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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年6月27日，一艘叫“阿米斯塔德号”（La Amistad）的西班牙船离开古巴的哈瓦那（Havana）港，驶往古巴的另一个省。当时，古巴是西班牙殖民地。这应该是一次很短的旅行，从哈瓦那到目的地只需四天时间，船员们只带了很少的口粮。可是，他们没料到遇上顶风，延误了航程。到7月2日，“阿米斯塔德”仍在海上。也就是在这一天，船上发生了变故，这艘普普通通的货船便被载入史册。这变故的起因是船上的“货物”。

1837年3月，70岁的安德鲁·杰克逊卸任总统。他在所有的斗争中都占了上风，几乎实现了所有的目标，算得上志得意满。但不管多风光，不如意的事总有一二。杰克逊说：“在当了八年总统后，我只有两个遗憾：我没一枪崩了亨利·克莱，也没绞死约翰·卡尔霍恩。”这话倒是很有“杰克逊范儿”，可无论他多么忿忿，他没机会了。他离开了白宫，那两位可没离开参议院，他们还将继续领导这个国家。事实上，“三巨头”对美国的影响远超杰克逊，那八年再高效也比不上三十年的功夫。

到1835年，安德鲁·杰克逊的白宫岁月已接近尾声。他毫无疑问是一位敢说、敢干、敢折腾的总统，大家也都习惯了。啥出格事儿到他这儿都正常，他要是哪天不闹出点动静来你还觉得少了什么。从前面的故事中你可能会发现，杰克逊好像光忙活国内的事了，在国际上还没露脸。别急，他很快就要搞事情。现在，他需处理一项重要的人事任命，因为一颗巨星刚刚陨落。

1832年7月，杰克逊总统否决了国会的银行法案，这意味着“合众国银行”将在1836年终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央银行彻底没戏了。在1836年之前，总统动不了银行。这四年中什么都可能发生。首先，国会有可能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再次通过银行法案，它将自动生效，总统无权再次否决。其次，国会可以建立一个新的中央银行，换汤不换药。别忘了，“合众国银行”不差钱，它来个“天女散花”，肯定能砸晕大批国会议员，有钱能使鬼推磨嘛。况且，央行行长尼古拉斯·比德尔不会善罢甘休，他要为银行的生存而战，与杰克逊拼个鱼死网破，即使把美国拖进经济危机也在所不惜。谁笑到最后，谁才笑得最好。在这场较量中暂时领先的杰克逊能笑到最后吗？

1828年大选中上台的安德鲁·杰克逊之所以如此不同凡响，倒不见得是因为他是个出色的总统。他那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来自他对民主政治的理解。在他之前的总统们眼中，“人民的政府”（Government of the People）是“民享”的政府（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为人民而生的政府。在杰克逊心中，“人民的政府”是“民治”的政府（Government by the People），由人民主宰的政府。他的惊世骇俗似乎是在展示“人民的力量”，或者说，民主的力量。在前面的故事中，我们已经看到，从“共和”到“民主”是个多么痛苦的过程。也许正因如此，杰克逊的实践才有了特殊的意义。不管是对还是错，也不管是福还是祸，“杰克逊式的民主”似乎值得一试。反正新大陆本来就是块“实验田”，换个花样也未尝不可。

自从联邦政府成立以来，海关税（进口税）一直是争吵的焦点。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各州忍痛割爱，把征收海关税的权力“让”给了联邦，关税便成为联邦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可是，各州放弃了征收关税的权力，并不意味着她们放弃了操控税法的能力。对什么产品征税，征多少税，每一分钱都是你死我活的争夺。关税不仅是钱包的问题，还是“党争”的问题，是南方与北方的矛盾，是农业与工商业的对抗。

安德鲁·杰克逊的白宫岁月似乎应该充满激情，但它却是在流言蜚语中开始的。引起华盛顿“社交危机”的是一个女人：战争部长约翰·伊顿（John Eaton）的太太佩吉·伊顿（Peggy Eaton）。“伊顿事件”（又称“桃色事件”）本不是什么大事，到最后却成了导致杰克逊内阁全体成员集体辞职的原因之一，不能不让人感叹政治游戏的无常，也再次验证了新大陆的女人在男人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1829年3月，安德鲁·杰克逊入主白宫。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可能是个好消息。但某一个族群却要大祸临头。也许你猜对了，他们是印第安人。杰克逊代表的是白人移民的利益。移民最想要什么？土地，肥沃的土地。可是，事情总要有个先来后到。印第安人在北美已生活了上千年，那是他们的家。现在，移民来了一看，最肥沃的土地已经有主了，咋办？或抢，或买。我们在以前的故事中讲过了，印第安人不是美国公民，他们的部落被视为“外国”（Indian Nations）。从华盛顿到麦迪逊，联邦政府跟印第安部落签了无数个条约，每一个条约都说，只要再退一点点，只要把这块地卖给我们，我们保证不再打扰你们了，你们就安全啦。但每一个条约都变成了废纸，因为它挡不住移民的步伐，没有人认真执行过。历届政府的印第安人政策都以失败告终。于是，印第安人的地盘缩小缩小再缩小，直到无处可退。杰克逊上台的时候，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印第安人基本上已无力反抗，他们只能仰仗美国政府的“慈悲”，勉强守护着最后的家园。但南方仍然有两个势力比较强大的印第安族群，他们一点也没放弃自家土地的意思。杰克逊的第一个“政绩”就要着落在他们身上了。

美国的前六位总统似乎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弗吉尼亚人，一种是姓亚当斯的人。他们有财富、有学识、有理想；他们才华卓越，道德高尚；他们的客厅里“谈笑有鸿儒”，他们的生活里“往来无白丁”。他们其实都是同一种人，他们的名字叫“精英”。不管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他们都是“少数人”。当“国父”们在那部号称“我们人民”的宪法上签字的时候，他们想的是如何保护少数人的利益，他们心中的共和国与“民主”之间的距离大约十万八千里。

1825年3月4日，约翰·昆西·亚当斯宣誓就任第六任总统。主持宣誓仪式的约翰·马歇尔很为他高兴，也为他父亲高兴。24年前，正是亚当斯的父亲老亚当斯总统提名马歇尔为首席大法官的，美国历史因此变得不同。看上去，亚当斯应该是个不错的总统，他的资历、经验、学识应该为他的成功铺平了道路。但“应该”发生的事没有发生，他很不幸地成为最“没用”的总统之一。导致他统治无效的原因竟然是：他太有天才、太有眼光、太有创意了！

在庆祝独立五十周年的喧嚣中，1824年的大选来临了。这是第一次没有“国父”参与的大选。门罗的离去意味着“弗吉尼亚王朝”的结束，美国政治翻开新的篇章。学者们说，“国父”之后，再也没有“政治家”，后来者皆为政客。但出色的政客并非不能给人民带来福音。“国父”们把框架都打好了，共和国日益稳固，联邦也更加坚强。尽管如此，1824年大选的惊险度和戏剧性仍然让所有的人屏住呼吸，它对宪法的考验再一次让大家嗅到“一八〇〇年革命”味道。

除了1819年的经济危机这个不愉快的插曲以外，门罗政府的统治算得上风调雨顺。当1820年的大选来临时，门罗没有对手，他是唯一的总统候选人。这种事只在华盛顿身上发生过。既然如此，门罗应该得到所有的231张选举人票。结果是，他得了228张。为什么呢？其中有两个选举人缺席。另一个，威廉·普拉默（William Plumer），把票投给了并非候选人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普拉默的理由是：门罗不错，但亚当斯更好。后人的传说是：普拉默很爱门罗，但更爱华盛顿。如果他把票投给门罗，门罗就会像华盛顿那样成为“无异议”当选的总统。普拉默觉得，门罗再牛也牛不过华盛顿，所以，只好对不起了。无论如何，门罗仅以一票之差无异议当选，这成绩已经让人望尘莫及了。美国政坛从未有过的和谐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美国人对“国父”们的眷恋，他们似乎在竭力挽留着渐行渐远的“建国年代”（Founding Era）。

虽然“1812年的战争”打得很难看，但经过战争洗礼的美国人显然变得更加自信。在战争正式结束仅仅三个月之后，1815年5月，连口气还没来得及喘的麦迪逊政府就派海军名将、“美国号”舰长史蒂芬·德凯特将军率10艘军舰远赴地中海，打击阿尔及利亚海盗，开始了“第二次巴巴里战争”（还记得“第一次巴巴里战争”吗？）。美国海军连皇家海军都不惧，收拾几个海盗还不跟玩儿似的，几个月之内就把海盗们打服了。1816年，阿尔及利亚与美国签约，释放所有的美国和欧洲各国人质，赔偿一万美元，保证永不再犯。欧美从此结束了每年向巴巴里国家交“岁币”（保护费）的历史，美国获得了在地中海的自由航行权。麦迪逊从杰斐逊手里接过来的是一个被内忧外患折磨着的国家，他交给门罗的是一个海晏河清的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门罗会安享太平。一旦外患消失，门罗的“大陆野心”立刻膨胀。这一次，他盯上的是美丽的佛罗里达（Florida）。

1817年开始执政的门罗政府标志着“弗吉尼亚王朝”走向成熟和辉煌，那是个让人“感觉美好的年代”。由麦迪逊开启、门罗延续的“美国体系”让经济飞速发展，各行各业享受着一路狂奔的快乐，人们憧憬着美好的幸福永无尽头。然而，他们做梦都没想到，“美好年代”在1819年戛然而止，它被突如其来的灾难撕得粉碎。这就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也叫“1819年大恐慌”（Panic of 1819）。那么，这次危机是由什么引起的呢？

在“1812年的战争”激起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中，在“美国体系”的建设中，在对和平与发展的无限憧憬中，詹姆斯·麦迪逊完成了他的第二个任期。他这总统当得有点倒霉，先从杰斐逊手里接过一个烂摊子，又把美国带进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但他迅速结束战争的能力和知错就改的勇气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到1816年，他的威望如日中天。这位“宪法之父”和“权利法案之父”，这位满怀理想、极具智慧的领袖，决心效法华盛顿和杰斐逊，拒绝谋求连任。此时，“共和党”的领导地位坚如磐石，“联邦党”基本上销声匿迹。“共和党”候选人詹姆斯·门罗和“联邦党”候选人拉夫斯·金（Rufus King）都没参与任何竞选活动，一个觉得没必要，一个觉得白忙活。最后的结果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门罗以压倒优势当选，获183张选举人票，金只得了34张。又一个弗吉尼亚人，又一个种植园主、奴隶主，走进白宫。他是“弗吉尼亚王朝”的最后一位总统，也是最后一位“国父”级的总统。

1815年2月，参议院批准《根特条约》，“1812年的战争”正式结束了。美国人忽然发现，他们似乎“一夜回到解放前”。战争留下的烂摊子轻而易举地把人们的思绪带回二十五年前联邦政府刚成立时的窘境，也以奇特的方式揭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共和党”那一套不灵。既然如此，“共和党”怎样走出自己的阴影呢？

“1812年的战争”打到1814年时，所有的人都不想打了。最不想打的就是当初主动宣战的麦迪逊总统。似乎从宣战的第二天起，麦迪逊就惦记着讲和，但国会里的少壮派“战鹰”们惦记着加拿大。1812年和1813年的战事清楚地告诉美国人，加拿大不是他们盘中的菜。恰在此时，一个“和事佬”出现了，他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在“拿破仑战争”中，俄国是英国的亲密盟友；同时，俄国也是美国的贸易伙伴。1813年，刚把拿破仑赶出莫斯科的亚历山大一世急于重建自己的国家，迫切需要恢复与英美的贸易。眼看着这哥俩打架阻了财路，沙皇赶紧劝和。给朕个面子，别打了。你们都到圣彼得堡来谈谈怎么样？

1814年9月，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撤离的英军有了新的目标，这个新目标是华盛顿以北40英里的巴尔的摩市。拥有将近五万居民的巴尔的摩是马里兰州最大的城市，也是美国第三大城市（排在费城和纽约之后）。工商业和贸易的迅速发展让它成为中大西洋地区仅次于纽约的重要港口。如果能像烧华盛顿那样烧掉巴尔的摩，美国损失之惨重想都不敢想，英军的“切斯比克湾战略”将取得圆满成功。看上去，这个战略没有理由不成功。进攻华盛顿只动用了陆军就打得美国人屁滚尿流，进攻巴尔的摩可是海陆并进。而且，守卫巴尔的摩的主力和守卫华盛顿的是同一拨人：马里兰民兵。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在“布莱顿斯伯格赛跑”中的表现了（参看上一个故事），你说巴尔的摩能指望他们吗？

到1814年夏天，“1812年的战争”已打了整整两年。在这两年中，美国攻，英国守。强大的英国之所以对弱小的美国隐忍不发主要碍于“拿破仑战争”。在没把拿破仑打趴下之前，英国无暇西顾。但是，1814年，形势不一样了。早在1812年底，拿破仑败像已露。60万大军入侵俄国只回来3万人，几十万个生命消失在俄罗斯的茫茫雪原。欧洲那些屡败屡战的小强们组成“第六次反法同盟”。在英国威灵顿公爵一世（1st Duke of Wellington）亚瑟·威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的指挥下，联军节节胜利。1814年3月30日，联军进入巴黎。4月6日，拿破仑宣布退位，被放逐到厄尔巴岛（Island of Elba）。路易十八登上王位，波旁王朝复辟。

“1812年的战争”对美英双方都不重要，但对另一个国家至关重要，她就是加拿大。人们总觉得加拿大的历史就是靠着英国看着美国并被英美改变着的历史，被动又无奈。其实，加拿大并不是只有“坐看云起时”，她一直都在创造着自己的天空。如果把对加拿大影响最大的历史事件排排队，第一名是1867年“加拿大邦联”的成立，第二名是1885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Canadian Pacific Railrod）的开通，第三名就是“1812年的战争”。战争给了加拿大闪亮登场的机会，唤醒了一个懵懵懂懂的新民族，北美大陆从此变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