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199）- 面包与玫瑰

“进步时代”是调查记者（“耙粪者”）和作家的高光时刻，自由的言论和强大的媒体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但“进步时代”并不是记者和作家们独美的时刻，另一个在“镀金时代”受欺压又受非议的人群也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他们是美国的工人阶级。在美国领导“第二次工业革命”并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过程中，产业工人毫无疑问是贡献最大的。他们干着最重的活，吃着最多的苦，赚着最少的钱，生着最贵的病。他们的反抗往往以悲剧告终，“干草市场广场”（Haymarket Square）的血迹难干（参看《美国的故事（182）- 渴望进步》）。欧洲的工人联合起来为自己的权益甚至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时，创造了工业奇迹的美国工人却似乎仍然举步维艰。但他们的犹豫没有持续太久。“进步运动”明亮了人们的双眼，美国工人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美国人，包括工人自己，之所以对欧洲工人热衷的“工会”（Union）持谨慎态度主要是因为美国的价值观与欧洲（不包括英国）截然不同。欧洲的贫穷和历史悠久的专制制度使工会的概念很自然地被接受。联合起来跟资本家斗，甚至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政权，这是专制制度教给人的生存本能。但是，在美国，个人自由至高无上，大家习惯了用选票说话，任何带着集体主义色彩的理念和社会运动都会被认为是对自由的侵犯。劳动（雇佣）合同是私人合同，受宪法保护。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不高兴可以选择不工作，没人强迫你受剥削。签了合同又闹事是不是缺乏契约精神？正是这种逻辑让资本家肆无忌惮地压低工资，让工人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让政府理直气壮地站在资本家一边，因为劳动的“价格”是市场决定的，不应人为干预。可是，当垄断代替了市场，当资本家拥有无限的权力，美国工人忽然发现自己已别无选择。为了个人自由，他们必须联合起来。谁说工人们只能挣钱养家不能貌美如花？在“镀金时代”，他们要面包；在“进步时代”，他们要面包也要玫瑰（Bread and Roses, too）。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的劳动法远远落后于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生产环境不安全，工资低，福利少或没有。1900年，每12个工人中只有1个属于工会。不仅企业管理者害怕工会，工人自己也害怕工会，他们害怕被工会裹挟，不想失去不加入工会不参加罢工的自由。更重要的原因是，大部分工会领袖表现得过于激进，一天到晚恨不得革资本家的命。工人想要更好的待遇，但不想砸了饭碗。把资本家整死了，谁给俺发工资？工人们的犹豫似乎有了回音，一个“保守”的工会领袖出现了。他叫萨缪尔·龚帕斯（Samuel Gompers）， 是美国工会和工人运动史上最重要的领袖之一。

萨缪尔·龚帕斯1850年生于英国伦敦，他家实际上是来自荷兰的犹太人，父亲是卷烟工人（Cigarmaker）。龚帕斯聪明好学，6岁进希伯来语学校上学，成绩优异。但家境实在撑不起他的学业。10岁时，他先给一个鞋匠当学徒，后来又跟父亲学做卷烟。他的工作仍然无法补足家用。一个叫“卷烟工人协会”（Cigarmakers’ Society）的工会救助了他家。工会有一笔专门资助成员家庭移民美国的资金。1863年，13岁的龚帕斯随家人来到新大陆，住在纽约曼哈顿下东城的一个拥挤的小公寓里。那里是纽约的贫民窟，周围环境嘈杂，气味难闻，但条件比伦敦还是好一些。龚帕斯一边和父亲一起在家里卷烟，一边在纽约的库伯联合学院（Cooper Union）学习历史、音乐、机械、经济、电力、地理、天文等，还加入了辩论俱乐部，练习说话的技巧。16岁时，他进了美国最好的一家卷烟厂当工人。卷烟工人有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每个人从工资里拿出一点钱请朗读者来厂里给他们读书。他们一面卷烟一面听人朗读，工作学习两不误。龚帕斯有时也充当朗读者。

深知人生艰难的龚帕斯决心为自己和自己的阶层争取权利。他认为，工会是团结工人的最有效的方式，而“集体谈判权”（Collective bargaining power）是工会最有力的工具。他认为罢工是工人的权利，也是民主制度的体现。他说：“没有罢工的国家也没有自由。”1875年，25岁的龚帕斯当选为“卷烟工人国际联盟”（Cigar Makers’ International Union）144号分会（纽约分会）的总裁。他个子不高，脸盘大大的，其貌不扬，但他的声音浑厚有力，很有感染力。1886年，他劝说其它几个行业工会联合起来组成“美国劳动者联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简称“劳联”（AFL），出任首任总裁。他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三十八年，使它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工会组织之一。

龚帕斯不是激进的领袖，不是人云亦云的投机者，不是脱离现实的幻想家，他要建立真正为美国工人服务的工会。欧洲工会跟资本家势不两立的做派在美国可行吗？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值得追求吗？龚帕斯专门去一些社会主义者的集会听他们演讲，他发现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暴力革命思想太危险了，代价巨大且特别不符合美国国情。他坚决反对工会与政治挂钩，不创建新的工人政党，不投靠“共和党”或“民主党”，鼓励工人用选票表达自己的诉求。他主张“纯粹和简单的工会主义”（Pure and Simple Unionism），争取与资本家协商解决问题。他的工会不是政治工具，而是为成员谋福利的组织，比如在工人罢工、生病、失业时为他们提供保障；他组织罢工的目的不是表达与资本家斗争到底的决心，而是为了切实改善工人的待遇。他领导的“劳联”通过罢工为工人们赢得了八小时工作制、一周五天工作制、矿山的安全生产改革、集体谈判权等等。他的务实原则吸引了本来害怕、厌恶工会的美国工人。到1901年，“劳联”已拥有100万会员，1920年发展到400万会员。

与龚帕斯同时为工人谋福利的还有一位看上去娇小却拥有无比强大内心的女士，她的名字叫玛丽·哈里斯·琼斯（Mary Harris Jones），人称“琼斯妈妈”（Mother Jones）。琼斯结婚前的姓是哈里斯，生于1837年的爱尔兰。她家像很多爱尔兰“大饥荒”（Great Famine，1845 – 1852）中的家庭一样为填饱肚子飘洋过海移民北美（当时约100万个爱尔兰家庭迁往新大陆）。他们先移民到加拿大，琼斯在多伦多开始上小学。她虽然最终没从小学毕业，但通过不断的自学获得了教师资格。1859年，23岁的琼斯来到美国密西根州（Michigan）的门罗市（Monroe）当教师。但教书不是她喜欢的工作。后来，她搬到芝加哥，又到了田纳西的孟菲斯（Memphis）。在孟菲斯，她与乔治·琼斯（George Jones）结婚，生了4个孩子（三女一男）。丈夫乔治是一位工会负责人，玛丽·琼斯虽然是全职主妇，但也在丈夫的耳濡目染下渐渐了解了工会事务。1867年，“黄热病”席卷孟菲斯，四个孩子和丈夫先后染病去世，30岁的琼斯是家里唯一的幸存者。

身高只有1.5米左右的小妇人琼斯没有被击垮。她擦干眼泪，离开伤心地，搬到芝加哥，在这里开了家制衣店。她心灵手巧，生意非常成功，直到1871年，一场大火焚毁了芝加哥，也焚毁了琼斯的店铺。她再一次一无所有。接二连三的灾难定义了琼斯的前半生，也定义了她的后半生。她决心把余生献给帮助他人的事业。她要帮助的人是儿童，是美国200万在工厂、矿山里工作的童工。当初，她在失去四个孩子时一夜白头；如今，35岁的她满头银发，被称作“琼斯妈妈”。她慈眉善目，但当她演讲时，她的声音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她那旺盛的精力和不容置疑的领导力让她看上去像一个战地指挥官。一位著名的律师说：“琼斯妈妈……那无畏的灵魂指引她去寻找最激烈的战斗和最可怕的危险。”

琼斯妈妈想让所有的美国人知道，童工是美国的罪恶。在费城，她说：“这座城市的豪宅建立在孩子们断裂的骨头、颤抖的心、和下垂的头颅上。”1903年，为了引起当权者对童工问题的重视和吸引媒体的注意力，琼斯妈妈组织了一群在工厂和煤矿工作的儿童罢工，并从费城的肯辛顿（Kensington）出发，步行125英里，向纽约进发。这次历时三星期的“童工游行”（March of the Mill Children）的目的地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纽约长岛牡蛎湾（Oyster Bay）的度假别墅。一路上，她向沿途的群众介绍童工的情况。詹姆斯·阿什沃斯（James Ashworth）每天扛着75磅的重物，背都压弯了。“他在地毯厂做工，每天工作10小时，每星期挣3美元。”11岁的女孩格西·朗纽（Gussie Langnew）整个童年都消失了，日复一日的工作让她的脸看上去像老太太。还有很多孩子干着每天12小时的三班倒的工作。琼斯妈妈对那些从没见过童工的纽约富人说：“孩子们的辛勤劳动让其他人致富。”关于此次行动的报道传遍全国，再加上“耙粪者”们推波助澜，孩子们的境遇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同情，轰动效应远超一起正常的罢工。琼斯妈妈直接挑战罗斯福总统的劳工政策，强烈要求联邦政府立法保护儿童的权益。罗斯福没有接见来到他家门口的孩子们，也没有回应琼斯妈妈的诉求，但推动劳动法特别是童工法的努力开始了。

1916年，国会通过了“基廷 – 欧文童工法案”（Keating – Owen Child Labor Act 1916），禁止跨州销售由14岁以下的儿童生产的产品和由16岁以下的儿童开采的矿产，以及16岁以下儿童日工时超过8小时或夜间工作的商品。但法治的道路并不平坦。“基廷 – 欧文法”在1918年被最高法院判定违宪（最高法院认为联邦政府无权通过监管跨州贸易干预州内劳工事务）。1919年，国会通过了“1919年税法”(Revenue Act of 1919)，也叫“童工税法”（Child Labor Tax Law），企图通过向童工生产的产品征收10%的额外税来限制或停止对童工的使用，但该法在1922年被最高法院判定违宪。直到1938年，美国童工立法才迎来历史性的转折。这一年，做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新政”（New Deal）的一部分，国会通过了“公平劳动标准法”（Fair Labor Standards Act 1938）。该法创立了联邦最低小时工资标准（1938年是25美分一小时，今天是7.25美元，各州的最低工资只能比这个标准高或相同不能低），工人每星期工作超过40小时后应拿1.5倍的工资。法律禁止强迫劳动，禁止大部分重工业工厂和矿山雇佣16岁以下的童工，禁止雇佣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从事极端艰苦的工作。自此，美国的劳工和童工法才算真正站住脚，成为永久的法律。此时，琼斯妈妈已去世8年。她没看到最后的胜利，但在她的有生之年，她从未放弃过斗争，从未停止过呐喊，从未让童工从公众视线里消失。是她不懈的努力聚集了公众的力量，推动了公平的立法。

在为童工发声的同时，琼斯妈妈还与其他工会领袖联合创建了“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简称“产联”（IWW）。这是与龚帕斯的“劳联”齐名的美国最主要的工会。琼斯妈妈激烈的言论和行为显然让很多人不舒服，为她引来数不清的攻击和牢狱之灾。1913年，76岁的她因组织罢工被判20年监禁，后因感染肺炎在被拘禁85天后获释。恨她的人说她根本不是“妈妈”，而是“所有搅屎棍的奶奶”（Grandmother of all agitators）。与龚帕斯相比，她显然更激进更极端，她的风格也决定了“产联”与“劳联”截然不同的风格。她那永不言败的战斗的一生是“进步时代”的写照，是普通的美国人留在那段恢宏的历史中永不磨灭的足迹。

与琼斯妈妈一起创建“产联”的人中有威廉·海伍德（William Haywood），人称“大比尔”（Big Bill）。1905年，在“产联”的芝加哥成立大会上，大比尔用洪亮的声音宣布：“工人弟兄们！这是工人阶级的大陆会议！”露西·帕森斯（Lucy Parsons）走上台与他站在一起。在1886年的芝加哥“干草市场广场案”中，她的丈夫阿尔伯特·帕森斯（Albert Parsons）与另外七个“嫌疑人”被判有罪。1887年11月11日，帕森斯与另外三人被处以绞刑（参看《美国的故事（182）- 渴望进步》）。自那一刻起，露西就走上为丈夫平反昭雪的路。她坚信，丈夫是无辜的。终于，1893年6月，伊利诺伊州长为“干草市场”翻案，宣布对帕金森等人的审判不公。75岁的琼斯妈妈也出席了成立大会。另外两个“产联”领袖是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和托马斯·哈格蒂（Thomas Hagerty）。德布斯后来成了“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的领袖，曾五次竞选总统。有一次，他因反对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被关进监狱，在狱中竞选总统，得了9万张普选票。哈格蒂宣称“工人和雇主毫无共同点”，一听就是坚决斗争绝不妥协的主，没给劳资双方的谈判留啥空间。

“产联”与“劳联”最大的区别是：“劳联”主要是技术工人的联盟，他们是工人中的“爱马仕”；“产联”则包括非技术工人，大多是最底层的受剥削者；“劳联”走折中路线，比较温和，通过合法途径和局部的罢工改善待遇，没有政治诉求；“产联”很激进，号召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通过超大规模的罢工达成目标，甚至不惜建立工人党，用暴力推翻现政府，改变社会制度，建立一个由工人主宰的世界。“产联”的领袖们常被视为“独裁者”。“劳联”和“产联”互相憎恶，互相攻击，工人阶级内斗起来比资本家狠。在“一战”中，“劳联”支持美国参战，“产联”反对，“产联”很多领袖因此蹲了监狱。不难看出，“产联”受欧洲的影响更大，成员有很多外国移民，他们的终极理想在美国几乎不可行，但这不代表他们没有切实可行的“小目标”。他们也为工人争取更短的工作时间、更高的工资、和更安全的环境。1912年，在马萨诸塞州的劳伦斯（Lawrence）市，“产联”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事情是这样的。马萨诸塞州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女人和儿童每星期工作时间不得超过54小时。在劳伦斯的“美国羊毛制品公司”（American Woolen Company）的工厂是当时世界最大的毛纺厂，占地30英亩。这项法律让公司老板很不爽。厂里现在的工作时间是每星期56个小时。既然工作不超过54小时，老板命人加快机器的速度，在54小时内完成56小时的工作。到了发工资的时候，老板从每个工人的工资里扣除了两个小时（32美分）的钱。一般的工人平均一星期挣大约7美元，32美分不是个可以忽略的数字。工厂老板威廉·伍德（William M. Wood）说：“给每星期工作54小时的人付56小时的工资等于给每个人涨工资，公司承受不了。”实际上，1911年，公司的利润高达400万美元。

一通骚操作下来，工人们不干了。活一点没少干，工资却少了，岂有此理！1912年1月，25,000名愤怒的工人离开工位，开始罢工。这些工人很大一部分是新移民，他们说着45种语言。很多是看了公司在欧洲各国的招工海报来的，海报上的工人怀抱金子笑逐颜开，来了后才发现他们的工资仅够糊口。现在，工人们要的不只是糊口，还有生活。他们打出的标语是：“要面包也要玫瑰！”这次罢工被称为“面包与玫瑰纺织工人大罢工”（Bread and Roses Textile Strike）。开始时，大家乱哄哄的，语言又不大通。于是，工人们向“产联”求助。大比尔立刻赶往现场，其他几位“产联”领袖，包括伊丽莎白·弗林（Elizabeth G. Flynn），也赶过去。但最后真正的领导者是26岁的意大利移民乔·艾特（Joe Ettor）。艾特有效地约束了工人，只和平示威，坚决禁止暴力。一些上流社会人士认为这是国外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捣乱，实际上真正的罢工工人秩序井然，反而很多当地的美国人趁机搞破坏，还造炸弹，栽赃工人。这一幕与“干草市场广场”何其相似。劳伦斯市长恨恨地说：“我们要么打破罢工，要么打破罢工者的头。”一个羊毛公司的高管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打死他们四五十个人。”警察、国民警卫队、私人侦探全都赶到现场与工人对峙或混入工人队伍中伺机制造混乱。艾特和一位“产联”领袖被捕，以涉嫌谋杀为由被关在监狱好几个月，只为把他们与工人隔离开。随着罢工一天天深入，全国的媒体开始聚焦劳伦斯。

警察开始用刺刀和枪对付罢工游行者。一位女士被打死，一个16岁的男孩被杀，他根本不是罢工工人。各地的人们越来越同情工人，很多家庭自愿接收、照顾罢工工人的孩子，帮他们暂时脱离险境。1912年2月28日，40个孩子和他们的父母聚集在劳伦斯火车站。孩子们将被送往费城，暂时托给好心的家庭照顾，直到罢工结束。这时，警察和国民警卫队赶来拦住他们的去路，对无辜的女人和孩子拳打脚踢，现场惨不忍睹。人们被拖离站台，父母被关进监狱，孩子们被送往农场。

警察的暴行终于惹怒了全国人民，联邦众议院开始调查此案。议员们这才发现，工人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条件如此糟糕。一位医生说：“每100个纺织工人中有36个活不到25岁。”一个14岁的女孩告诉调查者，她的头发被机器卷入，全部脱落。残酷的现实深深地触动了塔夫脱总统，他下令调查整个行业的状况。眼看着天怒人怨，加上联邦政府的强势介入，劳伦斯毛纺厂的老板慌了，赶紧同意每周54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15%，发两倍的加班费，重新雇用并不得歧视罢工工人。历时62天（1912年1月12日至3月14日）的“面包与玫瑰”罢工以工人的胜利告终。“产联”因成功领导罢工而声威大振。但此后“产联”没能再创辉煌。它在“一战”中的反战立场引起了很多美国人的反感，工会领袖们因此被捕，元气大伤。尽管如此，美国的工会和工人运动在“进步时代”迈上一个新台阶，奠定了现代工会的基础。

罗斯福在面对国内的“进步运动”的同时也必须面对千变万化的国际局势。他的下一个决策是什么？他将怎样将美国的影响力延伸到从来不曾触及的领域？请看下一个故事：调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