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203）- 公平与福利

“镀金时代”与“进步时代”最大的不同是，前者追求财富，后者追求幸福。此前，美国人认为财富是个人奋斗的结果；现在，他们学会了联合起来为自己谋福利。“耙粪者”的努力引导着人们探索财富背后的故事，“进步派”政客顺应选民的诉求试着推行改革。然而，一切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公平与福利在当时意味着叛逆与斗争。当权的“共和党”依然由“保守派”把持，即使能量惊人如西奥多·罗斯福者也无法撼动其根基。像史上所有企图由联邦政府推动社会改革的领袖们一样，他面对的是那个古老的法理之争：联邦政府有这个权力吗？制约大公司、调解劳资矛盾、改善工人待遇这种事难道不应该由州政府干吗？强势的联邦政府被视为对州权的侵犯，毕竟，联邦是国家的，州才是人民的。为此，罗斯福抱怨道：各州跟大公司根本就是一伙的，由他们监管公司等于没有监管。

无论如何，形势比人强。即使罗斯福想进一步推动改革，他也必须面对现实。1907年的经济（金融）危机（Panic of 1907）让他不得不向“保守派”妥协，因为，那个愿意出手救市的人就是“保守派”最大的金主，也是罗斯福屡次针对的人，银行家JP·摩根（JP Morgan）。1907年10月，联合铜业公司（United Copper Company）收购案的失败引发连锁反应，华尔街股市突然从前一年的峰值狂泻50%，一场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就在眼前。在没有央行的情况下，罗斯福只能像当年的克利夫兰那样依赖“华尔街之王”摩根。摩根和他的资本集团可以说是所有大托拉斯的“幕后黑手”，当初罗斯福反垄断的第一案就是分拆摩根的“北方证券公司”（参看《美国的故事（193）- 公平交易》）。如今，政府束手无策，还得反过来找摩根帮忙。70岁的摩根再次披挂上阵，像1895年那样，联合几个大银行和股票交易商利用高杠杆筹集大笔资金，总算把股市给稳住了。做为回报（尽管罗斯福不承认），一向反对垄断的罗斯福批准了摩根的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 Corporation）对田纳西煤钢铁路公司（Tennessee Coal, Iron and Railroad Company）的并购。历时三个星期的危机勉强结束，罗斯福的无奈充分展示了联邦政府面对危机时的无力。一个强大的独立的中央银行重新进入精英们的视野。1908年，“参议院四杰”之一纳尔逊·奥尔德里奇（Nelson Aldrich）主持调查1907年危机的原因并开始推动“奥尔德里奇计划”（Aldrich Plan）。美联储体系的建立逐步进入立法讨论。1913年的“美联储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终于使美国告别了长达七十七年的“自由银行”时期（1836 – 1913），进入由中央银行监管的金融体系。未来的联邦政府再也不用看银行家的脸色行事了。

进步的路曲折漫长，每一件“小事”都是一次艰辛的蜕变。罗斯福本想推国会通过全国性的保护童工法，结果发现比推墙还难。最后，在总统的朋友、参议员亨利·洛奇（Henry Cabot Lodge）的努力下，国会总算通过了1908年的只适用于首都华盛顿的保护童工法（Act of May 28, 1908）。法律禁止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雇佣14岁以下的童工，限制工作时长，雇佣14岁以上童工需获许可证。讽刺的是，首都华盛顿地区根本没有童工。但罗斯福还是高调背书了这张空头支票，他的理由是：此法将警告各州，他们或通过类似的法律，或将承担被联邦惩罚的潜在风险。当年林肯的“解放奴隶宣言”也是空头支票，最后不也实现了吗（参看《美国的故事（139）- 解放》）？直到1916年的“基廷 – 欧文童工法“（Keating – Owen Child Labor Act of 1916），美国的童工才受到基本保护。

实际上，“进步”也好，“保守”也罢，归根结底是权力之争，是联邦与州权的冲突，是对未来的掌控。罗斯福像华盛顿、林肯、汉密尔顿那样，坚信更强大的中央政府、更集中的权力才能保护自由。他毫不掩饰对权力的渴望，这是性格使然，也是对历史的领悟。对内的反垄断、公司法、保护童工、调解劳资关系、食品安全立法、保护环境，对外的大棒政策、巴拿马运河、世界和平，桩桩件件都大大拓展了联邦政府的权力。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New Nationalism）被“进步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理论家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精准地写进他1909年的书《美国生活的希望》里（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在书中，克罗利重新解释了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他说，长期以来被人民推崇的美国政治传统，是反对政府行使行政管理权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是在经济事务中保持放任主义的“杰斐逊传统”或“杰斐逊式民主”（Jeffersonian democracy）。但是，在如今这个新的世界中，更强大的中央政府、更多的政府干预才能真正维护社会公平、财富分配和平等的机会。他主张将“汉密尔顿主义”（Hamiltonianism）与“杰斐逊主义”（Jeffersonianism）相结合，用“汉密尔顿的手段”（Hamiltonian means）实现“杰斐逊的目标”（Jeffersonian ends），这才是美国政治应该走的路。克罗利还引进了“国家利益”这个概念，呼吁在美国提倡一种新的国家主义，要承认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他的书不仅总结和诠释了罗斯福的执政理念，也深深地影响了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新自由”（New Freedom）和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新政”（New Deal）。

克罗利对罗斯福的理解也许很到位，但他似乎忽略了两点，而这两点正是美国的自由和民主得以保存和发展的“源代码”。第一，罗斯福虽然崇尚集中的权力，也希望能更长久地掌握权力，但他坚决反对永久的权力。他说：“如果掌权的人在位不超过一定的时间，时间一到就将权力归还人民，那么，集权（concentration of power）并没多大的伤害。”我们在下一个故事中会看到如此热爱权力的罗斯福将怎样主动放弃权力。第二，看上去很“左”的罗斯福有一个很“右”的底线，那就是，绝不允许威廉·布莱恩（William Bryan）代表的“民粹主义者”（Populists）倡导的“无政府主义”或“社会主义”统治美国。资本主义永远是美国的制胜法宝，是自由与民主的根基。不管他的政策多么激进，那万变不离其宗的信条是保护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因为这是1787年的国父们刻在宪法中以使他们的子孙永享的“自由的赐福”（Blessings of Liberty）。

如果说，罗斯福的内政受到更多的掣肘，只因他要顾及选民的利益；那么，他的外交看上去就“任性”多了。从拉美到东亚，他似乎“为所欲为”，因为他不必过多地考虑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利益。他是帝国主义者，也是选择性的种族主义者。1901年10月，他刚上任就干了票大的：史无前例地在白宫宴请黑人领袖布鲁克·华盛顿（Brooker T. Washington），为此掀起了轩然大波。他对黑人的态度时好时坏，有尊重也有不公，既大量雇佣黑人任联邦公务员，也在突发事件中过度惩罚黑人。不管怎样，他至少努力过了。但是，他对外国人就没那么好了，或者说，他的摇摆度更大更不可预测。公平和福利不是给外国人的。受他影响最大的外国人是中国人。

还记得1882年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吧（参看《美国的故事（175）- 排华法案》）？法案有效地堵死了中国移民的赴美路（非移民非劳工不受影响），排除了华人成为美国公民的可能（已成为公民的也被取消公民身份）。“排华法”有效期十年。1892年，国会将法律延期十年；1902年，法律又到期了，国会讨论再次延期，这也是彰显罗斯福对华人态度的时刻。骨子里，他是不喜欢中国人的。他说：“我们欢迎与我们的人民背景相似的移民……”，但“我们不能大量接收与我们的生活水平以及传统习惯如此不同的人，他们会拉低我们工人的（生活）水平。”“卷王”中国人确实让美国人望而生畏，罗斯福也不例外。他担心，一旦吃苦耐劳又不求高薪的中国劳工大量涌入，美国人就没饭吃了。正因这种态度，他没为此事劳神，听凭国会处置。1902年，国会不但将“排华法”变成永久的法律，而且把它延申至夏威夷和菲律宾等海外领地。1904年，国会又加强了对在美的中国人的控制，一旦发现他们没有合法的居留证（类似绿卡）就把他们递解出境。

可是，罗斯福也许没想到，1904年的中国已经不是1900年的中国。在经历了惨痛的“甲午战争”和“庚子国难”后，中国的精英阶层已经觉醒，民族自尊也开始复苏。中国（清）政府不敢得罪西方，但也不愿无缘无故地任人羞辱。美国的对华政策引起中国朝野的极大愤怒和反弹。1905年，大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开始了，不但抵制美国本土的货物，来自夏威夷、菲律宾和其它美国领地的货也未能幸免。中国的强硬态度是罗斯福始料未及的。最糟的是，这种形势严重破坏了他和前总统麦金莱一直主张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眼看着美国费尽心机在东亚竖起的那杆“公平正义”的旗帜就要倒了。道义输了，经济也输了。日本和欧洲商品乘虚而入占领中国市场，中国留学生大批涌入日本，学文化学科学学技术，探寻救国之道。起初，愤怒的罗斯福挥起大棒，派军舰去中国沿海示威，甚至驶入长江。虽然中国政府的态度放软，但民间的情绪政府可管不着。人家不买你的货，你能咋办？

渐渐地，罗斯福意识到，耍横解决不了问题。他一面通过外交途径缓和两国政府的关系，放松对中国人赴美学习、旅游、经商的限制，修复“门户开放政策”，一面寻找拉近两国人民感情的契机。1908年，他的机会来了。这个机会源自“庚子赔款”（Boxer Indemnities）。如前所述，1901年9月，在“义和团之乱”（Boxer Rebellion）和“八国联军”（Eight-Nation Alliance）攻入北京后 ，中国清政府与欧美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Boxer Protocol）。条约规定中国向十一国共赔偿白银4亿5千万两（约3.3亿美元），用以弥补各国在1900（庚子年）至1901年间在中国所受的损失，这就是“庚子赔款”，简称“庚款”。其中，美国所得份额占7.32%，约为白银3300万两（约2444万美元）。到1908年，中国已赔偿美国约660万美元。

1904年，中国驻美公使梁诚（Liang Cheng）在跟国务卿约翰·海（John Hay）聊天时偶然得知，美国当初有虚报乱报庚子年损失的嫌疑，中国的赔款额超过美国的实际损失。此后，梁诚便开始四处周旋，敦促美国政府归还超额赔款。国务卿海去世后，梁诚一直追着商务部长和内务部长“算账”。1907年，两位部长把梁诚的诉求上报罗斯福，问总统是否应重新核算损失。虽说弱国无外交，美国真耍赖中国也没办法，但罗斯福正琢磨着跟中国套近乎呢，这岂不是正中下怀？他立刻要求国会清算损失并退还超额赔款，他说：“如果我们不能公正地对待中国，怎能指望中国公正地对待我们？”1908年，国会通过决议，确定中国的赔款额应由约2444万美元减为约1366万美元，差额约1078万美元。美国将把差额归还中国。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笔钱将如何归还，或者说，还给谁？罗斯福清楚地知道中国官员的腐败，他可不想让这钱进了贪官的腰包。他退款的目的是联络与中国民间的感情，要是都被政府贪了，那不等于打了水漂？梁诚也深谙此道，他提出把退款当奖学金，帮助中国发展教育。罗斯福深以为然。文化人罗斯福深知文化的力量。他要让中国的精英阶层接受美国文化而不是日本文化的影响和熏陶，有什么比教育更能达成这个使命？清政府的外交大臣袁世凯可不想搞什么奖学金，他希望退款能被用来修路。奈何胳膊拗不过大腿，奖学金的事就这么定了。这就是“庚子赔款奖学金”（Boxer Indemnity Scholarship）。

奖学金于1908年5月21日正式启动，主要用于资助（包括学费和生活费）中国留学生进入美国大学完成高等教育。从1909年至1929年，奖学金共选送了1200多个中国青少年进入128所美国大学读书，覆盖从工程学到政治学和哲学等不同领域。这些年轻人都是经过严格选拔的最聪明最勤奋最有创造力的学子，他们学成后都返回中国，成为行业翘楚和政治领袖。最杰出的“庚款”留学生包括：获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和加州理工学院博士的航天学家钱学森，获康奈尔大学学士和哈佛大学博士的语言学大师赵元任，获哈佛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曾在哈佛深造的史学大师陈寅恪，获康奈尔大学学士和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的文学家、哲学家胡适，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的外交家顾维钧，还有物理学家胡刚复（哈佛博士）、物理学家吴有训（芝加哥大学博士）、教育家梅贻琦（伍斯特理工学院学士）、历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等等。他们是带领中国摆脱愚昧和落后、走向科学与光明的引路人，没有他们就没有现代中国。

1910年，为预备赴美留学，清政府用庚子退款建立了“清华学堂”。1912年，“清华学堂”改名“清华学校”。1925年，“清华学校”增设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1928年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完成了从留美预备学校到现代大学的转变。奖学金帮助奠定了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基础。61%的“庚款”留学生回国后成为教授和学者，在85所高校任校长或系主任，包括清华、北大、南开、浙大、中科院等院校。如罗斯福期望的那样，奖学金大大增进了中美的民间交流和感情，使远在天边的美国代替近在咫尺的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的首选目的地。随着美国的影响力在中国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美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罗斯福的目标基本实现了。

进步的路还很长，但罗斯福的白宫生涯到期了。他将怎样保证他的政策得以延续？“进步运动”是否后继有人？请看下一个故事：继承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