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盛顿到麦金莱，美国政治从“第一政党体系”走到“第四政党体系”（见下表），也是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末美国国运的路线图。当初的国父们从没想过他们缔造的国家会深陷党争，更没想过他们创造的宪法能在党争中生存。美国政治从理想走向现实，从高屋建瓴走向柴米油盐；普通的美国人从自家后院走向投票箱，从追求自由走向追求平等。“镀金年代”的主旋律是财富，“进步年代”的关键词是幸福。虽然“追求幸福的权利”早就被明明白白地写进《独立宣言》，但追求幸福的路即使在看似平坦的新大陆也是最坎坷的旅途。当美国成为最富强的国家，美国人是否感到幸福？当少数美国人富可敌国，多数美国人能否分享红利？当多数人的民意得到体现，少数人的权利怎样受到保护？当腐败成为合法的权力，公平和正义如何伸张？这些都是人们渴望进步的理由，也是“进步年代”需要回答的问题。从“麦金莱繁荣”到“柯立芝繁荣”（Coolidge Prosperity）或“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这段让美国人无比怀念的幸福时光到底长什么样？他们为自己的幸福付出了多少努力和代价？

美国人回想“进步年代”时，第一个，也许对很多人来说唯一一个，闪现出的名字是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罗斯福毫无疑问是“进步年代”的旗帜和象征，有谁记得威廉·麦金莱呢？然而，开创了进步先河的麦金莱并不比罗斯福逊色。他带来的经济繁荣、海外扩张和开放政策改变了美国的历史轨迹，他与林肯相似的悲剧结局本应为他赢得相似的历史地位。麦金莱没成为林肯的唯一原因是他的继任者罗斯福过于出挑，以至于他完全被淹没在罗斯福的万丈光芒中。但如论如何，在罗斯福还没出现的时候，闪耀着自己独特光芒的麦金莱被认为是仅次于华盛顿和林肯的“好总统”，是位值得被记载被记住的领袖。

1843年1月29日，麦金莱出生在俄亥俄州的小镇奈尔斯（Niles），他家有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人的血统。麦金莱在家中9个孩子中排行第七。父亲老威廉·麦金莱是炼铁工人，后来经营自己的冶铁厂。母亲南希·艾莉森（Nancy Allison）是英国移民的后裔。父亲和母亲都是虔诚的卫理公会（Methodists）教徒（基督教的一个教派），麦金莱受父母熏陶，从小就是虔诚的基督徒。父亲忙着干活，母亲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南希是位家教很严的母亲，她特别希望沉静、爱读书的小威廉能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牧师，却不成想儿子长大后热衷政治。后来，在看到儿子走进白宫时，南希说她从来没想培养一位总统，只想培养一个好人。麦金莱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他成长为一个善良、正直、勇敢、忠诚、有教养、有担当的绅士。

16岁的麦金莱进入宾西法尼亚州的阿勒格尼学院（Allegheny College）学习。他很用功，成绩也很好，但刚上了一年学就生病了，只好回家。后来，病虽然好了，但父亲的生意不好，供不起更多的学费。于是，麦金莱就在家附近的一所学院进修了一阵子，然后找了个邮局小职员的活，挣钱贴补家用。再后来，他当上一所学校的老师。一个平凡的人过着平凡的人生，智商不超群，能力不突出，少年麦金莱似乎没什么引人注目之处。然而，冥冥之中，命运自有安排。两件麦金莱完全无法控制的事改变了他的人生：一，他的家乡是俄亥俄州（Ohio）；二，“内战”爆发了。

1861年4月，萨姆特堡的炮声响起的时候，麦金莱刚好18岁。像很多热血青年一样，他和表兄弟、朋友们报名参了军。生长于俄亥俄的麦金莱在父母、宗教、社会、舆论的熏陶下毫无悬念地痛恨奴隶制，自然而然地支持“共和党”，他参军的目的正是林肯号召的“捍卫联邦”。当时的美军还是以州为单位，同一个团的战友都来自同一个州，乡情是很深厚的。麦金莱成为“俄亥俄第23步兵团”的一员，统率这个军团的恰是未来的总统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 Hayes）。从此，麦金莱与海斯这两个俄亥俄人的政治前途就连在了一起。

参军后的第一年主要是训练、行军，没怎么打仗。麦金莱不管干什么都特别认真，一丝不苟，很快就赢得了同伴们的好感和尊重。当俄亥俄军团的战士们因没有得到及时的供应发牢骚时，做为指挥官的海斯用真诚的情感和出众的口才平息了战士们的怨气。海斯的领袖气质深深地吸引了麦金莱，他将视海斯为人生导师和政治同盟，两人的友谊一直延续至海斯去世。1862年9月，麦金莱的军团终于开往东部前线，在马里兰州拦截李将军的“北弗吉尼亚部队”。这就是“安提塔姆会战”（参看《美国的故事（138）- 会战安提塔姆》）。安提塔姆是“内战”中最血腥的战斗之一，此时的麦金莱已被任命为主管后勤补给的军官，本来是不用上前线的。在漫长的战斗中，他看到同伴们在前面流血牺牲，吃喝都供不上。于是，他和另外一个战士带着满满两骡车的补给，冒着枪林弹雨往阵地上冲。子弹在他身边飞，他却无所畏惧，只顾向前。其中一辆车的骡子被打死了，麦金莱那辆幸存，终于把食物和水送到战士们手中。战士们都向他欢呼表达感谢。麦金莱一战成名，海斯特别欣赏这个小老乡，亲自举荐他升为中尉。后来，俄亥俄军团又陆续参加了另外几个战斗，麦金莱的表现都很出色。在一次战斗中，他的马被击中，他摔倒在地，险些当俘虏。他挣扎着爬起来跑回自家阵地，还帮助组织进攻。“内战”结束时，他已因功升为少校（Major）。从此，他在社交场合被称为“麦金莱少校”（Major McKinley）。这是拼命换来的荣誉，他特别自豪和珍惜。他当选总统后，一个老战友来见他时说：“我真不知道怎样称呼你。我认识的你是战士，是众议员，是州长，现在又是当选总统。我该叫你什么？”麦金莱说：“叫我少校，这是我实实在在挣来的。我不确定其它那些头衔是怎么来的。”后来，很多人为他争取国会的荣誉勋章（Medal of Honor），但没成功。

战争结束后，麦金莱回到家乡。四年的军旅生涯把稚气未脱的少年变成了沉稳、坚毅、魅力十足的年轻绅士，他对人的友善和对事业的奉献精神将是他从政路上最宝贵的财富。他似乎坚信自己“命硬”，对妈妈说：“我打了四年仗都毫发无伤。我投入战斗时从来不担心受伤，我从来没想过会受伤。”战争确实没伤到麦金莱，但和平时期的一颗子弹却最终要了他的命。亲眼见证了血腥战争的麦金莱痛恨战争，但他做梦都没想到，有一天，他会亲手把美国带进另一场战争。

脱下军装的麦金莱思考着未来的营生，他写信问老首长海斯的意见。海斯认为他应该经商，“镀金年代”里最有“钱途”的当然是商人。可是，麦金莱有自己的想法。战争不仅锻炼了他的心智，也点燃了他的政治热情。说起政治，俄亥俄人不遑多让。俄亥俄州是“废奴运动”的先锋，还记得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和“欧柏林-威灵顿营救案”（Oberlin-Wellington Rescue）吗（参看《美国的故事（121）- 逃亡》）？热爱自由的“七叶树之州”（Buckeye State）一向是“共和党”的旗舰州。在“共和党”占绝对优势的第三和第四政党体系期间（1861 – 1932）一共有15位总统（从林肯到胡佛），12位是“共和党”人，其中7位生于俄亥俄。这期间的6位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中有3位来自俄亥俄，外加像约翰·谢尔曼（John Sherman）这样的大牌参议员和其他重量级国会议员，此时的俄亥俄人足以媲美“建国年代”的弗吉尼亚人，简直要称“俄亥俄王朝”了。俄亥俄绅士们对政治的热衷可见一斑，生于斯长于斯的麦金莱岂能“免俗”？

想搞政治，最合适的职业当然是律师。麦金莱先是在当地一家很有名的律师事务所里边打工边学法律，然后告别亲人，到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的“奥尔巴尼法学院”（Albany Law School）学习。麦金莱不是最聪明的学生，但他非常用功，口才也好，热衷社交。这个小镇青年在奥尔巴尼可算见了“大世面”。一次，一位法官开派对招待法学院的学生。他的漂亮女儿格蕾丝递给麦金莱一份冰激凌，麦金莱像履行职责一样尝了尝。在此之前，他从来不知道冰激凌为何物。他很困惑地看着盘中冰凉的“点心”，以为格蕾丝的烘焙技术出了问题，悄悄对同伴说：“可怜的格蕾丝，别告诉她这点心是冰冻的。”格蕾丝知道后很耐心地跟他解释冰激凌是什么，麦金莱倒也不觉得尴尬，说：“你知道的，我是个普通的乡下人。”1867年，麦金莱回到家乡。同年，他通过了俄亥俄州的律师资格考试，正式开业。为了发展业务，他搬到更大的城市坎顿（Canton）。

麦金莱的法律业务做得很不错，算不上大富大贵，但足以衣食无忧。他勤于做事，乐于助人，很快就赢得了好名声。当地快退休的大牌律师找上门来与他合开事务所，并渐渐把大笔业务转给麦金莱。要不是后来从了政，他会是个非常成功的律师。麦金莱从来没忘初衷，干业务的同时开始干党务。他参加了“共和党”最基层的支部，从“草根”做起。他在1867年的俄亥俄州长选举中为海斯站台，奉献了平生第一次政治演讲。在他和其他“共和党”人的努力下，海斯成功当选州长。接着，在1868年总统大选中，麦金莱不遗余力地为格兰特奔忙，参加“格兰特俱乐部”，为格兰特摇旗呐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这一切都是他为“共和党”尽的义务，他对政治的无比热情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了他的未来。麦金莱最大的优点是心无旁骛，真诚付出，甘为他人做嫁衣裳。他的奉献精神将赢得丰厚的回报。

1869年，麦金莱想竞选斯塔克县（Stark County）的法官一职。此时的俄亥俄虽然算是“共和党”的天下，但“民主党”正卷土重来，把俄亥俄变成“摇摆州”（swing state）。越“摇摆”政治意义越大，它是两党的必争之地。每个选区的形势不一样，而斯塔克县刚好是“民主党”占优势的选区。所有的人都不看好麦金莱，但这不影响他的全力以赴。最后，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竟然赢了。1870年1月1日，27岁的麦金莱开始担任他的第一个公职。这个职位本身没那么重要，却是一个重要的开端。他学到了政治技巧，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治关系网，更深地卷入“共和党”的党务中，渐渐地向职业政客转变。

与麦金莱在政治上的进展同步进行的是他的爱情。他心仪的女孩是艾达·萨克斯顿（Ida Saxton），她来自坎顿最富的家庭。艾达的父亲詹姆斯·萨克斯顿（James Saxton）是当地数一数二的银行家。从小娇生惯养的艾达性格倔强，很有主见，又有些神经质。做为家中长女，她接受的是那个时代的女孩能得到的最好的教育，读书识字、弹琴唱歌、烹调针线无一不通。从女子学校毕业后，她随家人去欧洲旅游了半年。回来后，艾达没像其他娇小姐那样在家吃喝玩乐，而是到父亲的银行里当前台职员，这在那个年代是很少见的。正是在银行的前台，艾达认识了麦金莱。1869年，麦金莱去银行存款时见到艾达，立刻被她的美貌吸引，去银行的次数越来越多，恨不得把十块钱分三次存，只为多看她一眼。他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一瞬间的美好，此后一直跟人念念叨叨当年看到艾达时惊为天人的感觉。

艾达也被麦金莱深深地吸引。麦金莱个子不高，不到1.7米，但体格健壮，相貌英俊，气质出众。此时的他已是事业有成的律师和政治新秀，在当地小有名气。父亲爱女心切，一点也不着急往外嫁女儿，想让艾达在家多待几年，对女婿的人选特别挑剔。普通家庭出身的麦金莱起初入不了詹姆斯·萨克斯顿的法眼，但艾达心意已决，谁也拦不住，父亲只能同意。1871年1月25日，28岁的麦金莱迎娶24岁的艾达，他特意邀请了海斯夫妇参加他的婚礼。艾达的父亲赠给新人一座房子，这座房子的前廊就是后来“前廊式竞选”（Front Porch Campaign）的“主战场”。

小两口婚后的生活很甜蜜，他们生了两个女儿，但悲剧很快就降临了。先是二女儿在四个月时夭折，然后，不到5岁的大女儿也去世了。他们再也没有生过孩子，因为连遭打击的艾达崩溃了。她身体极度虚弱，大部分时间需要卧床，而且情绪不稳，时而抑郁，时而狂躁。她的身心状况使她对丈夫严重依赖，不可救药地患上“分离焦虑症”。麦金莱忠诚地履行了爱的承诺，他把工作之外的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陪伴艾达。因艾达不能受光线的刺激，麦金莱经常在窗帘紧闭的黑暗中坐在妻子床前默默陪着她，年复一年。艾达的状况很像前第一夫人玛丽·林肯，但艾达比玛丽坚强和自律。她只要身体稍好就起来帮麦金莱应酬，有点力气就织毛线帽子、围巾、手套等，她的针织品是麦金莱与其他人联络感情时最常用的礼物。夫妻俩相互扶持着走向未来，走过人生。

在照顾妻子的同时，麦金莱还照顾着自己的法律业务和政治野心。1875年，他全力支持海斯第三次成功当选俄亥俄州长。当格兰特宣布不参加1876年大选后，麦金莱和其他俄亥俄人一起成功地推举海斯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海斯的选战有多悬我们已经讲过了（参看《美国的故事（171）- 重建之殇》），最后还是格兰特出面召集各方讨价还价才勉强为“共和党”保住了白宫。海斯当选总统，“重建”结束了，“镀金年代”渐入高潮。在底层历练了多年之后，麦金莱瞄准了下一个政治目标：联邦众议员。此前，他在坎顿的一项矿工罢工案中代理工人一方。官司打赢了，他对工人的同情和支持广受好评，这成了他的政治阶梯。办案过程中，他结识了一位后来对他的政治生涯影响巨大的朋友：马克·汉纳（Mark Hanna）。“马克”的原名是“马库斯·汉纳”（Marcus Hanna），比麦金莱大六岁，是成功的企业家、商人、大富翁。汉纳也是政客，后来任联邦参议员，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他最大的优势在于组织和管理能力，堪称一流的政治经理人。在麦金莱代理的这个案子中，汉纳是矿主之一，也就是工人的对立面。尽管立场不同，但他被麦金莱的能力和人品吸引。汉纳不懂法律，但洞察人心。他看到了麦金莱的潜力，愿意交这个朋友。此时的汉纳是约翰·谢尔曼的人，全心全意为谢尔曼铺路，还顾不上麦金莱，但两人将逐步建立起美国政治史上最著名、最有效、最成功的伙伴关系之一。

1876年，麦金莱竞选众议员。那个年代的很多参选人都很含蓄，不管心里多想要，嘴上都说不要，好像被迫为民请命似的。麦金莱一点也不扭扭捏捏，他就说我想当议员，我要为家乡的选民说话。这是一场真正的“草根竞选”或“草根民主”过程，没人帮忙，他必须亲力亲为。他走遍选区的每一个角落，不停地演讲、与选民对话、跟无数人握手、口头或书面回复所有的问题、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言论等等。他的一天好像不止24个小时，从早到晚连轴转竟然没累垮，谁也不知道他是怎样在家庭、工作、竞选之间平衡和生存的。正是在这事无巨细的磨炼中，麦金莱清晰地向选民们表达了他最著名的政治主张：保护主义（Protection）。他没学过经济学，但从父亲冶炼厂的困境中看到了外国的便宜商品对美国工商业的伤害，而俄亥俄恰是小铁矿、小工商业繁盛的地方。麦金莱认为，政府的职责是保护本国的工商业，而“民主党”为保护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民和穷人）而伤害工商业的做法是本末倒置。保护工商业看上去是保护业主，其实归根结底是保护工人和劳动者。工商业好了，全体人民都会好，包括农民。怎样保护工商业呢？当然是高关税。抬高外国商品的价格才能让本国的产品更有竞争力嘛。即使“共和党”一向把关税维持在较高的水平，麦金莱认为还不够高，他要继续加码。他对高关税的追求已经到了偏执的程度，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至于“共和党”的其它观点，比如金本位，麦金莱倒不是特别坚持。他的选区里很多小矿主和农民都是支持双本位的，他不能完全违逆他们的意愿。在货币问题上，他既不像包括海斯在内的“保守派”那样坚持金本位，也不像“民主党”那样支持“自由白银”，而是主张在以黄金为主的基础上有限地使用白银，这才是“诚实的货币”（Honest money）。在劳资关系方面，麦金莱的看法明显有别于“共和党”和“民主党”一贯的强硬政策，不再一味维护企业主的利益，致力于缓和劳资矛盾。这将是“进步年代”的主题之一。

麦金莱全身心的投入得到了回报，他成功当选。1877年，34岁的他带着艾达来到首都华盛顿。他也许没想到，除中间短暂的间歇外，他在众议院一干就是14年（1877 – 1891），从名不见经传的小议员干到掌握美国钱袋子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Chair of the 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历经海斯、加菲尔德、阿瑟、克利夫兰、哈里森五位总统。麦金莱稳扎稳打，步步高升，成为“共和党”在国会的中流砥柱。1890年的“关税法案”（Tariff Act of 1890）或“麦金莱关税法案”（McKinley Tariff）是麦金莱的高光时刻。他的不懈努力使多年的愿望成为现实，除个别美国不生产的原材料免税外，其余制成品的关税大幅提高，平均关税增长到将近50%。这种税率实在有点疯狂，麦金莱是把美国的工商业当作弱者来保护的。实际上，此时的美国工业水平已跃居世界前列，早就不是需要保护的幼童。政客们应该做的是通过与外国互降关税来开拓海外市场，而不是通过高关税把自己封闭起来（高关税必然引起别国的反制）。好在麦金莱当总统后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并试图改变，虽说反射弧有点长，但总算反应过来了。

让麦金莱引以为傲的关税法引来铺天盖地的差评，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1890年的中期选举。“民主党”专门派演讲家去麦金莱的选区，挨家挨户地告诉家庭主妇们：你要买的锡器（比如杯子）价格从25美分涨到50美分都是“麦金莱关税”惹的祸！最后，麦金莱以300普选票的劣势丢掉了已占据14年的议员席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麦金莱的议员任期还没结束，同伴们已经在帮他竞选俄亥俄州长一职了。“共和党”在俄亥俄的优势还是很大的，麦金莱顺利当选，开始了四年的州长任期（1892 – 1896）。俄亥俄州长实权不够大，因为他不能否决州议会的法案。但这个位置在“共和党”内至关重要，一向是总统候选人的跳板。海斯从这里走进白宫，他的继任者詹姆斯·加菲尔德也是俄亥俄人（参看《美国的故事（176）- 改革》）。当1896年大选到来时，麦金莱仿佛已成了“共和党”的不二人选。在经历了两届“民主党”政府（克利夫兰）和一届平庸的哈里森政府（哈里森也生于俄亥俄）后，大家热切地盼望另一个俄亥俄人入主白宫。还有比俄亥俄州长更合适的吗？

接下来的事我们已经讲过了（参看上一个故事）。在1896年的“共和党”代表大会上，麦金莱毫无悬念地成为总统候选人。此时的麦金莱早就不用亲自下场竞选了。多年来，他忠诚地支持“共和党”的每一位重磅政治领袖，比如，海斯，加菲尔德，约翰·谢尔曼等人，极尽所能为他们拉选票，在国会山做他们的代言人，他的付出和贡献大家都心知肚明。崇拜大佬，支持大佬，成为大佬，现在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与马克·汉纳的友谊已无比默契，他把选战交给汉纳全权处理，自己只在自家前廊接待来访的选民，回答他们的问题。“前廊式竞选”成了美国政治的经典一幕，它是麦金莱精明的决策，也是他无奈的选择。艾达身体不好，他不可能像“民主党”候选人威廉·布莱恩那样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募捐高手汉纳让洛克菲勒、摩根等一众富豪承担了高昂的竞选费用，其中洛克菲勒开的支票是金额最高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麦金莱好像啥也没干就赢得了大选。事实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麦金莱只是得到了他应得的奖励。

以经济繁荣为竞选宗旨的麦金莱真的能为美国带来繁荣吗？做为最后一位参加过“内战”的总统，他如何维护美国和世界的和平？请看下一个故事：繁荣与和平。

危机中最让美国人痛苦的是“通货紧缩”（“通缩”），也就是由货币短缺引起的物价下跌和产能收缩。“金本位”是“通缩”的重要原因之一，有限的金产量限制了货币供应量。正因如此，“金银之争”成了十九世纪末美国社会的主要议题（参看《美国的故事（178）- 金银之争》）。1896年的美国人当然不知道，困扰他们十多年的“双本位”（“金银本位”）与“金本位”的争执将在1897年结束，南非、阿拉斯加等地的新金矿足以缓解“通缩”。然而，此时此刻，“金银之争”依然是双方都势在必得的博弈。说到“金银之争”，就绕不开“人民党”。我们已经讲了“人民党”的故事（参看《美国的故事（179）- 人民党》），此次大选中，“人民党”将与“民主党”抱团，以一种新左派的姿态对阵日渐保守的“共和党”。

大选的另一个主题是关税。如前所述，“共和党”主张高关税，“民主党”主张低关税。即使像克利夫兰这样强势的“民主党”总统也很难抗衡“共和党”主导的国会，无法将关税降低一分，1890年的“麦金莱关税法”（McKinley Tariff）更是变本加厉地把平均关税增加到将近50%（参看《美国的故事（180）- 失与得》）。于是，关税也成了生死攸关的战场。其实，金银之争、关税之争以及其它争论本质上都是工业与农业之争，是垄断资本与传统的商业模式之争。金本位和高关税有利于“共和党”代表的东北部和西部的富人、资本家、中上阶层，双本位和低关税有利于“民主党”代表的中西部和南方的农民、银矿主、底层工人（非技术工人）。二十世纪的美国将是大资本、大工业、跨国公司的世界还是传统的农业、小商业的天堂？这是1896年的大选需要回答的问题。

大选的主要论点和立场如下：

1896年的选民像今天的选民一样分裂，他们面对的候选人也像今天的候选人一样极端。没有人知道正确答案，或者说，没有正确答案。任何选择都有代价，谁能帮选民们解开世纪之交的困惑？这时，一个36岁的年轻人站出来，向所有的人高呼：选我！我是你们的答案！可是，选民们首先要搞清的是：你是谁？

这位刚过总统候选人法定年龄（35岁）的人是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生于1860年的伊利诺伊州塞勒姆镇（Salem）。父亲塞拉斯·布莱恩（Silas Bryan）是个律师，后当选伊利诺伊州巡回法院的法官。布莱恩家的小康生活足以让小镇的其他居民羡慕，威廉就是在父亲的农场和那座有十个房间的大房子里长大的。父亲是个坚定的“民主党”人，崇拜安德鲁·杰克逊，他把自己对“民主党”的忠诚和热情一点不落地传给了儿子威廉。

威廉·布莱恩在父母提供的宽松的氛围里成长，自幼聪明好学，口才过人。从小学到高中到大学，他的演讲总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1881年，布莱恩以优异成绩从伊利诺伊学院（Illinois College）毕业，进芝加哥的联邦法学院（Union Law College）学习法律。这所学校是今天西北大学法学院的前身。不管在哪，布莱恩都苦练演讲技巧，这是他的爱好，也是他的激情所在。1883年，布莱恩从法学院毕业并成为律师。1884年，他与玛丽·伊丽莎白·贝尔德（Mary Elizabeth Baird）结婚。玛丽将是他事业上的重要助手。1887年，布莱恩和妻子把家搬到了内布拉斯加（Nebraska）州的首府林肯市（Lincoln）。

聪明、努力、优秀的口才带给布莱恩成功的法律业务，也让他年纪轻轻就瞄准了政坛。开始时，他像其他“民主党”人一样支持克利夫兰和他的政府。在1890年的中期选举中，30岁的布莱恩当选联邦众议员。内布拉斯加一般是“共和党”的票仓，“民主党”人布莱恩能在这里当选实属不易，证明了他出色的能力。来到华盛顿的布莱恩一如既往地爱思考爱学习。目睹了中部和西部山区农民的窘迫生活，布莱恩不禁问：为什么有些人努力工作就可以发家致富，而另一些人同样努力工作却无法摆脱贫穷？他抽空就跑到国会图书馆看书、查资料，从其他政治领袖那里学习经验，形成了自己的观点。此时的“民主党”渐渐分裂成两大派，一派是以克利夫兰为首的“保守派”或右翼，另一派是代表农民和中西部的“自由派”或左翼。布莱恩选择了后者，成了“银本位”和“自由白银“运动的支持者，也是农民的代言人。他的观点已无限接近“人民党”（“民粹主义者”）。当克利夫兰总统推动国会废除了“购银法”，布莱恩便与克利夫兰及“保守派”决裂了。

布莱恩凭着无与伦比的口才很快就让自己展露头角。有人对他的评价是：“这世纪之交是需要我们畅所欲言的时刻，是需要勇气的时刻，而他（布莱恩）用火一样的语言定义着美国。他是如此执着，历史会记住他的执着。他说，美国将不是真正的美国，除非每一个最底层的人刻骨铭心地感到他拥有自由和平等的发展机会。”布莱恩正是用执着和激情追求着自己的政治理想。1894年的选举中，“共和党”在内布拉斯加大胜，赢得了州议会中的大多数席位，布莱恩争当联邦参议员的企图随之失败（当时的联邦参议员由各州议会推举）。他一点都不气馁：你们不让我当参议员，那我就当总统！

36岁的布莱恩瞄准了1896年大选，这事儿有点匪夷所思。他年纪轻轻，没几个人认识他，更别说支持他。即使克利夫兰不参选，“民主党”内还有一长串大佬排在布莱恩前面，哪里轮得到他？可是，布莱恩好像根本看不到眼前的困难，自顾自地开始了工作。他先是找了个在《奥马哈世界先驱报》（Omaha World-Herald）当编辑的工作，这给了他在“编者按”里宣传政治观点的机会。接着，他启动了自己最擅长的事：巡回演讲。他坐着火车走遍东西南北，所到之处，他那优美的声音和动人心弦的演说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人群，所有听到他说话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靠近他，折服于他的语言和人格魅力。不要忘了，那是个没有麦克风的时代，声音的传播完全靠嗓子。布莱恩拥有天生的金嗓子，也拥有满满的诚意。他微笑着与成千上万的人握手，倾听他们的诉求，排解他们的烦恼。他对“自由白银”和低关税的支持把自己变成了底层民众的一员，他非常骄傲地代表普通人（Common people）。人们称他为“伟大的普通人”或“伟大的平民”（the Great Commoner）。就这样，布莱恩一点一点地接近自己的目标。下一步，他需要一个全国性的平台。

1896年7月7日，“民主党”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开幕。代表们分裂成“黄金派”和“白银派”。顾名思义，“黄金派”支持金本位，也就是现任总统克利夫兰的追随者；“白银派”支持“自由白银”和农民。“白银派”基本占上风，但这不意味着布莱恩能占什么便宜。他太年轻太没经验了，大家才不会考虑这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呢。几位资深“民主党”人，比如来自密苏里的前国会议员理查德·布兰德（Richard Bland），爱荷华州长赫里斯·博伊斯（Horace Boies），克利夫兰的副总统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都是热门人选，也都是“白银派”。大会伊始，“黄金派”和“白银派”一直在争论竞选纲领。到了第三天，双方同意派代表宣讲各自的主张，以便让大家做抉择。“白银派”的两个主讲人是参议员本杰明·蒂尔曼（Benjamin Tillman）和布莱恩。蒂尔曼的口才实在太差，讲了还不如不讲，效果是负的。终于轮到布莱恩讲话了。他缓缓地走上台，走向人生的高光时刻。

前一天晚上，布莱恩在台下看着代表们向另一个候选人欢呼时说：“这些人还不知道，明天晚上，他们将以同样的方式向我欢呼。”现在，他站在讲台的中央，开始了他最著名的演讲。他柔软的声音传播到会场的每一个角落，优美的节奏承载着正义的力量，带领听众回顾金银之争。不，那不是金银之争，那是魔鬼与天使之争。布莱恩告诉人们，美国在这场争斗中分裂了，分裂成东部和西部，分裂成富人和穷人，分裂成辛勤工作的拓荒者和资本大鳄，分裂成城市和乡村，分裂成工人和工厂主……听众完全被布莱恩越来越激烈的情绪和语言控制了，欢呼声撞击着大厅的墙壁，就像狂风击打着高山。当布莱恩示意他要继续讲话时，整个会场竟奇迹般地立刻安静下来，好像有人摁了暂停键。在分析了工人和农民的处境以及社会的不公后，布莱恩来到他演讲的结尾。他用银铃般的声音和《圣经》的语言说出了那段将要传遍全国的名言：“如果他们敢站出来捍卫金本位，我们就跟他们战斗到底，我们的身后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劳动者。有了工人、商人、和所有辛勤工作的人的支持，我们就要回应那些要求金本位的人：你们不能把那荆棘之冠（注：耶稣死时戴的用荆棘编的环）压在劳动者头上。你们不能把人类钉在黄金十字架上。”（You shall not press down upon the brow of labor this crown of thorns.  You shall not crucify mankind upon a cross of gold.）

“黄金十字架” （Cross of Gold ）点燃了整个会场，也点燃了“民主党”的选战。代表们深受震撼，欢声雷动，他们甚至抬着布莱恩绕场游行，表达对他的赞美和支持。布莱恩演讲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大会的第四天，代表们开始投票。资深党员布兰德在前三轮中领先，但达不到要求的三分之二。本来的“小透明”布莱恩一夜成名，跻进决赛圈，暂居第二。“黄金十字架”言犹在耳，布莱恩与布兰德的差距越来越小，到第四轮时，布莱恩已经反超布兰德了。在第五轮投票中，布莱恩以绝对优势获胜，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主要政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总统候选人有了，副总统人选呢？别忘了，“民主党”人布莱恩的观点与“人民党”如出一辙，他简直集两党之大成。为了团结“人民党”，代表们推举了“人民党”的汤姆·沃森（Tom Watson）。还记得沃森吗（参看《美国的故事（179）- 人民党》）？他是最著名的“人民党”领袖。对自己被“民主党”推为副总统一事，沃森很不高兴。他认为，“人民党”应该像1892年大选时那样提名自己的独立的候选人，跟在“民主党”屁股后面跑有什么意思？可是，在权衡利弊之后，沃森勉强接受了提名。“人民党”的加盟似乎大大增加了“民主党”的胜算。

年轻的候选人布莱恩没有很多竞选经费，但他有旺盛的精力、高昂的斗志、和悦耳的声音。他再次登上火车，走遍全国。在短短几个月里，他进行了600多场演讲，有时一天要讲30次。此外，他还尽力满足选民的所有要求。有一次，他在停靠站台的火车里刮胡子，一个选民过来要见布莱恩一面。布莱恩马上打开车窗，带着满脸的肥皂泡与这个选民聊起天。更多的时候，他站在舞台上或火车尾部的平台上向聚集的人群演讲。连开火车的工人都忍不住凑过来听他说话，哪怕同样的话他已说了无数遍，但大家就是听不够。布莱恩的行程共18,000英里（28,800公里），听众达500万。他就像一台永动机，不知疲倦，永不停息。

那么，竞选的另一方，“共和党”，在干吗？“民主党”候选人这么高调，“共和党”候选人是谁？他是怎样竞选的？“共和党”候选人是我们以前提过的“麦金莱关税法”的始作俑者，来自俄亥俄的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外加副总统候选人加里特·霍巴特（Garret Hobart）。麦金莱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讲，先看看他在1896年的表现。可以说，他基本上什么都没干。布莱恩走遍全国的时候，麦金莱只走到自家的前廊。他的选战被称为“前廊式竞选”（Front porch campaign）。安静、严肃、沉稳的麦金莱知道拼口才拼不过布莱恩，干脆不拼了。他就在前廊走走，回答一下选民的问题，顶多在家附近讲讲话，一副不着急的样子。但不着急不等于躺平。麦金莱不用像布莱恩那样竞选是因为他不需要那样竞选。他聘用好友兼顶尖竞选经理人马克·汉纳（Mark Hanna）为自己打理选战。有了精明强干的汉纳，麦金莱还用操心吗？

麦金莱和“共和党”代表的是大资本大企业。大资本大企业最趁什么？钱呀。麦金莱盘腿家中坐，纽约的大金主们，比如洛克菲勒和J.P.摩根，忙不迭地送钱上门。那边布莱恩攥着紧紧巴巴的竞选经费，省吃俭用，全靠口才和体力撑着；这边汉纳一会儿工夫就募集了几百万美元，印了120万本宣传小册子，在各地像天女散花一样发放。他还雇了1,400个职业演说家去全国演讲，当麦金莱的“嘴替”。这些人的说话水平不比布莱恩差，一个布莱恩对阵一千个布莱恩是什么体验？麦金莱的言论被免费送到报纸上发表，他的竞选口号是：“好的货币（黄金）从来不会造成坏的时光”（Good money never made times hard ）。这句话也像“黄金十字架”一样传遍全国。印着麦金莱头像的纽扣、旗子、纸板随处可见，以至于西奥多·罗斯福说：“马克·汉纳是把麦金莱当成一款专利药品来推广的。”今天，“广而告之”的竞选方式已经司空见惯，但一个多世纪前，这绝对是创新。它的新意不在广告本身，而在广告的成本。为总统候选人搞宣传不新鲜，花这么多钱搞宣传却是新大陆开天辟地头一回。1896年的大选是到当时为止最昂贵的选战。“共和党”花了400万美元，“民主党”只花了3万美元。跟资本比起来，“民主党”和布莱恩实在太天真了。他们只顾打情怀牌，但情怀值几个钱？

结果呢？ 这场异常激烈的大选塑造了一群深度分裂的选民和一个深度分裂的美国。最后，麦金莱“躺赢”人口大州，获51%的普选票和271张选举人票，当选第25任总统。钱赢了，黄金赢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共和党”的理念赢了。麦金莱被打造成“繁荣的推动者”，布莱恩则被指责分裂国家。不能怪汉纳造谣，布莱恩在演讲中确实喜欢强调阶级对立、劳资矛盾等等，演讲效果不错，但有煽动仇恨的嫌疑。这也是“人民党”的毛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惜编造各种阴谋论，比如，他们跟农民说，东部的资本家、铁路大亨、农机制造商正密谋联手坑农民，让农民永世不得翻身，等等。这都哪跟哪？“共和党”下了大本钱“掰谎”，告诉大家，选麦金莱就是选繁荣，选布莱恩就是选仇恨。从下图看，选民们似乎听懂了，或选择性地听懂了。

麦金莱的当选标志着“镀金年代”的结束和“进步年代”的开始，同时也是“第三政党体系”的结束和“第四政党体系”的开始。领导美国进入二十世纪的麦金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将带领他的国家走向何方？请看下一个故事：繁花。

在继续我们的故事前，应该先澄清一件事。不管是“镀金年代”还是即将到来的“进步年代”（Progressive Era），主要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活动基本都发生在北方和中西部，所有的辉煌和躁动都与南方无关。正在实行着严格的种族隔离的南方白人不仅隔离了黑人，也隔离了自己。他们画地为牢，没分享到“镀金”的红利，也没受到“进步”的冲击。南方早就不在北方人的视野内，最初的义愤填膺变成现在的漠不关心。在全民捞钱的时代，谁还在乎人权？与南方黑人和白人一样被排除在时代的洪流之外的还有印第安人和中国移民。经济的发展、财富的积累、思想的进步、民主的阳光都与他们绝缘，没人为他们发声，没人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的命运将在二十世纪改变，但他们不在我们正在讲的故事里。

对进步的渴望源自对现状的不满。刻在美国人骨子里的独立性让他们习惯了用批评的眼光看一切，外人眼中金碧辉煌的新大陆在美国人眼里永远是“破破烂烂”的世界，总要有人“缝缝补补”。每个人都看出大问题，不是小问题。托马斯·杰斐逊的“农业共和国”被大公司和华尔街吞没，曾经的理想被物质和金钱代替。自由经济似乎只认丛林法则，工业和资本已改变了世界，法律和道德却没跟上。新大陆显然病了，有病就得治。咋治呢？有人出了个包治百病的方子：仇恨。听上去也许很极端，但那就是个极端的时代。恨谁？当然是恨别人。首先，恨富人。穷人的问题难道不是富人的错？可是，丑陋的人性不是富人的专利，穷人的灵魂以同样的速度堕落。资本家很狡猾，工人也不善。很多企业家，比如洛克菲勒和卡耐基，通过欺行霸市获得了权力和财富，但他们也通过慈善事业回馈了社会，他们做慈善的成绩一点也不亚于做生意的成功。人们很快就意识到，仇富似乎不是问题的答案。

既然不能把账算到富人头上，那就找别的冤种。反天主教徒（Anti-Catholic），反犹太人（Anti-Semitic），反移民（Anti-Immigrant），反黑人（Anti-Black），反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Anti-Asian），反印第安人，各种仇恨轮流上“热搜”，仿佛不反点什么都不好意思进步。很不幸，这就是当时很多人的眼界，跳不出时代画的圈。他们挣扎着想重新定义“美国”和“美国人”，想让自己的国家回归建国的“初心”，但他们只看到盎格鲁·萨克森人的足迹。他们忘了新大陆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忘了英国人不是唯一定居新大陆的欧洲人。他们忘了“美国”是印第安人的家园，是波兰人、意大利人、非洲人与英国人一起建立的詹姆斯城殖民地，是黑人奴隶用汗水浇灌的沃土，是天主教徒的马里兰，是瑞典人的特拉华，是荷兰人的纽约，是法国人的路易斯安那，是西班牙人的佛罗里达、卡罗来纳，是墨西哥人的新墨西哥、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是俄国人的阿拉斯加，是中国劳工铺设的铁路，是太平洋原住民的夏威夷。他们忘了，“美国人”从来不拥有同样的血源、历史、传统、宗教、文化、语言，他们唯一的“共性”是价值观。那嵌在《独立宣言》中的35个英文词，而不是某个民族的血统，才是“国父”们的建国理念。可是，有多少人还记得呢？

如此多的仇恨彰显了社会底层人的愤怒。“镀金年代”造就了美国的中产阶级，也造就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贫富悬殊。那些“落伍”的人是底层的工人（特别是非技术工人）和农民。农民的故事我们以前讲过（参看《美国的故事（179）- 人民党》），下个故事还要讲。现在看看工人。工业革命必然产生企业家和工人，必然产生剥削和被剥削。在资本家眼里，工人不是人，是像煤、木材一样的生产成本，只有效率，没有健康。在污染严重的钢铁厂，在粉尘飞扬的纺织厂，在暗无天日随时可能塌方的矿井里，工人们，很多是10到14岁的童工，一天工作12到13小时，一周工作6天（一周工作60到80小时）。当时美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是一小时22美分。有人也许会说，这个工资按当时的物价水平不算很低，因为一辆新自行车卖14.65美元（一星期的工资），一块手表3.65美元（少于一天半的工资），一双鞋1.95美元（少于一天的工资），去一家不错的餐厅吃晚饭往往花不到1美元。可是，想象一下每天在恶劣的环境中工作12到13小时是个什么体验，工人们有那个命享受生活吗？每年有25,000人死在工作岗位上，外加大量的工伤，童工的工伤率是成人的三倍。工人受伤后，一没赔偿，二没保险，医药费自己掏，敢闹事就被解雇，没用了也被解雇。政府管不了资本家也帮不了工人。有人统计过，生长于“镀金年代”的普通白人男孩平均身高是1.65米，平均寿命是48岁，身高和寿命都低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得多的“革命年代”（十八世纪晚期）。

早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杰斐逊就看到了这个“可怕”的后果。他在欧洲看到了工人和童工的悲惨生活，发誓要把这个“毒瘤”挡在美国的大门外。他说：“在土地上劳作的人（自耕农）才是上帝的选民。”“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土地，就不要让我们的公民在工厂做工。”杰斐逊把“人类的理想”写进《独立宣言》的时候，心中满满都是农民。然而，他无力阻止工业和工厂进入美国。在工业化的浪潮中，杰斐逊看到了问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看到了未来。到1920年，一半的美国人住在城市里。昔日的“小农天堂”成了工业化最彻底的国家，拥有九百万产业工人。历史证明了杰斐逊的错误和汉密尔顿的正确，但没解决杰斐逊看到的问题。即使汉密尔顿再世，他也会被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吓一跳，觉得自己没准备好。所有的美国人都没准备好，最没准备好的就是美国政府。与独立自主的自耕农不同，能量巨大的工厂和工业是需要强大的政府来规范和监督的，这正是汉密尔顿当年的主张。但如此大规模的彻底的工业化需要一个多么强大的政府，这个“度”早已超出了汉密尔顿的想象。事实上，“镀金年代”的联邦政府弱得就像不存在，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管理商业和保护劳工的立法，即使有（比如“反垄断法”）也没认真执行过。所有的权力都在大公司手中。正如“铁路大王”康奈利·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所说：“法律？法律算老几？我不是有权力吗？”卡耐基和洛克菲勒也深以为然，他们都有自己的警察。如此这般，资本主义在新大陆野蛮生长，成就了繁荣，也引发了灾难（参看上一个故事）。

政府不管用，工人只能靠自己。跟资本家没什么好说的，干就完了。对付拥有无限权力的大公司，工人唯一的选择是罢工。可是，美国工人与欧洲工人是不同的，他们处的环境也不同。在欧洲，工会和工人政党已经成了气候。在《共产党宣言》的感召下，“社会主义者”（Socialists）和“共产主义者”（Communists）势力日益壮大。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成立了，也就是“第一国际”（First International）。1872年后，以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Mikhail Alexandrovich Bakunin ）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跟以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闹翻了，“第一国际”分裂，总部迁往纽约市。这就像一个大瘟疫从欧洲传到美国。又经过几年的内斗，“第一国际”终于把自己玩死了，于1876年的费城会议后解散，巴枯宁在同一年去世。1883年，马克思去世。

“第一国际”完了，它的影响没完。当时，大部分欧洲工人加入了工会。但在美国，工会还是个令人侧目的存在。到1900年，每12个美国工人里只有1个参加了工会。为什么美国工人对工会不感兴趣？他们难道不明白“团结就是力量”？首先，美国人最珍视的是个人自由，对带着浓烈的集体主义色彩的工会有天生的排斥。其次，在美国人心中，工会代表的是两个极端思想：“社会主义”（Socialism）和“无政府主义”（Anarchism）。社会主义要求打倒资本家，由政府拥有和管理企业（国企），特别是那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企业，比如铁路公司、电力公司、电话公司等等。无政府主义正好相反，不需要政府，追求绝对自由，想干啥干啥，传统秩序见鬼去吧。当然，前提也是打倒资本家。工会能把这两个极端玩到一起也算天才。社会主义也好，无政府主义也罢，都与美国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听着就吓人，还是敬而远之。第三，早期工会的领袖们都太激进，坚决斗争，绝不妥协，整得好像要把资本家团灭。可是，灭了资本家，谁给咱发工资？工人们想要更多的工资，不是不要工资呀。加入这样的工会岂不是自找麻烦？

尽管工会不受待见，但“第一国际”这么多年的折腾也没全白忙活，美国工人多多少少潜移默化地还是接受了一些它的主张的，尤其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再加上，工人的待遇太差了，他们不得不联合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我们已经讲过“1877年铁路工人大罢工”（参看《美国的故事（174）- 大罢工》），而1886年则见证了美国工人运动史上另一个永载史册的时刻。1886年的这次罢工主要是由一个叫“劳工骑士”（Knights of Labor）的工会组织的，一听这名就跟社会主义无关。早在1884年10月，“劳工骑士”与“商业和劳工联盟”（Federation of Organized Trades and Labor Unions）决定于1886年5月1日举行全国性的总罢工。罢工的起因当然是待遇问题，特别是工资和工作时长。罢工的目的是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现在，让我们从一个工厂说起，看看资本家是怎样把工人“逼上梁山”的，也看看在这场风波中到底谁占着理儿。

还记得塞勒斯·麦考米克（Cyrus H. McCormick）吗（参看《美国的故事（168）- 西部，牛仔，家》）？他发明（改进）的收割机（Harvester）是美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1847年，麦考米克在芝加哥开设了造收割机的工厂，就是“麦考米克收割机公司”（McCormick Harvesting Machine Company）。当时，厂里只有23人，他认识每个人。几年后，麦考米克的工厂年产1,000台收割机，雇着200人，他依然认识每个人。再之后，机器越造越多（1879年18,760台，1881年49,000台），工人也越来越多。1884年，麦考米克去世时，他的工厂占地12英亩，1,300个工人每天工作10小时，每星期工作6天。这一年，公司的利润率是71%。麦科米克不再认识他的工人。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每一个大公司。老板不认识员工，他们甚至不住在同一个城市，他们通过经理团队管理工厂和公司。当他们不再像创业时那样每天与工人亲密接触时，工人就从人变成了商品。71%的超高利润率并不能说服老板给工人稍微涨一点工资。

麦考米克去世不久，他儿子塞勒斯·麦考米克二世（Cyrus McCormick II）宣布减薪。几个月后，工人们愤而罢工。二世立刻招来新工人代替罢工的工人，结果，两拨工人打起来了，谁也别想好好上班。芝加哥市长和警察都管不了，二世没办法，只好恢复原来的工资。但事情没完。第二年，年轻气盛的麦考米克二世买了一批先进的机器来制造零件，代替一部分工人的劳动。尽管这些机器不完全可靠，但他跟工会杠上了，宁可花高昂的维修费也要砍工资。工会领袖迈尔斯·麦克帕登（Myles McPadden）说服麦考米克工厂的工人加入了全国性的“劳工骑士”和“金属工人工会”（Metalworkers Union）。

有了工会的支持，工人们硬气多了。现在，我们来到那个重要的时刻。1886年5月1日，在“劳工骑士”等工会的号召下，美国2万多个企业的35万到50万工人按计划如期罢工，示威游行，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人们唱着“八小时歌”：“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生活（Eight hours for work.  Eight hours for rest.  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这是规模空前的运动，延续了好几天，不同肤色、不同工种的工人联合起来，显示了从未有过的团结和力量。一时间，各地的铁路停运，工厂停工，商店关门，美国好像瘫痪了。美国人把这场运动叫“大动乱”（Great Upheaval），由此也可一窥他们对此的态度。

芝加哥有4万多人走上街头，包括麦考米克的工人们。麦考米克二世一面贿赂城市官员，让市长派了四百多名警察来保护工厂，一面雇了新工人来代替罢工工人。因一时难招到那么多人，麦考米克只能放宽条件，答应新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时。这下，罢工的工人不干了。八小时工作制是此次罢工的主要诉求，现在，罢工的诉求没达成，没罢工的反而捡了便宜，这桃摘得太轻松了吧？5月3日，游行示威继续。这一天的示威领导者是奥古斯特·斯皮斯（August Spies）。他是德国移民，德语报纸《工人报》的主编。在斯皮斯的约束下，罢工工人一整天都很和平，直到麦考米克工厂下班的铃声响起。当下班的工人往外走时，一些愤怒的罢工工人上前去与他们理论。斯皮斯正要出言阻止却又没来得及的时候，保护工厂的警察开枪了，当场打死两个工人（有人说六个）。

5月4日，为了抗议5月3日麦考米克工厂的流血事件，3000多人在芝加哥的商业中心干草市场广场（Haymarket Square）集会，谴责警察的暴力。共有三个人在集会上讲话，第一个是斯皮斯，第二个是阿尔伯特·帕森斯（Albert Parsons），第三个是萨缪尔·菲尔登（Samuel Fielden）。来自阿拉巴马的帕森斯曾是个社会主义者，后来变成无政府主义者。他自创周刊《警钟》（The Alarm），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菲尔登生于英国，卫理公会的牧师，也是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三位轮流上台演讲。据目击者说，他们主要是讲工人的待遇和警察的暴行，没有宣扬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言论。集会很和平，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多。这期间，芝加哥市长在下班途中路过干草市场时还停下来听了听演讲，然后就回家了。到晚上10点半，菲尔登刚刚讲完。3000人的集会变成300人，其他人或回家或去酒吧，这一天基本结束了。此时，约180个警察来到现场，示意演讲者和听众马上离开。就在大家准备收摊儿时，恐怖的一幕发生了。有人往警察的必经之路上扔了颗自制的炸弹，当场炸死一个警察，炸伤了几个。接着，警察和工人互相开枪射击，但不知是谁先开的火。最后，7个警察、4个工人被打死，70多人受伤，受伤的工人多于警察。这就是“干草市场惨案”（Haymarket Affair）或“干草市场大屠杀”（Haymarket Massacre）或“干草市场暴乱”（Haymarket Riot）。

第二天，芝加哥的流血事件迅速传遍全国，舆论风向立刻变了。本来，大家虽然不喜欢罢工的工人，但基本上同情他们的境遇，理解他们的诉求。而且，5月1日的大罢工组织得非常好，各地步调一致，和平、有序，显示了组织者的高效和能力。媒体的评价还是不错的。但是，见血之后就不同了。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和主流民意都从同情工人转为支持警察，指责罢工者为暴徒，铺天盖地的舆论要求严惩肇事者。此刻，美国民众表现出了与欧洲人极大的不同。欧洲人似乎总把警察当成施暴者，美国人却全力维护他们的警察。主要原因可能有两点。一，美国是民选政府，警察和军队是民选政府的一部分，自然是保护人民而不是镇压人民的。对警察和军队的伤害被看作是对民意的伤害。二，美国人骨子里本就反感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那一套。和平示威还好，那是你的权利，但闹出人命来就没好了。没人关心那些被警察打死的工人，此时此刻，美国人更愿意相信所有的罢工者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不值得同情。而且，因为很多罢工者是外国移民，美国人认为这是“境外势力”的阴谋，掀起一阵反移民浪潮。很多雇主本来已经同意八小时工作制，这下全都趁机反悔，恢复了十小时工作制。

在举国上下一片喊打喊杀声中，芝加哥警察开始了全城大搜捕，誓要抓住扔炸弹的人，那架势还真有点像林肯被刺后的情形。可是，没人看见谁扔的炸弹，阴谋论满天飞。直到今天，这仍是个迷。据说，最大的嫌疑人当时已逃离美国。警察倒是抓了个在家里造炸弹的人，但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此炸弹即彼炸弹。在一通海捕和嫌疑人互咬之后，检察官把8个嫌疑人告上法庭，这就是“伊利诺伊州诉奥古斯特·斯皮斯及团伙案”（Illinois vs. August Spies et al）。八个被告包括那三个演讲的人，斯皮斯，帕森斯，菲尔登，外加阿道夫·费舍尔（Adolph Fischer），乔治·恩格尔（George Engel），路易斯·林格（Luis Lingg），迈克尔·施瓦布（Michael Schwab），奥斯卡·尼布（Oscar Neebe）。费舍尔是斯皮斯的报纸《工人报》的打字员；恩格尔是激进的好战分子；林格是在家造炸弹的人；施瓦布是《工人报》的助理编辑，尼布与《工人报》关系密切。8人中的5个，斯皮斯，费舍尔，恩格尔，林格，施瓦布，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德国；尼布是德裔美国人；帕森斯和菲尔登是英裔美国人。问题是，他们八个都不是扔炸弹的人。炸弹爆炸时，只有斯皮斯和菲尔登在现场，他们演讲完就按警察的要求从台上下来，没任何暴力举动；费舍尔和帕森斯在酒吧；施瓦布正在另一场集会上演讲；恩格尔在家打牌；林格和尼布也都在别处。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被起诉？因为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是“阴谋者”，是“假想敌”，他们无一例外都曾为自己的思想呐喊过。这不是审案，而是审人、审思想。正如斯皮斯在为自己辩护时说的那样：“在干草广场，我们根本没有宣讲无政府主义……而你们现在审判的正是无政府主义。”

负责审理案件的法官约瑟夫·加里（Joseph Gary）带着对工人明显的敌意，偏向检方。陪审团就更难凑了，从1000个候选人中勉强挑了12个，这12人全都带着明显的偏见，事先认定被告有罪，除非有过硬的相反的证据才能让他们改主意。法院在偏见中开庭了，从1886年6月21日审到8月11日。尽管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与炸弹有直接关系，陪审团仍以“阴谋”暴乱为由认定八名被告有罪。加里法官判尼布15年徒刑，其余7人死刑。被告上诉到伊利诺伊州和联邦最高法院。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维持原判，联邦最高法院拒绝审理。1887年11月10日，伊利诺伊州州长把菲尔登和施瓦布的死刑改为无期徒刑。同一天，林格在狱中自杀。11月11日，斯皮斯、帕森斯、恩格尔、费舍尔走上绞刑架。他们唱着“马赛曲”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歌曲，从容赴死。斯皮斯对台下的观刑者说：“终有一天，我们的沉默比你们今天胁迫的声音更有力量。”

案子的结果在美国和欧洲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响。美国人拍手称快，欧洲、南美和其它国家强烈谴责，各地的示威游行此起彼伏，那八个人从“罪犯”变成了“殉道者”。1889年7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主持召开的“第二国际”（Second International）成立大会宣布将每年的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May Day）， 为了工人阶级的理想，为了对殉道者的崇敬，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这一天是全世界的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日子，是劳动者捍卫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的日子。但是，美国人拒绝接受这个日子。他们不想庆祝这个流血的时刻，更不想与社会主义沾边儿。在“劳工骑士”的推动下，1894年，国会通过立法规定每年九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为“劳动节”（Labor Day）。

虽然美国人不庆祝“五一节”，但他们从没停止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1916年，国会通过了“亚当森法案”（Adamson Act），以联邦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八小时工作制，超过八小时之外的工作应付额外的费用（加班费）。1917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威尔逊诉纽案”（Wilson v. New）中判定“亚当森法案”不违宪，维护了八小时工作制。当然，现实比法律复杂。很多人，包括工人和资本家，出于各种原因不愿受八小时限制，那种灵活性将在一次次的实践和一个个的案例中建立起来。法是死的，人是活的，但八小时工作制至少提供了一个法律依据和基本保障。

其实，在美国，不同的声音一直都有，一些作家、艺术家、民众为殉道者呐喊，为他们争取权利。1893年6月，伊利诺伊的“进步派”州长，也是德国移民，约翰·奥特杰尔特（George Altgelt），赦免了尼布、菲尔登、施瓦布并否定了警察局的做法。但是，奥特杰尔特为此付出了代价，他没能赢得连任。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和法学家认为对“干草市场案”的审判不公平，是对法治和人权的践踏。一位法学家认为，（当时的）法律没能保护思想简单、整天胡说八道的傻瓜（damn fools)（他指无政府主义者），以至于这些傻瓜莫名其妙地丢了性命。我们都是傻瓜，都是普通人，都会因受蛊惑而满嘴跑火车。但我们都应受到法律的保护，都不应因言获罪。后来，芝加哥市政府建立了“干草市场纪念碑”，提醒后人勿忘前事，勿让悲剧重演。

争取进步的旅程依然艰辛。在拥抱“进步年代”之前，美国人还要经历一次大考。他们的考题是什么？他们将怎样回答十九世纪的最后一道选择题？请看下一个故事：世纪之选。

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里沉浸式体验了一百多年的美国人对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一点也不陌生。联邦政府成立以来，美国已经经历了5次大的危机或“恐慌”（Panic）：1819年，1837年，1857年，1873年，1893年，大约每二十年来一次。大的“恐慌”之间还夹杂着不同程度和规模的“衰退”（Recession），“衰退”一般是“恐慌”的前兆或后果，也有一些“衰退”是特殊事件（特别是战争）引起的，比如，“一八一二年的战争”、“美墨战争”、“内战”都曾导致短暂的经济衰退。甭管是“恐慌”还是“衰退”，它们都与金融危机相伴而行。1836年，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终结了中央银行，美国进入“自由银行”时期（Free Banking Era）。失去了监管的银行和金融业成了一次又一次经济危机的主角。直到“1907年大恐慌”（Panic of 1907），美国人终于受不了了，这才有了1913年的“美联储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国会创立美联储是要管管自由过了头的华尔街，但做为中央银行的美联储并不是天生就会当家长，它在惨痛的教训中摸爬滚打到如今，表现只能勉强算及格。也许，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完全掌握经济规律并有效地避免危机。

在疯狂的“镀金年代”，政府对银行的监管力度为零，工商业，特别是铁路，让人产生了只要投资就有超额回报的幻觉。每个人都觉得铁路这种“刚需”产业会永无止境地扩张，不存在“过度”或“饱和”的可能，更别说“泡沫”了。穷人，中产，富人，一有机会就拼命买铁路公司的股票，仿佛不买就吃了大亏。不光美国人买，欧洲人也跟着买。不仅大公司的股票、债券被疯抢，美国政府的债券也是最热门的理财产品。华尔街点石成金，很多精明的投资人成了新贵，以至于心里发酸的“老钱”们嘲讽“新钱”们穷得只剩下钱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有的繁华似乎是真实的，没人愿意相信财富可能一夜清零。

与以往相似，1893年的危机也跟“钱”（货币）有关，它是金银之争的续集。我们在前面的故事中讲过，“镀金年代”末期最重要的政治诉求之一是“自由白银”运动，随之诞生的是代表农民、穷人、和银矿主的左翼政党“人民党”（或叫“民粹党”）。“人民党”的迅速崛起足以显示它代表的民意，也足以引起在1888年当选的“共和党”哈里森政府的重视。为了讨好西部选民，第51届国会通过了1890年的“谢尔曼购银法”（参看上一个故事），规定联邦政府必须按官方比例购买更多的白银纳入货币体系。这虽然不是“人民党”要求的银本位，但已无限接近“自由白银”的目标了。银矿主倒是爽了，手里的银子可以直接变成金子，但国库里的金子可就少了。大家都知道金子值钱又稳定，忙不迭地把白银和纸币换成黄金。为了执行“购银法“，财政部对内要用黄金以比市价高的官价买白银，对外要用白银以市价买黄金来偿还外债，里外一折腾，国库里的黄金还留得住吗？1890年，财政部的黄金储备是1.9亿美元，1893年降到1亿美元，三年降了将近一半。

黄金越来越少的同时又摊上个“败家”的政府。1889年，克利夫兰第一个任期结束时，国库里的金币银币堆成山。人走了，钱没花完。于是，哈里森最大的愁事就是怎么花掉那多得花不完的钱（真让今天的总统们羡慕死）。我们在上一个故事中讲过，哈里森政府大把大把地给退伍军人发退休金，一副砸锅卖铁的样子，多厚的家底也经不起这样造。四年后，克利夫兰卷土重来，却发现人还在，钱没了。其实，早在1890年的“退休金法案”和“购银法案”通过的时候，明眼人就看出来这届“共和党”政府是不打算好好过日子了。久经沙场的美国人危机感立刻拉满，问题不是危机会不会来，而是什么时候来。经济活动开始减弱，银行变得忧心忡忡，衰退已在眼前。正是这“山雨欲来”的前兆让“共和党”在1892年大选中失了白宫。

很多学者认为“谢尔曼购银法”是导致“1893年大恐慌”的主要原因，但在当时人看来，这场风暴似乎只因南美州的一只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1890年，阿根廷的农牧业泡沫破灭，引发经济危机。接着，南非和澳大利亚也出了问题。英国和欧洲的投资者为了避险，纷纷把手里的债券和各种投资兑换成黄金。1893年，这股挤兑黄金的潮流终于来到美国，投资者开始甩卖美国政府的债券以获得黄金。屋漏偏逢连夜雨。1893年2月20日，离克利夫兰的就职日还剩12天，过度扩张的“费城与雷丁铁路公司”（Philadelphia and Reading Railroad）进入破产管理程序。5月，“全国绳索公司”（National Cordage Company）因无力还债而申请破产。两家大公司接连倒塌，惊慌失措的股市大跌，银行被挤兑，经济危机终于山洪海啸般地爆发了。“1893年大恐慌”是十九世纪最后一次经济危机。与“1873年大恐慌”相比，它的破坏力更大，而且超出了美国的范围，包括北美、西欧、南美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在新世纪到来之前经受了这场痛苦。一时间，“第二次工业革命”创造的辉煌被淹没在一片支离破碎中。

危机期间，共约15,000家公司和600家银行倒闭或停止营业，很多人一夜回到解放前。平均约20%的劳动力失业，某些地区的失业率更高，比如宾夕法尼亚25%，纽约35%，密西根43%。在芝加哥，10万人无家可归。很多地方的慈善机构设起了“粥棚”（Soup Kitchen），救济饥饿的人群。铁路公司受的打击最严重，仅第一年就有掌管着3万英里的约150家公司破产，价值达25亿美元。愤怒的工人不停地示威、游行，光1894年就有1400起罢工和17起涌向首都华盛顿的大游行。1894年，最大的火车车厢制造商“普尔曼公司”（Pullman Company）的工人在工会“美国铁路联盟”（American Railroad Union）的组织下向公司抗议减薪，很快就瘫痪了全国的铁路。在公司解雇了3位工人代表后，5月11日，普尔曼公司全员在芝加哥开始罢工，另外27个州的25万工人也同时罢工，这就是著名的“普尔曼大罢工”（Pullman Strike）。由于工人们控制了庞大的铁路资产并使全国的铁路运输和邮政陷于停顿，政府不能不管了。除了警察，克利夫兰总统派联邦军队到芝加哥去阻止工人破坏铁路。冲突导致34人死50伤，实际死伤数可能更高。罢工失败了，工人领袖也蹲了监狱，但美国的铁路和铁路公司元气大伤。 1894年是此次危机最糟糕、最黑暗的一年。 超讽刺的是，后人只知道1894年是值得美国人骄傲的辉煌的一年。这一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超越英国登顶世界第一，相当于英国的两倍，法国的三倍，接近全球工业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此时的美国也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强大且富裕。可是，谁知道这一年的美国人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血和泪？历史似乎只记住了那一层镀金的光泽，却忘了镀金层下的苦难。

公平地说，哈里森，而不是克利夫兰，应该对危机在美国的爆发负主要责任。然而，克利夫兰在危机爆发后的表现一点也没给自己加分。至少在当时人看来，克利夫兰政府根本不管美国人的死活。从克利夫兰第一个任期的表现就猜得到，信奉“保守主义”的他绝对不会用联邦政府的力量帮助普通人脱困。还记得他否决“德克萨斯种子法案”时发的那一通高论吗（参看《美国的故事（178）- 金银之争》）？美国人必须靠自己走出泥潭。但是，他可以忽视老百姓的诉求，却无法忽视联邦政府自己的问题。此时联邦最大的问题是由“谢尔曼购银法”引起的黄金外流。

要想止损，第一步必须废除“购银法”。克利夫兰崇尚“金本位”，早就对此法恨得咬牙切齿。1893年8月7日，他紧急召集国会商讨废除“购银法”。克利夫兰的效率我们已经讲过了，本来没什么把握的事还真让他干成了。“购银法”寿终正寝，标志着白银开始退出美国货币体系（尚未完全退出），黄金外流放缓了（没完全停止）。此举在今天看是适当的，但在当时却引来铺天盖地的谴责，特别是南方和西部的农民，他们好不容易争来的利益又被剥夺。但话又说回来。“购银法”即使不是危机的元凶，它至少是危机的帮凶。农民自己也是危机的受害者，此法多少有些“损人不利己”的嫌疑。克利夫兰不怕扛事，但“民主党”扛不住了，1896年的“世纪大选”将是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

“亡羊补牢”的第二步是得到足够的黄金偿还外债和稳定金融市场。如果黄金不到位，美国政府可就要债务违约了。自从汉密尔顿创建金融体系，到克利夫兰已有一百多年，美国政府从没赖过账，美债几乎是“无风险”投资。但是，危机把美国政府的信用架在火上烤，投资者们，特别是外国投资者，正心惊胆战地看着手里的美债一天天变糊。1895年，财政部的黄金储备眼看着要见底了。就在克利夫兰焦头烂额的时候，一位纽约的银行家找上门来，要求现在立刻马上见到总统。注意，他可不是“请求”总统的接见，而是“要求”甚至“命令”总统见他。银行家开门见山地告诉克利夫兰：如果不采取行动，联邦政府今天就会破产！他可不是危言耸听。联邦政府和华尔街的命运就要在那一眨眼的瞬间改变了。

这位银行家是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今天的美国第一大银行，摩根大通银行（JPMorgan Chase & Co.），就是以他（和奇斯）的名字命名的（俗称“大摩”）。J.P.摩根是“镀金年代”最杰出的银行家，没有之一。在鼎盛时期，他通过融资直接或间接地拥有全美企业资本的25%、金融资本的33%、保险业的65%，控制着全美钢产量的65%、铁路的30%，包括人们耳熟能详的“世界五百强”公司，比如美国钢铁（U.S. Steel），通用电器（GE），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安泰保险（Aetna），通用汽车（GM），等等。摩根还为法国、英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发行债券。据传，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过：“谁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所有的人；谁控制了货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摩根就是那个控制货币的人，他被称为“世界债主”。

那个年代的另外两位巨头洛克菲勒和卡耐基都生于普通家庭，完全靠自己成为“首富”（参看《美国的故事（173）- 镀金年代》）。摩根却是妥妥的含着银汤匙出生的“富三代”，祖父和父亲都是成功的商人。祖父约瑟夫·摩根（Joseph Morgan）为子孙留下一大笔钱，父亲朱尼厄斯·摩根（Junius S. Morgan）一步一步地铺设了儿子的成功之路。1837年4月17日，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生于康涅狄克州，他的名字来自外祖父，诗人约翰·皮尔庞特（John Pierpont）。摩根喜欢被人叫做“皮尔庞特”，而不是“约翰”，但大家显然觉得太麻烦，干脆简称“J.P.”。摩根的父亲是伦敦皮博迪（Peabody）贸易公司的合伙人，摩根自幼便频繁地去伦敦和欧洲居住。在父亲的安排下，他在康涅狄克上完中学后去瑞士学习，学得一口流利的法语，然后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University of Gottingen）完成了大学学业，也基本掌握了德语。

1857年，20岁的他大学毕业后加入了父亲的公司，先后在伦敦和纽约工作，从底层干起，学着做生意。父亲倾囊相授，儿子聪明好学，既有“传、帮、带”的家族“工艺”，又有独立的思考和创造，教学效果远超顶尖商学院的课堂。在此后的十四年里，摩根在这一整套详尽又专业的商业指导和训练中成长起来，先做父亲公司在美国的代理，后来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就是未来的J.P.摩根公司（J.P. Morgan & Company）的前身。当初，摩根家族的业务仅限于商品买卖或进出口生意，还没涉及金融业。倒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一时插不上手，这块肥肉早就被瓜分了。“内战”爆发后，林肯政府为供应战争而发行国债。为政府发债的是费城的银行家杰伊·库克（Jay Cooke），他从中赚了400万美元的佣金（参看《美国的故事（140）- 蜕变》）。这笔钱让所有的人眼红，也让摩根意识到真正的大买卖在哪里。为避免上战场，他交了300美元雇人替自己服兵役（这是合法的），趁着打仗狠赚一笔。其中最有争议的交易是从华盛顿的联邦政府手里买来武器又转手高价卖给西部的联邦军队，可见当时的水有多浑。难怪商人们说“你可以用任何价钱把任何东西卖给政府”。当然，这中间少不了障眼法。摩根一直声称自己只知下家（联邦军队）不知上家（联邦政府），政府对此事也没查出个所以然。很多人相信摩根是无辜的，但也有学者认为，像摩根这样精明的商人是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货源的，除非他选择性失明。1863年，试水金融和货币市场的摩根向伦敦转移了价值115万美元的黄金，刺激金价上涨，然后高价甩卖，大赚了一笔。摩根还在“内战”中大手笔投资国债，就赌联邦（北方）能赢。结果，联邦赢了，摩根赢麻了。

“内战”结束后，在战时“浅尝”华尔街红利的摩根渐渐变成大玩家。战后的“镀金年代”也是摩根的黄金年代，他从买卖商品转为买卖股票，与私人交易，也与政府交易。我们以前讲过，“镀金年代”的两大发财秘诀是铁路和金融，这两样摩根都想占。他最初的股票投资集中在铁路和电报电话领域，后来扩展到钢铁、保险、和其他行业。1890年，父亲去世，摩根继承了家产和公司。为了实现野心，他领头组织财团（Syndicate）融资（与其它银行组团投资），主打一个“团结就是力量”。这种方式打破了杰伊·库克的垄断，开创了通过私募基金（private equity）投资的先河。人们把他这种新的融资过程叫做“摩根化”（Morganization）。他通过融资控股了主要铁路，甚至召集铁路公司巨头开会商讨统一定价、统一运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政府做不到的事他做到了。华尔街每一个重要的融资案、上市案、合并案背后都有摩根的手，他把财团融资做到了极致。他的名字意味着成功，只要有他参与投资的公司，美国和外国股民们就闭眼入，活脱脱一个近代版巴菲特。

钱已经不能满足摩根的野心。也许，他领略了两千多年前那位中国古人的心得：十倍的“耕田之利”和百倍的“珠玉之赢”远不及不可限量的“立主定国之赢”。 很人说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就是摩根“立”的“主”，很多证据指向这一点。真相如何，我们后面再讲。对政治的投入是摩根与洛克菲勒的不同。洛克菲勒专注于自己的商业版图，摩根除了华尔街还想要美国政府，他是最有政治影响力的银行家。多年来，联邦政府“独宠”杰伊·库克，摩根早就看不顺眼了，一定要把政府的生意抢过来。1877年，为了重建人们在“1873年大恐慌”中丧失的对投资和联邦政府的信心，摩根的公司融资垫付了美军的全部开支，算是救了美军一把。当然，他也赚足了利息。1887年左右，摩根帮纽约市政府融资修建用于市内交通的有轨铁路和火车站。真正让他成为美国政府的“大救星”的是“1893年大恐慌“。

如前所述，1895年，摩根造访白宫，警告克利夫兰总统联邦政府眼看着就要关门大吉了。外债还不上，信用破产，政府怎么运行？华尔街已经跌成狗了，政府要是也玩儿完，美国还有救吗？克利夫兰说，还外债需要黄金，我到哪找那么多金子？摩根说：找我呀。摩根最初的提议是，财政部从摩根和他组织的财团（包括欧洲银行）买黄金应急。总统不同意，觉得这笔买卖不划算。克利夫兰不是吃素的，不能由着摩根拿捏。 他们俩都长得高大魁梧，虎背熊腰，气势都不输对方。 最后，双方达成协议，联邦政府以发行30年期国债的形式向摩根的财团和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借350万盎司黄金，用以还债和稳定股市。就这样，华尔街得救了，美国政府得救了，克利夫兰的声誉和政治前途可毁了。“人民党”和“民主党”指责他用金本位欺负农民，发誓决不让他的名字出现在1896年大选中。他们还说克利夫兰向华尔街借黄金就是向资本屈服，置选民的利益于何处？“借黄金”事件的受益者毫无疑问是摩根，他名利双收，赚钱的同时还拯救了联邦（他和他的财团转手就把从克利夫兰那里拿来的国债高价甩卖，大赚一笔）。这叫时势造英雄，谁让美国没有中央银行呢？华尔街救得了财政部，财政部管不了华尔街。摩根将在“1907年大恐慌”中再次出手救市救国，那是后面的故事。

本来，令人绝望的危机似乎看不到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结束，克利夫兰对金本位的坚持和他的保守风格确实无助于缓解危机。可是，美国的运气太好了。克利夫兰绝对没想到，仅仅两年之后，1897年，金本位引起的“通缩”消失了，新大陆再度繁荣。原因是，南非、加拿大、美国的阿拉斯加领地发现了大金矿。黄金产量大增缓解了货币紧缺的问题，白银彻底退出货币体系，“金银之争”也如过眼云烟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

“1893年大恐慌”充分暴露了“镀金年代”带给美国人的痛苦，特别是贫富悬殊和阶级矛盾。平等自由的理念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面对如此巨大的挑战。美国人能改变现状吗？他们将怎样捍卫《独立宣言》许给他们的“追求幸福的权利”？普通人如何分享时代的红利？请看下一个故事：渴望进步。

做为第二个入主白宫的单身汉，克利夫兰没有像前总统詹姆斯·布坎南那样将单身进行到底。那位使克利夫兰为之倾倒的女孩是弗朗西丝·福尔松（Frances Folsom）。说起来，克利夫兰与福尔松家渊源极深，他与弗朗西丝的父亲奥斯卡·福尔松（Oscar Folsom）是好朋友，弗朗西丝刚出生时克利夫兰就见过襁褓中的她，还送给她一个小摇篮做礼物。弗朗西丝11岁时，父亲去世。做为好友和律师，克利夫兰成了福尔松的遗嘱执行人，负责管理福尔松家的债务并为弗朗西丝和她母亲提供经济来源。对弗朗西丝来说，克利夫兰似乎一直是父亲般的存在，直到1885年6月弗朗西丝和母亲拜访了白宫后事情才变得有些微妙。这次拜访让克利夫兰对弗朗西丝一见倾心，他突然意识到，他看着长大的女孩已变成妩媚动人的女人。弗朗西丝从小到大看克利夫兰时眼里只有崇拜，如今，崇拜变成了爱。秘密订婚一年后，21岁的弗朗西丝与49岁的克利夫兰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她是第一位在白宫结婚的第一夫人，也是史上最年轻的第一夫人。

率真、随和、充满活力、受过高等教育的弗朗西丝立刻赢得了美国人的喜爱，为固执又有些死板的克利夫兰平添了许多亲和力和人情味，她在社交活动和公共场合展现的开放、坦诚的态度彰显了新时代美国女性的自信和担当。媒体对克利夫兰家庭生活的好奇和关注无形中提高了克利夫兰的声望，但这不意味着他能顺利地连选连任。事实上，克利夫兰的一系列保守主义政策正引来激烈的反对声。他拒绝帮助南方的黑人；漠视印第安人的权利；敦促国会通过“斯科特法案”（Scott Act）扩大了“排华法案”的效力，规定拥有永久居留权的中国移民只要离境便不得重返美国，导致2万到3万华侨滞留中国。总之，他的政策对底层民众不算友好，推行公务员制度改革又让他失去了一部分“民主党”领袖的支持。尽管克利夫兰中规中矩的统治非常有效，他的清正廉洁更远胜他的“共和党”前任们，但当1888年大选来临时，再次得到“民主党”提名的克利夫兰一点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共和党”推出来跟克利夫兰竞争的是“红四代”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哈里森的祖先是新大陆最早的移民之一，1630年就从英国来到弗吉尼亚。殖民地时期，哈里森家族是弗吉尼亚的名门望族，也是政治世家。他的曾祖父本杰明·哈里森五世（Benjamin Harrison V）是在《独立宣言》上签名的建国国父之一（参看《美国的故事（34）- 生于7月4日》），当过弗吉尼亚州州长；祖父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是第9任美国总统（参看《美国的故事（110）- 意外》）；父亲约翰·哈里森（John S. Harrison）当过两届联邦众议员。根红苗正的哈里森1833年8月20日生于俄亥俄州，在俄亥俄完成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在那里娶妻生子，在那里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

1854年，哈里森带着全家迁至印第安纳州。他的法律业务渐入正轨，他也开始参与政治。受家族传统的影响，倾向于“辉格党”的哈里森自然而然地加入了继承了“辉格党”大部分观点的“共和党”，反对奴隶制，反对分裂。“内战”开始后，哈里森应印第安纳州长之邀在家乡招募了一个军团，被州长任命为上校，带着他的人马奔赴战场。他们加入了威廉·谢尔曼将军的部队，在“亚特兰大战役”中表现出色。在军中，哈里森从一个军事小白成长为坚韧、勇敢的领袖。他常在寒冷的冬夜为战士们送一杯热咖啡，不管战斗多么残酷、环境多么恶劣，他从不舍弃他的战士，永远与他们共进退。尽管他不是出色的军事指挥官，但他赢得了崇高的声誉。1865年，林肯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授予他准将军衔。

战后，哈里森的法律业务越来越成功，他的政治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格兰特总统请他在诉讼中代表联邦政府，海斯总统请他担任联邦密西西比河道开发总监。1880年大选中，哈里森是詹姆斯·加菲尔德的关键支持者之一。同年，哈里森当选联邦参议员。在1888年6月的“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哈里森本来是没什么戏的，在17名竞争者中排第五。遥遥领先的是参议员约翰·谢尔曼（John Sherman），他八年前就想当总统，但最后选择支持加菲尔德（参看《美国的故事（176）- 改革》）。这一次，他看上去优势很大，但似乎遭遇了同样的阻击，尽管名列前茅，却无法得到所需的票数。代表们连投七轮票都无人胜出。于是，与以往类似的情况发生了。人畜无害的哈里森渐渐地成了各方妥协的人选，“共和党”领袖们也认为他的人品和家世足以与克利夫兰总统一争高低。在第八轮投票中，哈里森胜出，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1888年大选的两党候选人可以说旗鼓相当，克利夫兰和哈里森的声望都不错，支持者都很多。两人胜负的关键在于四个“摇摆州”：新泽西，康涅狄克，克利夫兰的家乡州纽约和哈里森的家乡州印第安纳。两党争论的焦点在关税。“共和党”坚持高关税，深得北方工业发达州选民的心；“民主党”要低关税，反映南方和西部农业州的诉求。但克利夫兰在关税上的优势被打了折扣，因为他的货币政策（金本位）吓退了不少南方和西部人。四年前，克利夫兰横扫这四个摇摆州；这一次，他与哈里森平分秋色。克利夫兰赢得新泽西和康涅狄克，哈里森把他俩的家乡州纽约和印第安纳收入囊中（哈里森团队在印第安纳有作弊的嫌疑）。失去人口大州纽约对克利夫兰的打击是致命的。虽然哈里森得到的普选票总数比克利夫兰少9万张，但他得到了更多的选举人票，以233票比168票的优势获胜。“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又选出了一位“少数人的总统”（迄今为止，美国共有5位“少数人的总统”）。克利夫兰是第4位在大选中落败的现任总统（迄今为止，共11位现任总统在争取连任的大选中失败）。

输掉了白宫的克利夫兰和妻子一起准备着卷铺盖走人，弗朗西丝对丈夫的信心却一点也没少。她对白宫的工作人员说：“我想让你们照看好这所房子中所有的家具和装饰品。四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来时，我希望一切如旧。”克利夫兰回归纽约，除了打理自己的法律业务就是与年轻的妻子拼命生孩子。他们一共有5个孩子，都是在克利夫兰卸任之后生的。离开白宫似乎让他重焕青春，为下一个冲刺做准备。

1889年3月4日，本杰明·哈里森宣誓就职，成为第23任总统。他是联邦政府的“世纪总统”，一百年前的今天，乔治·华盛顿宣誓就任第1任总统。还记得哈里森的爷爷就职时发生的事吗？威廉·亨利·哈里森在史上最冷的就职日之一（1841年3月4日）向他的听众做了史上最长的就职演说（8445个词）。结果，就职当晚就病了（很多人认为他是被冻病的），31天后去世，成了任职时间最短的总统。似乎是为了吸取爷爷的教训，本杰明·哈里森的就职演说很短，字数只有爷爷的一半。哈里森的任期静悄悄地开始了，他的整个任期似乎都是静悄悄的。后人总觉得哈里森平庸，主要是因为他的任期内似乎没有“大事”发生，他的性格又远不如克利夫兰强势和出彩。但实际上，哈里森一点也没闲着，他直接或间接推动的几项立法把“大事”都留给了他的继任者们。

既然关税问题是1888年大选的核心问题，哈里森自然要兑现承诺。保护性的高关税是“共和党”的不二选择。帮总统和“共和党”实现愿望的是来自俄亥俄的联邦众议员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麦金莱是未来的总统，他的故事我们后面再讲，此时的众议员麦金莱是保护性关税最重要的代言人。在1888年大选中，“共和党”不仅赢了白宫，也赢了国会（第51届国会，1889 – 1891），为高关税扫清了障碍。1890年，国会通过了“麦金莱关税法”（McKinley Tariff）。10月1日，哈里森签字使之生效。税法把进口关税从平均38%提高到49.5%以保护本国的工商业和产业工人。资本家高兴了，农民实惨，它引起的反弹可想而知。这部税法也是“共和党”在1890年的中期选举中失利的原因。

税高了，联邦的财政收入自然也高，这就是哈里森要做的第二件事：花钱。联邦政府的财政盈余不是一天两天了。克利夫兰除了投资海军，从不在别处乱花钱，为此多次行使否决权，抠门抠到家（参看上一个故事）。哈里森正好相反，把花钱当成了历史使命。他也投资海军，但那不是重点。也许是他当过军人的缘故吧，他的政府最大的开销就是向退伍军人支付高额退休金，恨不得把政府所有的盈余都塞到退伍军人手里。短短几年国库就空了，效率还挺高。有乱花钱的政府就有乱要钱的骗子，这中间的糊涂账越来越多。即使哈里森本人比较清廉，选民们又开始闻到腐败的味道了。

第51届国会通过的最重要的法案之一是1890年的“谢尔曼反垄断法”，它正是由两次争取总统提名都失败的参议员约翰·谢尔曼起草的。谢尔曼也许天生与白宫绝缘，但他显然是最杰出的参议员之一，国会山才是他展现才华的舞台。哈里森总统的支持使法案变成了法律。“反垄断法”最著名一个案例是把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分拆成了八个公司（参看《美国的故事（173）- 镀金年代》），它和后续的几个立法塑造了未来美国的工商业格局。

同一个谢尔曼推动国会通过了“1890年谢尔曼购银法案”，这是联邦政府对“自由白银”运动做的最大的妥协（参看《美国的故事（178）- 金银之争》）。“共和党“和哈里森本想用此法讨好西部的选民，确保下次大选的胜利，却没成想砸了自己的脚。敏感的美国人立刻嗅到金融危机的气息，反而让哈里森失去了很多本来支持他的东部选民。

其实，哈里森效率最高的工作是为联邦增加了6个州：北达科他（North Dakota），南达科他（South Dakota），蒙大拿（Montana），华盛顿（Washington），爱达荷（Idaho），怀俄明（Wyoming）。美国本土的独立州总数到了44个（其余地区仍然是美国领地，暂时不符合成为州的条件）。1890年，联邦军队在伤膝溪（Wounded Knee Creek）屠杀了300多个印第安人。“伤膝溪大屠杀”或“伤膝溪之战”是美国与印第安人自“内战”结束以来长达20多年的战争中的最后一战。从此，幸存的印第安人全部迁入保留地，他们再也无力反抗。在开疆拓土方面，哈里森还是很积极的。为了美国的商业和军事（海军）利益，他一直支持住在夏威夷（Hawaii）的美国人给当地政府捣乱，挑起反政府叛乱。1893年，哈里森开启了吞并夏威夷的程序。1898年，夏威夷成为美国领地（Territory of Hawaii）。

“麦金莱关税法”和“购银法”使哈里森政府饱受诟病。1892年，“民主党”第三次提名克利夫兰为总统候选人。于是，克利夫兰与哈里森再次狭路相逢。得失一瞬间，风水轮流转。这一次，命运的天平不再偏向哈里森。克利夫兰得到的普选票比哈里森的多40万张，最终以227票比149票获胜。然而，这次选举中最引人注目的既不是克利夫兰也不是哈里森，而是“人民党”候选人詹姆斯·韦弗（James Weaver）。如前所述，“人民党”成立于1892年，由“绿背党”和“农民同盟”合并而成（参看上一个故事）。韦弗本是“绿背党”成员，此次代表新成立的“人民党”。“人民党”在选举中的主要诉求是双本位。韦弗的成绩出乎意料地好，他得到了4个州的22张选举人票。一个在大选开始前刚刚新鲜出炉的政党竟然表现得如此令人惊艳，“人民党”的能量不容小觑。

重返白宫的克利夫兰将要面对的是什么？他会怎样应付？请看下一个故事：危机。

被忘记、被忽视、被遗弃的人是那些被压迫、被剥削、被牺牲的社会底层的人。在那个贫富极度分化的年代，他们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繁荣和富裕，只感受到痛苦、不公、屈辱。他们是农民。为什么“掉队”的偏偏是农民？拥有世界上最大耕地面积的新大陆本是小农的天堂，杰斐逊早在“一八〇〇年革命”时就向所有的美国人描绘了一个叫“农业共和国”的世外桃源：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自给自足，远离资本，远离大公司。只有这种“绝世而独立”的姿态才能造就独立自主的人格，才能成为自由和民主的载体。也许，十七、十八、十九世纪初的新大陆多多少少蒙着一层杰斐逊式“乌托邦”的色彩，但当人们来到十九世纪末，被镀过金的美国已然闪烁着完全不同的光泽。

农民是怎样陷入困境的呢？先看看两党代表的利益。“共和党”代表的是工商业、大资本家、北方人、南方的黑人，“民主党”代表了南方的农场主（前奴隶主）和其他南方白人（大多数是农民）。农民与“民主党”的关系更近些，但此时的“民主党”主要强调“州权”，而且特别保守，很难满足底层农民的诉求。自1861年以来，“共和党”长期执政，在经济上最明显的特征是：一，金本位；二，高关税。金本位的事我们在上一个故事中已经讲过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十九世纪的美国农民早就不“绝世而独立”了。首先，他们要借钱买种子和农具，还要买或租大型农业机械，比如收割机。新大陆的农户拥有的土地比旧大陆多得多（别忘了《宅地法》那160英亩土地），没有大型设备根本应付不过来。农民只能借钱，卖掉粮食后还钱或分期付款，连本带利被资本拿捏得死死的。如此这般，种什么，怎么种，还不都是资本说了算，农民哪有自主权？其次，还款时他们要还金币，因为资本家不收银币或纸币。在金本位制度下，以黄金为本的货币供应量远远小于商品流通的需求，通货紧缩（“通缩”），金价一个劲儿地往上涨。农民的借贷成本飙升，因为他们还钱时的金币比借钱时的金币贵多了。咋办？很多人只能借新钱还旧钱，永无出头之日。第三，因为“通缩”，物价下跌，农民的粮食卖不出好价钱，亏本是必然的。比如，1865年，1磅棉花卖1美元；1892年，1磅棉花卖7美分。1860年，1蒲式耳（8加仑）小麦卖2.5美元，1890年只卖50美分。农民要怎么做才能把单位成本控制在7美分或50美分以下？入不敷出成了家常便饭。总之，金本位带给农民的是双重伤害，既增加了生产成本，又降低了成品价格。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农民当然希望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比如纸币、银本位、或金银双本位，但谁能帮他们实现愿望呢？

现在说说关税。“内战”前，“民主党”算是站在农民这边的，至少是站在大奴隶主、大农场主这边。不管是小农户还是大农场主，他们都希望以高价卖粮、以低价买农具和其它工业品，包括日用品。粮食的价格受国际市场的影响，谁也左右不了，但工业品的价格则完全取决于关税。所以，“民主党”当政时（“第二政党体系”），大部分时间是低关税，美国的市场向全世界开放，欧洲大量的廉价工业品涌入，那真是普通消费者的好时光。然而，“内战”差点把“民主党”团灭，“第三政党体系”是“共和党”的天下。自从“共和党”上台，高关税就成了日常，理由是：保护本国弱小的工商业。这个道理没错，各国都有保护弱小的时候。高关税最初是汉密尔顿提出来的，当时的美国工商业确实需要保护。可是，时间到了十九世纪末，也就是“镀金年代”的尾声，美国一跃而成世界第一工业强国，跨国公司、大银行、大工厂应运而生，“民族工业”都快成世界一霸了。但是，“共和党”说，不行，我们还是弱国，需要保护，彻底保护。于是，关税居高不下，财政部年年“丰收”（参看上一个故事），资本家、工商业主赚得盆满钵满。农民可就苦了，廉价卖粮食，高价买商品，为工商业的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好像世界各国都是这个套路）。那么，工人呢？他们不也受剥削吗？没错，底层工人（特别是非技术工人）的日子也不好过，但他们可以团结起来跟资本家斗，他们的待遇是在斗争中逐步提高的。我们讲过工人大罢工的故事，你什么时候听过美国“农民起义”的故事？美国农民不起义是因为他们相信选票，而不是枪杆子，才是改变命运的武器。

说到选票，农民好不容易等来了“镀金年代”唯一的“民主党”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他们还以为等来了救星，却不成想此“民主党”已非彼“民主党”。如果说，杰斐逊和杰克逊时期的“民主党”（和它的前身“民主共和党”）是“自由派”（“左派”），那么，克利夫兰代表的“民主党”则是彻底的“保守派”（“右派”），比“共和党”保守百倍。克利夫兰对金本位的态度我们已经讲过了，在他心里，金子就是王道，别说纸币或银本位，连金银双本位都被他给废了。至于关税，克利夫兰本人倒是主张适当地降低关税，奈何“民主党”在国会中的优势不够大，再加上北方的“民主党”人也像“共和党”人一样支持高关税，连从47%降到40%这种微调都无法通过，你说农民还能指望谁？于是，“第三党”便从一个朦胧的愿望变成现实的行动。

这个“第三党”有两大源头。一个是1874年左右出现的“绿背党”（Greenback Party），听名字就知道这个党主张使用法定货币，也就是被称为“绿背”的美元纸币。法定货币的倡导者是两位经济学家，爱德华·凯洛格（Edward Kellogg）和亚历山大·坎贝尔（Alexander Campbell）。使用法定货币可以缓解“通缩”，有利于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第三党”的另一个源头是1877年在德克萨斯成立的“农民同盟”（Farmer’s Alliance）。它有点像农村的“工会”，租种土地的农民团结起来跟地主或资本家讲价。这种形式迅速扩展到德州的其它地区。1887年，克利夫兰总统否决了国会通过的“德克萨斯种子法案”（参看上一个故事），引起公愤。这一年，“农民同盟”与路易斯安那的“农民联盟”（Farmer’s Union）合并，影响力逐渐扩展到大平原地区、东北地区、和五大湖区。1889年，“农民同盟”的领袖之一查尔斯·马库内（Charles Macune）创建了一份叫“国家经济学家”（National Economist）的全国性的报纸，宣传“农民同盟”的观点。本来，“农民同盟”想融入“两党政治”，企图争取部分“民主党”和“共和党”成员接受他们的观点并为他们发声，但后来发现这两党都不靠谱。求人不如求己，咱干脆自立山头吧。1892年2月，“农民同盟”、“绿背党”、和其它几个小党，比如“禁酒党”（Prohibition Party）、“反垄断党”（Anti-Monopoly Party）、以及“工党”的残余分子等，联合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党。他们把它叫做“人民党”（People’s Party），意思是它代表全体人民或全体普通人，包括白人和黑人。当然，任何政党都不可能代表所有的人，扯个幌子而已。但不管怎么说，一直是弱势群体的农民总算喜提自己的代言人，“人民党”的初心也的确是为普通人特别是穷人谋福利。“人民党”也被称为“民粹党”（Populist Party）或“民粹主义者”（Populists）。“民粹”在当时是指代表农民的左翼政治观点，以及反对新移民的“本土主义”（Nativism）。今天，“民粹”泛指那些反建制的政治力量，具体表现参考2016年大选中上台的那届政府。

不要以为替农民说话的“人民党”很“土”，正相反，他们的很多主张非常现代，特别超前。如前所述，他们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提倡使用由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定货币（纸币），不与黄金挂钩。现代人对纸币司空见惯，但在一百三十多年前，这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当时既没中央银行也没使用纸币的传统和认知。林肯当初发行纸币是没办法的办法，是战争时期的非常手段，天下太平时谁要说用纸币代替黄金简直就是大逆不道。正因想法太过前卫，无法被众生接受，“人民党”才退而求其次，推动银本位或双本位（参看上一个故事），目的只有一个：增加货币发行量，减轻农民的债务负担。同时，“人民党”认为，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应该被牢牢地控制在联邦政府手中，而不是像当时那样深受大银行、大资本的影响。另外，他们还提出了“庄稼货币”或“作物货币”，以农作物代替黄金做为货币的基础（“实物本位”），还真是不拘一格地为农民着想。

“人民党”还号召联邦政府建立“次级国库”（Sub-Treasury），就是政府建仓库帮助农民储存粮食，并允许农民借相当于他们自己储存的粮价金额80%的资金。这等于政府允许农民以粮食为抵押获得低息贷款，这样，他们就不用去向大银行借更贵的钱了。“人民党”其它的观点包括：组织农民集体与资本谈判，争取在工资、作物种类、收购价等方面更大的话语权；联邦政府管控铁路运费；实行递进的个人所得税（高收入多交税，低收入不交或少交税）；选民直接选举参议员，而不是各州议会选送；把大选和各州选举中的选民实名投票改为匿名投票（就像今天的投票箱）；加强联邦政府的权力，使联邦政府能更好地帮助普通人脱贫脱困；政府应保护消费者免受不安全的产品和不公平竞争的伤害；缩短工作时长和每周的工作天数；建立邮政存款制度，给远离银行的人提供方便；免费为偏远的农村提供邮政服务，等等。不难看出，这些观点很有现代意识，其中的很多后来通过国会立法或宪法修正案成为现实。善政惠及的不仅是农民，而是所有的美国人。

想法很好，但“韭菜的春天”真的能到来吗？或者说，“人民党”到底有没有能力把自己的代表送进国会？“人民党”的影响力主要在南方和大平原区的农业州和落基山区富含银矿的“白银州”。虽然“人民党”企图与城市里的底层工人结成统一战线，但最终未能获得工人们的心，这意味着他们渗透不进东部和东北部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和城镇。尽管如此，令人惊叹的是，成立时间短又处在“两党制”夹缝中的“人民党”在选举中迸发出巨大的能量，效率远超在它之前试水的“工党”（Workingmen’ Party）。我们在上一个故事中已经讲过“人民党”在金银本位之争中的领导力，事实上，在它存在的大约十五年里，“人民党”共选送了5位联邦参议员、10位联邦众议员、3位州长，他们还在1892、1896、以及此后连续三次大选中推出过自己的总统或副总统候选人。迄今为止，还没有别的“第三党”能在“两党”主导的美国取得如此显著的战绩。这主要应归功于“人民党”杰出的领袖们，其中之一是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昵称汤姆·沃森。

汤姆·沃森是佐治亚人，生于1856年。他祖上是英国移民，爷爷老托马斯·沃森曾是佐治亚最大最富裕的奴隶主和种植园主之一。“内战”爆发后，老托马斯·沃森看着自己的三个儿子去了战场。结果，一个战死；一个跟死了差不多，完全丧失自理能力；还有一个，约翰·沃森（John Watson），也就是汤姆·沃森的父亲，也受了伤。沃森家的庄园毁于战火，约翰·沃森好不容易建起供一家人居住的大别墅，但因无力还债，只能忍痛卖掉。从此，沃森家搬到一个小农庄，陷入贫困。

爷爷和父亲都对北方人和黑人充满仇恨，汤姆·沃森却走上不同的道路。17岁那年，父亲猝然去世，正在上大学的沃森只能辍学，扛起养家的重担。他没有放弃学习，一面工作，一面自学法律并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他思维敏锐，口才绝佳，很快就成了佐治亚最成功的律师之一，终于建起自己的豪宅，重返上流社会。又成了富人的沃森没有忘记穷人的诉求，投身于为穷人谋福利的“农民同盟”和“人民党”。他认为，底层白人和黑人的共性是贫穷。如果他们是一盘散沙，他们就会被分别薅羊毛；如果他们团结起来，就能为自己争取权利。在1890年的中期选举中，当时还是“农民同盟”成员的沃森当选为代表佐治亚的联邦众议员，他终于有了为农民和穷人说话的舞台。正是在这个舞台上，他推动国会通过了“农村免费邮递”法（Rural Free Delivery）。从此，住在偏远农村的人可以收到免费邮递的信件和包裹，而不是像从前那样或自己跑大老远到附近的邮局取信或付费请人送到家。在今天看来这是小事一桩，但在那个年代，它把农民与外面的世界连在一起。所以，莫以善小而不为，善莫大焉。

敢说真话的沃森名声鹊起，却也得罪了不少人。他尽最大努力联合两大政党中的志同道合者，但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沃森在1892年的选举中落败，未能连任。这并不妨碍他继续领导“人民党”在此后的国会和总统选举中造势，他的政治生涯远远没有结束。

在沃森和其他人的领导下，“人民党”成为十九世纪末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它的主张将对未来的选举有什么影响？现任总统克利夫兰将如何面对来自“共和党”和“人民党”的双重压力？请看下一个故事：失与得。

克利夫兰长得高大魁梧，虎背熊腰，看上去很强势，实际上更强势。他玩得最熟练的游戏是“一票否决权”（Veto power），当市长时如此，当州长时如此，当总统更如此。他仅在第一个任期就行使了414次否决权，比他之前所有的二十一位总统否决次数总和（206次）的两倍还多。两届加起来，他共否决了584次，包括346次正常否决（Regular veto，总统发否决信，明确给出否决理由）和238次搁置（Pocket veto，总统在一定期限内不签字，法案自动作废）。迄今为止，只有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行使否决权的次数（635次）比克利夫兰多，但那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况且罗斯福连任四届（12年），年均否决次数少于克利夫兰。对国会说“不”，需要勇气，需要决心，更需要技巧。这个“不”字说得不好，统治便会无效，看看安德鲁·约翰逊就知道了。约翰逊行使了29次否决权，其中的15次被国会以三分之二多数推翻（overridden），失败率高达52%。栽在“否决权”上的总统无一不被国会整得死去活来，轻则“斥责”（censure），重则“弹劾”（impeach）。国会毕竟是人民的代表，把人民惹毛了还能有好果子吃？但是，被克利夫兰否决的法案中只有7项得以翻身，否决失败率仅1.1%，他的统治效力可见一斑。

苦孩子出身的克利夫兰政治观点极为保守，最突出的表现是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他的第一个任期正是联邦国库最充裕之时，财政年年盈余，国会整天发愁钱多得没处花，可着劲儿地折腾。但是，克利夫兰一点也不给国会糟蹋钱的机会，不停地否决国会的拨款法案。他最著名的两次否决案都与钱有关。第一个是“内战”退伍军人的退休金拨款。他不厌其烦地逐一审核退休金账单，否决了二百多项他认为没必要的支出。凡是有疑点的一律卡死，防止有人伪造残疾证，冒领退休金，也防止国会干涉“退休金局”（Pension Bureau）的决定。很多人认为这是“民主党”总统对“共和党”军人的报复，克利夫兰才不管这一套呢，他就是要通过限制国会花钱来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这正是保守主义的做派。第二个是1887年的“德克萨斯种子法案”（Texas Seed Bill）。德克萨斯州遭遇了罕见的大旱，其中几个县受灾严重。国会决定拨款10万美元（相当于2022年的约320万美元）救灾，为当地农民买种子。法案送到克利夫兰的办公桌上，他写下了下面这段著名的否决意见：

“我认为这个拨款没有宪法依据，我不认为联邦政府有权力和义务为受灾的个人纾困，因为这与公共服务及福利没有关系。那种无视政府权力和义务的界限的趋势应该被坚决制止。人们从这件事中应该得到的教训是：即使人民支持政府，政府也不应该支持人民。公民应该依靠同胞间的友谊和慈善解困，这已经被重复验证了。联邦政府的救济只会让人对政府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从而削弱我们民族的性格和公民之间互相帮助的善意和纽带。”

敢情抗灾全靠民间，联邦政府一毛不拔。即使美国有“大社会，小政府”的传统，即使民间力量确实比较强大，但这未免太绝情。然而，这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克利夫兰。他当纽约州长时否决了州议会给“自由女神”像的拨款（参看《美国的故事（172）- 百里之行》），那还可以说是否决了面子工程，现在连救灾款也否了，抠门到没人性的地步。他想说的是，联邦政府不能也不会介入普通人的生活，这正是当时“民主党”在“重建”、“种族歧视”、“州权”等各方面对抗“共和党”的立场。今天，两党的观念却是一百八十度大反转，面目全非了。

但是，不要以为克利夫兰干啥都抠门。至少有一项开支他是毫不吝啬的，那就是投资美国海军。像阿瑟总统一样，克利夫兰是造舰迷。他继续了阿瑟对海军的投入，也调整了阿瑟的计划，停建木质舰艇，全改成钢铁战舰，推动美国海军的现代化。他花在海军上的钱将在“美西战争”中得到回报。

在很多人眼里，克利夫兰是个“改革者”。他维护和延续了加菲尔德和阿瑟的公务员制度改革的成果，防止“政党分赃制”卷土重来，最大限度地杜绝了腐败。他刚上任时，“民主党”领袖敦促他赶紧把前任“共和党”总统和国会塞到政府里的公务员赶走，咱好不容易得来的江山当然应该好好享用一下。但克利夫兰拒绝解雇现任普通公务员，拒绝以党派为公务员的录用标准，坚持通过考试择优录取。后来，迫于压力，他不得不妥协，用了些“民主党”的人，但跟前任比起来已经进步很大了。“彭德尔顿法案”毕竟才生效两年，彻底改掉积习和弊端需要时间。

其实，克利夫兰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改革者，而是自视为“预防性的总统”（Preventative president），他相信“预防是最好的药”（Prevention is the best medicine.）。他的政府不搞创新，不改变现状，只是努力把该做的做好，把应该被执行的法律执行好，对不该出现的错误防微杜渐，规规矩矩，平平稳稳，他觉得这就是社稷之福了。至于“镀金年代”和即将到来的“进步年代”中那些频频上热搜的话题，比如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垄断、劳资矛盾、女性的投票权等等，他没做任何试图改革的努力，反而弱化政府在社会矛盾中的角色，似乎等待着社会的自然发展，依赖民间力量的兴起和壮大。由此可见，克利夫兰确实是保守主义的信徒，维护着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高度自治的美国社会。那么，保守的他在面对另一个由来已久且贯穿他的两个任期的经济问题时会做何选择呢？

这个已经困扰了美国人很长时间的东西是货币（美元），或者说是金本位和银本位之争。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复习一下现代人都懂的金融常识。货币是在商品流通中产生的，它让人们摆脱了以物易物的局限。充当货币的东西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足够稀有、珍贵，有价有市；二，数量足够多，能满足流通的需求。黄金因符合这两个要求而成为世界各国通用的货币。自从联邦政府开始铸币，美元金币和银币就共存。因为当时白银和黄金都很稀少，同时使用两者是有必要的。1849年的“淘金潮”使金产量大增，黄金稳稳地占据了货币的主导地位，把产量稀少的白银挤出流通领域。一些私有银行或政府开出的汇票、本票、支票、纸币等票据大多以黄金背书，比如，持有价值100美元的黄金或金币就开100美元的票据，这就是金本位（Gold Standard）。在金本位制度下，每单位的货币价值等同于若干重量的黄金（即货币含金量），每一货币单位都有法定的含金量，各国的货币根据各自的含金量换算。十九世纪末，1英镑的含金量是7.32238克（纯金），1美元的含金量是1.50463克（纯金），就是说，1英镑的含金量是1美元的4.8665倍，故1英镑＝4.8665美元。

金本位的好处不言自明，主打一个踏实稳定。有多少黄金印多少钱，绝对不会通货膨胀（“通胀”，inflation），拿着票据可以直接兑换黄金。“内战”期间，联邦政府的钱（金币）实在不够花，林肯政府发行了美元纸币（“绿背”），也叫“法定货币”。法定货币纯纯就是一张纸，跟黄金完全不挂钩，不能兑换黄金。纸币是靠联邦政府的信用（主要是税收能力）生效的，理论上说，政府想印多少印多少。美元纸币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开始贬值，幸好在没贬得一塌糊涂之前战争就结束了。“内战”一结束，法定货币似乎完成了历史使命，加速退出流通。1873年，金本位得以恢复。美元纸币还可以印，但必须与黄金挂钩。可是，美国人没想到，新时期带来了新问题，他们好像回不到从前了。

战后最大的变化就是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而来的“镀金年代”。工商业爆炸式发展，财富迅速积累，商品极大地丰富，流通速度翻倍。与此同时，世界和美国的黄金产量并没有增加多少，金价还像以前一样稳定，以黄金为本的纸币自然也不能多印。人们忽然发现，货币的供应量已经远远小于商品流通的需要，闹起了“钱荒”，这就是通货紧缩（“通缩”，deflation）。1873年的经济危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爆发的。当时，很多学者敦促格兰特总统放弃金本位，增加货币发行量（量化宽松）以缓解危机。但格兰特思前想后还是过不了良心的坎儿，最后决定强行恢复金本位，从而加重了危机，生生让美国人在“大恐慌”中煎熬了五年（参看《美国的故事（170）- 堕落天使》）。在金本位的问题上，格兰特是绝对的“保守派”。

按理说，金本位自1873年恢复以来到克利夫兰这儿已经十多年，不是新问题，却为什么成了克利夫兰必须面对的新挑战？因为形势变了。如果说格兰特当初只有两个选项：金本位或纸币（法定货币），那么，克利夫兰多了两个选项：银本位（Sliver Standard）或金银双本位（Bimetallic Standard）。一看名字就知道，这两个新选项是把白银加入货币，或代替黄金，或与黄金一起流通。如此这般，做为货币的贵金属多了，政府就可以多印钱了，解决了货币不足的问题。克利夫兰之所以多了白银的选项是因为白银的产量上来了，这要归功于内华达等西部各州（“白银州”）储量丰富的银矿。随着大银矿的开发，白银产量超过了黄金，也有了与黄金争夺货币主导权的实力。但白银比黄金便宜，不够珍稀，完全银本位不现实，金银双本位倒是可能的。那么，“金银之争”的双方是哪些人？他们为何而争？

首先，咱看看“通缩”和“通胀”的影响。坚持金本位意味着“通缩”，也就是货币少于商品，货币贵，商品便宜，物价下跌。通缩的受益者是北方的债权人、银行家（华尔街）、大企业家，他们放贷收回的和出口换回的都是更值钱的货币（黄金），可以买更多的东西或付更低的工资；受害者是西部的债务人，特别是农民和小商贩，他们借贷成本增高，还债压力大，在国内市场卖出的粮食和商品价格又低，一出一进两头吃亏。相反，银本位或双本位会引起“通胀”，货币便宜，商品贵。每个人手里的钱多了，物价自然上涨。借贷成本低，粮食和商品能卖出好价钱，收入高。所以，资本家、银行、富人支持金本位，小农户、银矿矿主、穷人支持银本位或双本位。在这个议题上，两党之争被区域之争代替，东北部的新英格兰、纽约地区，甭管“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支持金本位；西部，特别是那些“白银州”，都支持银本位或双本位。在“工党”衰败后悄然兴起的另一个政党，“人民党”（People’s Party），开始在“金银之争”中崭露头角，眼看着两党政治的平衡就要被打破了。

在“人民党”的推动下，手里攥着大量白银的西部掀起了“自由白银”运动（Free Silver），要求联邦政府建立黄金与白银的官方兑换比率，无限制地以官价购买白银，无限制地铸银币，以此增加货币发行量。西部人认为，我们明明有更廉价的货币（白银），为什么不能用？搞得紧紧巴巴的，这不是故意难为我们吗？北方人说，白银产量那么大，贬值严重，用白银支付不叫购买叫抢劫好吧？正因金贵银贱，大家都储藏黄金，使用白银，黄金的流通会越来越少，这叫劣币驱逐良币，搞不好会动摇国本。况且，国际资本和商品流通都要黄金，如果美国政府收了太多白银，还要拿廉价的白银去兑换黄金，里外里亏大了。

双方争得不可开交，“人民党”和“银本位主义者”还是取得了一定胜利的。1878年，国会通过了由来自密苏里的众议员理查德·布兰德（Richard Bland）和来自爱荷华的参议员威廉·艾利森（William Allison）推动的“布兰德-艾利森法案”（Bland – Allison Act），把白银纳入货币体系，规定财政部每月可购入200万到400万美元的白银，铸成银币使用。海斯总统否决了此案，但国会以三分之二多数再次通过。这就算是金银双本位了，也是在金本位和“自由白银”之间的妥协，法案只规定有限地使用银币，不是无限制地使用。“人民党”不死心，还想继续推动无限制使用白银，但困难太大，基本不可能，除非大家都不过日子了。即使有限地使用白银也已经让财政部有点吃不消。白银最大的缺点是价格波动大，不稳定，比如，汉密尔顿时期，白银兑换黄金的官方固定比率是15:1，1873年降到16:1，到1893年变成30:1。这只是官价，市价降得更快，比如，1885年，官价16:1的时候，市价已经到了大约20:1。银价被政府严重高估，结果就是财政部高价买银（用1盎司黄金买15盎司白银），低价卖银（用20盎司白银买1盎司黄金以偿还外债等），黄金哗哗地往外流，黄金储备一路走低。

做为“保守派”代言人的克利夫兰在金本位的议题上一如既往地保守。他是金本位的“死忠粉”，坚决反对银本位或金银双本位。他才不理会农民和银矿主的诉求，只知道黄金就是最好的货币，哪怕因闹“钱荒”导致经济衰退也在所不惜。他的第一个任期情况还好，财政部钱太多，国库里金币、银币堆成山，觉不着疼。即便如此，克利夫兰还是企图让国会废除“布兰德-艾利森法案”，但他失败了。他对金本位的态度和其它保守政策引来很多发对声，这是他在1888年大选中失利的原因。他的继任者，“共和党”人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一反克利夫兰的保守作风，任由国会乱花钱，用了四年时间总算把国库捣腾空了（哈里森的故事我们后面再讲）。不仅如此，为了取悦西部选民，哈里森还签署了1890年的“谢尔曼购银法案”（Sherman Silver Purchase Act），简称“购银法案”，进一步提高白银在美国货币体系中的比例，向银本位靠拢。这下，危机就不远了。哈里森把国库清空的同时也把自己清出了白宫，克利夫兰卷土重来，赢得了1892年的大选，于1893年3月4日重返白宫。

克利夫兰刚回白宫两个月，“1893年经济危机”就爆发了。引发危机的原因很多，货币政策（银本位）是最重要的之一。因国库空虚，克利夫兰不得不向私人银行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及其财团借了350万盎司的黄金用以偿还债务和稳定金融市场，否则，联邦政府就要官宣破产了（J.P.摩根的故事我们后面还要讲）。危机也让克利夫兰痛下决心，一定要把白银赶出货币体系。 别说得罪几个怀里揣着银子的选民，就是得罪全世界他也要干。 1893年8月，克利夫兰召集紧急国会，商讨阻止黄金外流和废除“谢尔曼购银法”。虽然遇到银本位支持者的顽强阻击，但克利夫兰凭强硬的姿态和高超的技巧团结了国会中“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金本位支持者，终于使国会废除了“购银法案”。1895年11月1日，美国铸币厂宣布停止铸造银币。从此，白银退出了美国的货币体系，银本位和双本位也成为历史。

“购银法案”的废除并不意味着“金银之争”的结束，它还将占据美国人的舆论焦点很多年，还将困扰克利夫兰的继任者们，特别是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总统的政府，我们会在后面的故事中慢慢讲。在“金银之争”中崛起的“人民党”渐渐发展成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势力。它有哪些观点和诉求？它将如何影响美国的政局？请看下一个故事：人民党。

1881年9月接替加菲尔德入主白宫的切斯特·阿瑟（Chester Arthur）在当总统前名声不好，因为他是“死忠派”的得力干将，“分赃制”最大的受益人。做为纽约海关的前任掌门人，要说阿瑟没搞过贪污腐败可能连鬼都不信。可是，此前乏善可陈的阿瑟上位后的表现却令人刮目相看。我们在上一个故事中讲过，他出人意料地支持公务员制度改革，签署了《彭德尔顿公共服务改革法案》，完成了加菲尔德未竟的心愿。不仅如此，在他的鼓励和推动下，由“彭德尔顿法案”创立的“公共服务委员会”变得高效又强大，公平公正地实施着公务员的择优选拔制度，吏治为此焕然一新。阿瑟的出色表现让人们开始重拾对联邦政府的信任，也重新认识这位貌似平庸的政客。

其实，阿瑟从小就是学霸，后来是纽约最成功的律师之一，对人权的关心让他走上从政的路。“内战”中，他是纽约民兵的首席工程师，主要负责后勤。虽然他在与加菲尔德一起参选之前从没竞选过其它公职，但他的聪明、能力、口才早就入了“死忠派”领袖康克林的法眼。从1871年到1878年，他为“死忠派”掌管纽约海关七年，后来又任纽约的“共和党”主席。阿瑟一直被人叫做“绅士”（Gentleman ），他身材高挑，相貌英俊，衣着考究，风度翩翩。大家本以为儒雅的“绅士”只是个摆设或“死忠派”的提线木偶，谁知，一朝权在手，阿瑟还真搞定了乱糟糟的“朝局”。他之所以能摆脱“死忠派”的控制，成功做回自己，主要是因为加菲尔德的死让“死忠派”引起了众怒（凶手自称是“死忠派”），而纽约州议会迫于公众压力不敢再选派康克林当联邦参议员（参看上一个故事）。康克林的政治生涯结束了，阿瑟似乎也被“松绑”了。但是，控制美国政局十多年的“死忠派”死而不僵。阿瑟最终会明白，做正确的事是要付出代价的。

公务员制度改革是阿瑟最大的成就，但不是唯一的成就。到阿瑟当政时，联邦政府因自“内战”以来各项税率的提高而收入大增，不但消除了赤字，还有了大笔结余。政府的收入大于支出，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瞬间。上一位有财政盈余的总统还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安德鲁·杰克逊。多出来的钱咋花呢？阿瑟否决了几项国会的拨款法案，决不让国会乱花钱，但在该花钱的地方他一点也不犹豫。他最大的开销是投资扩建美国海军，淘汰木质舰艇，增加钢铁战舰，打造“新海军”。他和野心勃勃的海军部长威廉·钱德勒（William E. Chandler）都相信，美国的安全屏障不在海岸线，而在千里之外的大洋上。正是他的努力使海军迅速崛起，在十年之后的“美西战争”中大放异彩，并从此成为世界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在外交上，阿瑟否决了最初的“排华法案”，虽然最后不得不妥协，签署了修改后的“排华法案”，但他尽最大努力维持了与中国政府的友好关系。

正如《纽约时报》所说：阿瑟在总统任上的表现“毫无疑问超出了人们的预期”，马克·吐温也评价道：阿瑟的政府很难被超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阿瑟获得了应有的支持。也许，从决定推行改革的第一天起他就知道，失去了“死忠派”这座靠山，他没有政治前途。果然，当1884年的大选来临时，阿瑟得不到“共和党”的总统提名。他倒是乐得轻松，正好回家养病，重操律师业务。然而，他的病再也没有好转。1886年11月18日，在卸任总统一年零八个月后，57岁的阿瑟在纽约家中去世。

“共和党”抛弃了阿瑟，却迎来了自“内战”以来最大的政治上的挑战。在连续执政24年后，“共和党”终于要面对一个强大到足以问鼎白宫的“民主党”了。最关键的是，“民主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堪称完美，品德高尚，深孚众望。这个将为“民主党”重新夺回江山的人是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

克利夫兰生于1837年的新泽西州，在家里9个孩子中排第五。他父亲理查德·克利夫兰（Richard Cleveland）是基督教“公理会”的牧师，母亲来自巴尔的摩的一个书商家庭。克利夫兰的远房祖先摩西·克利夫兰（Moses Cleaveland）是“独立战争”时的将军，后来带领移民创建今天的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这座城市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只是把字母“a”去掉，变成“Cleveland”。格罗弗·克利夫兰四岁时随家人迁居纽约州，从此，纽约成了他成长、发展、成功的地方。克利夫兰的童年在艰苦的环境中度过，父亲微薄的工资不足以支撑这个大家庭。他十六岁时，父亲去世，意味着他没有机会上大学了。在纽约盲校教书的大哥给克利夫兰谋了个助教的位子，但克利夫兰不太喜欢这份工作，只当个临时的赚钱手段，把工资都交给母亲以贴补家用。一位教会人士想出钱送他上大学，但条件是，他毕业之后一定要当牧师。克利夫兰拒绝了，他实在不想当牧师。他告别家人，启程去西部碰碰运气。

克利夫兰本想去祖先的发祥地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但他的西部之旅止于纽约州西部最大的城市布法罗（Buffalo），也叫“水牛城”。在这里，身处上流社会的姑父给了他一份临时的编辑工作，并把他介绍给布法罗的大人物。克利夫兰在姑父的帮助下边工作边学习，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人生也步入正轨。“内战”中，他不想上战场，花150美元雇人替他服兵役（这是合法的）。战后，随着法律业务的日渐兴隆，克利夫兰开始从政了。与很多北方人不同，奉行保守主义的他加入了“民主党”。

1870年，克利夫兰赢得了人生中第一个公职：伊利县的警长（Sheriff of Erie County）。他在警长任上干的最出名的一件事是亲自动手操作绞刑机，执行了两个罪犯的死刑。他说，我不能把自己不愿干的事交给别人去做。他兢兢业业地完成了两年的警长任期，又回到自己在布法罗的律师事务所。看上去，小小城镇的小小警长对他的政治前途没什么帮助，但克利夫兰表现出来的与众不同的特质却使他美名远播。在那个物欲横流、腐败盛行的年代，克利夫兰始终坚守道德底线，诚实，忠诚，正直，勇敢，独立。直到今天，他的美德仍是人们对他最货真价实的赞誉。要知道，在“镀金年代”，一个普通人想当个老实本分的好人都不容易，更何况一个时时处处周旋于各种交易与阴谋的政客。这也许是人们特别喜欢克利夫兰的原因。

卸任警长后的九年中，克利夫兰成了出色的律师和法学家，也积极参加“民主党”的活动， 却没再竞选公职。就在他以为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再出任公职的时候，他迎来了1881年的布法罗市长选举。 虽然“共和党”一直在纽约州占优势，但此时，人们对腐败的“共和党”市长和“政党分赃制”痛恨已久，盼望着一个在道德上无懈可击的候选人。克利夫兰就是那个也许不具备出类拔萃的能力却具备出类拔萃的人品的人，而人品正是那个年代最缺失、最宝贵的财富。 “民主党”领袖抓住这个契机，鼓励克利夫兰参选。 就这样，“好人”克利夫兰当选了布法罗市市长，于1882年1月2日宣誓就职。这是“民主党”在“共和党”控制的北方取得的重大胜利。

克利夫兰在市长任上表现优异，坚决杜绝腐败，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市长当了不到一年，1882年底，纽约州州长的选举开始了。纽约州选民与一年前布法罗市选民的心情是一样的：他们厌倦了腐败的“共和党”政府。于是，克利夫兰像一年前一样凭好人品和好口碑当选纽约州州长，这一路开挂的仕途连克利夫兰自己都有点发懵。一年多以前他还是个普通公民，如今连蹦带跳地在“共和党”的大本营纽约当了市长当州长，只能说明天下苦腐败久矣。“共和党”再不改弦更张，整个美国都是“民主党”的了。

阿瑟总统的改革倒是挽回了一些人心，但也有个的副作用，就是沉重打击了纽约州的“共和党”竞选机器：纽约海关。阿瑟本来就是这个机器最核心的部件，他倒戈了，整台机器就不灵了。1884年的总统大选中，“共和党”推前国务卿、“自由派”（“混血儿”）领袖詹姆斯·布莱恩（James Blaine）为候选人。布莱恩的资历我们在上一个故事中讲过，四年前他就是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民主党”这边似乎没有能跟布莱恩匹敌的重量级选手，大家只能再次把希望寄托在既有出色政绩又有锦鲤体质的克利夫兰身上。克利夫兰最大的优势是，他淡化了党派之争，强化了个人魅力。“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选民都喜欢他，他们投他的票不是因为他们支持他的观点，而是因为他们信任他的为人，只有他的美德能重塑联邦政府的公信力。克利夫兰的名言是：“公职就是公信力（A public office is a public trust）。”

无论如何，1884年的大选像以往一样肮脏，各种谣言和阴谋论满天飞，自然少不了对候选人的人身攻击。双方都恨不得把对方的祖宗八代扒出来曝曝光，克利夫兰也确实有小辫子可抓。47岁的克利夫兰仍是单身，十一年前，他曾与一位女子有个私生子。他们从未结婚，克利夫兰一直赡养着这个私生子。对普通人来说，这不是什么大事，但对总统候选人来说，这是个大污点。这事儿被曝出来后，所有的朋友和竞选经理都认为应该想办法隐瞒此事，克利夫兰对经理说：无论你做什么都要讲真话。他大大方方地承认了事实，希望选民根据自己的良知做出判断。从某种程度上说，克利夫兰的诚实挽救了他的选战。大家看到的不是一个始乱终弃的浪子，而是一个敢做敢当的负责任的好男人。最后，克利夫兰以极微弱的普选优势把最关键的纽约州收入囊中，击败了一路领先的布莱恩，成为自1860年以来第一位当选的“民主党”总统，也是“镀金年代”唯一的“民主党”总统。

从普通公民到总统，克利夫兰只用了四年的时间，这是他一生恪守的道德标准换来的。后人在评价克利夫兰时说，他的成功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没做什么。在美国这个高度自治的社会，总统傻一点笨一点没关系，别瞎折腾就行。克利夫兰不一定是能干的总统，但他是坚持原则的好人。对1884年的选民们来说，做一个好人就足够了。 有人为布莱恩感到可惜。如果“共和党”能像四年前推“加菲尔德-阿瑟组合”那样推出“阿瑟-布莱恩组合”，他们的胜算很大。如果当选，阿瑟一年多后去世，布莱恩就能过总统瘾了。凭他的资历、能力、和对腐败的零容忍，布莱恩应该是位出色的总统。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布莱恩太想当总统了，怎会愿意屈居阿瑟之下呢？“共和党”的内耗给了“民主党”机会。当后人回顾这段历史时，他们会发现，克利夫兰正是承接“镀金年代”和“进步年代”的最佳人选。

克利夫兰入主白宫就像一股清新的风吹进美国政坛。他将怎样改革“共和党”遗留的弊政？他将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困境和危机？请看下一个故事：金银之争。

1880年大选来临时，已连续执政将近16年的“共和党”看上去着实有点乱，内部分裂日益加剧（参看《美国的故事（169）- 腐败》）。一派是“死忠派”（Stalwarts），源自“激进派共和党人”（Radical Republicans）。顾名思义，“死忠派”认为自己是不忘初心、原汁原味的“共和党”人，他们都曾是“重建”时期的国会“激进派”领袖撒迪乌斯·斯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的忠实信徒和坚定支持者，如今由来自纽约的联邦参议员罗斯科·康克林（Roscoe Conkling）领导。康克林的故事我们讲过一些，他是纽约州最大的政治势力，手里攥着纽约海关（New York Customs House）。纽约海关征收着美国70%的进口税，雇着一千多个公务员，不仅是联邦政府最大的财政来源，也是最大的政府机构。另一派被称为“混血儿”（Half-Breeds），这是“死忠派”给他们起的外号，意思是他们不是纯正的“共和党”人，最多算半个。实际上，“混血儿”的血统一点不比“死忠派”差，他们来自“温和派”和“自由派共和党人”（Liberal Republicans），林肯是“温和派”，海斯是“自由派”。此时的“混血儿”领袖是来自缅因州的联邦参议员詹姆斯·布莱恩（James G. Blaine）。布莱恩不是个简单人物，他当过13年联邦众议员，其中的6年任众议院发言人（多数党领袖），然后又当了4年参议员。他还将给三位总统当国务卿，政绩显著。他的故事我们后面还会讲。

“死忠派”和“混血儿”在两大议题上针锋相对。一是“重建”问题。“死忠派”支持由联邦政府主导的“重建”，不惜动用联邦军队保护黑人的利益；“混血儿”反对联邦政府过度介入“重建”，认为应把保护黑人的责任交给各州。第二个议题，也是争论的焦点，是“政党分赃制”（Spoil System）。“死忠派”坚决维护“分赃制”，一定要牢牢地把控所有的公务员职位，奖励为党做贡献的人，以对党的忠诚度为录用和提拔公务员的主要标准。“混血儿”主张改革公务员制度，禁止“分赃”，消除党派影响，以个人能力（merit）代替忠诚度（loyalty），通过考试选拔公务员。

“死忠派”推的总统候选人是大家的老熟人：前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格兰特已当过两届总统（1869 – 1877），他何德何能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试图打破华盛顿的惯例，谋求第三个任期？一个原因是，格兰特毕竟是战争英雄，美国人对他的崇拜和喜爱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尽管他不是个出色的政客，尽管他的政府曾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地腐败，但他本人还算干净，而且，他是唯一有可能、有决心、有魄力用联邦力量保护黑人的人。他当初离任时，南方的黑人痛心疾首，他们迫切希望他再度出山，因为他是他们唯一的保护神。格兰特参选毫无疑问能帮助“共和党”赢得南方黑人的选票。另外，在公务员制度上，甭管“死忠派”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明显理亏，这个不得人心的制度已经引起选民的反感。只有搬出格兰特才能压一压选民的不满，希望大家把注意力转到保护黑人的议题上，别整天盯着公务员。从私人角度看，格兰特的政治野心肯定是被激起来了，夫人茱莉亚又特别想重返白宫。当总统报酬丰厚，怎么看都不是个亏本的买卖，何乐而不为？

“混血儿”推的候选人是布莱恩，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选择，他可能是唯一能跟格兰特一较高低的选手。可是，就在大家以为会在格兰特和布莱恩之间二选一时，第三位竞争者出现了，他是约翰·谢尔曼（John Sherman）。约翰是“内战”名将威廉·谢尔曼的弟弟，前后共当了6年联邦众议员（代表俄亥俄州）和32年联邦参议员，大名鼎鼎的“1890年谢尔曼反垄断法”就是他的杰作。此时的他正担任海斯总统的财政部长。海斯自己没戏了，却不甘心就这样销声匿迹，他希望自己开始的公务员制度改革能继续下去。格兰特和布莱恩都不是他所爱，他就中意自己的老乡谢尔曼。哪怕谢尔曼不是那俩的对手，恶心恶心他们也好。而且，海斯还给谢尔曼拉来另一位俄亥俄老乡，一位特别能干的竞选总监（竞选经理人），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A. Garfield）。加菲尔德此前当过17年联邦众议员，但这个履历在大腕云集的华盛顿实在排不上号，更何况他从来没出任过行政职务。然而，加菲尔德在国会任职期间表现出的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卓越的口才让海斯对他刮目相看。加菲尔德被认为是最出色的演说家之一，他那张嘴真能为谢尔曼拉来不少支持，谢尔曼、海斯、加菲尔德组成的“俄亥俄三人组”的武力值不容小觑。于是，格兰特、布莱恩、谢尔曼“三雄混战”的局面形成了，“共和党”的分裂可见一斑。要是这样玩儿下去，“民主党”必胜无疑，“共和党”恐怕从此要消失在江湖。

1880年6月2日到8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举行。党的领袖们都明白，会议的任务不仅是要选出总统候选人，更要避免党的分裂。若想获得党内提名，候选人必须得到379票。会前，三方都做足了功课，明里暗里拉选票，其中格兰特胜算最大。第一轮投票结果出来后，格兰特得了304票，布莱恩284票，谢尔曼93票，还有些零散的票给其他候选人。格兰特和布莱恩的票数都少于他们的预期，显然有人“临阵倒戈”。出不来结果就继续投吧，这一投就是35轮，每次三人的票数都差不多，还是没人胜出。布莱恩和谢尔曼算是看明白了，他俩任何一人都不能凭一己之力击败格兰特，而他们又不甘心支持对方，咋办呢？算了，不如咱俩都退，合力推另一个人，反正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格兰特赢就对了。他们推的这人就是谢尔曼的竞选经理加菲尔德。加菲尔德在大会上竭力为谢尔曼拉票，凭优雅的姿态和动人的演讲俘获了一大批粉丝，有人觉得他比谢尔曼更有魅力。最关键的是，加菲尔德坚定地支持布莱恩、谢尔曼、海斯都支持的公务员制度改革，他上位后大政方针错不了。加菲尔德人缘很好，人畜无害，容易得到支持。在紧张的幕后交易后，布莱恩和谢尔曼宣布退出，加菲尔德的名字出现在第36轮的候选名单中。形势一下子就改观了，布莱恩和谢尔曼的支持者以及那些零散的票都转投加菲尔德，他得了399票，成功当选，也成为继1844年的詹姆斯·波尔克（James K. Polk）之后又一匹政治“黑马”（Black Horse）。人家波尔克当年至少是冲着副总统的提名去的，而加菲尔德只想着为他人做嫁衣裳，却把自己给“嫁”出去了。其实，在候选人之间剑拔弩张的“战场”上，加菲尔德的特质非常适合当那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人选。“黑马”不常见，但妥协天天有，这是美国政治的常态，1860年的林肯也是凭“无公害”的形象出人意料地胜出的。

好了，候选人有了，下面要解决党内团结的问题。“死忠派”毕竟占了“共和党”的小半个江山，要是他们不服输，在大选时拆台，“共和党”就完蛋了。怎样让“死忠派”满意呢？就挑个他们的人当副总统候选人吧。没有人比纽约海关的前税收官切斯特·阿瑟（Chester A. Arthur）更合适了。阿瑟是妥妥的康克林的人，也是康克林在纽约最有力的助手和最有效的政治机器。他聪明能干，为“共和党”紧紧地箍着纽约的选票，深得“死忠派”信任，当然，贪污腐败的事也没少干，纽约海关的人没几个干净的。格兰特当总统时任命阿瑟为纽约海关税收官，总领海关事务。海斯上台后以惩治腐败为名罢免了他，阿瑟便回家乡重操自己的律师业务，他从来没竞选过公职。如今，他又重新走到台前，成了加菲尔德的竞选伙伴。此外，没能实现第三次总统梦的格兰特也很顾全大局，号召大家支持加菲尔德。

跟“共和党”比，“民主党”团结多了，也简单多了。他们推的是当年葛底斯堡的前线指挥官、战争英雄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Winfield Scott Hancock）将军（参看《美国的故事（145）- 葛底斯堡（下）》）。汉考克是个强有力的竞争者，但是，“共和党”的“加菲尔德 – 阿瑟”联盟太有效了，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1880年11月的大选中，虽然加菲尔德只比汉考克多得1万多张普选票，但在选举人票的统计中大胜（214票比155票），因为他赢得了北方主要人口大州的支持。1881年3月4日，加菲尔德宣誓就任第20任总统。他任命布莱恩为国务卿，直接把康克林气得辞了职。康克林以为自己能轻而易举地重返参议院，但他错了，纽约州议会再也没有送他去华盛顿。

大选前默默无闻的加菲尔德证明了自己是个强势、高效的总统。他一向主张加强联邦政府的权力，特别是行政权的权力。自“重建”以来，国会成为联邦政府的主导者，约翰逊、格兰特、海斯都不是国会的对手，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里只能充当国会政策的执行者。领导力明显不足的总统们使“三权”失去了平衡，这也是像康克林、布莱恩这样的大牌国会议员能呼风唤雨的原因。现在，加菲尔德要让总统成为政策的推动者和领导者，为一边倒的权力重新找到平衡。加菲尔德的切入点也是他对选民的承诺：改革被“政党分赃制”绑架的公务员制度。

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次“政党分赃制”，它让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合法合理地把联邦政府的公务员职位分给本党的党员或支持者，以鼓励他们继续为党做贡献。这是党派意志高于选民意志的体现，也是腐败的温床。每次选举过后，公务员群体就要大换血。新当选的官员和议员都忙不迭地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往政府里塞，你不认识个把官员根本吃不上皇粮。格兰特几乎把自己家和茱莉亚家的所有男性公民都变成公务员，康克林把纽约海关变成自家后院，这些行为在当时都是合法的，普通人只能望“公”兴叹。纽约海关一千来号人平时只用很少的时间干业务，大部分时间干党务，拉选票才是正经事。再加上层出不穷的腐败窝案，真的到了不改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

加菲尔德积极推动国会为改革立法，眼看着一切顺利，不幸的事发生了。1881年7月2日早，加菲尔德在华盛顿火车站等着去新英格兰的车。他跟国务卿布莱恩说着话，两人都没注意周围人的动向。这时，一个叫查尔斯·吉托（Charles J. Guiteau）的人冲过来对着加菲尔德连开数枪。加菲尔德被击中两枪。吉托是“死忠派”的支持者，他很生气大选结束后他没拿到政府的工作，觉得这都是加菲尔德搞的鬼。所以，他要杀死加菲尔德以“团结共和党，拯救国家。”在被警察制服后，吉托大喊：“我成功了！我愿意为此坐牢！我是死忠派，阿瑟将当上总统！”

中弹的总统立刻被抬回白宫。医生用亚历山大·贝尔（Alexander Bell）发明的先进仪器金属探测器找到并取出一颗子弹，另一颗却没找到，据说是因为加菲尔德刚好躺在铁丝制的床上，铁丝干扰了仪器的工作。 在今天的医疗条件下，加菲尔德肯定能康复，但在140年前， 这个本不致命的枪伤要了加菲尔德的命。1881年9月19日，因体内的子弹引发感染，加菲尔德在遇刺十个星期后去世，再过两个月就是他50岁的生日。加菲尔德是继林肯之后第二位被刺杀的总统。1882年1月，吉托被判死刑，五个月后被执行绞刑。

加菲尔德六个月短暂的总统生涯留下的影响并不短暂，他用生命换来的改革在他死后渐成大势。他的当选也从某种意义上挽回了“共和党”濒于分裂的趋势，使之成为更团结更现代化的政党。他的果敢风格开启了行政权的强势回归之旅，在此后几位总统的努力下，“三权”将最终达到新的平衡。

9月19日晚，加菲尔德总统去世的消息传到副总统切斯特·阿瑟在纽约市的家。9月20日凌晨2点15分，阿瑟在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约翰·布雷迪（John R. Brady）的主持下宣誓就职，成为第21任总统。阿瑟一直是“死忠派”，也是“分赃制”最大的受益者，大家还以为“死忠派”的春天又回来了。没成想，阿瑟也不知道是受了加菲尔德的感召还是哪根筋搭错了，居然一反常态，坚决支持改革。他以从未表现过的强势继续着加菲尔德的工作，敦促国会立法。1883年，在来自俄亥俄的联邦参议员乔治·彭德尔顿（George H. Pendleton）的推动下，“彭德尔顿公共服务改革法案”（Pendleton Civil Service Reform Act）获得了国会两院的通过。阿瑟立刻签字使之生效。法案建立了“公共服务委员会”（Civil Service Commission），监督联邦政府公务员的任命和管理，用考试而不是党派选拔人才，确保公务员在任职期间不参加任何党派的活动。至此，由安德鲁·杰克逊在1828年建立起来的“分赃制”总算结束了，联邦政府的普通公务员们再也不用担心因党派纷争而受牵连丢工作。当然，联邦高级官员，比如内阁成员，依然遵循“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规矩，体现执政党的意志，这也是民主制度的一部分，无可厚非。

看似平庸的阿瑟却给美国人带来不少惊喜，他的政府能否继续维护“镀金年代”的繁荣？他和他的继任者将怎样重建政府的公信力？请看下一个故事：信任。

我们在前面的故事中讲过，中国人起初是来北美“淘金”的，后来又修铁路。像所有来新大陆的移民一样，中国人是来挣钱的。当时，中国工人的工资是一天1美元（金币），而美国工人或白人工人（主要是爱尔兰人）的工资普遍高于中国人。1美元确实不高，但跟中国的情况比起来还是好多了，因为在中国要工作好几天才能挣到相当于1美元的工资。如果一个中国人能攒500美元，他便可以“衣锦还乡”了；如果他带着1000美元回家，绝对能在家乡当上“土壕”。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满载而归”，他们就变成了新大陆的“活广告”，激励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奔向大洋彼岸。正如一个即将登船从广东香山县去旧金山的年轻人说的那样：“谈论着要去那个到处飘扬着花旗（Flowery Flag）的地方，我好开心，只要努力工作就能采到很多金子。我哽咽着向父母道别，哭着离开我的妻儿。”从1849年“淘金潮”开始，到1882年，30万中国人来到北美。对于拥有5000万人口的美国来说，30万连1%都不到；但对于安土重迁的中国人来说，这是对传统束缚的重要突破。飘洋过海的中国人几乎全部来自广东省，几乎是清一色的青壮年男人，女人只占其中的4%到5%左右。因此，中国人占了加州劳动力人数的四分之一。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懂英语，只说粤语，集中居住在某些特定的区域，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唐人街”或“中国城”（Chinatown）。旧金山的中国城是北美最古老的，也是亚洲以外最大的中国城，保留着显著的中华文化的传统和特征，也记录了华人在美国一百五十年的艰辛脚步和顽强不息的奋斗历程。

美国本就是移民国家，从1607年的第一个殖民地弗吉尼亚到1880年那个93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新大陆的每一个进步和每一次发展都是移民们用生命、汗水、智慧和勇气换来的。可是，当移民成功落地生根，当新移民变成“旧”移民，当“移一代”被“移二代”、“移N代”代替，他们中的很多人便忘了自己或祖先尝过的苦头，反过来阻止更“新”的移民进入美国。原因很简单，他们怕被抢饭碗。而且，除非母语是英语，大多数新移民语言不通，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在社会上和学校里需要特殊的帮助；新移民聚集的地方往往犯罪率很高，当地政府不得不加派警察和其他执法力量。这些都是社会负担，都要花更多的纳税人的钱，旧移民们自然不愿“为他人做嫁衣裳”。

初来乍到的新移民肯吃苦，愿意做当地人不愿做的工作，愿意接受比当地人低得多的工资，这是普遍现象，不是中国人的专利。资本追求利润，资本家或雇主永远愿意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爱尔兰人比美国当地人工资低，资本家就雇爱尔兰人；中国人比爱尔兰人工资低，他们就雇中国人；中国人要求涨工资时，他们开始雇日本人，波兰人，等等。既然大家的模式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到最后受伤的偏偏是中国人？这一切起源于白人心中那个根深蒂固的偏见：种族主义（Racism），或“白人至上主义”（White Supremacy）。这个偏见让他们认为，印第安人是野人，应该被消灭；黑人是劣等种族，应该当奴隶；中国人是危险的民族，应该被挡在美国的大门外。

中国人不受待见的另一个原因是白人认为中国人不是自由的劳动力，哪个自由人能忍受这么无底线的低工资？如果他们不是自由劳动力，他们就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应该被排斥。这个理讲得显然有点歪，却讲到了白人的心坎上。人家爱尔兰工人千辛万苦地又是罢工又是闹事的，好不容易逼得雇主坐下来谈判。结果，第二天，工人们发现他们被解雇了，工厂里换上了清一色的中国工人，工资比他们原来的还低。这事儿到哪说理去？而且，中国人非常敬业和忠诚，轻易不换工作。一位科罗拉多的雇主说：“我发现中国人与其他人的区别是：他们会留下来工作，而白人挣两块钱就跑了。”久而久之，中国人的传统优点变成了白人工人眼中无法忍受的缺点，满腹怨言的白人便把气都撒到中国人头上。当越来越多的中国移民来到美国，中国工人变成除白人、黑人以外最大的劳动力群体，他们的足迹已经不仅限于加利福尼亚州了。1870年，在马萨诸塞州的北亚当斯（North Adams），卡尔文·桑普森（Calvin Sampson）鞋厂的爱尔兰工人举行了罢工。最后，厂长解雇了所有的爱尔兰工人，从加州雇来75个中国工人顶替他们。1872年，宾夕法尼亚州的比弗·福尔斯刀具公司（Beaver Falls Cutlery Company）的劳资纠纷也以同样的结果收场，厂方雇了225个中国工人代替白人工人。这些事件引起轩然大波，也引发了全国性的讨论，选民们开始害怕中国人抢饭碗的本事。在皮尔顿·杜内尔（Pierton W. Dooner）1880年的小说《共和国的最后一天》（The Last Day of the Republic）中，中国军队入侵并占领了加利福尼亚。1876年的一份《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也说：“西部各州正在沦为中国的殖民地”。这折射出美国人心中最深层的恐惧：中国人将取代所有的白人，抢走所有的工作。

“1877年大罢工”后，反中浪潮（Anti-Chinese sentiment）愈演愈烈，要求美国政府限制或禁止中国人来美国。但改变现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因为美中关系受两国条约的制约。这要从1868年的《蒲安臣条约》（Burlingame Treaty）或《蒲安臣-西沃德条约》（Burlingame-Seward Treaty）说起。此条约在中国被称为《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做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1858年的《中美天津条约》对中国来说是不平等条约。但1868年的这个“续增条约”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条约的签订要归功于一个叫安森·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的美国人。

1861年6月，林肯总统任命资深外交官蒲安臣为美国驻中国（清朝）公使。蒲安臣在中国的表现非常专业和公正，他摒弃了俄、法、德那样的粗暴的“武力外交”，真心推动美中友好关系的发展。蒲安臣这样做一是希望中国采取更西式的外交政策，更快地融入世界，二是帮助美国传教士更顺利地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他的努力赢得了清政府，特别是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衙门”）的特别信任。1867年，清政府决定派代表团访问欧美各国，考察西方的政治制度和外交模式，表达与各国友好往来的愿望。这是近代中国首次“走出去”的外交活动。11月27日，在欢送蒲安臣卸任回国的践行会上，恭亲王力邀蒲安臣为中国效力，指导中国使团的外交礼仪，协助中国与西方列强打交道。蒲安臣欣然接受了邀请，清政府任命他为“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代表团出访。蒲安臣成了史上唯一代表中国政府的美国人。

蒲安臣率使团访问了美国、英国、法国、瑞士、丹麦、荷兰、普鲁士、俄国等八个国家，帮助中国与西方官员沟通交流。1868年，蒲安臣在访美期间代表中国与国务卿威廉·西沃德签署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蒲安臣条约》）。条约确认了中美两国的平等关系，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两国互派领事，中国领事在美国享有与英、俄领事同样的豁免权；两国公民在对方国内免受宗教迫害；两国政府尊重移民自由，保护两国公民的来往、居住、经商自由；两国公民可以到对方公立学校求学并享受“最惠国国民待遇”；两国公民可以在对方境内设立学堂；美国政府无权也无意干涉中国内政，若中国在铁路、电报等项目上需要美国的技术支持，美国政府将指定工程师接受中国的聘用。《蒲安臣条约》最重要的作用是促进了两国的人员往来，为中国劳工打开了美国的大门。从此，中国人源源不断地奔向新大陆，美国传教士也大批来华。条约的另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是使美国超越当时的世界第一强国英国成为中国政府派遣留学生的首选国家。

可惜，《蒲安臣条约》带来的中美关系“蜜月期”没有持续太久。随着美国人对中国劳工的排斥，修改或废除《蒲安臣条约》的呼声渐起。187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众议员贺瑞斯·佩吉（Horace Page）提议的《佩吉法案》（Page Act of 1875）。法案禁止亚洲妓女和受奴役的劳工（forced labor）来美国，这些人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人。“亚洲人”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及其他东亚国家的公民。这个法案对中国移民的直接影响不大，因为妓女和被奴役的中国人毕竟是极少数，但它标志着两国互相无条件开放边境的日子结束了。1879年，国会通过了《十五个乘客法案》（Fifteen Passenger Bill of 1879），规定任何船只在任何一次旅程中不得往美国运载超过15个中国人，否则船主将被罚款1000美元或蹲6个月监禁。这是第一个会真正影响中国移民的法案，一旦实施，危害不言而喻。最后，阿瑟福德·海斯总统行使了一票否决权，没有让它成为法律。总统认为此案违反了《蒲安臣条约》，不合法。海斯对美国人排斥中国劳工的做法不以为然，同情中国劳工的境遇。他告诫国会：国际条约的约束力高于国内立法。除非我们与中国政府达成新的协议，否则别想通过国内法改变现状。

国会说：好吧，咱就先修改国际条约。1880年11月，美国驻华公使詹姆斯·安吉尔（James B. Angell）在北京逼着清政府签署了《中美续修条约》，也叫《安吉尔条约》（Angell Treaty of 1880）。条约及其附件使美国政府有权“暂时（临时）”、“合理”地终止中国移民和劳工赴美或限制赴美人数，但仍允许白领工作人员进入美国，美国政府将继续保护已经在美国的中国人的权利。《安吉尔条约》本质上是对《蒲安臣条约》的否定，看似“临时”或“短期”措施的条约使美国政府可以随时随地以任何理由禁止或限制中国移民入境，为全面排华开了绿灯。

1882年，代表加州的联邦参议员约翰·米勒（John F. Miller）提出法案，禁止中国劳工进入美国，为期20年。参议院和众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法案，但切斯特·阿瑟（Chester A. Arthur）总统否决了此案，理由是，20年的期限不符合总统对《安吉尔条约》中关于“临时”和“合理”的理解。国会不屈不挠地再次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一个修改后的法案，把有效期降为10年。尽管阿瑟总统不赞成，但他最终还是妥协了，于1882年5月6日签署此案，使它变成了法律。这就是《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

《排华法案》是美国联邦政府有史以来第一次针对某一个特定的民族（中国人）制定的移民法律，也是唯一的禁止一个特定民族进入美国的法律。此前的《佩吉法案》是针对所有的东亚人，1790年的《归化法》（Naturalization Act of 1790）是针对所有的非白人，主要是黑人（此法规定只有白人移民能归化成美国公民，其他种族不能入籍）。《排华法案》可以说把种族歧视推向极端，精准打击一个民族，只因这个民族被认为会破坏美国当地的秩序。美国人忘了，十年前，中国工人是怎样用汗水和生命修筑太平洋铁路，把东西海岸编织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新大陆信奉的自由和平等在中国劳工面前失灵了。

法案针对的是中国“劳工”（labors），包括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不属于“劳工”的中国人在获得许可证后还是可以进入美国，包括教师、学生、政府官员、游客、商人等。事实上，人们很难证明自己不是劳工，许可证特别难拿，法案几乎阻断了所有的中国人去美国的路。法案也危害了已经在美国的中国人的利益，因为他们一旦离开就很难再获得返美许可证，即使他们有在美国的合法居留身份。很多人因此再也没有回到家乡，他们的家人也无法去美国与他们团聚。《排华法案》除了禁止中国移民，还把中国人排除在归化之外。在美国的中国人顶多只能拿到长期居留身份，但永远不能成为美国公民。法案在1892年到期时被国会延长了10年，1902年被国会定为永久性的法律。

在《排华法案》的阴影下，数量有限的中国人仍然艰难地走着他们的移民之路。从1910年到1940年，大约5.6万个中国人获准进入美国，其中的30%返回中国。华人人口从1880年的10.5万降到1900年的8.9万，再到1920年的6.1万。中国人将他们在海关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诉诸法律，在1882到1905年间提起一万多件移民诉讼。在绝大多数案例中，最高法院维护了《排华法案》的合法性和海关移民官员的权威，但在少数案件中做出了对中国移民有利的判决。1915年，法院的一项判决允许餐馆老板以“商人”身份携家眷进出美国，直接导致了中国餐馆的爆炸式增长。1943年，中国在“二战”中成为美国的盟友，《马格努森法案》（Magnuson Act）废止和代替了《排华法案》，规定每年允许105个中国人移民美国。1952年的《移民与国籍法》禁止直接的种族壁垒，1965年的《移民与国籍法》终于彻底废止了针对任何国家的移民歧视。中国人在新大陆经历了70年的不公和屈辱才迎来真正的转机。

那么，在排挤了中国工人之后，白人工人获得了他们想要的保障了吗？并没有。大部分空出来的位子被同样接受低工资的日本工人代替，日本人在新大陆的人口迅速增长。到“二战”时，因日本成为美国的敌对国，根据《敌对外侨法》，日本移民大多被关进集中营并遣返回国。《排华法案》打击了加州经济，也大大减少了中国留学生赴美的人数，引起美国高校和精英阶层的不满。

《排华法案》限制了新移民，也为已经在美国的中国人带来灾难。既然是不受欢迎的人，华人的生命、财产经常受到侵犯和威胁，华人社区成了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欺压对象。在1885年怀俄明州的“石泉镇大屠杀”（Rock Springs massacre）中，中国人被抢劫、殴打、枪击、捅刀子，还有人被烧死、饿死在屋中，至少28人丧生。联邦政府不得不动用军队平息骚乱。事后，中国人只获赔财产损失，没有白人被刑事追责。1887年，在俄勒冈、华盛顿、爱达荷三州交界的地狱峡谷（Hells Canyon），34个中国人被杀害，财物被抢。这些有组织的谋杀没有受到惩罚。

其实，中国人在新大陆受歧视不是一天两天了，先是被禁止淘金，后来又被禁止在其它矿区工作。随着太平洋铁路的完工，修铁路的活也没那么多了。被排挤的中国人别无选择，只能在旧金山城里讨生活，他们营生的路子也很窄：一，在工厂打工；二，开洗衣店；三，开餐馆。1882年，旧金山一共320家洗衣店，其中240家是中国人开的，其余80家是白人开的。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爱开洗衣店？这首先跟“性别”有关。旧金山是在“淘金潮”中从小村镇变成大都市的，来淘金的人绝大多数是男人（参看《美国的故事（118）- 四九年》），即使后来的欧洲移民拖家带口，一时半时也改变不了这座“单身汉之城”严重失调的男女比例。出于传统和习惯，欧洲男人不愿也不会洗衣服，他们认为那是女人的事。女人不在身边，洗衣服便成了让人头疼又尴尬的“大事”，对洗衣店的需求应运而生。白人不会干的事中国人干，不是因为中国男人愿意洗衣服，而是因为洗衣服能赚钱。而且，中国人愿意以低于市场的价钱提供服务，别说白人不会开洗衣店，就是开了也会被中国店挤垮，中国人的“垄断”就这样形成了。眼看着中国人生意越做越大，加州（白）人终于受不了了。

怎样挤垮中国人的生意呢？也许最有效的办法是让中国人做不成生意。1880年，旧金山市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所有的洗衣店必须开在砖建的房子里，只有拿到许可证的人才能在木头房子里开店，否则予以处罚（1000美金的罚款或不超过6个月的监禁）。表面上，这是出于安全和消防的考虑，实际上是专门针对中国人的，因为，旧金山320家洗衣店中有310家开在木质房中。不光洗衣店，“中国城”中绝大多数房子都是木头的，这是最便宜的建筑材料。这条法律一出，为了得到在木质房屋中的经营许可证，所有的洗衣店店主都提交了申请。但是，240家中国人的洗衣店中只有1家拿到了许可证，而80家白人的洗衣店只有1家没拿到许可证。这意思还不够明显吗？那么，没拿到许可证的中国店家咋办呢？立刻关门是不可能的，不挣钱难道喝西北风去？

不公平的法律和不公平的待遇激发起老实本分的中国人的反抗意识。气愤的华人店主们联合起来组成“同心堂”（Tung Fling Tong），互帮互助，一面向市政府申诉，一面坚持营业。于是，下面这一幕发生了。一个叫皮特·霍普金斯（Peter Hopkins）的警官逮捕了设在木质房屋中的“益和”（Yick Wo）洗衣店的老板，理由是“益和”违反了旧金山的新法律。“益和”已经营洗衣店22年，一直规规矩矩做生意，店家所在的木屋不久前刚通过安全检测，没问题，如今却被一纸不公平的法律卷入深渊。只因店名叫“益和”，警官想当然地认为店主也叫“益和”。实际上，店主叫李义（音译，Lee Yick）。在没搞清人家姓名的情况下，霍普金斯便把“益和”当成了罪犯，而“益和”就这样进入了美国司法史上最重要的案例之一。

既然走到这一步便退无可退，只能抗争。“同心堂”设专门基金，请了著名的律师，帮助益和及其他几个被捕的中国店主打官司。益和的律师要求法院颁发人身保护令（hapeas corpus）以使益和获得保释，但法院拒绝了。益和将逮捕他的霍普金斯警官告上加州地方法院，认为旧金山限制中国人洗衣店的法律违反了加州宪法和中美1880年条约。旧金山地方法院判益和有罪，必须交罚款或蹲监狱。益和上诉到加州最高法院，但加州最高法院维持原判。最后，益和孤注一掷，把案子上诉到了联邦最高法院（“韦特法庭”），这就是“益和诉霍普金斯案”（Yick Wo v. Hopkins）。

美国人眼中的“弱者”或“苦力”竟然把堂堂的警官告上美国最高法院而整天忙不过来的最高法院竟然决定受理此案，这不是要翻天吗？霍普金斯败诉将意味着各地警察局对外国人（中国移民不是美国公民）的执法权力受到限制，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内布拉斯加、爱荷华、印第安纳、密西西比、新泽西、威斯康辛、佛罗里达等州的警察局纷纷向最高法院发函，力挺霍普金斯，也向法院展示一下“民意”。那么，法院在这场风波中的立场如何呢？

1886年，在举国上下一片反对中国人的声浪中，最高法院做出了裁决：中国人益和赢，美国警察霍普金斯输。首先，法院认为旧金山的法律看似公平（不针对任何族群），却被“魔鬼的眼睛和不公平的手”（an evil eye and an unequal hand）执行和应用：“80多个非中国人拥有的洗衣店得以合法地在木质房屋中经营，而所有的中国人的洗衣店都不能合法经营，这件事本身没有合法的理由。”旧金山政府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不平等。第二，也是本案最重要的一点，法院认为以霍普金斯为代表的加州执法人员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还记得第十四修正案吗（参看《美国的故事（161）- 国会的计划》）？这是美国宪法最重要的修正案之一，被称为“第二次制宪”。除了那个著名的体现“出生地原则” 的“公民条款”外，修正案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平等保护条款”：“任何州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平等的法律保护。”这一条不仅保护美国人，也保护在美国的外国人。虽然益和及所有的中国人不是美国公民，但他们在美国的管辖区域内应受到《美国宪法》提供的平等保护。法院的判词说：“第十四修正案不仅限于保护美国公民，”它要求各州公平地对待所有的人，无论他们是否美国公民。旧金山政府的做法违宪，益和和他的朋友们立刻得以无罪释放，中国人赢得了一场对美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诉讼。1981年，为纪念此案和华人对美国的贡献，旧金山的一所公立小学被命名为“益和小学”（Yick Wo Elementary School）。

十九世纪末，除中国人外，各国移民蜂拥而入美国。他们带来了劳动力和竞争力，也带来了繁荣。新移民像旧移民一样，渴望机会和财富，渴望社会公平。自“内战”结束以来便无上限无底线膨胀的“政党分赃制度”日益成为人们议论和不满的焦点。在“分赃”制度下，新大陆标榜的公平和正义如何体现？“共和党”能否超越自身的羁绊并继续领导美国走向未来？请看下一个故事：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