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195）- 大棒加胡萝卜

如果你问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他最喜欢总统的哪一项职责，他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外交。在当总统之前，他从没接触过外交事务，一点也没这方面的经验，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信心爆棚、元气满满、心情愉快地搞外交。跟他的“内政三原则”（Three C Policy）（或叫“公平交易”，参看《美国的故事（193）- 公平交易》）比起来，他的外交政策似乎简单得多，那就是“大棒政策”（Big Stick Policy），后来演变成“大棒加胡萝卜”（Stick and Carrot）。1900年1月26日，时任纽约州长罗斯福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一直喜欢一句西非谚语：说话温和一些，手里拿着大棒，你就会成功（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stick, you will go far）。”这是不是非洲谚语不重要（无据可考），做为州长的他写这信时也许不是在谈外交，但他当总统后却用这句话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外交观点。“拿着大棒”是以强大的军力为后盾，“胡萝卜”是给甜头、搞妥协。也许对今天的政客来说，这种软硬兼施恩威并济的手段很常见，但在罗斯福之前，总统们从没这样大张旗鼓地宣扬着如此赤裸裸的威胁与利诱。与其说它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如说它是罗斯福的性格。无论内政还是外交，从鸡毛蒜皮到重大决策，都带着深深的个人烙印。罗斯福用尽所有的力气告诉世人告诉世界：这是我的政府，我的国家，我的选择，我的时代。

与羞答答的麦金莱不同，罗斯福毫不讳言自己是“帝国主义者”（imperialist），而且是好战的帝国主义者，嚷嚷得全世界都知道。甭管承不承认，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已是“帝国主义”国家，当个“帝国主义者”有错吗？帝国主义意味着海外扩张，意味着干涉别国事务，意味着军事上的崛起，意味着介入国际纠纷。你也许以为罗斯福肯定四处发动战争，侵略他国。事实正好相反。听上去硬邦邦的“大棒政策”是以“温和地说话”为前提的，能打“嘴炮”的时候不打大炮，能动口绝不动手。在他当总统的七年间，美国没卷入任何海外战争，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没向海外的敌人开过一枪。我们是绝对和平的……，没欺负过任何人，也没怕过任何人。”他甚至因成功调解“日俄战争”（Russo–Japanese War，1904 – 1905）而获“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所以，“大棒政策”并不是看上去的那么粗暴，罗斯福也不是看上去的那么好战。然而，正是在一个又一个的“和平”努力中，美国一步一步地实现着帝国野心，一点一点地把“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变成“罗斯福推论”（Roosevelt Corollary）。那么，他是怎样“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呢？

在很大程度上，罗斯福继承的是麦金莱的“帝国主义遗产”，他把这份遗产变成了态度。人们对罗斯福那咄咄逼人的姿态印象深刻，但实际上，“帝国”是麦金莱打出来的。罗斯福进白宫的时候，“美西战争”已结束三年，“美菲战争”接近尾声，古巴基本搞定。他是“守成者”不是“创业者”，可他这个“成”守得惊心动魄沸沸扬扬，以至于很多人把他当成了帝国的缔造者。这一切都因为麦金莱走得太匆忙，而罗斯福真的很会打扫战场。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好的结束是成功本身。

第一个需要清理的战场是菲律宾。1901年9月，麦金莱去世时，“美菲战争”已打了两年半，菲律宾革命领袖艾米利奥·阿奎纳多（Emilio Aguinaldo）于1901年3月被俘并同意与美国合作（参看《美国的故事（189）- 帝国的麻烦》）。也就是说，战事已经结束了，接下来是在菲律宾建立和平政府。麦金莱挥完了“大棒”，罗斯福只需给“胡萝卜”即可。从来没有过殖民地的美国人现在要学习管理这个历史悠久、资源丰富、与北美大陆天差地别的殖民地。麦金莱也许有过自己的设想，殖民地事务也许千头万绪，但罗斯福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美国一定要管得比西班牙好。怎样才能体现美国高人一等呢？第一，西班牙是独裁，美国是民主。1901年9月底，罗斯福就职两个星期后，他宣布：美国在菲律宾的统治不会步西班牙的后尘，“不会独裁或代表某些特定的（美国）政治利益”，而是为当地人服务。他要求菲律宾总督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教会菲律宾人“以真正的自由国家的方式”实行“自治”（Self-government），逐步让越来越多的菲律宾人加入政府，管理他们自己的国家。菲律宾只有学会了自治、自立、自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否则，只要美国一走，德国、日本、或其他列强就会乘虚而入。强大的菲律宾符合美国的利益。第二，做为作家和历史学家的罗斯福深知文化的力量。他说：“罗马帝国扩张过，灭亡了，但整个西欧、北美、澳洲、以及亚洲非洲的大片地区至今仍在继续着罗马的历史；西班牙帝国扩张过，衰落了，但整个（南美）大陆今天说西班牙语并继承了西班牙的价值观和文化；……英国扩张过，也将会衰落，但想想她留下了什么。接受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90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话吧：‘担负起白人的重担，将你们培育的最好的东西传播开来……’（Take up the White Man’s burden.  Send forth the best ye breed.）。”这种派出优秀种族教化殖民地的想法显然带着白人的优越感，“进步”如罗斯福者也不能超越时代的局限，但他对文化的重视毋庸置疑。他要在菲律宾建立完整的教育体系和免费的小学教育，让占人口80%的文盲学英语、学科学，让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在那里生根发芽。第三，想让菲律宾变成真正的民主国家就要根除天主教的统治。天主教是专制的根源，西班牙如此，菲律宾亦如此。西欧国家走向现代的第一步是宗教改革（参看《美国的故事（1）- 清教徒》），菲律宾走向民主的第一步也必须是宗教改革。罗斯福当上总统不久就向教皇利奥十三世（Leo XIII）提出购买教会控制的土地出售给菲律宾农民耕种。梵蒂冈（Vatican）拖来拖去就是不想卖，直到1903年才以比美国最初出价高出50%的价钱出售。表面上看，这笔买卖梵蒂冈赢了，美国输了，但实际上这是美国的决定性胜利。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大批涌入，天主教再也没有重现往日的辉煌。在西班牙统治下当了三百多年“天主教殖民地”的菲律宾短短几年就脱胎换骨，“新教”（Protestantism）成了菲律宾的主要宗教。罗斯福告诉塔夫脱在菲律宾实践“政教分离”的原则，禁止公立学校选边站，教师们不得在课堂上支持或反对某种宗教。政教分离是美式民主的根基，也将是菲律宾民主的根基。1902年7月4日，罗斯福宣布美菲战争正式结束，大赦所有参与战争的菲律宾人。他憧憬着那个自由、文明、富裕、强大的菲律宾成为亚太地区的楷模。

真正需要罗斯福表演“大棒”的第一个外交纠纷是美加阿拉斯加边界之争。这事儿我们在前面的故事中讲过（参看《美国的故事（190）- 帝国外交》），麦金莱一直与英国保持着友好关系和密切合作，希望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罗斯福也喜欢英国，但他没有麦金莱的好脾气。他强势施压加拿大和英国，逼着他们接受美国的观点。1903年1月，国务卿约翰·海（John Hay）与英国驻美大使迈克尔·赫伯特爵士（Sir Michael Herbert）签署协议，双方同意由国际仲裁解决争端。说是“仲裁”，但罗斯福明着暗着告诉英国，如果仲裁结果对美国不利，他将不惜动用军队保护美国的利益。反正我要赢，你们看着办。仲裁委员会的六人中，三个美国人，两个加拿大人，一个英国人。这个安排至少保证了美国不会输，更何况这三个美国人都是大牌政客，包括战争部长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和两位参议员。在1903年10月20日的仲裁中，英国代表投了美国一票，罗斯福如愿以偿。加拿大当然觉得不公平，从此下定决心与英国分道扬镳（争取外交独立）。加拿大的不满主要是针对美国代表的人选，特别是鲁特。鲁特是公认的“智者”，所有的人都尊重他。但他是罗斯福的内阁成员，不可能保持完全的独立和公正。怎奈罗斯福铁了心要把鲁特塞进去，不行也得行。凭心而论，在这个问题上，加拿大不算冤，美国的诉求确实比加拿大的诉求更有理有据，否则英国代表也不会轻易站队美国，但罗斯福手里提着的“大棒”恐怕也没少起作用吧。

阿拉斯加边界之争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让罗斯福手持大棒软语温言的时刻。从1902年冬到1904年，罗斯福在一系列国际纠纷中清楚地向欧洲列强表明了态度：美国是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的“家长”，孩子做错了事，欢迎你们来跟我讲理，但不许打孩子。事情要从“委内瑞拉危机”（Venezuelan Crisis of 1902 – 1903）说起。委内瑞拉独立后，欧洲各国陆陆续续在委内瑞拉投资、借贷、做生意。谁知好景不长，委内瑞拉很快就陷入混乱和内战，独裁政府和无政府主义轮番上演，搞得一地鸡毛。如此一来，欠欧洲国家的外债自然还不上了，尤以欠德国和英国的外债最多。1899年，何塞·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鲁伊斯（Jose Cipriano Castro Ruiz）成为委内瑞拉总统。像所有的前总统一样，卡斯特罗对催债的欧洲人只有一个态度：已读不回。反正打死我也拿不出钱来，懒得理你们。对这种老赖，英德等国终于忍不了了。1902年12月9日，英国、德国、意大利派出大约9艘军舰封锁委内瑞拉港口，企图强迫委内瑞拉就范。危机开始了。

卡斯特罗有恃无恐地耍赖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有靠山，那就是美国。咱有“门罗主义”咱怕谁？欧洲人还能吃了我？即使委内瑞拉跟美国的关系不见得有多好，美国也不会坐视欧洲列强找上门来而不管。事实上，列强确实很忌惮“门罗主义”，之所以拖了这么久才动手就是考虑了美国的感受。本来，德国是最积极地讨债的，只因自己跟美国关系一般，所以一定要拉着英国一起干，想着英美是老铁，肯定不会翻脸。在此前的外交努力中，英德一直跟美国保持着密切的沟通，生怕触了美国的逆鳞。国务卿海忙着在英德和委内瑞拉之间调解，劝各方接受海牙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in the Hague）的裁决，达成妥协。可是，委内瑞拉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英德深知即使法院判了对方也不会执行，等于白干。罗斯福最初的态度很平和。他对“门罗主义”的理解是：美国对欧洲列强在西半球（南、北美洲）的领土扩张（Territorial aggrandizement）零容忍，至于讨债嘛，悉听尊便。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美国没必要连这种事也替人担着。正是这种态度让英德把军舰开到了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海军在英德面前就像不存在，几天就被打得连渣都不剩。德国海军都懒得把俘获的破船拖走，直接炸沉了事。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英德炮轰港口，炸死炸伤平民，希望以此逼委内瑞拉同意还钱。卡斯特罗还杠上了，死活不让步，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开几炮过过瘾可以，但只要你们派兵踏上委内瑞拉的土地，我就不信美国能坐得住。果然，委内瑞拉的枪炮声让罗斯福意识到，游戏不能这么玩儿。要是英德意这一次靠军舰讨债成功，那以后列强还不得排着队来？哪个拉美国家不是欠着人家一屁股债？于是，罗斯福派人向柏林表达了不满，再次强调双方应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与此同时，他命令海军四星上将乔治·杜威（George Dewey）将军统率加勒比海舰队，随时准备介入，以防德国侵占委内瑞拉领土。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德国终于清醒了。罗斯福主要是冲着德国去的，因为德国是新兴的帝国，抢占殖民地的愿望非常强烈，他可不能惯着这种念头。至于此事的牵头人英国，罗斯福没有苛责，美英之间的默契是骨子里的，不需要太多的语言。意大利是跟着打酱油的，搞定德国就能搞定它。

美国态度的转变让形势有了转机。1903年2月13日，英、德、意与委内瑞拉在华盛顿签署了《华盛顿协议》（Washington Protocols）。委内瑞拉人并没出席，而是由美国驻委大使赫伯特·鲍文（Herbert Bowen）代为签字。委内瑞拉欠的债实在太多了，共3.5亿玻利瓦尔（Bolivar），政府全年的收入才3千万玻利瓦尔。全部还清外债是不可能的，只能进行债务重组，能还多少还多少。英德意同意减免1.5亿玻利瓦尔的债务，委内瑞拉同意将拉瓜伊拉（La Guaira）和卡贝略港（Puerto Cabello）两个最大港口的收入的30%打入支付账户，定期还债。2月19日，英德意海军解除了对委内瑞拉的封锁，两个月零十天的危机结束了。

“委内瑞拉危机”不仅使英国和欧洲更加尊重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也使罗斯福重新思考“门罗主义”的定义，开始酝酿“罗斯福推论”。这个对“门罗主义”的“推论”不仅反对欧洲列强在西半球扩张领土，也反对列强以任何形式“控制”（Control）拉美国家，而讨债就是“控制”的托词。真正让“罗斯福推论”最终成型的是加勒比海的岛国多米尼加共和国（Dominican Republic）。与委内瑞拉类似，多米尼加自从独立后就被革命、独裁、内战、暴力、政变等等轮番折磨，负债累累。1903年7月，在委内瑞拉危机结束四个月后，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强迫多米尼加签署协议，按月分期还款。然而，管理债务需要的不只是协议，更是债务国的自律和能力，多米尼加缺的就是这种能力。此后，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多米尼加被债务压得快窒息了。1904年1月，多米尼加外交部长来到华盛顿，请求美国在多米尼加建立保护机制，承担起改善其财务状况的责任。罗斯福本来是不想管这个闲事的，觉得这就像蟒蛇吞刺猬，忒扎嗓子，但他还是同意派个非正式的小组去考察一下。

这边考察小组还没出发，那边又出事了。2月1日，多米尼加的一些叛乱分子向美国巡洋舰“洋基号”（Yankee）开火。几天后，在多米尼加的美国种植园主和投资人恳求政府保护他们的利益。这下，罗斯福支棱起来了。2月5日，总统电令加勒比海舰队立刻行动，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多米尼加的美国公民。两个星期后，罗斯福派杜威将军去多米尼加首都圣多明哥（Santo Domingo）考察，亲眼看看到底咋回事。此时的罗斯福还在犹豫。他说：“我希望不必立刻介入此事。但是，美国恐怕迟早会不可避免地承担起保护和管理这些加勒比小邻国的责任。”被邻居们搅得不胜其烦的罗斯福越来越觉得有必要明确表达美国的立场，划清美国的底线，省得东一棒槌西一榔头的。是时候拿“大棒”比划一下了。

为了避免“委内瑞拉危机”重演，罗斯福决定主动出击。与其坐等欧洲人上门讨债，不如现在就自己清理门户。这是“门罗主义”与时俱进的契机。1904年5月20日，在纽约举办的庆祝古巴独立一周年的晚宴上，鲁特宣读了总统的一封信。这封信定义了“罗斯福推论”的原则：“如果一个国家展现出它知道如何恰当地处理工商业和政治问题，如果它秩序井然地偿付债务，那么，它不必担心美国的干涉。”但是，“野蛮的不法行为或懦弱无能导致的与文明社会脱钩将最终需要文明国家的介入。而在西半球，美国不能忽略这个（介入）责任。”他的意思是，如果你们（拉美）管不好自己，美国就要管你们，反正不能让欧洲人来管。“爹味”十足的“推论”明明白白地告诉拉美：我高级，你低级，我就要管你，你就要听我的。这种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态度、赤裸裸的威胁、以及对拉美国家主权的蔑视立刻招致舆论的抨击，但罗斯福丝毫不为所动，甚至不理解舆论到底在哔哔个啥。他说：“这是最简单的常识，只有傻瓜或胆小鬼才会曲解我的用意。如果我们愿意让德国或英国来当加勒比的警察，那我们可以在大规模的不法行为发生时不干涉。但是，如果我们想对欧洲说‘住手’，我们迟早都要自己维持秩序。”在12月6日的国情咨文中，罗斯福再次阐述了他的“推论”，明确表示美国不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干预拉美国家：“为非作歹的行为……需要文明国家的干预。在西半球，美国若要坚持门罗主义，将不得不对那些明目张胆的不法或懦弱行为行使国际警察的权力（international police power）。”罗斯福认为，确保拉美国家社会稳定和偿还外债是防止欧洲干涉的关键，而美国就应该当仁不让地承担起“家长”的责任。“罗斯福推论”是对“门罗主义”的大幅延申。“门罗主义”是防御性的，警告欧洲不要干涉美洲事务；“罗斯福推论”是进攻性的，美国将扮演地区警察的角色，主动介入拉美事务以防欧洲的干涉。这就是区域霸权，是“大棒政策”最真实的诠释。

眼下，多米尼加就是实施“罗斯福推论”的典型案例。到1904年秋，圣多明哥所欠债务已达3200万美元而且还在上升，关税管理混乱（关税是该国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来源），外加贪污腐败，到哪去收那么多钱还债？意大利、德国、比利时等国抗议圣多明哥违反1903年的协议，现任总统卡洛斯·莫兰莱斯·兰瓜斯科（Carlos Morales Languasco）束手无策。1904年12月30日，国务卿海敦促莫兰莱斯总统考虑由美国接管多米尼加海关。莫兰莱斯倒是很听话，于1905年2月7日与美国达成协议，将海关的控制权交给美国，美国免费提供服务。谁知，美国自己出了问题。协议无法获得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的批准，原因是国会觉得如此一来美国将陷得太深责任太大，我们为什么要拿着美国纳税人的钱去给别人当爹？就在美国人内耗的时候，3月14日，意大利的巡洋舰开到加勒比海，接着，法国和比利时的军舰也来了。委内瑞拉那一幕终于还是重现了。欧洲军舰倒是没有进一步的行动，静静地等着，希望美国能派一位海关收税官。欧洲就想要钱，美国帮着收税总比指望乱成一团的圣多明哥政府靠谱。这下轮到国会着急了，赶紧跟总统商量。在咨询了各方意见后，罗斯福任命美国人威廉·菲奇（William F. Fitch）为多米尼加海关总收税官（General Receiver of Customs）。欧洲的军舰在确认美国已完全介入此事后悄然而退。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美国对多米尼加海关进行了有效的管理。菲奇把海关收入的55%用来还外债，45%交给多米尼加政府，政府的开销被严格限制在那45%的关税收入之内。菲奇还改革了海关事务，引进更严格的财务制度，严防腐败。事实上，圣多明哥政府拿到手的那45%的关税数额远超此前他们自己征收的100%的税款。岛国人民从未享受过如此稳定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年年增长，外债额迅速降低，按时还债使多米尼加政府的信用在金融市场上大大提升。道路、学校被修建起来，民生得以改善。来自欧洲的威胁消失了。欧洲人算是看明白了，以后哪个拉美国家再欠债不还，咱直接找美国就行了，省钱又省心，比啥都管用。此后，多米尼加的案例被复制粘贴地应用于古巴（Cuba）、海地（Haiti）、尼加拉瓜（Nicaragua）。1906年，有人提议所有的欧洲债务都由美国商业银行接管，播下了“金元外交”（Dollar Diplomacy）的种子。1907年，美国国会终于后知后觉地批准了与多米尼加的协议。美国对多米尼加海关的管理一直持续到1941年，为该国建立了一整套财务管理制度，深深地影响了它的金融体系。

“罗斯福推论”的缺点和优点同样明显，它在高效地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引来激烈的反对，最强烈的谴责是对拉美国家主权的践踏。罗斯福赋予了八十一岁的“门罗主义”新的生命，也开启了美国一而再、再而三地粗暴干涉拉美内政的先河，引起拉美国家的不满，损害了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尽管一些国家的精英阶层欢迎美国的介入，但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民众反美情绪日益高涨。“罗斯福推论”不如“门罗主义”受欢迎主要是因为时代变了。1823年，“门罗主义”诞生时，美国的军力跟欧洲比起来属于“三流”（third-class），“门罗主义”靠的是道德高地和英国皇家海军的保护。1904年，“罗斯福推论”出现时，美国是世界第一工业强国，拥有“一流”（first-class）的海军，它表现出的对别国的威胁远远大于保护。有些学者认为，罗斯福的“大棒政策”之所以引来这么多非议跟他的“大嘴巴”不无关系，他如果只做不说或多做少说效果会更好。他并没真正做到“温和地说话”，而是口无遮拦地说着冷酷无情的现实，每一句都像“大棒”打在别人身上，难怪惹麻烦。“罗斯福推论”一直被沿用到1934年。这一年，他的远房堂弟、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为推行“睦邻友好政策”（Good Neighbor Policy）和平息拉美国家的不满正式宣布废除“罗斯福推论”。

下一步，罗斯福的“大棒”将挥向何方？请看下一个故事：巴拿马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