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119）- 妥协

1848年开始的“淘金潮”让加利福尼亚成了“暴发户”，短短两年就具备了成为独立州（Independent State）的条件。什么是独立州？所有加入联邦的州都是独立州（简称“州”）。她们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政府的形式和结构由本州宪法决定，政府官员由本州人民选举。当初从英国独立出去的不是一个美国，而是十三个州。联邦政府成立后，各州政府把与外国的缔约权、宣战权以及其它几项属于“国家”的权力“让”给了联邦，但保留了大部分自治权，每个州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邦国”。当然，成为独立州是有条件的，最主要的是人口和经济规模都要达到一定标准并制定了自己的宪法。除了最初的十三个州，后来者若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一般要分两步走：一，先当美国领地（Territory）；二，条件成熟时向国会申请以独立州的身份加入联邦。领地和州的区别是，领地政府由联邦政府设定，官员（比如总督）由联邦政府委派，领地的人民虽是美国公民但无权投票选举联邦政府官员；而州政府和官员由本州的人民决定，与联邦没有上下级关系，州的人民拥有美国公民所有的权利。领地是自上而下的统治，州是自下而上的政府。“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以来，所有加入联邦的州都是这样按部就班地走的，所有的领地都是经过几年、十几年、或几十年的发展才具备成为州的条件。唯一的例外是德克萨斯，她从“国”直接变成了“州”，跳过了领地的阶段。现在，连正规的领地政府都没有的加利福尼亚也想一夜之间变成州（参看上一个故事），不能怪国会发懵。谁也没想到，加利福尼亚申请“入籍”引发的政治风波把年轻的国家推向了“内战”边缘。

一切都是奴隶制惹的祸。德克萨斯入籍带来的麻烦我们已经领教过了（参看《美国的故事（113）- 合并》），加利福尼亚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墨战争还没结束，南方和北方的斗争已经白热化了。以“蓄奴州”身份加入联邦的德克萨斯把“蓄奴州”（Slave States）和“自由州”（Free States）的数量扯平了，到1848年，联邦刚好有15个“蓄奴州”，15个“自由州”。正因如此，任何一个新的州加入都会打破权力的平衡，这是双方都不能承受之重。1849年底，加利福尼亚通过了新宪法，明文规定禁止奴隶制并以此为依据申请加入联邦。这不是添乱吗？

除了加利福尼亚，国会面对的糟心事还有好几桩。北方的“辉格党”人正酝酿着在首都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市废除奴隶贸易（不是奴隶制）。南方说：你敢！南方的“民主党”人正提议通过更严格的“奴隶逃亡法”，要求北方把逃到北方的奴隶押解回南方，严厉打击废奴运动。北方说：不可能！与此同时，来自宾夕法尼亚的联邦众议员大卫·威尔莫特（David Wilmot）提出《威尔莫特条款》（Wilmot Proviso），要把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案”的南北分界线，北纬36度30分，延伸到太平洋沿岸。此线以北为“自由州”，以南为“蓄奴州”，按旧例来岂不省事？可是，这个被众议院通过的条款却被参议院否决，南北冲突再次回到无解状态。“民主党”人刘易斯·卡斯还提了个“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论：咱现在瞎嚷嚷是无的放矢，何不让新领地的人民自行决定是否实行奴隶制？联邦政府就别管了。这其实是个很有创意的设想，但南方一看就知道北方“图谋不轨”，因为新抢来的土地中只有德克萨斯适合种棉花，其余地方没有大规模的农业，对奴隶制没有需求。而且，墨西哥早就废除了奴隶制，你现在要在从墨西哥抢来的地盘上恢复奴隶制，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人民也不会答应。如果新领地全都变成“自由州”，南方还活不活？另外，新入籍的德克萨斯也不安生，说格兰德河以东至北纬42度的土地是她的，但新墨西哥就是霸着不给。新墨西哥人拒绝德克萨斯领土要求的最重要原因是他们不想要奴隶制，而是希望以“自由州”的身份加入联邦。脾气火爆的德克萨斯人已在德新边境集结了国民自卫军，要武力抢地。

所有这些够糟的了，更糟的是，白宫迎来了一个平庸的主人。“辉格党”人扎卡里·泰勒将军在战场上的表现还算可以，他挑起了美墨战争也击败了墨军的主力。战争塑造了一个勇敢、坚毅的军人，却无法塑造一个成熟、睿智的政客，泰勒的白宫岁月似乎沉浸在无休无止的优柔寡断和茫然失措中。他的内阁像他一样平庸，对眼前的乱局别说帮不上忙，还专门捣乱。这样一个弱势政府注定会把大权拱手让给国会，泰勒似乎也很乐意这么做。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会见普通民众、出席婚礼葬礼、出巡，等等，俨然把自己当成形式上的国家元首而不是脚踏实地的领袖。当然，他的愿望是好的，希望保护联邦免遭分裂，希望南北双方达成妥协。作为生于弗吉尼亚、长于肯塔基的奴隶主，泰勒却支持在所有的新领地禁止奴隶制，他的态度大受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的欢迎，却招来南方的切齿痛恨。在南北分歧势同水火的当时，缺乏政治经验又固执得莫名其妙的泰勒显然不是个能解决问题的总统。

既然总统不管用，国会自然成了核心。国会之所以能当此大任，是因为那几位巨匠还在。虽然他们已是垂暮之年，但他们愿以生命中最后的力量为他们国家的和平与统一做最后一次努力。他们是我们以前讲过无数次的“三巨头”：亨利·克莱，丹尼尔·韦伯斯特，和他们的老对手，约翰·卡尔霍恩。1850年，克莱73岁，韦伯斯特68岁，卡尔霍恩也是68岁。他们在参议院争了三十年，斗了三十年，也和平共处了三十年。他们互相攻击也互相合作，维护着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利益。他们都当过国务卿，都想当总统，都与白宫无缘。也许命运就是要把他们牢牢地“拴”在参议院，因为，在这里，他们是不可替代的。

1849年，亨利·克莱第五次当选代表肯塔基州的联邦参议员。此时的他病痛缠身，已退休六年了，本应在家歇着，但肯塔基州议会实在找不出能代替他的人，眼前的乱局除了他没人管得了。人们期待着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的奇迹再次发生（参看《美国的故事（95）- 美好年代》），这位“伟大的妥协者”能否像三十年前那样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1850年1月，克莱来到华盛顿。21日，他敲开了韦伯斯特的家门。克莱和韦伯斯特同属“辉格党”，他们是朋友，也是对手。韦伯斯特代表新英格兰和北方的工商业利益，克莱代表西部，他支持工商业和废奴运动，但同时也是奴隶主。韦伯斯特是比较激进的“辉格党”人，克莱比较温和。过去，两人的争吵有嫉妒的成分，也有争当“辉格党”领袖的情绪。今天，克莱不是来吵架的，他需要韦伯斯特的全力支持。

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身体虚弱的克莱不停地咳嗽，好不容易才把话说完。韦伯斯特被克莱的真诚感动，同意放弃一些一贯坚持的立场，不再反对“奴隶逃亡法”，寻求与南方妥协。韦伯斯特看着克莱，心里很难受，他不确定妥协案能否成功，但他确信，克莱活不了多久了。他自己也活不了多久了。他们心心念念的联邦，还能活多久呢？

1月29日，克莱在参议院做了个简短的发言，宣布将在2月5日发表关于当前局势的讲话。大家已经有六年没听克莱讲话了，好怀念那些光芒闪烁、摄人魂魄的演说，所有的人都热切地期待着。从1月29日到2月4日的这一个星期，人们从各地赶来，只为听到他的声音。2月5日，参议院大厅爆满，连走廊上都站满人，生怕错过这村没这店了。所有的重要人物都来了，包括韦伯斯特和卡尔霍恩。克莱那高高瘦瘦的身影慢慢地走向大厅，所到之处，人群自动闪出一条路，掌声欢呼声不断。下午1点，克莱站起来讲话。在5日和6日两天里，他一共讲了约五个小时，期间咳嗽不断，好像要把自己掏空。

当然，克莱本人的受尊敬、受欢迎的程度并不代表他的观点可以畅行无阻，议员们该咋吵咋吵，该咋闹咋闹，感情不能代替利益。克莱的提议主要有五点，其中最重要、最紧急、最棘手的是德克萨斯与新墨西哥的边界之争，因为这事儿已火烧眉毛，眼看着就打起来了。克莱提议德克萨斯放弃北部和西部的领土要求，把土地转给联邦，以此换取联邦政府偿付她那一千万美元的债务。此时的德克萨斯债务缠身，举步维艰，债券的投资者们心惊胆战，生怕她哪天宣布破产，所有的钱就打水漂了。这个提议可以肯定会得到债券投资人的支持，现在就看德克萨斯愿不愿意用领土换金钱了（联邦政府不能强迫任何州无条件出让领土）。

克莱的另外几项提议包括：以“人民主权”的形式建立犹他领地（UtahTerritory）和新墨西哥领地（New Mexico Territory），这些领地是否实行奴隶制将由领地的人民决定；首都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将禁止奴隶贸易；制定更严格的“奴隶逃亡法”，加大打击逃亡奴隶的力度；允许加利福尼亚以“自由州”的身份加入联邦。

从这“一揽子”计划可以看出，克莱的中心思想是妥协：在满足南方和北方的大部分要求的同时，希望双方都做些让步，以免国家陷于分裂。他相信，大部分议员是温和派，特别是南方的“辉格党”人和北方的“民主党”人，他们是克莱争取的主要对象。克莱准确地预言了战争将会带来的可怕后果，警告双方不要走上那条不归路。十一年后，亚伯拉罕·林肯起草他的就职演说时，他参考的就是克莱的这段话。正如林肯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克莱也为他热爱的联邦付出了所有的感情。他说：“我认为我们都在同一个大家庭，都是朋友，都是兄弟；我认为我们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联合在一起，我将继续为我们的和谐与和睦努力；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避免那可怕的一天，那一天，我们联邦的一部分将视另一部分为敌人。”

不管克莱如何周旋，双方的激进分子都不会放弃反击。奴隶制最热情的维护者正是与克莱享有同等崇高地位的约翰·卡尔霍恩。毕业于耶鲁的卡尔霍恩本来不应是支持奴隶制的“死硬派”，他曾在“美国体系”的建设中与克莱密切合作过，但他代表的南卡罗来纳州是南方阵营的核心。到1850年，卡尔霍恩已是南方最重要的领袖，很多议员以他的马首是瞻。

1850年3月的第一个星期，卡尔霍恩来到参议院。他的情况比克莱坏得多，病得无法独自行走。他把自己裹在大衣里，被人搀着坐进座位，形容枯槁。那个出色的演说家早已远逝，今天的他虚弱得根本无法出声，只能由别人替他念稿。克莱以为“奴隶逃亡法”能让卡尔霍恩满意，但卡尔霍恩说：不，我要的是修宪，我要的是北方永远对奴隶制的问题闭嘴。如果废奴主义者不能保持沉默，那就“让各州同意分离。…如果你们不愿让我们和平地离开，请告诉我们，我们就会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卡尔霍恩这是明明白白地号召南方各州与联邦分手，和平地分手，只有这样才能永保奴隶制。

讲话结束后，卡尔霍恩颤颤巍巍往外挪，在外面大厅里碰上克莱。他们久久地对视着，慢慢地靠近，直到能感受对方的呼吸。然后，卡尔霍恩失去平衡，倒在克莱怀里。四个星期后，卡尔霍恩去世。他躺在病床上时，克莱来看他，坐在床边跟他谈了一个小时。克莱微笑着，目光柔和，仿佛所有的分歧和争斗都不存在了。但卡尔霍恩满脸警觉，紧张又僵硬。他显然不想与任何人妥协，哪怕只有一个小时。

卡尔霍恩的发言毫无疑问是对妥协努力的打击，但如此激进的观点似乎并不是大家期望的。三天后，“三巨头”中的另外一位，丹尼尔·韦伯斯特，出场了，他的任务是回击卡尔霍恩的分裂言论。他的气场与克莱的一样强大，参议院座无虚席，人们似乎习惯了聆听他那振聋发聩的每一次演说，从“达特茅斯案”时起就是如此。这是韦伯斯特最后一次在参议院做重要演讲，他知道，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的生命也快走到尽头。

至少，韦伯斯特看上去不像克莱和卡尔霍恩那样虚弱，他依然腰板笔直，声音洪亮：“我沮丧又愤怒地听到一个词：分离，特别是当这个词从那些爱国者的嘴里说出来，从那些我国甚至世界闻名的政治家嘴里说出来。分离！和平的分离！先生，你的眼睛和我的眼睛是永远不会看到这个奇迹的…世上没有和平的分离这种事。和平的分离绝对不可能。难道我们遵循的那部伟大的宪法不是为整个国家制定的吗？难道它会被分离融化，就像高山上的冰雪被太阳消融直至消失吗？不！先生！不！我不必说联邦的瓦解会带来什么结果，因为我像看到天堂中的太阳那样清楚地看到了那个结果，那就是我不想描述的战争。”为了避免那场战争，韦伯斯特愿意妥协，愿意接受“奴隶逃亡法”，只为保住一个统一的国家。他说：“我只知道一个国家。我的追求就是我的国家、我的上帝、我的真理的追求。我生为美国人，长为美国人，也将死为美国人。”

韦伯斯特的话让很多人流泪，有的是被他的爱国心感动，有的是因为看到他被迫妥协而感到难过。对一个坚定的废奴主义者来说，同意接受“奴隶逃亡法”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

对克莱的“一揽子”妥协案的辩论越来越激烈，泰勒总统也插了一脚，他主张把从墨西哥抢来的地盘分成两个州：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两个都是“自由州”，简单又粗暴。他这一捣乱简直等于直接“毙了”克莱的计划，因为南方绝对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但泰勒没想到的是，在参加了卡尔霍恩的葬礼仅仅三个多月之后，他自己的生命也戛然而止。7月4日，泰勒出席在华盛顿纪念碑举行的捐款活动，那天天气又闷又热。回到白宫后，他喝了一些冰镇牛奶，吃了很多水果。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觉得腹中疼痛。在今天看来似乎是消化不良，但“御医”们好紧张，确定总统得了“霍乱”。也不知道是泰勒生错了病还是医生下错了药，7月9日，66岁的扎卡里·泰勒总统去世。他任职一年零四个月，是第二位死于任上的总统。“辉格党”真够倒霉的，选上来的总统都“短命”。九年前的威廉·亨利·哈里森任职一个月就去世，这回泰勒也没能长久。

副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继任总统（第十三任总统）。纽约人菲尔莫尔是苦孩子出身，从小给一个裁缝当学徒工，全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打拼到如今的地位。他可能是最心灵手巧的总统。他为白宫的浴室安装了第一个浴缸，也为厨房安装了第一台新式炉灶。当时，厨师不知道怎么用这新炉子，菲尔莫尔亲自到专利局去看说明书，看完后回来手把手地教厨师。新总统虽然远远算不上出色，但他在一些大事上的选择比泰勒明智，正是他派马修·佩里将军率“黑船”去日本的，开启了日本近代化的进程。对正在进行的妥协案的争论，菲尔莫尔也比前任泰勒灵活，他的目标与克莱的一样：维护国家的统一。

泰勒总统的突然去世为妥协案的最后形成扫除了一个障碍，至少大家不用再担心法案会被总统否决。但这不意味着克莱的一揽子计划能顺利通过，因为它太复杂，涉及的利益面太多，很难让所有的人满意。8月1日，参议院否决了克莱的一揽子议案，只保留了犹他领地的内容，其它的条款全部被抹掉。在那么多的努力之后，所有的希望似乎都被扼杀了。轮到克莱投票的时候，他忍无可忍，慢慢站起来，什么都没说，走出参议院大厅，消失在议员们的视线中。他看上去就像个一百岁的老人，孤独地走向坟墓。他身后的国家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这不是他此刻关心的问题，因为他已没有力气。

然而，克莱铩羽而归也不意味着他彻底认栽，他的身体垮了，意志没垮。在去海边休养了一段时间后，那一丝精神似乎又回到他心中。他卧病在床，无法再亲自上阵，但他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找到了一个更得力的助手：“民主党”人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A. Douglas）。来自伊利诺伊州的道格拉斯被称为“小巨人”（Little Giant），他身材矮小却能量十足，是个传奇式的人物。记住这个名字，因为我们还会遇见他。此时的克莱宁可让这个“民主党”人为自己冲锋陷阵也不想找同党帮忙，足见道格拉斯的独特之处。

在克莱的指导下，道格拉斯把克莱的“一揽子”提议拆解成五个小提议，也就是前面我们说过的那五条：一，德克萨斯放弃西部和北部的领土要求以换取联邦政府偿付她的一千万美元的债务；二，以“人民主权”为原则建立新墨西哥领地和犹他领地；三，在首都废除奴隶贸易；四，制定更严格的“奴隶逃亡法”；五，批准加利福尼亚以“自由州”的身份加入联邦。道格拉斯起草了每一个提议，把它们当作五个独立的议案一个一个地拿到国会讨论，一个一个地讨价还价，一个一个地表决。每一个议案都简单明了，每一个都得到了大多数议员，特别是温和派的支持，避免了一揽子计划引起的不必要的顾虑。支持某一个提议的议员不必同时支持另一个，他们可以更自由、更独立地表达意愿，不必担心得罪自己选区的选民。1850年9月，参众两院先后通过了所有的议案，合称“1850年妥协案”（Compromise of 1850）。菲尔莫尔总统很干脆地签字使之生效。自1846年美墨战争以来长达四年的争吵和动荡终于告一段落，联邦有惊无险，再次避免了分裂。

随着妥协案的通过，加利福尼亚成为美国的第31个州。其实，从头到尾，没人挑战过加州的“自由州”身份，也没人像当初挑剔德克萨斯那样挑剔她。她之所以底气十足是因为“淘金潮”带来的巨大财富，美国人忙不迭地要她，什么条件都成。加利福尼亚自身的实力铺平了加入联邦的路。

虽然“1850年妥协案”最后不是由克莱直接推动通过的，因为此时的他已经病得起不来了，但人们还是把这个功绩记在他头上，把他看成妥协案的总设计师。他的天才、意志、高超的政治技巧和执着的爱国情怀使他的国家暂时免于灾难。参议员亨利·福特（Henry Foote）后来说：“如果在1860到1861年间美国国会有一个像亨利·克莱这样的人，我确信，不会有内战。”

1852年6月29日，克莱去世。四个月后，1852年10月24日，丹尼尔·韦伯斯特去世。八年后，“内战”爆发。“三巨头”都没看到那兄弟相残的一幕，这也许是他们的大幸。他们带走了最灿烂的星光，使它照不到被血染红的断壁残垣。那是他们不忍直视的悲剧。

妥协案把“内战”推迟了十年。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也许可以忽略不记，但它让北方的工业化更加彻底，为迅速战胜南方奠定了物质基础。十年也让废奴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为北方提供了思想和道德高地。更重要的是，这十年为美国缔造了一个新的政党“共和党”，也为美国培养了一位意志坚定、百折不回的领袖。看一看这十年中白宫的主人，你就会知道，没有亚伯拉罕·林肯的“内战”是不可想象的。没有这十年，也许今天的美国不会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奴隶制并不是“内战”前的美国唯一的问题，还有一个人群在呐喊着争取权利。那被忽视、被淹没的声音将怎样冲破重重阻力？它将为美国带来什么？请看下一个故事：生而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