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196）- 巴拿马运河

西奥多·罗斯福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在外交中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毫无疑问是有关巴拿马运河（Panama Canal）的。在那个关头，我的行为又一次被指责为‘违宪’……那些整天无所事事的人说我‘篡权’，也就是说，当别人不能或不想履行职责时，我行使了权力。”看样子，即使多年以后，罗斯福还对当时受到的指责愤愤不平，但他从来没后悔过。可以说，罗斯福是巴拿马运河最大的推动者，没有他，巴拿马也许不会成为独立的国家，美国也许不会在巴拿马开凿运河。一切似乎都是偶然，罗斯福的冲动和决绝把偶然变成了必然，把“烂尾楼”变成了“现代世界七大（工程）奇迹”（Seven Wonders of the Modern World）之一。

1513年9月，当西班牙探险家瓦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Vasco Núñez de Balboa）穿越巴拿马地峡（Isthmus of Panama），站在高山上眺望波光粼粼的太平洋时，他梦想着开一条运河把大西洋和太平洋连接起来。此后的四个世纪里，他的梦想也是所有航海人的梦想，只因南美洲最南端的合恩角（Cape Horn）和麦哲伦海峡（Strait of Magellan）实在太可怕，风高浪急，动不动就船毁人亡。但梦想被束缚在现实里。在“中美地峡”（Central American Isthmus）开运河的难度实在太大了，大到连法国天才费南迪·德·雷赛布（Ferdinand De Lesseps）都败下阵来。雷赛布是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的总设计师，他以为他能在巴拿马复制苏伊士的辉煌，却没想到因此身败名裂。

1869年通航的苏伊士运河连接地中海（Mediterranean Sea）和红海（Red Sea），贯通大西洋和印度洋，把欧洲国家到印度洋的旅途缩短了5,000到10,000公里，革命性地改变了世界航运的路线图。名利双收的雷赛布成了全世界人民心中永远的神。然而，大神不想在苏伊士的荣耀中躺平，他酝酿着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大手笔。1878年，哥伦比亚共和国（Republic of Colombia）政府同意在巴拿马开凿一条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运河，授予施工方（法国）为期九十九年的开发权。此时的巴拿马是哥伦比亚的一个省。1879年，74岁的雷赛布创建了“巴拿马运河公司”，开始筹资。1881年1月1日，巴拿马运河正式开工。到1888年，工程共雇佣了约40,000工人，90%是来自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岛的黑人，还有大批优秀的法国工程师。可是，问题从第一天起就开始出现了。尽管巴拿马运河的长度（82公里）只有苏伊士运河长度（172.5公里）的约47%，但雷赛布大大低估了巴拿马的地形地势和自然环境。且不说施工难度远超苏伊士运河，仅那热带雨林气候中的疾病，特别是黄热病（Yellow Fever）和疟疾（Malaria），就足以摧毁一切计划。到1884年，工人死亡率已达每月200多人。从1881年到1889年，因事故和疾病而死的总人数达22,000人（有人说实际人数可能在25,000左右）。传播疾病的是一种蚊子，但当时的医学水平没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没有相应的措施。恶劣的施工和生活环境也导致大部分法国工程师或死于疾病或在短期内辞职，根本无法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1889年，在花了2.87亿美元（相当于2024年的约100亿美元），死了22,000人，坑了80万个投资者之后，巴拿马运河公司宣布破产。工程废了，事情没完。1892年，“巴拿马丑闻”（Panama Affair）曝光，雷赛布父子因工程贪腐案被判有罪，刑期五年。巴黎埃菲尔铁塔的设计者古斯塔夫·埃菲尔（Gustav Eiffel）也深陷其中，获刑两年。雷赛布本人因年事已高免于入狱，但名声尽毁，不久就去世了。

1894年，法国人又成立了一个“巴拿马新运河公司”。这个新公司的目标不是重开运河，而是打扫战场，维护被扔在巴拿马的机械设备，特别是对施工起着关键作用的巴拿马铁路（Panama Railroad），卖掉与运河相关的一切设施和业务，为烂尾工程寻找“接盘侠”。新运河公司开出的总报价为1.09亿美元。无论从意愿、国力、财力、地缘政治、商业利益等哪个角度看，美国都应该是下一个“冤大头”。于是，两位关键人物登场了。一个是美国律师威廉·纳尔逊·克伦威尔（William Nelson Cromwell），一个是法国工程师菲利普·布纳·瓦里拉（Philippe Bunau-Varilla）。克伦威尔可不是普通的律师，他的客户是华尔街之王JP·摩根、航运巨头范德比尔特（W.K. Vanderbilt）、铁路大亨爱德华·哈里曼（Edward H. Harriman）等一众大佬，更重要的是，他与华盛顿的政客们关系匪浅。布纳·瓦里拉曾任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总工程师，现任新运河公司总裁，他的任务是把整个工程打包卖掉。布纳·瓦里拉聘请克伦威尔为新运河公司的首席律师，两人的密切合作将不仅成就一条新运河，还有一个新国家。

然而，克伦威尔和布纳·瓦里拉的如意算盘打起来没那么丝滑。美国对运河感兴趣不假，但不一定对巴拿马感兴趣。单从地缘政治考虑，美国不会允许其它国家在中美地峡动手动脚。法国人在巴拿马辛辛苦苦干活时美国人没少捣乱，不停地放出话来说要在尼加拉瓜（Nicaragua）开一条运河，跟巴拿马运河竞争。反正美国人觉得最爽的事就是法国人栽跟头。法国人在巴拿马遭遇滑铁卢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愿意替法国人擦屁股。巴拿马运河那摊子破烂谁爱买谁买，此时的美国正严肃地考虑“尼加拉瓜运河”的事。同处中美地峡的尼加拉瓜有开运河的很多有利条件，比如，地形平坦，中间的尼加拉瓜湖（Lake Nicaragua）和蓬塔戈尔达河（Punta Gorda River）水域宽广，有利于大型船只通航。虽然巴拿马地峡胜在“脖子细”（中美地峡中最细的一段），运河长度短，但巴拿马地形复杂，尼加拉瓜的施工难度也许小于巴拿马。

尽管美国人没打定主意，但他们还是做了些功课。1900年，国务卿约翰·海（John Hay）与英国签订第一个“海 – 庞斯富特条约”（Hay – Pauncefote Treaty），英国同意由美国在巴拿马开凿和管理运河，但运河区不设防（参看《美国的故事（190）- 帝国外交》）。威廉·麦金莱总统倒没觉得有何不妥（最后到底在不在巴拿马开运河还两说着呢），但国会和舆论都炸了锅。不设防咋行？那咱不是白干了？时任纽约州长罗斯福管不住自己的大嘴巴，跳起来反对这个条约，说它违背了“门罗主义”，气得国务卿写信骂多管闲事的州长：“你能不能把这事儿留给总统和参议院管，他们才拥有宪法赋予的外交权吧？”参议院把“在运河区设防”加进条约，这下轮到英国不干了，条约最终流产。与此同时，爱管闲事的州长变成麦金莱的竞选伙伴，变成副总统候，变成总统。一切都变得不同。

在海的努力下，美英于1901年11月18日草签第二个“海-庞斯富特条约”，英国总算同意美国在运河区设防。此时，麦金莱总统已遇刺身亡，罗斯福入主白宫刚两个月。在12月3日的国情咨文里，罗斯福敦促国会批准条约。十三天后，参议院照办了。美国内部、美英之间算是掰扯清楚了，下一步就是确定运河的位置。巴拿马还是尼加拉瓜？这是个问题。早在1897到1899年间，麦金莱总统曾两次派人考察运河的位置，两次考察的目标都是尼加拉瓜，巴拿马根本不在范围内。事情到此似乎已有定论，巴拿马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但大律师克伦威尔偏不信邪。他以向“共和党”竞选委员会捐款6万美元为诱饵成功说服麦金莱扩大考察范围，考虑巴拿马的可能性。1901年11月，在麦金莱去世两个月后，考察报告出来了。报告比较中性，以至于国会分歧很大，参议院倾向于尼加拉瓜，众议院支持巴拿马。考察报告也评估了法国新运河公司那1.09亿美元的报价，认为报价偏高，难以接受。不知为何，这部分内容被泄露出去（可见克伦威尔在华盛顿的渗透力）。得到消息的布纳·瓦里拉当即决定把报价从1.09亿美元砍到4千万美元，消除了因报价过高而被拒的隐患。1902年6月，参议院开始了对运河选址问题的辩论和表决。就在参议院辩论的当口，位于尼加拉瓜湖附近的莫莫通博火山（Mt. Momotombo）突然很不争气地开始喷发，同时喷发的是布纳·瓦里拉那清奇的脑回路。他当即买了90张印有莫莫通博火山爆发景象的邮票放到每一位参议员的桌上，还很贴心地附上一张字条：“尼加拉瓜火山活动的官方证据。”莫莫通博是尼加拉瓜最著名的活火山，曾多次喷发，在火山口形成大量烟雾，蔚为壮观。1900年，尼加拉瓜政府为了开发旅游业，专门发行了一套火山爆发的邮票和明信片。结果，这个大自然的奇观把美国参议员们吓坏了，他们仿佛看到那炽热的岩浆正吞噬着运河（运河计划途径尼加拉瓜湖）。小小的邮票上那小小的烟雾改变了历史（旅游广告真不能随便做呀），很多本来力挺尼加拉瓜的参议员倒向巴拿马。三天后，参议院以42比34的多数通过了开凿巴拿马运河的“史普纳议案”（Spooner Bill），授权总统以4千万美元的价格购买法国新运河公司的资产（包括巴拿马铁路），并与哥伦比亚政府谈判以获得开凿巴拿马运河的许可。克伦威尔和布纳·瓦里拉大获全胜。其实，巴拿马击败尼加拉瓜最关键的原因是它赢得了三位最重磅人物的心，他们是参议员马克·汉纳（Mark Hanna）、国务卿海和总统罗斯福。罗斯福是巴拿马方案的最大粉丝，他在国会投票前就明着暗着告诉所有的议员：我要巴拿马。

地点搞定了，下一步是跟哥伦比亚政府谈。哥伦比亚政治非常不稳定，革命、内战、分裂轮番上演，但美哥关系还是不错的，美国一直扮演着哥伦比亚各派之间调解人的角色。从1899年10月到1902年11月，哥伦比亚的保守派（Conservatives）和自由派（Liberals）打了三年内战，也叫“千日战争”（Thousand Days War）。在美国的调解下，双方于1902年11月20日在美舰“威斯康辛号“（USS Wisconsin）上签署和平协议，组建联合政府，暂时消停下来。罗斯福觉得美国简直是哥伦比亚人民的大救星，波哥大（Bogota）政府有何理由不同意美国在巴拿马建运河？更何况，运河终将造福哥伦比亚，你没见痛失运河的尼加拉瓜在那儿哭吗？事实上，早在1900年，哥伦比亚政府就因担心美国选择尼加拉瓜运河而主动与美国谈判，如今岂不是如愿以偿？然而，美国与哥伦比亚的谈判充分展示了罗斯福骨子里对待欠发达国家时的傲慢和轻蔑，那是一个帝国主义者不可磨灭的印记。他给正在谈判的国务卿海写信说：“只要我们给得足够多，他们连宪法都能改。”1903年1月22日，海与哥伦比亚驻美大使托马斯·赫伦（Thomas Herran）草签了“海 – 赫伦条约”（Hay – Herran Treaty）。条约允许美国租借巴拿马地峡5公里宽的运河区，租期100年并可续约，美国向哥伦比亚政府支付1千万美元订金外加每年25万美元租金。3月14日，美参议院批准了条约。总统和国务卿美美地等着波哥大批准条约，然后咱就可以开始干活啦。谁知，毫无悬念的剧情竟横生变故，煮熟的鸭子飞了。

问题首先出在波哥大的独裁者何塞·马努埃尔·马罗金（Jose Manuel Marroquin）身上。马罗金是保守派，他因镇压自由派而搞得天怒人怨。可是，他又不是那种特别铁腕的独裁者，镇不大住场子。结果就是两派斗得昏天黑地，谁也不服谁。凡是保守派支持的，自由派就反对，反之亦然。与美国的条约显然不平等，马罗金丝毫没把握得到自由派的合作。在赫伦签署条约后的第三天，马罗金告诉他先不要签字。可是，字已经签了呀。赫伦也不知道咋想的，根本没把这事儿告诉海，更没撤回自己的签名。此时，听到消息的哥伦比亚议会已经闹翻了，大骂马罗金卖国。美国驻哥伦比亚大使也够糊涂，没把实情传给国务卿和总统。于是，时间差和信息差叠加在一起造成了华盛顿这边“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局面。那边马罗金抱着烫手山芋拼命内耗：反对吧，怕错过百年大计，贻害子孙；支持吧，怕当卖国贼，留千古骂名。最后，他干脆“留白”，一言不发地把条约送交议会审批，是死是活你们定，与我无瓜。1903年8月12日，哥伦比亚参议院拒绝了条约，理由有二：一，租约有损主权；二，租金太少。

罗斯福和海都气懵了。啥？耍我们？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实，此时的美国并非别无选择。多加点钱，派个像克伦威尔或布纳·瓦里拉那样的人去游说一下，波哥大会松动的；或者回头去找尼加拉瓜谈都行，人家求之不得。要是麦金莱碰上这事儿，他一定会选择更稳妥更平衡更有把握的方式（比如游说哥伦比亚议会）。可是，罗斯福不是麦金莱，他不要稳妥，只要效率，要快快快，因为“美国和世界的商业利益在此一举。”罗斯福大概长这么大还没受过这种气，应激反应有点吓人。他那跳脱的思维完全跳出了盒子，瞬间改变了美国与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盟约。原来，巴拿马因地处偏远和陆路交通不便一直与波哥大政府很疏离，总是不断地有人闹分裂闹独立。在1840到1841年间，巴拿马曾独立过13个月，后来又同意重新加入哥伦比亚。1846年，美国与当时的新格拉纳达（New Granada），也就是现在的哥伦比亚（包括巴拿马），达成“马利亚里诺 – 比德莱克条约”（Mallarino–Bidlack Treaty），也叫“新格拉纳达条约”。条约授予美国在巴拿马地峡的特别“过境权”（Transit rights），比如人员和物资流动，也授权美国用军事力量镇压当地的叛乱或分裂分子以确保安全。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后，为了方便美国人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去淘金，美国花了七年在巴拿马地峡修建了巴拿马铁路，这也算是“过境权”的一部分。半个世纪以来，哥伦比亚政府一直遵守条约，不干涉美国在巴拿马的利益。做为回报，美国一直在帮助维持巴拿马的秩序，打击分裂势力，从某种程度上替哥伦比亚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在过去的五十六年中，美国海军或海军陆战队6次登陆巴拿马维持秩序。另外，在1861年、1862年、1885年、1900年，哥伦比亚政府4次请求美国出兵平叛。特别是在1885年的“巴拿马危机”（Panama Crisis）中，美国派军舰支持哥伦比亚政府平息了叛乱。如罗斯福所说：“要不是美国，哥伦比亚和巴拿马地峡之间的纽带早就断了。”不过，也正因如此，巴拿马深受美国的影响。巴拿马人跟美国人抬头不见低头见，跟隔着十五天路程的波哥大政府更不熟了。

如今，罗斯福冲冠一怒为运河，他觉得哥伦比亚背叛了美国。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谁有耐心哄哥伦比亚议会高兴？哼！爷不跟你们玩儿了！于是，美国对巴拿马分裂势力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白脸变红脸。罗斯福的“官方”理由是：哥伦比亚拒绝“海 – 赫伦条约”的做法违反了“马利亚里诺 – 比德莱克条约”，损害了美国在巴拿马的权利（当年可以修铁路，现在咋不能修运河？），美国再无义务帮助维持巴拿马的秩序。分裂者爱咋闹咋闹，美国不管了！巴拿马的分裂分子高兴死了，真是老天爷赏饭吃呀，可不能浪费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克伦威尔和布纳·瓦里拉这哥俩本着不见运河死不休的原则，使出浑身解数鼓动巴拿马人闹“革命”。独立运动（分裂运动）最重要的领袖是曼努埃尔·阿马多尔·格雷罗（Manuel Amador Guerrero）。1903年9月，阿马多尔来到纽约，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探探美国的底细。他先见了布纳·瓦里拉。布纳·瓦里拉当场给阿马多尔写了张10万美元（50万法郎）的支票，资助其造反活动。做为交换，阿马多尔任命布纳·瓦里拉为巴拿马驻华盛顿的全权代表。法国人布纳·瓦里拉只在18年前去过一趟巴拿马，今后也不会再去，但这不妨碍他为巴拿马代言。随后，布纳·瓦里拉把阿马多尔引见给罗斯福总统。罗斯福当然不能明着支持巴拿马造反，但他说美国对巴拿马争取独立的斗争持“肯定”态度。同时，他警告阿马多尔要尽量避免暴力，因为美国人民不会支持流血事件。罗斯福的态度让阿马多尔放心了。这还有啥好犹豫的？干就完了！就在阿马多尔回巴拿马的同时，罗斯福命令“纳什维尔号”（USS Nashville）巡洋舰开赴牙买加（Jamaica），然后去巴拿马。

1903年11月2日，“纳什维尔号”抵达巴拿马的科隆港（Colon），美军立刻以保卫巴拿马铁路为由控制了科隆和巴拿马城（Panama City）。11月3日早晨5点49分，阿马多尔和他的“革命委员会”发动政变，逮捕了驻巴拿马的哥伦比亚官员，宣布巴拿马独立。从“革命委员会”给大伙发武器到宣布独立，“革命”只用了49分钟。哥伦比亚海军做出的唯一反应是在11月3日晚从“波哥大号”上向巴拿马城开了几炮，打伤几个人，打死一个完全无辜的中国人（Wong Kong Yee）。这是整场“革命”中唯一的炮声和唯一的伤亡。11月4日，巴拿马民众欢天喜地庆祝独立，召开公民大会，成立临时政府，阿马多尔任临时总统。11月6日，美国承认巴拿马独立。11月13日，美国与“巴拿马共和国”（Republic of Panama）建交，布纳·瓦里拉秒变巴拿马驻美大使。11月14日，法国承认了巴拿马，这当然是为了让美国赶紧接手巴拿马运河的烂摊子。猜猜第三个承认巴拿马的国家是哪个？

这一切快得就像近景魔术，波哥大政府睁着大眼都没看明白。巴拿马是邪修独立的吗？ 11月6日，不明就里的哥伦比亚军队靠近巴拿马企图“扑灭”叛乱时却发现守卫巴拿马城的竟然是美军，港口还有虎视眈眈的“纳什维尔号”。这还打个什么劲儿？撤了撤了。别忘了，哥伦比亚内战（“千日战争”）刚结束不久，整个国家破败不堪，军队都是“义务兵”，也就是乌合之众。打打巴拿马当地的叛乱分子还凑合，跟美军打？还是算了吧。波哥大政府这才觉得大事不妙，赶紧派人谈判。哥、巴、美三方会谈在美舰“五月花号”（USS Mayflower）上举行。哥伦比亚表示愿意接受“海 – 赫伦条约”，甚至提出把首都从波哥大迁往巴拿马城以示对巴拿马的重视。可惜，一切都晚了。第二次独立的巴拿马不想再回头，三方没能达成任何协议。11月18日，布纳·瓦里拉代表巴拿马与美国签订“海 – 布纳·瓦里拉条约“（Hay – Bunau-Varilla Treaty）。这个条约几乎完全照搬“海 – 赫伦条约”，美国此前承诺的订金（1000万美元）和租金（九年后每年25万美元）照付，只是换了房东。美国付给法国新运河公司4千万美元（相当于2024年的约14亿美元）购买整个烂尾工程，克伦威尔和布纳·瓦里拉总算把钱赚到手了。另外，条约给了美国在运河区永久的近乎无限的权力，包括驻军权。美国将保证巴拿马的独立，但也有权出兵干涉巴拿马内政。条约有效地把巴拿马变成了美国的“受保护国”。美国不仅将控制运河，还将控制巴拿马。这是“炮舰外交”（Gunboat Diplomacy）或“大棒政策”的又一个案例。

1904年2月，阿马多尔正式当选巴拿马第一任总统，他的政府就像一个缩小版的美国“平替”。《巴拿马宪法》和《美国宪法》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也是“三权分立”，也直选国会代表。巴拿马货币“巴波亚”（Balboa）与美元等值（汇率1:1）。阿马多尔是个稳重、谨慎的领袖，带领巴拿马走过了最初的脆弱不安的岁月。医生出身的他还倡导社会福利，积极改善公共卫生条件，消灭蚊虫传播的疾病。 巴拿马过起了小日子，哥伦比亚痛失战略要地，也失去了运河将带来的经济利益。哥伦比亚人那屈辱、郁闷、愤怒的情绪可想而知，他们被美国的背叛深深地刺痛，两国关系跌入谷底。也许只有时间能医治伤痛。在巴拿马独立6年后，1909年，巴、哥两国达成协议。巴拿马向哥伦比亚支付50万美元以偿还独立时所欠的债务，哥伦比亚承认巴拿马独立。1921年4月，美、哥签定“汤姆森 – 乌鲁蒂娅条约”（Thomson – Urrutia Treaty）。美国向哥伦比亚支付2,500万美元以补偿其因巴拿马独立而遭受的损失，并同意给予哥伦比亚在运河区一定的特权。两国关系这才算好转。

在充满戏剧性的巴拿马故事中，克伦威尔和布纳·瓦里拉展示了上天入地的能量和资源，为推销“烂尾楼”不惜鼓捣出一个新国家。罗斯福恰到好处地利用了巴拿马人长达半个世纪的独立愿望，以默许的方式催化了一场高效的革命（或叫叛乱）。他说：“我没出手煽动革命，我只是停止扑灭一直燃烧着的革命之火。我很遗憾哥伦比亚政府认为我的行为是帝国主义行径，但是，我别无选择。”然而，罗斯福并没因“低调”而逃过舆论的谴责。《纽约时报》说美国对布纳·瓦里拉的支持是“肮脏的征服”；《纽约晚报》称之为“庸俗的雇佣兵企业”；国会中的反对派也指责总统做得太过分，没有道德底线。罗斯福没工夫理会这些，他说：“我得到了地峡，开始修建运河，让国会在那儿争论我，而不是运河。”“在他们辩论的时候，运河正往前推进。”

政治游戏结束，终于可以开始挖运河了。法国运河是私人公司主导的，美国运河是联邦政府主导的，这是两家根本的不同，也是美国政府极为罕见地直接上手民用工程的案例。1904年5月4日，美国正式接管了运河工程。做为工程总监的“地峡运河委员会”（Isthmian Canal Commision，简称ICC）归战争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领导（此时伊莱休·鲁特已辞去战争部长之职）。曾任“大北方铁路公司”工程师的约翰·弗兰克·斯蒂文斯（John Frank Stevens）被任命为运河的首席工程师。斯蒂文斯深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他做的第一个件事是在运河区新建或翻建更好的房屋、咖啡馆、旅馆、供水系统、商店、仓库、医院等生活设施，扩建巴拿马铁路。这一切都是为了给工人、工程师和他们的家庭提供较舒适的生活条件，避免他们像法国人那样因环境恶劣而辞职或死亡。在斯蒂文斯的支持下，首席卫生官威廉·戈格斯（William C. Gorgas）大力整治运河区的卫生条件。此时，美国和古巴的医学专家已经发现了蚊子在传播疾病中的作用。戈格斯采取了一系列防止蚊虫叮咬的措施，比如消除死水、熏蒸楼道、喷杀虫药、安装纱窗、蚊帐等。经过两年的努力，由蚊子传播的黄热病和疟疾在运河区绝迹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疾病都消失了。美国在开凿运河的十年中（1904 – 1914）共雇佣了75,000多人，其中约5,600人死于疾病或施工事故，包括约350个美国人。

修运河的大部分劳动力来自西印度群岛，也有从欧洲、拉美、亚洲来的工人，包括约2,500个中国人。中国人与巴拿马很有渊源，早在1850年美国修巴拿马铁路时就雇了大约700个中国人。很多中国人在修完铁路后留在巴拿马，形成了当地的华人社区。大约1000到2000个中国人在运河完工后也留在了巴拿马。运河工人的工资充分显示了那个年代赤裸裸的种族歧视。白人（包括美国白人和欧洲人）工资是每月75到125美元（根据不同的技术水平），住房和卫生条件更好；其余有色人种的工资是每小时10到20美分，约每月20到40美元。工人每星期工作6天，每天工作9到10小时。美国政府鼓励美国人加入修运河的劳务大军。罗斯福专门向在运河工作两年以上的美国人颁发“勋章”，也叫“罗斯福勋章”（Roosevelt Medal），表彰他们为运河做的贡献。在热带雨林的艰苦环境中坚持工作的人都是英雄。

巴拿马运河之所以比苏伊士运河困难得多是因为苏伊士运河连接的是两个海（地中海和红海），而巴拿马运河连接的是两个洋（大西洋和太平洋）。地中海和红海都是“陆间海”（Intercontinental Sea），比较平静，两个海的海平面在同一个水平，苏伊士地峡也很平坦。所以，苏伊士运河是“海平面运河”（Sea-level Canal），只要挖通，两个海就自然而然地连起来，运河中的水是海水。巴拿马就不一样了。一，太平洋的洋面比大西洋高出约20厘米（8英寸）。“海平面运河”会产生危险的潮流，海水从一个大洋倒灌进另一个，非常不稳定，给航行带来风险。二，巴拿马地峡不平坦。大陆分水岭（Continental Divide），圣布拉斯山脉（San Blas Mountains），横贯地峡，最高处海拔100米（330英尺）。“海平面运河”需要把山劈开（不是凿隧道）才能通过。在那个没有超大功能挖掘机的年代，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三，流经地峡的查格雷斯河（Chagres River）季节性泛滥，严重威胁“海平面运河”的安全。当初，成功挖掘了苏伊士运河的法国人企图在巴拿马复制“海平面运河”。他们在苏伊士有多成功，在巴拿马就败得有多惨。

美国工程师团队对巴拿马地形的最初评估也倾向于“海平面运河”，工程师们的表决结果是8比5。但是，当斯蒂文斯亲眼目睹了查格雷斯河的泛滥高峰时，一个大胆又天才的设计在他脑海中形成了。这个设计过于“离谱”，没人能理解。于是，斯蒂文斯直奔华盛顿。全世界都反对又如何？他只需要说服一个人，那就是罗斯福。他告诉总统，“海平面运河”不可行，巴拿马运河应该是以水闸为基础的“高架运河”（Lock-based High-level Canal）。具体地说，运河将采用“水闸 + 人工湖”（locks and artificial lakes）的方式。比如，先在大西洋一侧通过多重水闸让水位层层递进至高出海平面26米（82到87英尺）的人工湖（水库），驶过湖面，然后再通过水闸层层递减引水下山，直至太平洋。这样做便能克服上面说的那三个难点：一，解决了洋面不平衡的问题。巴拿马运河根本不会将两大洋挖通，而是通过地峡的淡水系统连接两大洋。它是淡水运河不是海水运河。二，运河将不需要把山劈开，而是像坐电梯那样“翻山越岭”，解决了挖掘能力不足的问题。三，定期泛滥的查格雷斯河不再是对运河的威胁，反而成了运河成功的关键。那高出海平面26米的人工湖就要靠查格雷斯河的水量。用大坝截断查格雷斯河水使其淹没山谷，提高水面至26米，造出一个巨大的人工湖。这个湖是运河的中枢，两边的船“上楼下楼”都要在此连接，水闸里的水都由此湖提供。热带雨林丰沛的降雨量可以保障运河的水量。其实，当年的法国人有过类似的想法。比如，布纳·瓦里拉设计过十层水闸，另一个法国工程师提出过“水闸 + 湖”的设想。不同的是，法国工程师没能说服运河公司的老板，斯蒂文斯说服了总统。一个奇迹工程的蓝图就这样诞生了。

一切按斯蒂文斯的计划实施。拦截查格雷斯河的加通大坝（Gatun Dam）和加通湖（Gatun Lake）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水坝和人工湖。3个系列6大水闸共12个闸门，每个水闸有两个闸门以确保相反方向的船可同时航行。大西洋这边有3个水闸，太平洋那边2个，还有1个在库莱布拉水道（Culebra Cut）。库莱布拉水道也叫盖拉德渠（Gaillard Cut），形状酷似蛇形（Culebra是西班牙语蛇的意思）。这是整个工程中最难的一部分，由美军工程师大卫·杜博斯·盖拉德少校（Major David du Bose Gaillard）监督完成，建成后的人工渠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加通湖借助了自然的力量，盖拉德渠却完全由人工开凿，展现了美国强大的工业和先进的科技水平。最先进的蒸汽动力的挖掘机、起重机、碎石机、水泥搅拌机、挖泥机等全都派上用场，巴拿马铁路被扩建或重建（旧铁路的一部分被加通湖淹没），原材料和机械设备源源不断地通过铁路被运往工地。美国人迅速更换或升级了法国人留下的设备、工具和原材料，共挖掘了1,300万立方米的沙石（法国人挖了2,300万立方米），工程的浩大和难度在当时的世界首屈一指。

1907年，斯蒂文斯辞职，美军工程师乔治·华盛顿·葛塔尔斯少校（Major George Washington Goethals）接任首席工程师。与自学成才的斯蒂文斯不同，葛塔尔斯是西点军校培养的专业工程师，有建运河的经验。他把工程队分成大西洋、中部、太平洋三组，三处同时施工，大大提升了效率，把工期缩短了两年（运河原定于1916年完工）。在没有全球定位系统（GPS）、激光定位仪等现代技术的前提下，葛塔尔斯有条不紊地安排着每一处工程和每一个项目，他那准确的判断力、高超的专业水平、和强势的领导风格确保了运河的成功。1913年10月10日，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从白宫致电运河工地，下令炸开堤坝。河水涌进库莱布拉水道，大西洋和太平洋终于连在一起了。1914年8月3日，客货两用船“克里斯托巴尔号”（SS Cristobal）成为第一艘通过巴拿马运河从大西洋进入太平洋的船。1914年8月15日，随着“安肯号”（SS Ancon）货船成功穿越运河，巴拿马运河正式通航。葛塔尔斯出任首任巴拿马运河区总督（Governor of Panama Canal Zone）。

在401年的等待后，巴尔沃亚的运河梦终于实现了。美国一共为运河花了5亿美元（相当于2024年的157亿美元），它是美国至今为止完成的最大的工程。开凿运河美国人用了10年（1904 – 1914），法国人用了8年（1881 – 1889），中间还扯出一个新国家。加通湖改变了巴拿马地峡的自然生态环境，水漫山谷让原来的高山变小岛，成了动物、鸟类的栖息地和科研基地。加通湖不仅是运河航道的一部分，也为巴拿马城和科隆城提供饮用水。运河对全球航运的意义不言而喻。可是，世上的事往往是“几家欢乐几家愁”。运河的开通沉重打击了南美国家智利（Chile）的港口，因为没人去了。

巴拿马运河最大的获利者当然是美国。“海 – 布纳·瓦里拉条约”给了美国完全控制和管理运河的权利，运河区俨然成了“国中之国”。据不完全统计，从1914年到1999年，美国从运河过往船只中收取的费用（不是净利）高达450亿美元，而巴方仅得11亿美元，可以忽略不计。运河区对美国货物还实行了一段时间的免税（后来取消了这项优惠），严重影响了巴拿马的收入。所以，巴拿马经济并没因运河的开通而腾飞。巴拿马人的不满与日俱增，反美情绪日益高涨，呼吁废除不平等的“海 – 布纳·瓦里拉条约”。从另一个角度说，在20世纪初那弱肉强食瓜分世界的狂潮中，弹丸小国巴拿马能够幸免于难，美国的因素无疑是决定性的。没有美国就没有巴拿马和巴拿马运河。巴拿马人认为美国掠夺了本应属于自己的财富，却忘了当时的自己既没能力敛财（开运河）也没能力守财（保护运河）。没有美国的保护，拥有运河的巴拿马无异于“稚子抱金过闹市”，不被列强吃干抹净才怪。巴拿马人被排斥在运河管理机构之外是不公平的，巴拿马人当时不具备管理运河的能力也是事实。“二战”之前，巴拿马人从未建立起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历任总统都受到贪污腐败的指控，骚乱是周期性的。为了稳定巴拿马的经济，保证局势稳定，美国不得不经常性地出钱出兵帮巴拿马政府渡难关，也可以叫做“干涉巴拿马内政”。

巴拿马人为收回运河主权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艰苦斗争。1936年，做为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睦邻友好政策”（Good Neighbor Policy）的一部分，美巴签署“赫尔–阿尔法罗条约”（Hull–Alfaro Treaty）。美国将支付给巴拿马的租金从每年25万美元增加到每年43.6万美元；美国在法律上承认巴拿马对运河区拥有完全独立主权，限制美国在该地区的特权；美国放弃在运河区以外征用更多土地的权利；巴拿马获得在运河港口设立海关机构的权利；美国承诺在运河区给予巴拿马工人与美国工人平等的待遇；巴拿马公民可在运河区内自由通行，不再受限。1977年，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与巴拿马签署“托里霍斯–卡特条约”（Torrijos–Carter Treaties），废除了“海 – 布纳·瓦里拉条约”。条约规定美国将在1999年12月31日前将运河的管理权和运河区的主权完全移交给巴拿马； 在过渡期间，运河由一个由美巴双方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共同运营； 巴拿马逐步接管运河区的司法、海关、邮政和移民事务。1978年3月16日，条约在美国参众两院以极其微弱的多数获得通过。1999年12月31日，巴拿马正式接管巴拿马运河和运河区。从此，与运河相关的收入成为巴拿马政府最主要的财政来源，它让巴拿马一跃而成中高收入国家（2024年人均GDP1.9万美元）。今天，巴拿马是中美洲最繁荣的经济体，也是最富裕的拉美国家之一，人均收入仅次于盛产石油的乌拉圭（Uruguay）和旅游资源逆天的巴哈马（Bahamas）。

巴拿马运河的故事讲完了，西奥多·罗斯福的第一个任期也接近尾声。他将怎样面对即将到来的大选？请看下一个故事：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