）， 为了工人阶级的理想，为了对殉道者的崇敬，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这一天是全世界的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日子，是劳动者捍卫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的日子。但是，美国人拒绝接受这个日子。他们不想庆祝这个流血的时刻，更不想与社会主义沾边儿。在“劳工骑士”的推动下，1894年，国会通过立法规定每年九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为“劳动节”（Labor Day）。

虽然美国人不庆祝“五一节”，但他们从没停止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1916年，国会通过了“亚当森法案”（Adamson Act），以联邦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八小时工作制，超过八小时之外的工作应付额外的费用（加班费）。1917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威尔逊诉纽案”（Wilson v. New）中判定“亚当森法案”不违宪，维护了八小时工作制。当然，现实比法律复杂。很多人，包括工人和资本家，出于各种原因不愿受八小时限制，那种灵活性将在一次次的实践和一个个的案例中建立起来。法是死的，人是活的，但八小时工作制至少提供了一个法律依据和基本保障。

其实，在美国，不同的声音一直都有，一些作家、艺术家、民众为殉道者呐喊，为他们争取权利。1893年6月，伊利诺伊的“进步派”州长，也是德国移民，约翰·奥特杰尔特（George Altgelt），赦免了尼布、菲尔登、施瓦布并否定了警察局的做法。但是，奥特杰尔特为此付出了代价，他没能赢得连任。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和法学家认为对“干草市场案”的审判不公平，是对法治和人权的践踏。一位法学家认为，（当时的）法律没能保护思想简单、整天胡说八道的傻瓜（damn fools)（他指无政府主义者），以至于这些傻瓜莫名其妙地丢了性命。我们都是傻瓜，都是普通人，都会因受蛊惑而满嘴跑火车。但我们都应受到法律的保护，都不应因言获罪。后来，芝加哥市政府建立了“干草市场纪念碑”，提醒后人勿忘前事，勿让悲剧重演。

争取进步的旅程依然艰辛。在拥抱“进步年代”之前，美国人还要经历一次大考。他们的考题是什么？他们将怎样回答十九世纪的最后一道选择题？请看下一个故事：世纪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