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200）- 调解者

1905到1906年是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总统生涯中最有建设性的两年。在内政方面，他的“公平交易”中的三个“C”（Corporate Law,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Consumer protection）都有明显的进展。1906年，国会通过了“赫本法案”（参看《美国的故事（197）- 实至名归》），重新定义了联邦政府与大公司之间的关系，推动了公司的财务制度标准化，为日后联邦政府全面监管大公司的运营和股票奠定了基础。1905年，罗斯福设立林务局（Forest Service），管理国家森林，保护自然资源。1906年，国会通过“文物法”（Antiquities Act 1906），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在第二个任期里，他也终于有机会实现第三个内政方针：保护消费者。其实，达成这个目标的最大的推动力不是来自罗斯福本人，不是来自国会，而是来自那位叫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耙粪者”（参看《美国的故事（198）- 进步时代》）。1906年2月，辛克莱以芝加哥屠宰场的真实情况为依据写了一本小说《屠场》（The Jungle），暴露了肉类加工过程中令人作呕的卫生条件。一石激起千般恶心，美国选民在把自己的肠子吐干净后要向政府讨个说法。食品安全立法刻不容缓，但事情哪有那么简单？

罗斯福与“耙粪者”（Muckraker）之间的关系很微妙。一方面，他可能是最尊重知识分子并与媒体关系最密切的总统，跟很多记者、作家是朋友，保持通信往来；另一方面，他又受不了记者们无休无止地挖黑幕，觉得有损自己的光辉形象。“耙粪者”就是他在1906年给调查记者们起的恶意满满的“外号”。辛克莱的《屠场》发表后，罗斯福也被恶心到了，本以为自己每天吃的是大餐，没想到吃的是垃圾。如洪水般的公众舆论把食品安全问题推向热议的中心。罗斯福在给辛克莱的信中说：“我同意你说的，从长远看，用激进的措施对付傲慢、自私、狡猾的资本家是有效的……”接着，罗斯福话锋一转，直言书中最后一章里表达的社会主义思想断不可行（辛克莱是社会主义者，他在这一章中明确表达了在美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愿望）。但无论如何，他向辛克莱保证，如果书中所写的事情属实，他会尽全力根除弊端。

早在辛克莱曝光丑闻之前，农业部的首席化学家哈维·威利博士（Dr. Harvey W. Wiley）就推动立法，要求给罐头食品、酒类、药物贴上准确的分类标签以便进行严格的管理。但食品加工企业的势力太大了，他们雇的说客塞满国会的走廊，议员中不乏他们的代言人。罗斯福是支持威利的，但此时“赫本法案”尚未通过，他需要参议院的合作，不好把国会逼得太紧。就在大家磨磨唧唧的时候，辛克莱的小说出来了，效果惊天动地，总统和国会都坐不住了。罗斯福把辛克莱写给他的信转交农业部长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要求他立刻启用最得力的人选开始调查肉类加工业的生产现状。辛克莱写的毕竟是小说，政府的行动要以事实为依据。此后的几个星期里，罗斯福又陆续任命了几个特别调查员核实辛克莱写的情况。调查结果显示，辛克莱所写基本属实，某些事实比写的还糟糕。

正如罗斯福所料，辛克莱的文章沉重打击了美国的加工肉类在海外特别是西欧的销售，有些企业的销售量腰斩，有些遭遇灾难性危机。事到如今，捂是捂不住了。为了迅速恢复声誉，食品企业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以前是雇人游说国会不要通过标签立法，现在是雇人催着国会赶紧立法。立法意味着政府的介入，咱只要达标就能重建信誉。其实，改善卫生条件对企业来说不是难事。以前不做是因为没人监督，能省则省，现在被逼着改也不是不能承受。这就是人性。在各方的努力下，1906年6月23日，第59届国会通过了《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Pure Food and Drug Act of 1906），也叫“威利法案”（Wiley Act）。接着，国会通过了《肉类检验法案》（Meat Inspection Act of 1906）。6月30日，罗斯福签署了这两个法案。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 FDA）随之诞生。这两个法律是一系列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法的开端。

罗斯福感谢了高效的国会，但没感谢他最该感谢的人：辛克莱。也许辛克莱的社会主义观点让他感到不安，对“耙粪者”的提防和排斥亦源于此。他要防止任何让美国走向极端的企图。虽然罗斯福被视为“进步派”，但他骨子里是“共和党”人。他厌恶“民主党”的民粹主义，非常抗拒极左思潮，特别是社会主义思想。他希望自己是左右势力的中间人，是各方矛盾的调解者。这才是“公平交易”的真谛。不久，他的调解者身份就要从国内延申到国外了。

在罗斯福的内政方针结出丰硕果实之前，一场国际战争已拉开帷幕。这次惹麻烦的是美国的两个“朋友”，沙皇俄国和日本。自从十九世纪中期在“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 1853 – 1856）中战败又在1867年把阿拉斯加（Alaska）卖给美国后，俄国就把全部心思放在了东北亚，包括西伯利亚（Siberia），中国东北（满洲，Manchuria），朝鲜（Korea）等。搞扩张最重要的工具是铁路。1891年5月，俄国开始修建连接莫斯科和海参崴的西伯利亚铁路。问题是，瞄准东北亚的可不是俄国一家。日本早就把朝鲜和中国东北看成自己的地盘。1895年4月，中日在“甲午战争”后签署了《马关条约》（Treaty of Shimonoseki）。条约承认朝鲜独立（实际上被日本控制），割让辽东半岛和旅顺港给日本。事后，因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只好放弃了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如今，西伯利亚铁路打算穿过中国东北。从1897年起，俄国以保护铁路、防备德国为由陆续占领了旅顺、大连、奉天（沈阳）、长春、鞍山等地。如此一来，日俄不结仇才怪。

1900年，趁“八国联军”入侵之际，俄国占领了中国东北。7月，《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陆续撤军，只有俄国赖在东北不走。1902年4月，在英、美、日的施压下，中俄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按条约，俄国应分三次撤出东北。但是，俄国在撤了一次后就不再撤了。不但不撤，还增兵，并在1903年5月宣布废除《交收东三省条约》，重新占领奉天。1903年8月，日本正式向俄国提出交涉，要求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有“优越利益”，日本只承认俄国“于满洲铁路有特殊利益”，不承认其在东三省的其它利益。两国几经谈判未果。1904年2月6日，日本照会俄国终止谈判，并断绝外交关系。两天后，1904年2月8日，日本就像它在三十七年后对美国所做的那样，不宣而战，突袭俄国驻扎在旅顺的舰队，“日俄战争”（Russo-Japanese War, 1904 – 1905）爆发。2月12日，眼睁睁看着战火在自家土地上燃烧的中国（清政府）以日俄两国“均系友邦”为由，宣布局外中立。此时，西伯利亚铁路还没完工，俄军补给困难，外加指挥无能，屡战屡败。5月，日军占领大连，1905年1月攻陷旅顺，3月又夺取奉天。

罗斯福密切关注着东亚的局势。 长期以来，他一直对俄国颇有好感，欣赏俄国对扩张领土的执着。但是，现在的罗斯福已经不是那个曾经的狂热的“帝国主义者”（Imperialist）了。他不再是那个一提打仗就上头、欢呼着迎接1898年“美西战争”的愤青，不再是那个冒着枪林弹雨在古巴冲锋陷阵的战士，也不再是一言不合就嚷嚷着跟英国翻脸的外交小白。他不再只看美国的眼前利益，也不再只相信炫耀武力的“大棒政策”。在1905年3月4日的就职演说中，他说：美国对所有国家的态度“必须是亲切而真诚的友谊”，这友谊“不仅在言论中也必须在行动中表现出来”。他不知道，仅仅五个月后，他将介入“日俄战争”；但他知道，他的动机必须是和平，必须是美国的长远利益。他没放弃帝国主义思想，但他已充分意识到，欧洲和拉美不再是美国唯二的关注。也许，争霸远东才是争霸全球的起点。

罗斯福的转变完美地体现在他的远东政策上。俄国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显然与美国提倡的“门户开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背道而驰，因为“门户开放”是基于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尊重（参看《美国的故事（190）- 帝国外交》）。平衡俄日在东亚的势力成了美国的主要目标。当俄国在1900年的“海兰泡大屠杀”（Blagoveshchensk Massacre）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中屠杀中国人，1903年在基希纳乌（Kishinev）屠杀犹太人，1904年拒绝从中国东北撤兵，罗斯福对俄国的态度从欣赏变成了厌恶。与此同时，他对日本的好感与日俱增。1902年，日本为了遏制俄国在东亚的扩张，与英国签订了第一次“英日同盟”（Anglo – Japanese Alliance）条约。这是日本外交的重大胜利，成功地把英国拉进遏制俄国的战队。此时的英美关系正处于“大和解”或“大和睦”（Great Rapprochement, 1895 – 1915）的蜜月期，拉拢了英国就是拉拢了美国。果然，“英日同盟”条约一签，美国跟日本立刻熟络起来。国务卿约翰·海（John Hay）是资深“英粉”，特别强调美英关系是最重要的外交关系，美英应在所有的国际事务中保持高度一致。战争部长威廉·塔夫脱（William Taft）和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也都主张美国在远东与英国达成默契，虽不与日本结盟，但暗中站队英国。一向独立的罗斯福从来不像他的前任麦金莱那样在外交中独尊英国，但在“英日同盟”这件事上，他接受了海、塔夫脱和洛奇的观点，因为美英在中国和东亚的目标完全一致，那就是“门户开放”和遏制俄国。于是，在美国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美国总统暗戳戳地承诺，一旦东亚有危机，美国将与英国和日本协调行动。塔夫脱甚至告诉日本首相桂太郎（Taro Katsura），美国即使没与日本结盟也会履行英日盟约。塔夫脱还与桂太郎达成秘密协议（Taft – Katsura Agreement），美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宗主权”（Suzerainty），日本承诺不打菲律宾的主意。这份备忘录得到了罗斯福的全力支持。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关于美国“非官方”地加入了“英日同盟”的流言几个月后便甚嚣尘上，但华盛顿矢口否认，直到二十年后才被历史学家发现了证据。罗斯福显然再次严重越权了（他没咨询国会），但那又怎样？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也有人说罗斯福只是私下里赞赏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并没做别的承诺。只因当时美英关系特别铁，几乎在所有的国际事务中都步调一致，很难让人不猜疑。很多人谴责西奥多·罗斯福出卖了朝鲜，正如他们多年后谴责富兰克林·罗斯福在雅尔塔（Yalta）出卖了波兰一样。对此，国务卿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说：“很多人对我们没阻止日本侵占朝鲜感到愤怒，但事实是，我们别无选择，除非跟日本打仗。人民绝不会允许国会对日宣战。我们充其量只能给一些无法兑现的口头威胁。”与其瞎嚷嚷，不如不嚷嚷，现在不是阻止日本野心的好时机。

“日俄战争”爆发后，罗斯福起初只是观望，没想当和事佬，毕竟调解战争（mediation）是风险极大又很难成功的事，那得把国家信誉和个人名誉都豁出去才行。他只是礼貌地吓唬了一下法国和德国（法国是俄国的盟友，德国虽没盟约但一向支持俄国），说大家最好都中立，如果你们这次支持俄国，美国马上就会跟英国和日本联手。战争开始后，日军在短期内占尽上风，连战连胜（参看上文）。然而，正是日本率先表达了希望美国出面调停的愿望。为什么？因为日本已经后手不接了。没资源，没财力，前线的胜利是后方勒紧裤腰带换来的。速战速决还行，再拖下去就撑不住了，不如趁着胜利还热乎着，赶紧在谈判桌上兑现成实实在在的好处。除了满洲的利益，日本想要两样东西：一，战争赔款；二，整个库页岛，也叫萨哈林岛（Sakhalin Island）。罗斯福探了探俄国的口风，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拒不接受调停，坚决战斗到底。结果，话出口没俩月就被打脸。1905年5月27日到28日，日本海军在日本海（Sea of Japan）的对马海峡（Tsushima Strait）几乎全歼了远道而来的俄国舰队。由于对马海战的惨败及国内革命的爆发，俄国已毫无获胜的可能。尼古拉二世没脾气了，连德国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II）都劝他表弟“尼基”（Nicky）别任性了，谈判吧。对马海战结束三天后，日本正式请美国出面调停。俄国同意了。

罗斯福出面调解战争可不像后世的人们想的那么理所当然。这种事一般是吃力不讨好的。成功意味着和平，意味着美国在国际社会中威望大增，意味着罗斯福个人的荣耀；失败意味着战火重燃，意味着欧洲列强继续瓜分中国，意味着美国和美国总统颜面尽失。失败的可能性远大于成功，因为俄日双方没有共识。沙皇说了，俄国绝不赔款，绝不割让库页岛。那么，罗斯福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很多年后，他说：我只是觉得“我有责任努力一下”。这个努力中的决定性因素是罗斯福的性格、远见和一往无前的决心。换个人当总统，美国最可能做的事就是坚持“孤立主义”（Isolationism）传统，只要日本不碰菲律宾，其它的随便。这是当时绝大多数美国人的认知。俄国在中国烧杀抢掠，“日俄战争”让两万中国人死于战火，这跟美国有毛关系？俄国的盟友是法、德，日本的盟友是英国，要说拉架，那也应该是这些“朋友”们出面吧？美国瞎掺和啥？但罗斯福的思维跟他的同胞们不在同一个频道。一位传记作家说：“早在美国人愿意倾听之前四十年，罗斯福已经竭力主张美国主动介入国际间的决策。他觉得我们应该分担世界的责任，因为这些责任带来的后果是我们无法逃避的。”

46岁的罗斯福不再是三年前那个整天挥舞着“大棒”的帝国主义者，他学会了平和，也学会了谨慎。他特别清楚给两只豺狼当和事佬的风险。此举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否则，别说被这两只狼咬死，别说被欧洲笑死，光美国人的口水就能把他淹死。他说：“只有能确定达到目的时我才会出手。”他的法宝是“后门外交”或“非正式渠道外交”（Back-Channel Diplomacy），也就是，先暗地里把事情聊个七七八八再敞开谈，大家都不丢面子。1905年夏，日、俄代表来到美国。在正式和谈开始前，罗斯福先与双方分别谈好了一些重要事宜，确保“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的场景不会出现。幸运的是，日、俄派来的都不是光会喊口号的愤青。俄方是谢尔盖·维特伯爵（Count Sergei Y. Witt）和罗曼·罗森男爵（Baron Roman R. Rosen）。56岁的维特是促进俄国现代化的重要人物，在和谈结束后将出任俄帝国首任总理大臣。日方代表是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男爵（Baron Kogorō Takahira）和小村寿太郎男爵（Baron Jutaro Komura），他们是资深职业外交官。

1905年8月5日，罗斯福邀请双方代表登上牡蛎湾的总统游艇“五月花号”（Mayflower）出席午餐招待会。这次本应轻松愉快的社交实际上让所有的人暗中紧张。俄国的维特想：那个愣头青美国人到底懂不懂外交？他熟悉外交礼仪吗？维特跟罗森商量好：“如果他（罗斯福）在祝酒时先说日本天皇（Mikado）后提我们沙皇（Czar），咱可不能喝那杯酒。”日本那两位也在嘀咕：咱得把胜利者的架子端足，不能让他们白人把咱黄种人小瞧了去。天皇必须压过沙皇，嗯！罗斯福也捏着一把汗，心里一个劲儿地对自己说：千万别说秃噜嘴，千万别演砸。客人都登船后，罗斯福介绍双方代表认识，然后用法语开启了“美式”闲聊模式，都是些“今天天气真好”之类的废话，决口不提战争与和平那些高大上的话题，仿佛这就是个私人聚餐。等大家都放松下来脸上有了笑容后，罗斯福把客人引到一个圆的自助餐桌旁，举杯祝酒：“先生们，我提议我们默默地喝下这杯酒，为两个伟大国家的福祉、繁荣、和人民干杯，为今天来到船上的她们的代表干杯！”他接着说：“我真切地希望和祈祷，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两国能实现正义的、持久的和平。”谈判的序幕就这样被成功地拉开了。罗斯福从头到尾没纠结“沙皇”还是“天皇”，他用独特的美式平等与随意避免了欧洲传统的外交模式可能带来的尴尬后果。

 好的开头不一定有好的结尾，罗斯福的工作远没有结束。日本虽然在战场上获胜，但已经没钱打下去了，迫切希望见好就收。况且，此时西伯利亚铁路刚完工，以后俄国运兵运粮可就方便了，再打下去日本不一定沾光。俄国家底比日本稍厚，但军队烂到家，国内又有革命，留给罗曼诺夫王朝（Romanoffs ）的时间不多了。尽管如此，沙皇的倔脾气上来了，就是不肯让步。所幸维特是个技术高超的谈判者，他既如实表达了沙皇的意愿又成功获得了罗斯福的同情。现在是“后门外交”发挥作用的时候了。与其听双方代表吵架，不如找他们的大BOSS。罗斯福通过维特和高平分别向沙皇和天皇直接提出妥协建议，分析利弊，请他们考虑。就在谈判眼看着走进死胡同、俄国代表被沙皇要求收拾铺盖回家时，8月30日，东京接受了妥协条件：日本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库页岛一分二，俄国占北边，日本占南边（北纬50度以南）。在其它方面，双方没有太大争议：俄国在远东的领土完整得以保存；俄国将旅顺口、大连湾租借权及南满铁路控制权转让日本，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特权。日俄同意撤出满洲，把满洲（包括奉天）的主权归还中国。1905年9月5日，日俄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Portsmouth）签订《朴次茅斯条约》（Treaty of Portsmouth），“日俄战争”正式结束。

《朴次茅斯条约》被普遍认为更有利于俄国，使俄国在战败的情况下把损失减到最小。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它在日本引起对美国的强烈不满，这不满日积月累，直到三十六年后猛烈爆发。可是，日本国民不知道，他们的国库已经空了，这是他们的明治天皇亲自衡量并接受的条约。美国也有谴责罗斯福的舆论，说他违背了孤立主义还惹了一身骚。无论如何，成功调解日俄战争是美国和罗斯福本人的巨大胜利，如一位作家所说：从此，美国人民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孤立于世界之外，世界领袖们再也没有在国际事务中忽视过美国的意见。罗斯福因成功结束日俄战争而获19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 1906）。他是第一位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在位总统，也是第一位获诺贝尔奖（包括和平奖和科学奖）的美国人。1906年是美国的“诺贝尔奖元年”。在此后的120年里，420多个美国人走进了诺贝尔的殿堂。

然而，有一位外交家差两个月没能看到罗斯福的这一外交成就，他是1905年7月1日去世的国务卿约翰·海（John Hay）。他曾是林肯的私人秘书，是罗斯福最爱的父亲的朋友，是麦金莱最信任的国务卿，是“麦金莱主义”（“美帝国主义”）的定义者，是“门户开放政策”和其它远东政策的设计者，是美英“大和睦”的缔造者，是罗斯福最依赖的国务卿和朋友。虽然罗斯福不像麦金莱那样同意海所有的观点，但他像麦金莱那样毫无保留地信任他。在各种“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排名中，海稳进前十。罗斯福伤心地告别了约翰·海，请伊莱休·鲁特继任国务卿。鲁特和罗斯福是老朋友，也是他第一个任期的战争部长。他与海的观点和风格不同，但他们同样出色。鲁特因致力于改善南北美洲的关系和推动国际合作而获1912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是第三位获诺奖的美国人（第二位是1907年获物理奖的阿尔伯特·迈克尔逊（Albert Michelson））。

罗斯福的外交之旅还没结束，他的下一个小站在哪里？请看下一个故事：再造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