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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3月4日，乔治·华盛顿再次宣誓就职，开始了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与第一个任期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不得不把心思转到外交舞台。事实上，在华盛顿的整个执政时期，最重要的国际事件就是“法国革命”（French Revolution）。1789年7月14日，就在他第一次宣誓就职还不到三个月的时候，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Bastille），“法国革命”爆发了。美国人欢呼雀跃，他们认为“法国革命”是“美国革命”的继续。从某种程度上看似乎是这样。两场革命都是“启蒙思想”的产物，“美国革命”对“法国革命”的影响显而易见。但是，它们的形式和结果却如此不同。波澜壮阔的“法国革命”让巴黎血流成河，同样是为自由而战，为什么法国人必须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1791年夏天的一个早晨，一位女士敲开了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家门。她对给她开门的仆人说：贸然来访，很抱歉，但我确实有急事求汉密尔顿先生帮忙。于是，她被带进客厅。她对汉密尔顿说：我叫玛利亚·雷诺兹（Maria Reynolds），纽约人，今年二十三岁。我十五岁时嫁给詹姆斯·雷诺兹为妻。婚后，他对我很粗暴，动不动就拳脚相加。不久前，我们搬来费城。可是，他很快就抛弃了我，不知所踪。现在，我孤苦伶仃，想回纽约，又没盘缠。我的一个朋友说，您是纽约人，特别热心肠，只好来求您了。汉密尔顿看着她梨花带雨的样子，心生怜悯，说：这样吧，你告诉我你住哪，先回去。我帮你找找你老公，想想办法。就这样，位高权重的财政部长与不知从哪冒出来的玛利亚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显然不知道她将为他带来什么，但号称有“洁癖”的美国政坛将目睹这个新国家的第一桩“性丑闻”。

1791年初的银行法案催生了美国最早的两大政党。这两个政党分别以两个人物为核心，他们是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和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之争”（Jefferson vs. Hamilton）是美国早期政治中最经典的一幕，它奠定了“政党政治”的基础。在今天的世界，“党争”已经成了民主政治的规则。但在十八世纪，“党争”是让人深恶痛绝的事。英国议会里的党派一天到晚争来争去，他们的自私和腐败展露无遗。美国人本来期盼着“党争”在纯洁的新大陆彻底消失，却没想到，他们的共和国从一开始就深陷其中。杰斐逊与汉密尔顿，这两位才华横溢的“国父”，曾肩并肩地为新国家的独立而战，一个用笔，一个用剑。但是，当他们赢得了自由，却发现他们对自由的理解是如此不同。先听听他们是怎样说彼此的。杰斐逊说：“汉密尔顿的想法与自由的原则背道而驰。。。他要破坏和摧毁共和国。”汉密尔顿说：“杰斐逊先生对我充满敌意。。。他对联邦、和平、和我们国家的快乐构成威胁。”听上去很严重。看两个伟大的人互相掐着对方的脖子是件痛苦的事，但那又何尝不是美国之福呢？

在今天的美国，你应该不会忽略三个字：“美联储”（Federal Reserve System，简称“Fed”）。它是美国的“中央银行”，也就是“银行的银行”。它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牵引着华尔街的风风雨雨，也牵动着每个普通人的心。没有它，大家都不知道该咋活。但是，在十八世纪末的新大陆，“中央银行”或“国家银行”是强权的象征，是政府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和对弱势群体的压迫。1790年12月底，当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他的《第二份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Second Report on Public Credit）时，他面对的就是被这样的观念笼罩的美国。

在上一篇故事中，我们与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起享用了那顿著名的晚餐。细心的你也许会发现，那张餐桌上似乎少了一个人。他如此重要，却无影无踪。这个人当然是华盛顿总统。当麦迪逊和汉密尔顿打得头破血流时，他在哪里？当他们达成妥协时，他又在哪里？他支持谁？他想要的是什么？他为什么一声不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总统与这顿晚餐有任何瓜葛，但这位自始至终既不见首也不见尾的“神龙”居然是最大的“赢家”。这次妥协让汉密尔顿得以实施他的经济政策，但不得不放弃对首都的争夺；麦迪逊得到了首都，却只能任凭汉密尔顿构建新国家的发展框架。他们俩都有得有失，华盛顿却只有得，没有失，因为汉密尔顿的计划和波多马克河畔的新首都这两样他都想要。他如愿以偿了。难怪大家说，这场交易的幕后推手就是总统先生。

1790年6月的一天，刚刚上任三个月的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在华盛顿的总统府门前“偶遇”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杰斐逊觉得汉密尔顿看上去有点不对劲儿。平日里趾高气扬的财政部长今天却阴沉、郁闷、垂头丧气的，就连穿着也不像平时那么光鲜和时髦，显得随意甚至邋遢。杰斐逊看他好可怜，就问：这是咋啦？汉密尔顿就像找到知心人似地开始吐苦水：我的财政计划在国会触礁了。詹姆斯·麦迪逊领着一帮南方议员把最关键那一条给我锁住了，以至于整个计划无法实施。如果我的主张不能实现，要我这个财政部长有何用？我马上辞职不干了。如果我不干，总统独力难支，咱这个政府肯定垮台。什么“共和国”，什么“美国实验”（American Experiment），见鬼去吧！

1789年4月30日，乔治·华盛顿就任第一届美国总统。但国会直到7月才创立行政权的第一个职能部门：外交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后来改名为国务部（Department of State）。又过了两个月，财政部（Department of Treasury）和战争部（Department of War）正式成立。华盛顿总算可以找帮手了，“光杆司令”的日子可真不好过。

1787年的《美国宪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联邦制共和国。这个新国家出现得如此偶然，偶然得像一阵风，以至于那些亲手把她接生到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不知道她到底是什么。富兰克林说，她是“纯洁的少女”；华盛顿说，她是“值得一做的实验”；麦迪逊说，她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汉密尔顿说，她是即将崛起的“帝国”。今天的她还是“国父”们心中的国家吗？她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太多的疑惑和误解混淆了对与错，当年的执着和追求还在吗？ “国父”们不会想到，他们预期只能支撑二十年的国家居然生存了二百年，不，是繁荣兴旺了二百年。她好像还没来得及学会稳稳当当地走路，就蹦着跳着穿越了两个世纪。然而，那看似轻松的旅程并不那么容易，特别是当她懵懵懂懂地准备着迈出人生第一步的时候。就让我们看看，她的父辈们是怎样牵着她的手，为她做每一个选择，又怎样放开她的手，让她走进自己的梦。

到1788年7月为止，《美国宪法》已经获得了十一个州的批准，它正式成为新大陆的最高法律。但是，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反联邦党人”一再强调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只要看一下宪法就会发现，它从头到尾只谈政府的“权力”（Power），不谈人民的“权利”（Right）。“权利”是人民没有授予政府的“权力”，也就是人民保留的“自由”。在自由高于一切的新大陆，它的“根本大法”却对“权利”视而不见，这岂不是太不可思议了？难道“国父”们吵架吵昏了头，把这么要紧的事儿给忘了？当然不是。事实上，在整个“制宪会议”中，“权利法案”被不断地提起，可是，每一次都被压倒多数否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787年9月，经过四个月的秘密讨论，新宪法终于从幕后走到前台，它立刻引起“全民大吵架”，其激烈程度比“制宪会议”有过之而无不及。接受它，或拒绝它，这是个问题。大家之所以这么较真儿，是因为这是人类第一次在没有神谕、没有国王、没有权威、没有胁迫的情况下为自己创造一个国家。飘过路过不能错过，这种机会还有第二次吗？在旧大陆，人们习惯了先有国家，后有宪法，宪法似乎天生是为当权者服务，有什么好争论的呢？但在新大陆，事情反过来了，先有宪法，后有国家，宪法是各方利益博弈和妥协的结果。我的国家我做主，此时不吵更待何时？别说“国父”们，就是一个普通公民也会睁大眼睛试图从宪法的字里行间寻找他自己的诉求。结果当然是，没有一个人百分之百地满意。“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都把对方骂得狗血喷头，同一部宪法，上午是天使，下午就成了魔鬼，叫人情何以堪？政府的权力越大，人民的自由越少，习惯了无拘无束的美国人准备好了吗？《美国宪法》和《联邦党人》把该说的都说了，但“制造美国”（Making of America）似乎仍然困难重重。

1787年5月到9月的“制宪会议”（费城会议）为新大陆写了一部新宪法，但这部宪法企图创造的国家还只是“水中月、镜中花”。费城会议规定，至少要有9个州批准（Ratify）之后，这部宪法才能生效，否则，它只是一篇自娱自乐的文章。每个州都分别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大会投票表决是否批准宪法，一场“全民大讨论”正在展开。一时间，新大陆似乎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支持根据宪法建立联邦的人，叫“联邦主义者”（Federalists）或“联邦党人”；另一种是反对宪法的人，叫“反联邦党人”（Antifederalists）。这场大辩论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结果，更在于，它诠释了“建国国父”们对新国家最原始的设计和期望。

一波三折、费尽周章的“制宪会议”开到1787年7月底的时候，代表们已经精疲力尽，他们都快让那两个月无休无止的争吵给整疯了，大家心里似乎只有一个念头：回家。实际上，很多人已经回家了，有的过了几天又回来了，有的再也没出现。比如，纽约州三位代表中的两位，罗伯特·叶茨（Robert Yates）和约翰·兰辛（John Lansing），7月5日就离开了，他们压根儿就没打算回来。剩下一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别提多尴尬了，因为他一个人没有代表性，无法投票，只能当看客。他干脆也一走了之。在归途中，他写信给华盛顿，表达了极度沮丧的心情，他觉得费城会议注定要失败，因为各州的政客太自私、太狭隘。华盛顿心里也很难过，但半途而废不是他的风格。他温柔地劝慰汉密尔顿，盼着他重返费城。他说：“我真希望你在这儿。”这一句请求胜过一千道命令。就像在战争年代一样，汉密尔顿凭着对他的总司令的信任和忠诚，再次踏上去费城的路。直到会议结束，他是纽约州唯一的代表。其他代表的失望和焦虑一点也不亚于汉密尔顿，华盛顿不可能一个一个地劝，但他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会场，他的沉默是最强大的凝聚力。只要他不说散会，这个会就得一直开下去。

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出镜率最高的词是“妥协”（Compromise）。没有妥协就没有宪法。但是，当涉及到那三个让人羞于启齿的字眼时，妥协的代价变得无比沉重。虽然“国父”们还没意识到他们的后代将为此付出60万个生命，但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的选择是共和国的耻辱。自由被利益取代，理想为现实折腰。这三个让新大陆蒙羞的字是：奴隶制（Slavery）。

1787年5月到9月的“制宪会议”最终决定了美国的命运，但这次会议坎坎坷坷，好几次差点夭折。若没有麦迪逊近乎偏执的追求，若没有华盛顿在沉默中的坚持，若没有各方利益忍痛割爱的妥协，神马都是浮云。《美国宪法》不是一蹴而就，更不是理所当然。二百年后的我们也许把它当成某种“必然”的结果，实际上，在“建国国父”的眼中，它只是个前所未有的“实验”（Experiment）。这个“实验”甚至不似人力所为，倒更像上帝的游戏。难怪人们总是雾里看花，难解其中真谛。让我们忘记我们的时代，忘记今天的美国，回到那个原汁原味的新大陆，看看那帮人到底想鼓捣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1786年9月的“安纳波利斯会议”倡议各州于1787年5月在费城开会，讨论修改《邦联条例》。但这只是个“倡议”而已，人家来不来还两说着呢。安纳波利斯会议的两个最积极的推动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詹姆斯·麦迪逊，很清楚他们前面的路有多艰苦。但是，如果能把那个人拉进来，就会产生神奇的功效。那个人当然是华盛顿。有华盛顿参加，会议的规格一下子就上去了，地区性的会就会变成全国性的会。可是，怎样才能把华盛顿请出山呢？

自从1777年的《邦联条例》被大陆会议通过之后，北美就在“史上最弱”的“中央政府” 的领导下走过了艰苦卓绝的“独立战争”。这个基本上无效的政府竟然奇迹般地战胜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于是，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幸福并不依赖于政府的强大，而是取决于人民的素质。战后，随着外来威胁的消失，那种“共同防御”、“联合对敌”的需求也消失了。各州再也不想维持有效的联盟，她们迫不及待地回到“地方自治”的状态中，以为可以从此安居乐业，永享太平。从上一篇故事中，你已经看到，她们为这个选择吃尽了苦头，软弱的“邦联”既不能保护自由也不能保障安全。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他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即使这将意味着放弃一部分自由。

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美国人获得了他们渴望已久的自由。接下来，他们要决定的是：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华盛顿解甲归田，大陆军烟消云散，新大陆绝不会有独裁者，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答案。民主与法治怎样有效地实施？自由和秩序的界线在哪里？“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如何分配？什么样的政治结构能保证长治久安？在这片没有王权的土地上，人们真的有能力管理自己吗？也许，刚刚走出战火的美国人还不想讨论这些问题，他们只想大声地喊：我们自由啦！天那么高，地那么广，无拘无束的感觉，太棒啦！

1783年9月，美英《巴黎条约》正式结束了“独立战争”，但它没有结束美国的麻烦。英军总司令盖·卡尔顿在撤离纽约时说：“既然美国人这么想要他们自己的国家，那就由他们去好了。”哼，我倒要看看，没有国王的保护，你们能蹦达几天。其实，早在1782年初的时候，动乱已经开始酝酿了。动乱的根源就是大陆军。

1781年10月，“约克镇战役”以美法联军的辉煌胜利而告终。七千英军放下武器，英国失去了对北美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只能缩在沿海的几个港口城市里。当消息传到伦敦，英国首相诺斯勋爵（Lord North）叹道：“一切都结束了（It is all over）！”英王乔治三世不服气，还想继续打下去，但议会不想打了。六年的战争让工商业损失惨重，商人们纷纷游说议会，赶紧与北美言和。1782年3月，诺斯内阁垮台。罗金汉勋爵（Lord Rockingham）继任首相。查尔斯·福克斯（Charles Fox）出任外交大臣，谢尔伯勋爵（Lord Shelburne）出任殖民地事务大臣，他们都是“亲美派”。和平似乎已不是悬念。

美国“独立战争”就像所有的战争一样，是男人们展示力量和智慧的舞台。但战争并没有让女人走开。她们与父兄、夫君一起，以她们对革命的理解，以她们特殊的方式，为这段历史刻上自己的痕迹。她们是普通的母亲、妻子、女儿，她们身边的男人是战士、将军、政治家、外交家，她们的身影出现在田间、作坊、商场、军营、政治沙龙、欧洲宫廷。有人叫她们“建国国母”（Founding Mothers），有人叫她们“自由之女”（Daughters of Liberty）。不管是“母”还是“女”，她们都尽心尽责，把爱献给她们的亲人和国家，她们追求自由的勇气一点也不亚于七尺男儿。难怪查尔斯·康华利将军说，即使他把北美的男人都杀光，战争也不会结束，因为他还要对付所有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