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176）- 改革

1880年，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 Hayes）总统的任期即将结束，美国选民又一次面临一场非同寻常的大选。海斯在1876年大选时承诺只任一届，此时便顺理成章地退休。事实上，他就是想连任也不可能，没人支持他。他的任期从第一天起就被“得位不正”的流言困扰（参看《美国的故事（171）- 重建之殇》），而“1873年大萧条”的直接后果，“1877年铁路工人大罢工”，又给他的整个任期蒙上阴影。海斯不是个平庸的总统，他很想做点事，可惜时运不济，时间又短。他在争议中结束了“重建”，使美国政治回归“正常”。更重要的是，他为“公务员制度”或“政党分赃制度”的改革开了个头。尽管他没能完成自己开始的任务，但他给了他的继任者们完成这个任务的契机。

1880年大选来临时，已连续执政将近16年的“共和党”看上去着实有点乱，内部分裂日益加剧（参看《美国的故事（169）- 腐败》）。一派是“死忠派”（Stalwarts），源自“激进派共和党人”（Radical Republicans）。顾名思义，“死忠派”认为自己是不忘初心、原汁原味的“共和党”人，他们都曾是“重建”时期的国会“激进派”领袖撒迪乌斯·斯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的忠实信徒和坚定支持者，如今由来自纽约的联邦参议员罗斯科·康克林（Roscoe Conkling）领导。康克林的故事我们讲过一些，他是纽约州最大的政治势力，手里攥着纽约海关（New York Customs House）。纽约海关征收着美国70%的进口税，雇着一千多个公务员，不仅是联邦政府最大的财政来源，也是最大的政府机构。另一派被称为“混血儿”（Half-Breeds），这是“死忠派”给他们起的外号，意思是他们不是纯正的“共和党”人，最多算半个。实际上，“混血儿”的血统一点不比“死忠派”差，他们来自“温和派”和“自由派共和党人”（Liberal Republicans），林肯是“温和派”，海斯是“自由派”。此时的“混血儿”领袖是来自缅因州的联邦参议员詹姆斯·布莱恩（James G. Blaine）。布莱恩不是个简单人物，他当过13年联邦众议员，其中的6年任众议院发言人（多数党领袖），然后又当了4年参议员。他还将给三位总统当国务卿，政绩显著。他的故事我们后面还会讲。

“死忠派”和“混血儿”在两大议题上针锋相对。一是“重建”问题。“死忠派”支持由联邦政府主导的“重建”，不惜动用联邦军队保护黑人的利益；“混血儿”反对联邦政府过度介入“重建”，认为应把保护黑人的责任交给各州。第二个议题，也是争论的焦点，是“政党分赃制”（Spoil System）。“死忠派”坚决维护“分赃制”，一定要牢牢地把控所有的公务员职位，奖励为党做贡献的人，以对党的忠诚度为录用和提拔公务员的主要标准。“混血儿”主张改革公务员制度，禁止“分赃”，消除党派影响，以个人能力（merit）代替忠诚度（loyalty），通过考试选拔公务员。

“死忠派”推的总统候选人是大家的老熟人：前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格兰特已当过两届总统（1869 – 1877），他何德何能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试图打破华盛顿的惯例，谋求第三个任期？一个原因是，格兰特毕竟是战争英雄，美国人对他的崇拜和喜爱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尽管他不是个出色的政客，尽管他的政府曾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地腐败，但他本人还算干净，而且，他是唯一有可能、有决心、有魄力用联邦力量保护黑人的人。他当初离任时，南方的黑人痛心疾首，他们迫切希望他再度出山，因为他是他们唯一的保护神。格兰特参选毫无疑问能帮助“共和党”赢得南方黑人的选票。另外，在公务员制度上，甭管“死忠派”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明显理亏，这个不得人心的制度已经引起选民的反感。只有搬出格兰特才能压一压选民的不满，希望大家把注意力转到保护黑人的议题上，别整天盯着公务员。从私人角度看，格兰特的政治野心肯定是被激起来了，夫人茱莉亚又特别想重返白宫。当总统报酬丰厚，怎么看都不是个亏本的买卖，何乐而不为？

“混血儿”推的候选人是布莱恩，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选择，他可能是唯一能跟格兰特一较高低的选手。可是，就在大家以为会在格兰特和布莱恩之间二选一时，第三位竞争者出现了，他是约翰·谢尔曼（John Sherman）。约翰是“内战”名将威廉·谢尔曼的弟弟，前后共当了6年联邦众议员（代表俄亥俄州）和32年联邦参议员，大名鼎鼎的“1890年谢尔曼反垄断法”就是他的杰作。此时的他正担任海斯总统的财政部长。海斯自己没戏了，却不甘心就这样销声匿迹，他希望自己开始的公务员制度改革能继续下去。格兰特和布莱恩都不是他所爱，他就中意自己的老乡谢尔曼。哪怕谢尔曼不是那俩的对手，恶心恶心他们也好。而且，海斯还给谢尔曼拉来另一位俄亥俄老乡，一位特别能干的竞选总监（竞选经理人），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A. Garfield）。加菲尔德此前当过17年联邦众议员，但这个履历在大腕云集的华盛顿实在排不上号，更何况他从来没出任过行政职务。然而，加菲尔德在国会任职期间表现出的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卓越的口才让海斯对他刮目相看。加菲尔德被认为是最出色的演说家之一，他那张嘴真能为谢尔曼拉来不少支持，谢尔曼、海斯、加菲尔德组成的“俄亥俄三人组”的武力值不容小觑。于是，格兰特、布莱恩、谢尔曼“三雄混战”的局面形成了，“共和党”的分裂可见一斑。要是这样玩儿下去，“民主党”必胜无疑，“共和党”恐怕从此要消失在江湖。

1880年6月2日到8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举行。党的领袖们都明白，会议的任务不仅是要选出总统候选人，更要避免党的分裂。若想获得党内提名，候选人必须得到379票。会前，三方都做足了功课，明里暗里拉选票，其中格兰特胜算最大。第一轮投票结果出来后，格兰特得了304票，布莱恩284票，谢尔曼93票，还有些零散的票给其他候选人。格兰特和布莱恩的票数都少于他们的预期，显然有人“临阵倒戈”。出不来结果就继续投吧，这一投就是35轮，每次三人的票数都差不多，还是没人胜出。布莱恩和谢尔曼算是看明白了，他俩任何一人都不能凭一己之力击败格兰特，而他们又不甘心支持对方，咋办呢？算了，不如咱俩都退，合力推另一个人，反正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格兰特赢就对了。他们推的这人就是谢尔曼的竞选经理加菲尔德。加菲尔德在大会上竭力为谢尔曼拉票，凭优雅的姿态和动人的演讲俘获了一大批粉丝，有人觉得他比谢尔曼更有魅力。最关键的是，加菲尔德坚定地支持布莱恩、谢尔曼、海斯都支持的公务员制度改革，他上位后大政方针错不了。加菲尔德人缘很好，人畜无害，容易得到支持。在紧张的幕后交易后，布莱恩和谢尔曼宣布退出，加菲尔德的名字出现在第36轮的候选名单中。形势一下子就改观了，布莱恩和谢尔曼的支持者以及那些零散的票都转投加菲尔德，他得了399票，成功当选，也成为继1844年的詹姆斯·波尔克（James K. Polk）之后又一匹政治“黑马”（Black Horse）。人家波尔克当年至少是冲着副总统的提名去的，而加菲尔德只想着为他人做嫁衣裳，却把自己给“嫁”出去了。其实，在候选人之间剑拔弩张的“战场”上，加菲尔德的特质非常适合当那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人选。“黑马”不常见，但妥协天天有，这是美国政治的常态，1860年的林肯也是凭“无公害”的形象出人意料地胜出的。

好了，候选人有了，下面要解决党内团结的问题。“死忠派”毕竟占了“共和党”的小半个江山，要是他们不服输，在大选时拆台，“共和党”就完蛋了。怎样让“死忠派”满意呢？就挑个他们的人当副总统候选人吧。没有人比纽约海关的前税收官切斯特·阿瑟（Chester A. Arthur）更合适了。阿瑟是妥妥的康克林的人，也是康克林在纽约最有力的助手和最有效的政治机器。他聪明能干，为“共和党”紧紧地箍着纽约的选票，深得“死忠派”信任，当然，贪污腐败的事也没少干，纽约海关的人没几个干净的。格兰特当总统时任命阿瑟为纽约海关税收官，总领海关事务。海斯上台后以惩治腐败为名罢免了他，阿瑟便回家乡重操自己的律师业务，他从来没竞选过公职。如今，他又重新走到台前，成了加菲尔德的竞选伙伴。此外，没能实现第三次总统梦的格兰特也很顾全大局，号召大家支持加菲尔德。

跟“共和党”比，“民主党”团结多了，也简单多了。他们推的是当年葛底斯堡的前线指挥官、战争英雄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Winfield Scott Hancock）将军（参看《美国的故事（145）- 葛底斯堡（下）》）。汉考克是个强有力的竞争者，但是，“共和党”的“加菲尔德 – 阿瑟”联盟太有效了，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1880年11月的大选中，虽然加菲尔德只比汉考克多得1万多张普选票，但在选举人票的统计中大胜（214票比155票），因为他赢得了北方主要人口大州的支持。1881年3月4日，加菲尔德宣誓就任第20任总统。他任命布莱恩为国务卿，直接把康克林气得辞了职。康克林以为自己能轻而易举地重返参议院，但他错了，纽约州议会再也没有送他去华盛顿。

大选前默默无闻的加菲尔德证明了自己是个强势、高效的总统。他一向主张加强联邦政府的权力，特别是行政权的权力。自“重建”以来，国会成为联邦政府的主导者，约翰逊、格兰特、海斯都不是国会的对手，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里只能充当国会政策的执行者。领导力明显不足的总统们使“三权”失去了平衡，这也是像康克林、布莱恩这样的大牌国会议员能呼风唤雨的原因。现在，加菲尔德要让总统成为政策的推动者和领导者，为一边倒的权力重新找到平衡。加菲尔德的切入点也是他对选民的承诺：改革被“政党分赃制”绑架的公务员制度。

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次“政党分赃制”，它让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合法合理地把联邦政府的公务员职位分给本党的党员或支持者，以鼓励他们继续为党做贡献。这是党派意志高于选民意志的体现，也是腐败的温床。每次选举过后，公务员群体就要大换血。新当选的官员和议员都忙不迭地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往政府里塞，你不认识个把官员根本吃不上皇粮。格兰特几乎把自己家和茱莉亚家的所有男性公民都变成公务员，康克林把纽约海关变成自家后院，这些行为在当时都是合法的，普通人只能望“公”兴叹。纽约海关一千来号人平时只用很少的时间干业务，大部分时间干党务，拉选票才是正经事。再加上层出不穷的腐败窝案，真的到了不改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

加菲尔德积极推动国会为改革立法，眼看着一切顺利，不幸的事发生了。1881年7月2日早，加菲尔德在华盛顿火车站等着去新英格兰的车。他跟国务卿布莱恩说着话，两人都没注意周围人的动向。这时，一个叫查尔斯·吉托（Charles J. Guiteau）的人冲过来对着加菲尔德连开数枪。加菲尔德被击中两枪。吉托是“死忠派”的支持者，他很生气大选结束后他没拿到政府的工作，觉得这都是加菲尔德搞的鬼。所以，他要杀死加菲尔德以“团结共和党，拯救国家。”在被警察制服后，吉托大喊：“我成功了！我愿意为此坐牢！我是死忠派，阿瑟将当上总统！”

中弹的总统立刻被抬回白宫。医生用亚历山大·贝尔（Alexander Bell）发明的先进仪器金属探测器找到并取出一颗子弹，另一颗却没找到，据说是因为加菲尔德刚好躺在铁丝制的床上，铁丝干扰了仪器的工作。 在今天的医疗条件下，加菲尔德肯定能康复，但在140年前， 这个本不致命的枪伤要了加菲尔德的命。1881年9月19日，因体内的子弹引发感染，加菲尔德在遇刺十个星期后去世，再过两个月就是他50岁的生日。加菲尔德是继林肯之后第二位被刺杀的总统。1882年1月，吉托被判死刑，五个月后被执行绞刑。

加菲尔德六个月短暂的总统生涯留下的影响并不短暂，他用生命换来的改革在他死后渐成大势。他的当选也从某种意义上挽回了“共和党”濒于分裂的趋势，使之成为更团结更现代化的政党。他的果敢风格开启了行政权的强势回归之旅，在此后几位总统的努力下，“三权”将最终达到新的平衡。

9月19日晚，加菲尔德总统去世的消息传到副总统切斯特·阿瑟在纽约市的家。9月20日凌晨2点15分，阿瑟在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约翰·布雷迪（John R. Brady）的主持下宣誓就职，成为第21任总统。阿瑟一直是“死忠派”，也是“分赃制”最大的受益者，大家还以为“死忠派”的春天又回来了。没成想，阿瑟也不知道是受了加菲尔德的感召还是哪根筋搭错了，居然一反常态，坚决支持改革。他以从未表现过的强势继续着加菲尔德的工作，敦促国会立法。1883年，在来自俄亥俄的联邦参议员乔治·彭德尔顿（George H. Pendleton）的推动下，“彭德尔顿公共服务改革法案”（Pendleton Civil Service Reform Act）获得了国会两院的通过。阿瑟立刻签字使之生效。法案建立了“公共服务委员会”（Civil Service Commission），监督联邦政府公务员的任命和管理，用考试而不是党派选拔人才，确保公务员在任职期间不参加任何党派的活动。至此，由安德鲁·杰克逊在1828年建立起来的“分赃制”总算结束了，联邦政府的普通公务员们再也不用担心因党派纷争而受牵连丢工作。当然，联邦高级官员，比如内阁成员，依然遵循“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规矩，体现执政党的意志，这也是民主制度的一部分，无可厚非。

看似平庸的阿瑟却给美国人带来不少惊喜，他的政府能否继续维护“镀金年代”的繁荣？他和他的继任者将怎样重建政府的公信力？请看下一个故事：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