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berry's Blog

1866年4月，“共和党”占绝对优势的第39届国会与“民主党”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彻底闹掰。为了制止南方白人对刚获自由的黑人的歧视和迫害，为了争夺对重建南方的领导权， 国会通过了“1866年人权法案”（参看上一个故事）。这个法案规定：所有出生在美国并不受任何外国政府制约的人，无论种族、肤色、或之前是否被奴役，都是美国公民。听上去很美很伟大，但有个问题：这个法案违宪吗？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可没说黑人是美国公民，当年的宪法制定者当然也没把黑人（和印第安人）当成美国公民。也就是说，《美国宪法》是为白人服务的，这似乎是不容争辩的事实。“1866年人权法案”有重大的违宪嫌疑。国会说：好吧，你不是说它违宪吗？我把宪法改了不就不违宪了？于是，第十四和第十五修正案应运而生。

1865年4月，随着林肯总统的去世，重建南方的重任落到新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肩上。约翰逊像林肯一样认为总统（行政权）应该主导重建，他很快就拿出自己的重建计划。约翰逊的做法也有现实的原因：国会虽然任期两年，但真正开会的时间加起来只有一年。除非总统临时召唤，每届国会一般只开两次会。第38届美国国会的任期于1865年3月4日结束，而在1864年大选中上台的第39届国会（1865年 – 1867年）还没开张。他们的第一次会议是从1865年12月4日到1866年7月28日，第二次是从1866年12月3日到1867年3月4日。也就是说，在约翰逊制定重建大计时，国会正在休会期，你总不能让大伙等到12月才行动吧？国会闲着，总统不能闲着，这正是总统掌控全局的好时机。历届新任总统都是趁着国会的这个空档期揽权的，其中做到极致的正是约翰逊的前任林肯（他当初只用了四个月就从“草原律师”变成权力最大的总统）。于是，约翰逊顺理成章地主导了重建初期的进程，从1865年到1867年这段时间被称为“总统重建时期”（Presidential Reconstruction）。

1865年4月18日，2万5千人来到白宫外的草坪，排队进入白宫东厅（East Room），瞻仰停放在那里的林肯遗体。他们中有很多刚从医院出来的伤员，缠着绷带或拄着拐杖，脸色苍白；人群的静默中夹着女人和孩子的抽泣声。人们似乎还没从震惊中完全清醒过来，很多人希望眼前的一切只是一场梦。然而，即使在“复活节”的礼拜日（4月16日），林肯也没有像一千多年前的耶稣基督那样复活。他永远走了，留下一个充满变数的美国和三千万惊疑不定的美国人，其中包括三百九十万刚刚获得解放的黑人。

1865年4月14日晚，亚伯拉罕·林肯总统遇刺。第二天，林肯去世，终年56岁。杀死林肯的是一颗子弹，这子弹背后却不只一个人。它是一群人精心策划的阴谋。刺客的名字是约翰·威尔克斯·布斯（John Wilkes Booth），26岁。是什么让在“内战”中没穿过一天军装没开过一枪的布斯在“内战”结束时刺杀林肯？就让我们看看他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进福特剧院的。

1865年4月14日，星期五，“耶稣受难日”（Good Friday）。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前的今天，耶稣基督为拯救人类而死，他的血洗涤了人类的罪恶。四年前的今天，萨姆特堡的炮声骤歇，“内战”爆发。今天，罗伯特·安德森（Robert Anderson）将军带着四年前被他亲手降下的星条旗回到萨姆特堡，亲手把它升上天空。“内战”结束了，四年的噩梦结束了。今天，应该是个好日子。

1865年4月2日，在联邦军队的强大攻势下，罗伯特·李率军撤出坚守了十个月的彼得斯堡和里士满。首都失守，不管怎么说也是个天翻地覆的大事。南方人觉得末日来临，但李将军并没有像大部分人那样痛心疾首。在他眼中，里士满远不如“北弗吉尼亚部队”重要。只要军队在，希望就在。当年的乔治·华盛顿丢了纽约丢了费城却保住了大陆军，不是照样赢得了独立？如今，凭着百炼成钢的“北弗吉尼亚部队“，凭着战士们对李的爱和信任，凭着南方人对自由和独立的追求，逆风翻盘的可能性很大。

1865年3月4日，天下着小雨，寒风凛冽。这是林肯第二次宣誓就职的日子。早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白宫与国会山之间，熙熙攘攘的人群慢慢聚集着，一队黑人战士穿着整齐的深蓝色军装在巡逻。将近中午的时候，贵宾们开始出现在国会大厦前的平台上，有参众两院的议员、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内阁成员、各国的外交使节，还有受邀的其他名人。人群聚集在国会山周围，等待“吉时”。

尽管南方在1864年的最后几个月中损失惨重（参看《美国的故事（152）- 向大海进军》），但南方人并不认为战争已接近尾声，他们依然斗志昂扬。为了让南方人认清形势，北方决定完成“蟒蛇计划”的最后一环：占领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Wilmington）港外的渔人堡（Port Fisher）。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北方海军就封锁了南方海岸。但封锁并不百分之百地有效，总有南方船只穿过封锁线，或硬闯，或偷渡，冒险与海外保持着贸易往来，也为南方军队提供着资金来源。为了扎紧口袋，北方海军不断地占领南方的沿海港口或要塞，从北卡罗来纳的哈特勒斯堡（Fort Hatteras）、南卡罗来纳的皇家港（Port Royal）、路易斯安那新奥尔良的外港船岛（Ship Island）（参看《美国的故事（130）- 围困》），到新奥尔良、阿拉巴马的莫比尔 ，南方的出海口被一个一个地锁死，丧失了对外联络的根据地。虽然查尔斯顿仍在南方手中，但从1863年8月到1864年3月，没有一条船能成功地出入查尔斯顿。到1864年底，威尔明顿几乎是硕果仅存的依然活跃的港口，而渔人堡便是它的屏障。

自从林肯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于1863年1月1日生效后，到1864年底，随着联邦的军事进展和“边界州”的废奴努力，陆续被格兰特和谢尔曼的军队以及各州解放的奴隶已有130万人左右，占南方奴隶总数的三分之一。《宣言》的效果还算不错，但有一个问题：除了被州立法解放的黑奴外（马里兰和密苏里分别于1864年11月1日和1865年1月11日废除奴隶制），大部分奴隶虽然被解放了，但在法律上，他们仍是“财产”，不是自由人。很不幸，这个保护奴隶制的法律在新大陆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就是《美国宪法》。《宣言》只是军事命令，解放黑奴只是出于“军事需要”（military necessity）。一旦战争结束，《宣言》就会失效。那么，被解放的奴隶将何去何从？他们会不会被重新奴役？他们的权利谁做主？那些尚未被解放的黑奴怎么办？很显然，挡在奴隶和自由之间的唯一障碍是宪法，搬开这个障碍的唯一方法是修宪。于是，宪法第十三修正案（The Thirteenth Amendment）便成了林肯总统和第38届美国国会的“心病”。

1864年9月1日从亚特兰大撤出的约翰·胡德（John Hood）的南方“田纳西部队”并没溃败，更没有如人们预料的那样向东撤往南卡罗来纳。相反，胡德斗志昂扬，要绕到威廉·谢尔曼的后方去进攻田纳西。只要拿下查塔努加就可切断谢尔曼的供给线，逼谢尔曼撤回西部。杰斐逊·戴维斯总统也信心满满。他亲自来“田纳西部队”给大家打气，表达战斗到底的决心：“政府的目标没有改变，军队那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没有改变，人民对军队源源不断的支持没有改变。”是的，南方人民的支持是“南部邦联”（Confederacy）坚持到今天的力量源泉。很不幸，谢尔曼接下来瞄准的就是这个源泉，他要把南方毁得连渣都不剩，永世不得翻身。

当1864年的大选来临，当林肯的第一个任期接近尾声，事情看上去真的很糟糕。1864年初，甭管哪个党，没有一个参议员明确表示支持提名林肯连任，只有一个众议员支持林肯。在国会混得这么惨，林肯怨不着别人，他在过去的将近四年里栽的跟头一个接一个，难怪国会不信任。最要命的是搞不定战场。说一千道一万，打不了胜仗说啥也没用，乖乖地卷铺盖走人，美国人民就这么直接。虽然过去几年联邦也打了几个胜仗，比如维克斯堡、葛底斯堡，等等，但这些胜利都没能结束战争。特别是东部战场，像安提塔姆、葛底斯堡那么好的机会都白白浪费了，根本没消灭南军主力，以至于和平遥遥无期。虽然战术上的错误不能怪林肯，而且，如果将军们听林肯的，局面早就改观了，但林肯仍然有难以推卸的责任，他最大的失误是用人不当。直到1864年3月，林肯才把格兰特、谢尔曼、谢里登等一大批西部将领提拔到军事领导核心，但他们需要时间证明自己。在他们没能扭转局势之前，林肯的处境要多尴尬有多尴尬。他身心俱疲，对一位议员朋友说：“这场战争正在吞噬我的生命。我有个强烈的预感，我无法活着看到它结束了。”

在1864年那个血染的夏天，与格兰特在东部的“陆路战役”同时进行的是西部的“亚特兰大战役”（Atlanta Campaign）。位于佐治亚州西北部的亚特兰大本是“西部和大西洋公司”（Western and Atlantic Railroad）建的大西洋铁路的终点站，城市的名字也由此而来（Atlanta是Atlantic的女性名字）。1842年时这里只有30个居民。铁路建成后，西进的移民们渐渐地在火车站周围定居，地产商也在周围开发。到1860年，常住居民9,554人。“内战”开始后，亚特兰大的人口迅速长到2万人，主要是因为跟军事有关的工厂、仓库等设施平地而起，雇用了大批工人。1864年的亚特兰大还不是佐治亚州的首府，但它对该州和下南方的意义非同寻常。用杰斐逊·戴维斯总统的话说：“亚特兰大的失陷将打开北方军队通往墨西哥湾和查尔斯顿的路，也将关闭这些富裕的粮仓供应李将军的渠道，它还会让北方控制我们的铁路线，使我们陷入瘫痪。”南方花了大力气营建亚特兰大的防御，以至于这座城市成了仅次于里士满的代表南方不屈精神的堡垒和象征。

一转眼，“内战”已打了三年（1861年到1864年）。过去的三年中，北方败多胜少，特别是东部战场。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把仗打成这样，“共和党”和林肯政府的领导力不能不让人怀疑。随着1864年大选的来临，“胜利”成了压倒一切的需求。1864年3月，尤利西斯·格兰特出任美军总司令，威廉·谢尔曼接任密西西比战区总指挥，菲利普·谢里登接管“波多马克部队”的骑兵。他们是北方最杰出的将军，都有傲人的战绩。那么，胜利是不是就在眼前呢？非也。这三位以前之所以战无不胜是因为他们没碰上罗伯特·李。现在，李将军就要让他们，特别是格兰特，尝尝厉害。

1864年2月26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恢复美军“中将”军衔的法案。三天后，林肯在法案上签了字。接着，他提名格兰特受此军衔，并出任美军总司令，参议院眼都不眨就批准了。3月3日，格兰特接到电报，请他去华盛顿接受任命。他高兴倒是挺高兴，但也惴惴不安。这个军衔很容易让人想起乔治·华盛顿，因为华盛顿是到当时为止唯一被授予（追认）中将军衔的人。与“美国之父”比肩，压力有点大。另外，格兰特也不想因为这个晋升而去华盛顿坐办公室。他的灵感、活力、自信都在战场上，离开战场，他就觉得好像一下子“空了”。当然，升官有升官的好处，对家境普通的格兰特来说，最大的好处是钱多了。这次提升让他的年薪涨到8,640美元，当时一个普通劳动者（非技术和技术工人）一年所得是大约300到700美元，所以，他算得上高薪了，至少暂时不用为以后的生计发愁。不管怎样，这是天大的荣誉，且行且珍惜吧。

北方虽然在1863年7月的“葛底斯堡之战”中取胜，迫使罗伯特·李将军退回弗吉尼亚，但“波多马克部队”总指挥米德将军并没有乘胜追击，给了李喘息的机会。李的攻势变成了守势，南方主力尚存，“内战”仍将继续。东部战场的硝烟还没散尽，西部又打起来了。这一次，北方似乎陷入从未有过的危险境地。

1863年7月1日至3日的“葛底斯之战”是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战斗，共伤亡5万1千人。不管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他们都是美国人。战斗结束几个星期后，尸体仍然覆盖着战场，无法得到及时的掩埋。除了死人，还有5千匹战马的尸体。葛底斯堡小镇和周围的的居民赶来帮忙，很多人看着那血淋淋的景象，闻着那恶臭味，忍不住呕吐，这一幕成了他们终生的噩梦。停留在葛底斯堡的还有1万6千伤员，镇上所有的居民家里都住进了伤员，所有的公共建筑都成了医院。不管人们多么努力，还是不断地有伤员死去，病菌甚至传染给居民，导致一些儿童生病或死亡。很多战士的遗体需运回他们的家乡，但更多的要就地安葬。最后，18个州达成协议，共同出资，在主战场墓地山（Cemetery Hill）上建立一个公墓，也就是今天的“葛底斯堡国家公墓”（Gettysburg National Cemetery），让逝者安息，供后人缅怀。

1863年7月1日，“葛底斯堡之战”的第一天，南方胜。南方军队把北方军队从神学院山赶到它东面的墓地山，两山之间的直线距离是一英里。1日晚，北方的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Winfield Scott Hancock）将军率部赶到墓地山，接管阵亡的约翰·雷诺兹的部队。汉考克受“波多马克部队”总指挥乔治·米德（George Meade）之托，来担任这次战斗的前线总指挥。还记得汉考克吗（参看《美国的故事（127）- 对手》）？两年前，他与好朋友刘易斯·阿米斯代德（Lewis Armistead）在加利福尼亚分手。现在，他们就要兵戎相见了。可是，他们能活着看到对方吗？

1863年5月的“钱斯勒斯维尔之战”让林肯总统、“共和党”、和所有的北方人情绪跌落到谷底。此时，“维克斯堡战役”还没结果，大家不可能预见到两个月后的辉煌，他们只看见俩字：绝望。而且，这绝望还挺彻底，不仅陆军惨败，海军也在4月7日对南卡的查尔斯顿的进攻中铩羽而归，结束了铁甲舰战无不胜的“神话”。那么，刚刚赢得了辉煌胜利的罗伯特·李将军和戴维斯总统下一步要做什么呢？

1862年底到1863年7月的“维克斯堡战役”是“内战”开始以来联邦最辉煌的胜利，但不管它多辉煌多重要，它得到的关注都没法跟东部战场比，仿佛只要南方在东部立于不败之地，战争就不会结束。北方在1862年12月的“弗雷德里克斯堡之战”中惨败（参看《美国的故事（141）- 寒冬》），这是西部多少个胜利都补不回来的。只有东部战场上的成功才能真正扭转战局和人心，这个任务落在1863年1月26日出任“波多马克部队”总指挥的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将军身上。

1862年底到1863年初，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S. Grant）针对南方在密西西比河上的重镇维克斯堡（Vicksburg）的军事行动屡屡受挫，别说进攻，靠近都不能。他和工程师们连着计划和实施了四个大型土木工程，包括开运河，炸堤坝，通水道，等等，就想从密西西比河的支流或与之相连的湖泊上绕到维克斯堡所在的密西西比河东岸去，可是，全都白忙活了，连维克斯堡的影子都没看见。主要原因是，密西西比河畔大多是沼泽地，支流和湖泊中又树木丛生，就算开了水道船也走不动。固若金汤的维克斯堡被称为“西部的直布罗陀”（Gibraltar of the West）。1863年4月11日，维克斯堡守将约翰·彭伯顿（John Pemberton）对南方的西部总指挥约瑟夫·约翰斯顿（Joseph Johnston）说：“格兰特的部队正撤往孟菲斯（Memphis）。”孟菲斯是格兰特的“田纳西部队”的总部所在。16日夜，维克斯堡的居民和军官们开了个庆功舞会。就在他们翩翩起舞的时候，巨大的炮声震撼了天空。联邦的炮艇正驶过维克斯堡防守严密的炮台。格兰特根本没回孟菲斯，他杀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