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berry's Blog

1804年7月，副总统阿伦·伯尔在决斗中杀死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汉密尔顿毕竟不是普通人，他的去世引起极大的震动。他被视为“联邦党”的殉道者，伯尔呢，自然成了“杀人犯”。纽约州和新泽西州都以“谋杀罪”指控他，很多纽约人威胁要报复他。为了避免暴力倾向，汉密尔顿最好的朋友古弗纳·莫里斯在葬礼上致辞的时候，故意不提决斗的事。既然汉密尔顿临终前希望上帝宽恕伯尔，莫里斯也希望人们把注意力放在对汉密尔顿的哀悼上，而不是对伯尔的仇恨。可是，伯尔显然在纽约呆不下去了。他逃离纽约和新泽西，先到了费城。当他发现费城人也看他不顺眼时，他只好跑到南卡罗来纳州的女儿女婿家。南方和西部对决斗的宽容度比北方高多了，伯尔总算觉得安全一点。 Continue reading →

1804年7月11日清晨，天刚放亮。一只小船静静地从曼哈顿驶往对岸的新泽西。除了水手，船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现任美国副总统阿伦·伯尔，另一个是他的朋友威廉·万奈斯（William Van Ness）。他们在新泽西登岸的地方叫维浩肯（Weehawken）。下船后，他们来到一块面积不大的空地，万奈斯简单地清除了一下地上碍脚的石块和树枝。不久，另一条小船到了，船上下来三个人。一个是前财政部长、“联邦党”领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个是他的朋友纳森内尔·潘都顿（Natheniel Pedleton），还有一位大卫·郝塞克医生（Dr. David Hosack）。大家都没说话，因为他们都知道下面将要上演的是什么。主角是伯尔和汉密尔顿，配角是万奈斯和潘都顿，这部戏的名字叫“决斗”（Duel）。 Continue reading →

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让美国人兴奋了好一阵子，但兴奋过后，大家开始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这种感觉叫糊涂。你从来没见过这么糊涂的交易，买卖双方都不清楚自己买卖的是什么。除了二百一十多万平方公里这个数字之外，美国对路易斯安那一无所知。它的边界在哪里？它是森林还是草地，是平原还是山丘，是绿洲还是沙漠？它开什么样的花、结什么样的果？它水里游着什么样的鱼、天上飞着什么样的鸟？它是否也有阴晴和寒暑、是否也有春夏与秋冬？更重要的是，当美法握手成交时，她们问过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吗？她们凭什么主宰这片她们根本不了解的土地？ Continue reading →

在独立后最初的三十年里，美国人心中最深层的恐惧就是被某个欧洲国家再次殖民。所有的挣扎和纠结，所有的矛盾和斗争，最后都会转回这个主题。“共和党”说“联邦党”亲英，“联邦党”说“共和党”亲法，说来说去都是怕自己变成欧洲的附庸。那么，怎么克服这个心理障碍呢？“联邦党”相信“天行健”，“共和党”相信“地势坤”。在“联邦党”自强不息了十二年之后，终于轮到“共和党”厚德载物了，这就是杰斐逊的“农业共和国”：自给自足，与世无争，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别人爱咋折腾咋折腾，咱就老老实实种地，只要地球人还吃饭，他就得买咱的粮食。咱不抢、不骗、不偷，赚的是良心钱。世上还有比这更美的事吗？ Continue reading →

1800年的大选让杰斐逊和“共和党”登上历史舞台，虽然把它叫做“革命”有点“意淫”的感觉，但它毫无疑问是建国以来最重要的大选。在尘埃落定之前，所有的人都在问三个问题：一，亚当斯和“联邦党”会依法放弃权力吗？二，杰斐逊和“共和党”能顺利获得权力吗？三，“共和党”上台后饶得了“联邦党”吗？事实上，“联邦党”控制的国会和各州中确实有人提议通过立法使选举结果无效。“共和党”的支持者则声称要组织民兵，“联邦党”敢耍赖，咱就武装夺权！新大陆分分钟都有陷入内战的可能，这还真不是吓唬宝宝。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权力从来没有在两个对手之间和平交接过，“成王败寇”才是真实的人性。然而，所有的担心和恐惧都没变成现实。当1801年3月4日来临时，一切似乎已归于平静。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在去国会山为新总统主持就职典礼前写信给朋友说：“今天，一个新的政治年代开始了，一个新秩序（New Order）开始了。”马歇尔对这个“新秩序”充满悲观与失望，因为它不是他的理想。但是，这一份和平与安详难道不是一场“革命”吗？ Continue reading →

在今天的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和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代表着“司法权”（Judicial Power），它与“立法权”（Legislative Power）的国会和“行政权”（Executive Power）的总统“鼎足而立”，构建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与国会和总统比起来，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现在是九人）更像神一样的存在，他们与世隔绝又遥不可及。但是，让联邦法院享有如此崇高地位的并不是法官们头上的光环，而是那四个字：“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 Continue reading →

在1800年大选中，“联邦党”惨败，丢了白宫，也丢了国会。“三权”中的两权，“行政权”和“立法权”，都是“共和党”的了，剩下那个谁也不曾当回事的“司法权”，也就是联邦最高法院，忽然变得重要起来。虽然此时的最高法院形同虚设，但聊胜于无。1801年1月，被逼到墙角的亚当斯总统情急之下提名“联邦党”人、国务卿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出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只为保住这最后一权。这个看似偶然的决定改变了历史。这一年，马歇尔45岁，他是第四任首席大法官。他将是任职时间最长的首席大法官，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34年，历经六位总统（约翰·亚当斯，杰斐逊，麦迪逊，门罗，约翰·昆西·亚当斯，杰克逊）。这个时期的最高法院也叫“马歇尔法庭”（Marshall Court）。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无论在美国还是海外，约翰·马歇尔获得的盛誉仅次于华盛顿。有人说他定义了美国，有人说他挽救了美国。他让宪法从废墟中站起来，从迷雾中走出来。他让宪法变得不朽。亚当斯说：“马歇尔是我送给美国人民的礼物。”毫无疑问，在他送这份大礼时，上帝就站在他身边。马歇尔的存在只说明一件事，那就是：天佑美国。 Continue reading →

随着1800年的来临，“联邦党”与“共和党”的斗争进入白热化。但是，我们不能从二百年后的角度看当时的形势。所谓“联邦党”和“共和党”的称谓有点过于简单也过于现代了，由它们组成的“第一政党体系”（First Party System）与今天美国的“政党政治”相去甚远。最本质的不同是，现代人把“政党”（Party）看成政治的必然产物，“国父”们可是把它当洪水猛兽的。在那个“绅士政治”的环境下，说自己是“某党”的人实在有点不太光彩，因为“党”代表着某个集团的利益而不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它对当年的绅士们来说还是个很难接受的概念。即使在“联邦党”和“共和党”基本成形之后，双方都否认自己是始作俑者，都指责对方首先拉帮结派。甚至两党的领袖，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都不认为自己搞起来的这一摊儿叫做“党”，他们觉得他们只是团结了一群有共同理想的人为美国的未来而战斗。从这个角度说，1800年大选的意义非同寻常，它改变了人们对“党”的看法，标志着以华盛顿和亚当斯为代表的“无党派”政治永远结束了，他们追求的“共和”价值将不得不通过“民主”来体现，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主要依赖于领袖们的智慧和美德。 Continue reading →

1798年，在汹涌澎湃的“反法”浪潮中，国会建立了“临时陆军”，也创建了海军部。海军部标志着美国海军的诞生，很多人称亚当斯为“海军之父”，这是他最骄傲的事情。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美国海军进步神速，很快就有了50艘船。与此同时，国会还授权武装私人船只在海上拦截法国商船。两国就这么在海上干起来了。美国人似乎继承了英国人的海洋气质，在海上超有灵性，大有越战越勇的趋势。但是，美法都没向对方宣战。这场“有实无名”的战争被称为“准战争”（Quasi-War），或“没有宣战的战争”（Undecleared War）。 Continue reading →

1798年4月见诸报端的“XYZ事件”把美国人的“仇法”情绪推向高潮，好像立马就要跟法国打仗似的。1798年4月，国会拨款一百万美元修缮港口和军事要塞，准备应对法国的进攻。接着，国会决定建立一支一万人的临时陆军。4月30日，海军部（Department of Navy）正式成立，海军部长成为总统内阁的新成员。5月，国会授权私人船只携带武器，在公海上拦截法国商船。7月7日，国会单方面废除了《美法同盟条约》。 Continue reading →

1797年3月，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分别就任总统和副总统。这两个老朋友在过去的八年中虽然因政见不同有一些隔阂，但他们个人感情很好。可是，当他们走到权力的顶峰时，那友谊还经得住折腾吗？至少，在一开始，他们还是有信心的。当麦迪逊有点不好意思地告诉杰斐逊：对不起，你的票数排第二，是副总统而不是总统，杰斐逊一点都不介意：我本来就希望亚当斯当选。“从我开始担任公职的时候，他就是我的上级。”杰斐逊似乎感情大爆发，给亚当斯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 Continue reading →

1797年3月4日，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宣誓就职，他是第二位总统。人们虽然非常不习惯，但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华盛顿走了，他再也不回来了。对新总统亚当斯，大家有期待，也有怀疑，因为亚当斯从来没有做行政长官的经验。他既没当过军官，也没当过州长、部长，连参议员或众议员都没选过。但是，论革命资历，论才华人品，他当之无愧。历史学家们特别喜欢亚当斯，不是因为他是个出色的总统，而是因为他是个出色的学者和作家，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字。做为美国革命的领导者、见证者、和记录者，他的笔闪烁着耀眼的智慧、灵动的才情、苦涩的幽默、和惊人的诚实。我们在前面的故事中引用过不少他的话，但到此为止，我们似乎还不太了解这位总统先生。那就让我们靠近他，看看他是怎样走到今天的。 Continue reading →

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如果你问一个美国人：什么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他会告诉你：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华盛顿指哪咱打哪，这是那个年代美国人的习惯思维。华盛顿的威望足以让后来所有的总统羡慕嫉妒恨，难怪人们把他看成“共和国王”（Republican King），不，他简直就是稳坐在奥林帕斯山（Mount Olympus）山顶的“宙斯”（Zeus）： 万神之王（King of the Gods）。但是，忽然间，在既没有“天降祥瑞”也没有“地动山摇”的情况下，在普普通通的那一天，1796年9月19日，费城的《美国每日新闻》（American Daily Advertiser）刊出一篇文章：“致美国人民”。它是这样开头的： Continue reading →

自从美国宣布在英法战争中保持“中立”，美法和美英之间的纠纷就没断过。法国很受伤，说你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忘了当年老子怎么帮你的了？想跟我撇清关系没那么容易！我天天跟你闹，叫你不得安宁！英国说，什么中立不中立的？我没听见。我就拦你的商船，劫你的财物，你能把我怎么样？这下惨了，本想两边都不得罪，结果两边都没落好。小混混碰上两个大强盗，没地方说理去。不管美国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不可能与两家同时修好，也不可能跟两家同时开打。英法势不两立，亲英还是亲法，这是个问题。 Continue reading →

1793年的“热内事件”激化了“共和党”和“联邦党”的矛盾，险些酿成内乱。随着法国进入“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美国人终于看清了大洋彼岸那场所谓的“革命”到底是咋回事。但真正让革命热情退烧的却是“黄热病”（Yellow Fever）。7月，“黄热病”的症状开始在费城出现。8月，它以每天20人死亡的速度在全城蔓延，不久就成了每天100人。到10月，每10个费城人就有1个死亡，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基本上瘫痪。华盛顿倒是像当年在战场上那样表现出惊人的免疫力。他坚持着不肯撤离，直到连汉密尔顿也病倒了，政府实在维持不下去，他才同意回弗农山庄。这场大瘟疫把首都变成了“鬼城”，人们死的死，病的病，逃的逃，哪还有功夫闹腾？约翰·亚当斯回忆道：“正是黄热病让美国避免了一场针对政府的革命。” Continue reading →

1793年4月，华盛顿总统宣布，美国将在英法战争中保持中立。尽管这是对美国最有利的选择，但当时的人们可不这么想。大家似乎习惯了把法国当成最亲密的盟友，华盛顿的决定等于撕毁了美法同盟条约。一夜之间痛失朋友，搁谁谁也接受不了。华盛顿可不管这一套，他说，美国是小国弱国，咱跟欧洲列强玩不起，瞎掺合什么？但他也不得不在两党之间搞平衡。为了让杰斐逊和“共和党”高兴，他同意接见“法兰西共和国”公使，正式承认共和国政府；为了让汉密尔顿和“联邦党”满意，他同意在接见时不表现出特别的热情。就在华盛顿和他的内阁成员还在为法国的事伤脑筋的时候，法国新任驻美公使已经在查尔斯顿登岸了，他就是埃德蒙·查尔斯·热内（Edmond Charles Genet）。 Continue reading →

1793年3月4日，乔治·华盛顿再次宣誓就职，开始了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与第一个任期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不得不把心思转到外交舞台。事实上，在华盛顿的整个执政时期，最重要的国际事件就是“法国革命”（French Revolution）。1789年7月14日，就在他第一次宣誓就职还不到三个月的时候，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Bastille），“法国革命”爆发了。美国人欢呼雀跃，他们认为“法国革命”是“美国革命”的继续。从某种程度上看似乎是这样。两场革命都是“启蒙思想”的产物，“美国革命”对“法国革命”的影响显而易见。但是，它们的形式和结果却如此不同。波澜壮阔的“法国革命”让巴黎血流成河，同样是为自由而战，为什么法国人必须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Continue reading →

1791年夏天的一个早晨，一位女士敲开了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家门。她对给她开门的仆人说：贸然来访，很抱歉，但我确实有急事求汉密尔顿先生帮忙。于是，她被带进客厅。她对汉密尔顿说：我叫玛利亚·雷诺兹（Maria Reynolds），纽约人，今年二十三岁。我十五岁时嫁给詹姆斯·雷诺兹为妻。婚后，他对我很粗暴，动不动就拳脚相加。不久前，我们搬来费城。可是，他很快就抛弃了我，不知所踪。现在，我孤苦伶仃，想回纽约，又没盘缠。我的一个朋友说，您是纽约人，特别热心肠，只好来求您了。汉密尔顿看着她梨花带雨的样子，心生怜悯，说：这样吧，你告诉我你住哪，先回去。我帮你找找你老公，想想办法。就这样，位高权重的财政部长与不知从哪冒出来的玛利亚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显然不知道她将为他带来什么，但号称有“洁癖”的美国政坛将目睹这个新国家的第一桩“性丑闻”。 Continue reading →

1791年初的银行法案催生了美国最早的两大政党。这两个政党分别以两个人物为核心，他们是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和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之争”（Jefferson vs. Hamilton）是美国早期政治中最经典的一幕，它奠定了“政党政治”的基础。在今天的世界，“党争”已经成了民主政治的规则。但在十八世纪，“党争”是让人深恶痛绝的事。英国议会里的党派一天到晚争来争去，他们的自私和腐败展露无遗。美国人本来期盼着“党争”在纯洁的新大陆彻底消失，却没想到，他们的共和国从一开始就深陷其中。杰斐逊与汉密尔顿，这两位才华横溢的“国父”，曾肩并肩地为新国家的独立而战，一个用笔，一个用剑。但是，当他们赢得了自由，却发现他们对自由的理解是如此不同。先听听他们是怎样说彼此的。杰斐逊说：“汉密尔顿的想法与自由的原则背道而驰。。。他要破坏和摧毁共和国。”汉密尔顿说：“杰斐逊先生对我充满敌意。。。他对联邦、和平、和我们国家的快乐构成威胁。”听上去很严重。看两个伟大的人互相掐着对方的脖子是件痛苦的事，但那又何尝不是美国之福呢？ Continue reading →

在今天的美国，你应该不会忽略三个字：“美联储”（Federal Reserve System，简称“Fed”）。它是美国的“中央银行”，也就是“银行的银行”。它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牵引着华尔街的风风雨雨，也牵动着每个普通人的心。没有它，大家都不知道该咋活。但是，在十八世纪末的新大陆，“中央银行”或“国家银行”是强权的象征，是政府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和对弱势群体的压迫。1790年12月底，当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他的《第二份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Second Report on Public Credit）时，他面对的就是被这样的观念笼罩的美国。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