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177）- 信任

“镀金年代”的美国人既享受着繁荣和富裕，又痛恨着垄断和腐败。经济发展最快的年代便是腐败盛行的日子，这似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或是人性使然。在格兰特政府全方位的腐败之后，选民们已出离愤怒。于是，反腐成了接下来的几届政府的重点工程。从海斯到加菲尔德再到阿瑟，三位总统和四届国会用了六年的时间终于废除了臭名昭著的“政党分赃制”（参看上一个故事），这是反腐道路上最重要的里程碑。当然，公务员制度只是最肉眼可见的议题，“镀金年代”的其它“病症”，比如垄断、劳资矛盾、贫富悬殊、女性的选举权等等，不是一时半时能解决得了的。进步的路还很长，美国人仍需努力。

1881年9月接替加菲尔德入主白宫的切斯特·阿瑟（Chester Arthur）在当总统前名声不好，因为他是“死忠派”的得力干将，“分赃制”最大的受益人。做为纽约海关的前任掌门人，要说阿瑟没搞过贪污腐败可能连鬼都不信。可是，此前乏善可陈的阿瑟上位后的表现却令人刮目相看。我们在上一个故事中讲过，他出人意料地支持公务员制度改革，签署了《彭德尔顿公共服务改革法案》，完成了加菲尔德未竟的心愿。不仅如此，在他的鼓励和推动下，由“彭德尔顿法案”创立的“公共服务委员会”变得高效又强大，公平公正地实施着公务员的择优选拔制度，吏治为此焕然一新。阿瑟的出色表现让人们开始重拾对联邦政府的信任，也重新认识这位貌似平庸的政客。

其实，阿瑟从小就是学霸，后来是纽约最成功的律师之一，对人权的关心让他走上从政的路。“内战”中，他是纽约民兵的首席工程师，主要负责后勤。虽然他在与加菲尔德一起参选之前从没竞选过其它公职，但他的聪明、能力、口才早就入了“死忠派”领袖康克林的法眼。从1871年到1878年，他为“死忠派”掌管纽约海关七年，后来又任纽约的“共和党”主席。阿瑟一直被人叫做“绅士”（Gentleman ），他身材高挑，相貌英俊，衣着考究，风度翩翩。大家本以为儒雅的“绅士”只是个摆设或“死忠派”的提线木偶，谁知，一朝权在手，阿瑟还真搞定了乱糟糟的“朝局”。他之所以能摆脱“死忠派”的控制，成功做回自己，主要是因为加菲尔德的死让“死忠派”引起了众怒（凶手自称是“死忠派”），而纽约州议会迫于公众压力不敢再选派康克林当联邦参议员（参看上一个故事）。康克林的政治生涯结束了，阿瑟似乎也被“松绑”了。但是，控制美国政局十多年的“死忠派”死而不僵。阿瑟最终会明白，做正确的事是要付出代价的。

公务员制度改革是阿瑟最大的成就，但不是唯一的成就。到阿瑟当政时，联邦政府因自“内战”以来各项税率的提高而收入大增，不但消除了赤字，还有了大笔结余。政府的收入大于支出，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瞬间。上一位有财政盈余的总统还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安德鲁·杰克逊。多出来的钱咋花呢？阿瑟否决了几项国会的拨款法案，决不让国会乱花钱，但在该花钱的地方他一点也不犹豫。他最大的开销是投资扩建美国海军，淘汰木质舰艇，增加钢铁战舰，打造“新海军”。他和野心勃勃的海军部长威廉·钱德勒（William E. Chandler）都相信，美国的安全屏障不在海岸线，而在千里之外的大洋上。正是他的努力使海军迅速崛起，在十年之后的“美西战争”中大放异彩，并从此成为世界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在外交上，阿瑟否决了最初的“排华法案”，虽然最后不得不妥协，签署了修改后的“排华法案”，但他尽最大努力维持了与中国政府的友好关系。

正如《纽约时报》所说：阿瑟在总统任上的表现“毫无疑问超出了人们的预期”，马克·吐温也评价道：阿瑟的政府很难被超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阿瑟获得了应有的支持。也许，从决定推行改革的第一天起他就知道，失去了“死忠派”这座靠山，他没有政治前途。果然，当1884年的大选来临时，阿瑟得不到“共和党”的总统提名。他倒是乐得轻松，正好回家养病，重操律师业务。然而，他的病再也没有好转。1886年11月18日，在卸任总统一年零八个月后，57岁的阿瑟在纽约家中去世。

“共和党”抛弃了阿瑟，却迎来了自“内战”以来最大的政治上的挑战。在连续执政24年后，“共和党”终于要面对一个强大到足以问鼎白宫的“民主党”了。最关键的是，“民主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堪称完美，品德高尚，深孚众望。这个将为“民主党”重新夺回江山的人是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

克利夫兰生于1837年的新泽西州，在家里9个孩子中排第五。他父亲理查德·克利夫兰（Richard Cleveland）是基督教“公理会”的牧师，母亲来自巴尔的摩的一个书商家庭。克利夫兰的远房祖先摩西·克利夫兰（Moses Cleaveland）是“独立战争”时的将军，后来带领移民创建今天的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这座城市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只是把字母“a”去掉，变成“Cleveland”。格罗弗·克利夫兰四岁时随家人迁居纽约州，从此，纽约成了他成长、发展、成功的地方。克利夫兰的童年在艰苦的环境中度过，父亲微薄的工资不足以支撑这个大家庭。他十六岁时，父亲去世，意味着他没有机会上大学了。在纽约盲校教书的大哥给克利夫兰谋了个助教的位子，但克利夫兰不太喜欢这份工作，只当个临时的赚钱手段，把工资都交给母亲以贴补家用。一位教会人士想出钱送他上大学，但条件是，他毕业之后一定要当牧师。克利夫兰拒绝了，他实在不想当牧师。他告别家人，启程去西部碰碰运气。

克利夫兰本想去祖先的发祥地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但他的西部之旅止于纽约州西部最大的城市布法罗（Buffalo），也叫“水牛城”。在这里，身处上流社会的姑父给了他一份临时的编辑工作，并把他介绍给布法罗的大人物。克利夫兰在姑父的帮助下边工作边学习，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人生也步入正轨。“内战”中，他不想上战场，花150美元雇人替他服兵役（这是合法的）。战后，随着法律业务的日渐兴隆，克利夫兰开始从政了。与很多北方人不同，奉行保守主义的他加入了“民主党”。

1870年，克利夫兰赢得了人生中第一个公职：伊利县的警长（Sheriff of Erie County）。他在警长任上干的最出名的一件事是亲自动手操作绞刑机，执行了两个罪犯的死刑。他说，我不能把自己不愿干的事交给别人去做。他兢兢业业地完成了两年的警长任期，又回到自己在布法罗的律师事务所。看上去，小小城镇的小小警长对他的政治前途没什么帮助，但克利夫兰表现出来的与众不同的特质却使他美名远播。在那个物欲横流、腐败盛行的年代，克利夫兰始终坚守道德底线，诚实，忠诚，正直，勇敢，独立。直到今天，他的美德仍是人们对他最货真价实的赞誉。要知道，在“镀金年代”，一个普通人想当个老实本分的好人都不容易，更何况一个时时处处周旋于各种交易与阴谋的政客。这也许是人们特别喜欢克利夫兰的原因。

卸任警长后的九年中，克利夫兰成了出色的律师和法学家，也积极参加“民主党”的活动， 却没再竞选公职。就在他以为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再出任公职的时候，他迎来了1881年的布法罗市长选举。 虽然“共和党”一直在纽约州占优势，但此时，人们对腐败的“共和党”市长和“政党分赃制”痛恨已久，盼望着一个在道德上无懈可击的候选人。克利夫兰就是那个也许不具备出类拔萃的能力却具备出类拔萃的人品的人，而人品正是那个年代最缺失、最宝贵的财富。 “民主党”领袖抓住这个契机，鼓励克利夫兰参选。 就这样，“好人”克利夫兰当选了布法罗市市长，于1882年1月2日宣誓就职。这是“民主党”在“共和党”控制的北方取得的重大胜利。

克利夫兰在市长任上表现优异，坚决杜绝腐败，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市长当了不到一年，1882年底，纽约州州长的选举开始了。纽约州选民与一年前布法罗市选民的心情是一样的：他们厌倦了腐败的“共和党”政府。于是，克利夫兰像一年前一样凭好人品和好口碑当选纽约州州长，这一路开挂的仕途连克利夫兰自己都有点发懵。一年多以前他还是个普通公民，如今连蹦带跳地在“共和党”的大本营纽约当了市长当州长，只能说明天下苦腐败久矣。“共和党”再不改弦更张，整个美国都是“民主党”的了。

阿瑟总统的改革倒是挽回了一些人心，但也有个的副作用，就是沉重打击了纽约州的“共和党”竞选机器：纽约海关。阿瑟本来就是这个机器最核心的部件，他倒戈了，整台机器就不灵了。1884年的总统大选中，“共和党”推前国务卿、“自由派”（“混血儿”）领袖詹姆斯·布莱恩（James Blaine）为候选人。布莱恩的资历我们在上一个故事中讲过，四年前他就是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民主党”这边似乎没有能跟布莱恩匹敌的重量级选手，大家只能再次把希望寄托在既有出色政绩又有锦鲤体质的克利夫兰身上。克利夫兰最大的优势是，他淡化了党派之争，强化了个人魅力。“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选民都喜欢他，他们投他的票不是因为他们支持他的观点，而是因为他们信任他的为人，只有他的美德能重塑联邦政府的公信力。克利夫兰的名言是：“公职就是公信力（A public office is a public trust）。”

无论如何，1884年的大选像以往一样肮脏，各种谣言和阴谋论满天飞，自然少不了对候选人的人身攻击。双方都恨不得把对方的祖宗八代扒出来曝曝光，克利夫兰也确实有小辫子可抓。47岁的克利夫兰仍是单身，十一年前，他曾与一位女子有个私生子。他们从未结婚，克利夫兰一直赡养着这个私生子。对普通人来说，这不是什么大事，但对总统候选人来说，这是个大污点。这事儿被曝出来后，所有的朋友和竞选经理都认为应该想办法隐瞒此事，克利夫兰对经理说：无论你做什么都要讲真话。他大大方方地承认了事实，希望选民根据自己的良知做出判断。从某种程度上说，克利夫兰的诚实挽救了他的选战。大家看到的不是一个始乱终弃的浪子，而是一个敢做敢当的负责任的好男人。最后，克利夫兰以极微弱的普选优势把最关键的纽约州收入囊中，击败了一路领先的布莱恩，成为自1860年以来第一位当选的“民主党”总统，也是“镀金年代”唯一的“民主党”总统。

从普通公民到总统，克利夫兰只用了四年的时间，这是他一生恪守的道德标准换来的。后人在评价克利夫兰时说，他的成功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没做什么。在美国这个高度自治的社会，总统傻一点笨一点没关系，别瞎折腾就行。克利夫兰不一定是能干的总统，但他是坚持原则的好人。对1884年的选民们来说，做一个好人就足够了。 有人为布莱恩感到可惜。如果“共和党”能像四年前推“加菲尔德-阿瑟组合”那样推出“阿瑟-布莱恩组合”，他们的胜算很大。如果当选，阿瑟一年多后去世，布莱恩就能过总统瘾了。凭他的资历、能力、和对腐败的零容忍，布莱恩应该是位出色的总统。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布莱恩太想当总统了，怎会愿意屈居阿瑟之下呢？“共和党”的内耗给了“民主党”机会。当后人回顾这段历史时，他们会发现，克利夫兰正是承接“镀金年代”和“进步年代”的最佳人选。

克利夫兰入主白宫就像一股清新的风吹进美国政坛。他将怎样改革“共和党”遗留的弊政？他将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困境和危机？请看下一个故事：金银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