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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2月6日，美国参议院批准了1898年12月10日签署的美西《巴黎条约》，正式结束了“美西战争”。对美国来说，战争最大的“成果”是获得了西班牙在亚洲的殖民地菲律宾。《巴黎条约》把菲律宾卖给了美国，俨然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受保护国”）。菲律宾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标志，标志着美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但美国人很快就意识到，“帝国”没那么好玩，它是利益也是责任，是荣耀也是麻烦。

短小精悍的“美西战争”从1898年4月21日打到7月17日，真刀真枪的互殴结束了。然而，战争还没画上句号。8月12日，美西在华盛顿签署临时停火协议，双方的较量从战场转到谈判桌。两国代表赶赴巴黎，开始了艰难的谈判。有人也许会说：这有什么难的？美军大获全胜，那还不得狮子大开口，想要啥要啥，西班牙乖乖听话便是，有何资格提条件？其实不然。在这场弱肉强食的战争中，双方都有难以启齿的诉求和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们怎样到达和平的终点站呢？

1898年4月11日，威廉·麦金莱总统致信国会，请国会斟酌古巴的形势和美西关系。在一切和平努力失败之后，总统放弃抵抗，把球踢给了国会。国会说打咱就打，国会说和咱就和，悉听尊便。麦金莱是真不想打仗，但架不住美国人民正义感爆棚，非要为古巴出头（参看上一个故事），谁也拦不住。难道真的只为古巴吗？也许一开始是，但打着打着就会变味儿，走着瞧吧。国会来了精神，商量着怎么挑事。无论如何，战争的理由是解放古巴，正义是必须的。怎样显示正义呢？4月19日，参议院通过决议，支持古巴独立，保证美国永远不吞并古巴。同一天，众议院也通过了此案。决议要求西班牙撤离古巴，授权总统使用必要的军事力量帮助古巴独立。4月20日，麦金莱签署了决议并将决议文本发给西班牙。西班牙说这不是岂有此理嘛。古巴问题是我们西班牙的内政，你们美国人自己开个会就解决了？4月21日，西班牙宣布与美国断交。同一天，麦金莱命令美国海军封锁古巴。4月23日，西班牙对美宣战。4月25日，美国对西班牙宣战。“美西战争”（Spanich-American War）正式开场了。

一心想着繁荣与和平的威廉·麦金莱总统怎么也没想到，他上台后需要面对的第一件事竟然是战争。真是怕什么来什么，美国人就不能好好过几年清净日子吗？亲身经历惨痛“内战”的麦金莱比任何人都热爱和平，但他很快就发现，和平并不是美国人民的第一爱好，自由才是。美国人不仅爱自己的自由，也爱邻居的自由。正如当年他们的祖先要解放加拿大一样，如今的他们要解放正在水深火热中的另一个邻居：古巴。1895年，“古巴独立战争”（也叫“古巴第二次独立战争”）爆发（参看上一个故事）。美国人感同身受，比古巴人还激动。铺天盖地的舆论整天煽风点火，搞得大家恨不得游到古巴去闹革命。克利夫兰总统对民意和舆论的态度从来都是“不听不听，王八念经”，他像没事人一样硬把革命情绪压了两年。1897年，克利夫兰高高兴兴回家抱孩子去了，把烫手山芋留给了麦金莱。麦金莱不是克利夫兰，他是被民意裹挟着进白宫的。一路走来，他从未让选民失望过。现在，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他将何去何从？

“民主党”人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把白宫交到“共和党”人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手中的时候一点也不为自己的政党感到难过，反而窃喜。保守的麦金莱显然比“民主党”内的“白银派”更合克利夫兰的胃口。在结伴去国会山就职的路上，麦金莱对克利夫兰说：“总统先生，今天你比我更快乐。”麦金莱清楚地知道两人的执政风格天差地别。克利夫兰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不怎么在乎民意，而麦金莱几乎是民意指哪他打哪。克利夫兰说他很抱歉把一场对西班牙的战争留给了麦金莱。虽然战争还没打响，但那蠢蠢欲动的威胁已经肉眼可见地靠近了。

1897年3月4日，54岁的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宣誓就任第25任总统。深受“1893年大恐慌”折磨的美国人忽然觉得眼前一亮，仿佛回到了“一八〇〇年革命”后的那段日子：阳光下的一切似乎都是新的。在辉煌又痛苦的“镀金年代”之后，美国人终于迎来了“进步年代”（Progressive Era），而麦金莱就是带领他们进步的第一位领袖。麦金莱入主白宫标志着“第三政党体系”的结束和“第四政党体系”（Fourth Party System）的开始，他将开启一个繁花盛开的新美国，被称为第一位“现代总统”。

“1893年大恐慌”持续了四年多，也就是说，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总统的整个第二个任期（1893 – 1897）都搭进去了（参看《美国的故事（181）- 危机》）。克利夫兰在危机中的表现，特别是他对金本位的坚持，让他成了不受欢迎的政客。当1896年大选来临时，“民主党”是绝对不会再提名克利夫兰的，克利夫兰自己也不想干了。于是，一个大大的位子空出来，为所有的野心和欲望敞开了大门。1896年的大选被称为“世纪之选“，当选总统将领导美国进入二十世纪，而这场大选中的焦点话题正是美国在新世纪里将要选择的道路。

从大约1870年到1896年（或1900年）的“镀金年代”毫无疑问是美国历史上的“黄金三十年”。新大陆不再是跟在英国和西欧身后的学生，而是自信满满地领导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把人类带入“电气时代”。美国在工业、农业、金融、科技等各方面实现了现代化，人均收入轻松碾压几乎所有的国家。1894年，在“镀金年代”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国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一位，到1914年更是超过了英、法、德、日四国的总和。然而，“镀金年代”毫无疑问也是让美国人“五味杂陈的年代”。它因新科技、新发明带来的便捷而充满希望和乐观，也因贫穷和腐败而充斥着焦虑和痛苦。大部分美国人的钱包鼓起来了，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找到了幸福。“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在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中变得苍白无力，“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被事故频发的矿井、条件恶劣的工厂、拥挤肮脏的贫民窟污染。美国人渴望一个更公平、更民主的社会，他们渴望进步。

1893年3月4日，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宣誓就任第24任总统，成为第一位隔届连任的总统（第22任和第24任）。对于重返白宫，第一夫人弗朗西丝一点也不觉得意外，她四年前就看到了这一天（参看上一个故事）。然而，失而复得的喜悦没持续多久。克利夫兰刚刚就职两个月，一场长达将近五年的经济危机就爆发了，这就是“1893年大恐慌”（Panic of 1893）。

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的第一个任期（1885 -1889）一点也不平静，否决权用了414次，金银之争吵得不可开交，公务员制度改革得罪了一大堆人。但克利夫兰不在乎，我行我素地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然而，他的“硬汉”形象在1886年6月2日这一天变得柔软，因为，这位资深单身汉要结婚了。冷冰冰的白宫秒变喜气洋洋的婚礼现场。在此之前，白宫已见证了8次婚礼。迄今为止，一共有19场婚礼在白宫举行，其中的18次是为总统的子女、亲戚、朋友办的，只有这一次的新郎是总统本人。克利夫兰至今仍然是唯一在白宫结婚的总统，此前的约翰·泰勒（John Tyler）和此后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两位总统虽然是在任上结婚的（二婚），但婚礼不在白宫。

自从联邦政府成立以来，美国就进入“两党政治”模式。代表不同利益的两个政党在斗争与平衡中轮番执政，形成了美国政治的独特风景，也体现了美式民主的神奇功效。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末，在一百多年的“沉浸式”体验之后，美国人似乎已经被“两党制”驯化，或者说，已经习惯了在两党的争斗中用手里的选票为自己谋福利。可是，当“镀金年代”接近尾声，面对极大丰富的物质和日新月异的世界，一部分美国人忽然发现他们手里的选票失效了，因为不管他们把票投给哪个党都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这种被民主制度“遗弃”的感觉真是太糟糕了，它引起的恐惧和愤怒可想而知。于是，有人开始“跳出盒子想问题”：谁说美国只能有两党？三党不行吗？我们为什么不能创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政党？那么，这些渴望变革的人是谁？他们想要的第三党是什么样的呢？

1885年3月4日，47岁的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宣誓就任第22任总统。他是自1861年以来第一位当选的“民主党”总统，他之前的安德鲁·约翰逊不是选上去的，且统治基本无效，不能算“民主党”的江山。做为“镀金年代”里唯一的“民主党”总统，克利夫兰是“第三政党体系”中除林肯以外难得的亮点。他还是另一个纪录的保持者：迄今为止唯一的隔届连任的总统（第22任和第24任），不知道这个“唯一”会不会在2025年变成“唯二”。克利夫兰身上各项独特的指标似乎意味着他将是位不平凡的领袖，事实果真如此吗？

“镀金年代”的美国人既享受着繁荣和富裕，又痛恨着垄断和腐败。经济发展最快的年代便是腐败盛行的日子，这似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或是人性使然。在格兰特政府全方位的腐败之后，选民们已出离愤怒。于是，反腐成了接下来的几届政府的重点工程。从海斯到加菲尔德再到阿瑟，三位总统和四届国会用了六年的时间终于废除了臭名昭著的“政党分赃制”（参看上一个故事），这是反腐道路上最重要的里程碑。当然，公务员制度只是最肉眼可见的议题，“镀金年代”的其它“病症”，比如垄断、劳资矛盾、贫富悬殊、女性的选举权等等，不是一时半时能解决得了的。进步的路还很长，美国人仍需努力。

1880年，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 Hayes）总统的任期即将结束，美国选民又一次面临一场非同寻常的大选。海斯在1876年大选时承诺只任一届，此时便顺理成章地退休。事实上，他就是想连任也不可能，没人支持他。他的任期从第一天起就被“得位不正”的流言困扰（参看《美国的故事（171）- 重建之殇》），而“1873年大萧条”的直接后果，“1877年铁路工人大罢工”，又给他的整个任期蒙上阴影。海斯不是个平庸的总统，他很想做点事，可惜时运不济，时间又短。他在争议中结束了“重建”，使美国政治回归“正常”。更重要的是，他为“公务员制度”或“政党分赃制度”的改革开了个头。尽管他没能完成自己开始的任务，但他给了他的继任者们完成这个任务的契机。

在“1877年铁路工人大罢工”中，加州圣弗朗西斯科（旧金山）的白人工人把矛头指向了中国工人，进而指向所有的中国移民。一场针对资本家的斗争变成针对中国人的斗争，这是在罢工初期起领导作用的“工党”始料不及的。“工党”领袖很快就丧失了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和控制，旧金山的中国人和他们的财产、生意被打、砸、抢，遭受严重的损失。更要命的是，作为受害者的中国人不仅没在罢工结束后得到赔偿，反而被“秋后算账”，接二连三地被加州立法和联邦立法限制更多的自由、剥夺更多的权利。那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不惹是生非、为美国的跨大陆铁路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曾被“中央太平洋铁路”的高管称为“世界上最好的员工”的中国人，怎会一夜之间变成众矢之的？中国人到底“做错”了什么？

在1876年的费城展览会上，所有的参观者都被工业展厅中的机器吸引。在蒸汽动力的带动下，机器“自动”地完成纺纱、织布、砍木头、造枪管、刺绣等多项任务，看上去真是“全自动”，似乎人工将被机器代替。这正是资本家想让大伙看到的。他们不想让人看到的都在另一座建筑里，那里煤灰粉尘飞扬，汗流浃背的工人正把煤往炉子里填，确保蒸汽机不停地运转，带动展厅里的各种机器。为了展览会上那酷炫的“自动化”展示，煤矿工人把煤挖出来，铁路工人把煤、蒸汽机、各种机器搬上火车运过来，伐木工人从森林中挑选了最好的木材，木工场的工人把木头锯成展会要求的大小和形状，炼油工人为机器造了润滑剂，钢铁工人生产了机器需要的钢材。这一切展示的不是那个不再需要人类劳动的未来，而恰恰是工人们不可被替代的当下。然而，资本家可不这么认为，他们就想让工人感到压力，感到不再被需要的危机，只有这样才能让工人听话。

1877年3月4日，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 Hayes）成为第十九任总统。海斯入主白宫意味着“重建”的结束，也标志着“镀金年代”（Gilded Age）的开始。“镀金年代”大约是从1877年到1896年，有人认为“重建”也应该算在内。“镀金年代”与“第二次工业革命”（1870 – 1914）大体重合，也与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 Era, 1837 – 1901）中后期重合，美国和西欧在工业、科技大发展的基础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那么，它为什么只是“镀金”而不是“黄金”呢？这个名字来源于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查尔斯·沃纳（Charles D. Warner）合著的1873年的小说《镀金年代：今天的故事》（The Gilded Age: A Tale of Today）。马克·吐温认为，这个年代造成了太多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悬殊、阶级矛盾、政治腐败、资本垄断等等，经济发展带来的繁荣只不过像涂在所有这些丑恶之上的一层薄薄的镀金。

1876年7月4日，美国迎来了一百岁生日。一百年中，十三个小小的殖民地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国土从100多万平方公里变成930万平方公里，海岸线从一个大洋延伸到三个大洋。虽然这一路走得跌跌撞撞，虽然前途荆棘丛生，但美国人有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他们要好好庆祝一下。1873年，格兰特总统宣布要为庆祝美国的“百岁大寿”举办一个国际博览会。这个“百年展览会”（Centennial Exhibit）将于1876年春天在美国的诞生地费城举行，它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这样的盛会，将向世界展示这个年轻国家走过的一个世纪的旅程。

1876年，当格兰特的任期接近尾声，“重建”（Reconstruction）已走过十个年头。国会用宪法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修正案（合称“重建修正案”）定义了“重建”，也定义了一个新联邦。第十三修正案给了黑人自由；第十四修正案给了黑人公民身份和平等保护；第十五修正案给了黑人（男人）投票权。听上去万事大吉，但法是人定的，法的成功在人不在法。宪法已经到达理想的彼岸，黑人自由平等的进程能否跟得上宪法的脚步？

1873年3月4日，在摄氏零下9度的天气里，首席大法官萨尔蒙·奇斯为尤利西斯·格兰特主持了宣誓仪式。格兰特的第二个任期就这样随着史上最冷的就职仪式开始了。一直困扰着历届美国总统的魔咒是：他们在第二个任期的表现远逊于第一个任期，似乎无一例外。可能是因为，第二个任期意味着总统们成了“跛脚鸭”，在四年的尽头，等待他们的只有一个选择：退休。于是，他们有的“放飞自我”，有的明哲保身，创造力明显下降，判断力有失偏颇。那么，格兰特的第二个任期会是什么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