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197）- 实至名归

1904年的大选对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来说是“真相揭晓的时刻”（moment of truth），且是他证明自己的唯一的机会。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所有的人（不包括他自己）都觉得他多少有点“得位不正”，他那总统宝座就像“偷”来的似的。在他之前，四位副总统（他们是谁？）因总统意外离世（病死或被刺杀）继任总统，没有一位赢得属于自己的大选。不仅如此，这四位的政绩或被前任吊打或与前任同样平庸，他们在接下来的大选中甚至都没得到本党的提名，凭实力印证了副总统在美国人民心中那“无聊又无能”的形象。罗斯福刚“继位”时，人们对他的期望也是如此。他充其量只是白宫的临时管家，到点下班，1904年的大选根本没他什么事儿。谁知，这位管家愣把自己活成了主人，还完全遮盖了前主人的光芒。如果说，1901年，罗斯福初入白宫时，大家心心念念的都是“麦金莱主义”（McKinleyism）；那么，1904年，“罗斯福主义”（Rooseveltism）似乎成了主旋律。反垄断，调解劳资矛盾，“大棒政策”，巴拿马运河，桩桩件件都在宣示一个新时代的来临。现在，他需要得到他的终极大BOSS美国人民的认可。是继续“镀金时代”（Gilded Age）的痼疾还是继续“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的改革？这是美国人民在这次大选中需要回答的问题。

在把自己呈现给选民之前，罗斯福先要过党内的关。“共和党”是否愿意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这事儿还悬着呢。“共和党”在“镀金年代”（“第三政党体系”）和“进步年代”（“第四政党体系”）都占绝对的领导地位，但“共和党”也分左（“自由派”）、中（“温和派”）、右（“保守派”）。领导“内战”和“重建”的林肯和格兰特都是中间偏左，领导“镀金年代”和“进步年代”初期的是“保守派”。除了林肯时期，联邦政府的权力集中在国会，林肯之后的总统都无力与国会抗衡。克利夫兰和麦金莱算是比较强的，可惜，克利夫兰是“民主党”人，麦金莱走得太早，他们没能根本改变立法权独大的局面。罗斯福的强势有目共睹，但在第一个任期里，他不得不老实一点，避免与国会硬刚。他代表的“进步派”显然不合“保守派”的胃口，问题是，“保守派”有更好的选择吗？

还真有。参议员马克·汉纳（Mark Hanna / Marcus A. Hanna）应该是最理想的人选。汉纳的故事我们已讲过很多，他是最有影响力的参议员之一，也是麦金莱两次竞选的经理人。1896年大选，他为麦金莱拉到400万美元的“赞助”，开创了现代“资本密集型”选战的先河。麦金莱只需在自家前廊跟选民见见面（“前廊式竞选”），其它事都由汉纳做主（参看《美国的故事（183）- 世纪之选》）。汉纳雇了1000个职业演说家替麦金莱四处演讲。1900年大选，麦金莱连“前廊”也省了，干脆不露面，一切由汉纳全权处理。汉纳亲自上阵演讲，效果出人意料地好。1904年，麦金莱已远去，很多人认为汉纳该为自己拼一回了，他值得一场属于自己的胜利。汉纳既不像众议院发言人约瑟夫·加农（Joseph G. Cannon）那样为保持传统而保持传统，也不像“参议院四杰”之一的纳尔逊·奥德里奇（Nelson W. Aldrich）那样为保持传统而不惜代价。汉纳是纯粹的、成熟的“保守派”，既坚持原则又懂得变通，在玩转政治游戏的同时坚守道德底线。他喜欢麦金莱保守温和的风格，也赞同他的进步倾向，他是“麦金莱主义”最真诚、最坚定的维护者。更重要的是，汉纳是“保守派”和“进步派”之间的桥梁。他与“参议院四杰”关系密切，深得华尔街资本和工商界的欢心，但在一些紧要关头又支持罗斯福（参看《美国的故事（100）- 公平交易》）。这种特殊的关系使他拥有了特殊的优势。

虽说汉纳曾在1900年强烈反对罗斯福当副总统候选人，但无论从政治观点还是为人处世上说，汉纳都不是罗斯福的敌人，他们甚至可以做朋友。两人在过去的三年中保持着低调的默契。但随着大选临近，罗斯福把汉纳看成最危险的对手，原因只有一个：一山不容二虎。汉纳的权力和影响力正是罗斯福想要的，罗斯福那膨胀的自我和无限的野心容不得任何阻拦。罗斯福渴望权力，更渴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特别是他的“内政三原则”（参看《美国的故事（193）- 公平交易》）。他认为，公众利益，而不是资本利益，才是新世纪的美国应该追求的目标。也许天意使然，就在罗斯福“磨刀霍霍”地准备逼近汉纳时，66岁的汉纳突染伤寒，于1904年2月15日去世。这下，“保守派”没了后招，罗斯福没了对手。

“保守派”之所以步步后退主要是因为罗斯福太受欢迎了，他在三年里的表现虽不合“保守派”的心意，却深得民心。“共和党”若想击败“民主党”，罗斯福是胜算最大的选择。1904年6月，“共和党”代表大会在芝加哥举行。罗斯福无异议当选总统候选人，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查尔斯·费尔班克斯（Charles W. Fairbanks）当选副总统候选人。费尔班克斯是“保守派”，这算是一种平衡吧。后来，费尔班克斯当选副总统后天天跟罗斯福对着干，但凡罗斯福拉垮一点都镇不住他。“民主党”提名纽约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奥尔顿·帕克（Alton Parker）和80岁的西弗吉尼亚人亨利·戴维斯（Henry G. Davis）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只因罗斯福太过出挑，大选几乎没有悬念。1904年11月8日，罗斯福-费尔班克斯组合大胜，获56.4%的普选票和32个州的336张选举人票，“民主党”只得了13个南方州的140张选举人票。这是美国大选史上优势最大的胜利之一。

1905年3月4日，罗斯福宣誓就职。他终于是实至名归的领袖，终于不用再把麦金莱挂在嘴边，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推行自己的改革。可是，人民把信任票投给他，不代表所有的人都喜欢他。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说：“你以为选了个总统？错！除非罗斯福先生改弦更张，否则，我们选的是个沙皇（Czar）。”这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罗斯福那跳脱、霸道、不按常理出牌的风格。其实，罗斯福并不是像他远房堂弟富兰克林那样的改革者，他骨子里还是比较守规矩的。但守规矩不是受束缚，他不介意用些非常规的手段。他说：“在政治中，我们不得不做很多我们不应该干的事。”现在，刚赢得大选的他马上又要“破例”了，“公平交易2.0”震撼来袭。

自从1620年“五月花号”来到新大陆，美国人就遵循着英国人“重商主义”的传统，私有财产、私人合同和私人公司享有法制之下的至高无上的自由。自由怎样体现？一位学者这样说：“私人公司享受的三个最珍贵的自由是：给自己的产品或服务定价的权利，财务账目保密的权利，不受第三方干扰地谈判劳动合同的权利。而总统在1905年……挑战了所有这三个权利。” 复习一下“公平交易”三原则：一，公司法；二，保护消费者；三，保护自然资源。此前，通过反垄断和调解劳资矛盾，罗斯福史无前例地介入了私人公司的运营。如今的他似乎更有恃无恐，接下来要干涉铁路公司的定价权。罗斯福没有换赛道，这其实是“公平交易”的第二步，是反垄断的续集。

看上去如此离谱的事必有不离谱的理由。今天的美国拥有最健全的公司法，只要公司不违法，政府不会干涉。但1905年的美国在公司法这块儿是空白，“保守派”固执地遵循着“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绝不干涉商业。尽管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八十多年前就判定联邦政府有监管州际间商业活动（比如交通运输）的权力（参看《美国的故事（94）- 美国体系》），但权力没变成习惯。“保守派”的自律成就了“镀金年代”的辉煌，也催生了大托拉斯、大垄断企业，铁路就是垄断最集中的领域。还记得“北方证券公司”（Northern Securities Company）吗（参看《美国的故事（193）- 公平交易》）？1904年，最高法院判联邦政府胜诉，“北方证券”被拆分成“大北方”（Great Northern Railway）、“南方太平洋”（Southern Pacific Railroad）、“联合太平洋”（Union Pacific Railroad）三个独立经营的公司，再加上“宾西法尼亚铁路”（Pennsylvania Railroad）和“纽约中央铁路”（New York Central Railroad），五大公司掌控着美国的铁路运输以及跟铁路息息相关的煤矿。即使“北方证券”被分拆，垄断资本依然垄断，华尔街依然是背后的老板。铁路的高额垄断运费引起普通消费者、农民、中产阶级、小企业的不满，他们希望联邦政府有所作为，这也是他们选罗斯福的理由。1902年，司法部起诉“北方证券”时，罗斯福入主白宫才5个月。他无力推动保守的国会创立新的公司法，只能先用老掉牙的“谢尔曼反垄断法”。三年后，他羽翼渐丰，是时候往前迈一步了。

在3月4日的就职演说中，罗斯福提出要推动铁路立法、公司责任法、保护童工法等，每一项都够国会喝一壶的。但他也明白，这些目标不可能一次达成，倒是很可能一个都成不了。所以，要讲讲策略。就职不久，他先推出两项提议：一，降低关税；二，限制铁路最高费率。这两项中，降低关税触及的面更大，影响所有的大、中、小企业，万难改变。美国已习惯了保护性的高关税，“麦金莱关税”就像祖宗家法一样碰不得。罗斯福故意先甩出个最难的，刺激一下大伙的神经。果然，国会立刻变成铁板一块，告诉总统此事断不可行。罗斯福趁机转话题，那就先谈谈限制运费的事儿？限制运费只针对垄断企业，那些代表中小企业和农民的议员是有可能支持的。从完全不可能的关税到有些可能的运费，议员们立刻觉得难度骤减，铁板开始出现裂缝了。

如前所述，限制最高运费的做法并不是基于自由的市场，干涉了企业的自由定价权，从某种程度上侵犯了企业的自由。但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政府的介入也不能说完全没必要，因为垄断价格不但高而且明目张胆地歧视小用户。那些大用户，比如被铁路控制的大煤矿，可通过“回扣”（Rebate）的方式享受低运费，其他小用户必须付高得多的运费。在罗斯福看来，如果所有的好处都让资本家得了去，必然引起贫富极度悬殊和社会极度不公平，最终结果将是革命或骚乱，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运动也会在美国兴起，正如欧洲那样。为了避免美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他只能通过改革去修正“镀金年代”留下的弊端，让所有的人都能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他的目标不是消灭垄断企业，而是通过立法监管和规范垄断企业，让他们不要做得太过分。特殊时期需特殊手段，有时候，矫枉不得不过正。

反对派的领袖是“参议院四杰”之一纳尔逊·奥德里奇。做为成功的商人、百万富翁、洛克菲勒的亲家，奥德里奇是“汉密尔顿主义”最坚定的守护者，是“保守派”最忠诚的卫士。政府干涉企业的定价权？这与独裁有何区别？他要殊死捍卫美国的传统与价值观，捍卫企业的自由。罗斯福也豁出去了，为达目的拼命拉拢“共和党”温和派和“民主党”议员。他最得力的支持者是来自威斯康辛的参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 M. La Follette）。“共和党”人拉福莱特也是进步派，他的行事作风有点像罗斯福，眼里不揉沙子，在威斯康辛时就怼天怼地，揭露党内腐败，跟垄断资本对着干。他自然成了总统在国会的代言人。因运费不公平已引起选民的强烈不满，以至于“参议员四杰”中的另一位，爱荷华的威廉·艾莉森（William B. Allison），也感到改革的压力，站到总统一边，外加“共和党”参议员约翰·斯普纳（John Sppooner）和众议员威廉·赫本（William P. Hepbrun），以及“民主党”参议员本杰明·蒂尔曼（Benjamin R. Tillman），罗斯福的“队伍”不断壮大。

1906年2月8日，第五十九届国会的众议院通过了由赫本推动的“赫本法案”（Hepburn Act 1906）。法案授予参议院“州际贸易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 ICC）限定最高铁路费率的权力并将其权力扩展到其它州际设施如输油管道、隧道、桥梁等。众议院的版本在参议院引起激烈的辩论，“保守派”担心ICC权力过大。但同时，“保守派”也意识到，想完全阻止法案的通过似乎不可能，社会舆论都支持总统。于是，“保守派”提了几个条件：一，联邦法院对法案进行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以确定其合法性；二，将ICC的权力限制在铁路运费这一件事上，避免其权力过大。最后，双方达成妥协。1906年5月，参议院通过了修改后的“赫本法案”。法案内容包括：一，ICC的权力集中在对铁路最高运费的限定上并可以检查铁路的财务账目以确定运费的合理性，但不能对铁路进行其它更广泛的管控；二，允许联邦法院对ICC的决策进行司法审查；三，ICC可以对州际桥梁、隧道、轮渡、输油管等进行监管。6月29日，罗斯福签署了法案。

“赫本法案”是“进步年代”最重要的立法之一。联邦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不再是被动的旁观者，而变成主动的管理者。罗斯福的思路深深地影响了后来以改革为己任的总统们，特别是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第36任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任何一次对传统、观念、惯例和立法的挑战都伴随着牺牲和代价，都需要智慧、勇气和技巧。随着罗斯福第二个任期的开始，“进步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渐入高潮。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它将给美国带来什么？请看下一个故事：进步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