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berry's Blog

自从林肯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于1863年1月1日生效后，到1864年底，随着联邦的军事进展和“边界州”的废奴努力，陆续被格兰特和谢尔曼的军队以及各州解放的奴隶已有130万人左右，占南方奴隶总数的三分之一。《宣言》的效果还算不错，但有一个问题：除了被州立法解放的黑奴外（马里兰和密苏里分别于1864年11月1日和1865年1月11日废除奴隶制），大部分奴隶虽然被解放了，但在法律上，他们仍是“财产”，不是自由人。很不幸，这个保护奴隶制的法律在新大陆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就是《美国宪法》。《宣言》只是军事命令，解放黑奴只是出于“军事需要”（military necessity）。一旦战争结束，《宣言》就会失效。那么，被解放的奴隶将何去何从？他们会不会被重新奴役？他们的权利谁做主？那些尚未被解放的黑奴怎么办？很显然，挡在奴隶和自由之间的唯一障碍是宪法，搬开这个障碍的唯一方法是修宪。于是，宪法第十三修正案（The Thirteenth Amendment）便成了林肯总统和第38届美国国会的“心病”。

1864年9月1日从亚特兰大撤出的约翰·胡德（John Hood）的南方“田纳西部队”并没溃败，更没有如人们预料的那样向东撤往南卡罗来纳。相反，胡德斗志昂扬，要绕到威廉·谢尔曼的后方去进攻田纳西。只要拿下查塔努加就可切断谢尔曼的供给线，逼谢尔曼撤回西部。杰斐逊·戴维斯总统也信心满满。他亲自来“田纳西部队”给大家打气，表达战斗到底的决心：“政府的目标没有改变，军队那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没有改变，人民对军队源源不断的支持没有改变。”是的，南方人民的支持是“南部邦联”（Confederacy）坚持到今天的力量源泉。很不幸，谢尔曼接下来瞄准的就是这个源泉，他要把南方毁得连渣都不剩，永世不得翻身。

当1864年的大选来临，当林肯的第一个任期接近尾声，事情看上去真的很糟糕。1864年初，甭管哪个党，没有一个参议员明确表示支持提名林肯连任，只有一个众议员支持林肯。在国会混得这么惨，林肯怨不着别人，他在过去的将近四年里栽的跟头一个接一个，难怪国会不信任。最要命的是搞不定战场。说一千道一万，打不了胜仗说啥也没用，乖乖地卷铺盖走人，美国人民就这么直接。虽然过去几年联邦也打了几个胜仗，比如维克斯堡、葛底斯堡，等等，但这些胜利都没能结束战争。特别是东部战场，像安提塔姆、葛底斯堡那么好的机会都白白浪费了，根本没消灭南军主力，以至于和平遥遥无期。虽然战术上的错误不能怪林肯，而且，如果将军们听林肯的，局面早就改观了，但林肯仍然有难以推卸的责任，他最大的失误是用人不当。直到1864年3月，林肯才把格兰特、谢尔曼、谢里登等一大批西部将领提拔到军事领导核心，但他们需要时间证明自己。在他们没能扭转局势之前，林肯的处境要多尴尬有多尴尬。他身心俱疲，对一位议员朋友说：“这场战争正在吞噬我的生命。我有个强烈的预感，我无法活着看到它结束了。”

在1864年那个血染的夏天，与格兰特在东部的“陆路战役”同时进行的是西部的“亚特兰大战役”（Atlanta Campaign）。位于佐治亚州西北部的亚特兰大本是“西部和大西洋公司”（Western and Atlantic Railroad）建的大西洋铁路的终点站，城市的名字也由此而来（Atlanta是Atlantic的女性名字）。1842年时这里只有30个居民。铁路建成后，西进的移民们渐渐地在火车站周围定居，地产商也在周围开发。到1860年，常住居民9,554人。“内战”开始后，亚特兰大的人口迅速长到2万人，主要是因为跟军事有关的工厂、仓库等设施平地而起，雇用了大批工人。1864年的亚特兰大还不是佐治亚州的首府，但它对该州和下南方的意义非同寻常。用杰斐逊·戴维斯总统的话说：“亚特兰大的失陷将打开北方军队通往墨西哥湾和查尔斯顿的路，也将关闭这些富裕的粮仓供应李将军的渠道，它还会让北方控制我们的铁路线，使我们陷入瘫痪。”南方花了大力气营建亚特兰大的防御，以至于这座城市成了仅次于里士满的代表南方不屈精神的堡垒和象征。

一转眼，“内战”已打了三年（1861年到1864年）。过去的三年中，北方败多胜少，特别是东部战场。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把仗打成这样，“共和党”和林肯政府的领导力不能不让人怀疑。随着1864年大选的来临，“胜利”成了压倒一切的需求。1864年3月，尤利西斯·格兰特出任美军总司令，威廉·谢尔曼接任密西西比战区总指挥，菲利普·谢里登接管“波多马克部队”的骑兵。他们是北方最杰出的将军，都有傲人的战绩。那么，胜利是不是就在眼前呢？非也。这三位以前之所以战无不胜是因为他们没碰上罗伯特·李。现在，李将军就要让他们，特别是格兰特，尝尝厉害。

1864年2月26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恢复美军“中将”军衔的法案。三天后，林肯在法案上签了字。接着，他提名格兰特受此军衔，并出任美军总司令，参议院眼都不眨就批准了。3月3日，格兰特接到电报，请他去华盛顿接受任命。他高兴倒是挺高兴，但也惴惴不安。这个军衔很容易让人想起乔治·华盛顿，因为华盛顿是到当时为止唯一被授予（追认）中将军衔的人。与“美国之父”比肩，压力有点大。另外，格兰特也不想因为这个晋升而去华盛顿坐办公室。他的灵感、活力、自信都在战场上，离开战场，他就觉得好像一下子“空了”。当然，升官有升官的好处，对家境普通的格兰特来说，最大的好处是钱多了。这次提升让他的年薪涨到8,640美元，当时一个普通劳动者（非技术和技术工人）一年所得是大约300到700美元，所以，他算得上高薪了，至少暂时不用为以后的生计发愁。不管怎样，这是天大的荣誉，且行且珍惜吧。

北方虽然在1863年7月的“葛底斯堡之战”中取胜，迫使罗伯特·李将军退回弗吉尼亚，但“波多马克部队”总指挥米德将军并没有乘胜追击，给了李喘息的机会。李的攻势变成了守势，南方主力尚存，“内战”仍将继续。东部战场的硝烟还没散尽，西部又打起来了。这一次，北方似乎陷入从未有过的危险境地。

1863年7月1日至3日的“葛底斯之战”是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战斗，共伤亡5万1千人。不管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他们都是美国人。战斗结束几个星期后，尸体仍然覆盖着战场，无法得到及时的掩埋。除了死人，还有5千匹战马的尸体。葛底斯堡小镇和周围的的居民赶来帮忙，很多人看着那血淋淋的景象，闻着那恶臭味，忍不住呕吐，这一幕成了他们终生的噩梦。停留在葛底斯堡的还有1万6千伤员，镇上所有的居民家里都住进了伤员，所有的公共建筑都成了医院。不管人们多么努力，还是不断地有伤员死去，病菌甚至传染给居民，导致一些儿童生病或死亡。很多战士的遗体需运回他们的家乡，但更多的要就地安葬。最后，18个州达成协议，共同出资，在主战场墓地山（Cemetery Hill）上建立一个公墓，也就是今天的“葛底斯堡国家公墓”（Gettysburg National Cemetery），让逝者安息，供后人缅怀。

1863年7月1日，“葛底斯堡之战”的第一天，南方胜。南方军队把北方军队从神学院山赶到它东面的墓地山，两山之间的直线距离是一英里。1日晚，北方的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Winfield Scott Hancock）将军率部赶到墓地山，接管阵亡的约翰·雷诺兹的部队。汉考克受“波多马克部队”总指挥乔治·米德（George Meade）之托，来担任这次战斗的前线总指挥。还记得汉考克吗（参看《美国的故事（127）- 对手》）？两年前，他与好朋友刘易斯·阿米斯代德（Lewis Armistead）在加利福尼亚分手。现在，他们就要兵戎相见了。可是，他们能活着看到对方吗？

1863年5月的“钱斯勒斯维尔之战”让林肯总统、“共和党”、和所有的北方人情绪跌落到谷底。此时，“维克斯堡战役”还没结果，大家不可能预见到两个月后的辉煌，他们只看见俩字：绝望。而且，这绝望还挺彻底，不仅陆军惨败，海军也在4月7日对南卡的查尔斯顿的进攻中铩羽而归，结束了铁甲舰战无不胜的“神话”。那么，刚刚赢得了辉煌胜利的罗伯特·李将军和戴维斯总统下一步要做什么呢？

1862年底到1863年7月的“维克斯堡战役”是“内战”开始以来联邦最辉煌的胜利，但不管它多辉煌多重要，它得到的关注都没法跟东部战场比，仿佛只要南方在东部立于不败之地，战争就不会结束。北方在1862年12月的“弗雷德里克斯堡之战”中惨败（参看《美国的故事（141）- 寒冬》），这是西部多少个胜利都补不回来的。只有东部战场上的成功才能真正扭转战局和人心，这个任务落在1863年1月26日出任“波多马克部队”总指挥的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将军身上。

1862年底到1863年初，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S. Grant）针对南方在密西西比河上的重镇维克斯堡（Vicksburg）的军事行动屡屡受挫，别说进攻，靠近都不能。他和工程师们连着计划和实施了四个大型土木工程，包括开运河，炸堤坝，通水道，等等，就想从密西西比河的支流或与之相连的湖泊上绕到维克斯堡所在的密西西比河东岸去，可是，全都白忙活了，连维克斯堡的影子都没看见。主要原因是，密西西比河畔大多是沼泽地，支流和湖泊中又树木丛生，就算开了水道船也走不动。固若金汤的维克斯堡被称为“西部的直布罗陀”（Gibraltar of the West）。1863年4月11日，维克斯堡守将约翰·彭伯顿（John Pemberton）对南方的西部总指挥约瑟夫·约翰斯顿（Joseph Johnston）说：“格兰特的部队正撤往孟菲斯（Memphis）。”孟菲斯是格兰特的“田纳西部队”的总部所在。16日夜，维克斯堡的居民和军官们开了个庆功舞会。就在他们翩翩起舞的时候，巨大的炮声震撼了天空。联邦的炮艇正驶过维克斯堡防守严密的炮台。格兰特根本没回孟菲斯，他杀过来了！

1862年底，在“安提塔姆之战”和“佩里维尔之战”两个月后，北方的军事指挥层大换血。在东部，乔治·麦克莱伦被撤职，安布罗斯·伯恩赛德（Ambrose Burnside）出任“波多马克部队”的总指挥；在西部，威廉·罗斯克兰斯（William Rosecrans）取代唐·布尔，接管了“俄亥俄部队”，后改名叫“坎伯兰部队”（Army of Cumberland）；在密西西比河谷，从亨利·哈勒克手里接过指挥权的是尤利西斯·格兰特。这三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过去的战斗中表现出强势的进攻姿态，而不是像他们的前任那样以防守为主。林肯要的就是进攻进攻再进攻，争取在1862年底到1863年初的冬季攻势中获得重大进展。再不打胜仗，“共和党”恐怕就要在1864年的大选中失了江山。对他们的任命也体现了总统必须实现的三个战略目标，或者说，北方必须占领的三个南方城市：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Richmond），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Chattanooga），和密西西比州的维克斯堡（Vicksburg），它们分别是南方的大脑、心脏、和腹部。林肯以为他选了三位最能打的将军，但被寄予厚望的这仨刚好都不在他们的最佳状态。

1862年9月，林肯总统发表“预备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为“内战”赋予了新的意义。尽管他仍然宣称“拯救联邦”是战争的唯一目的，但一切已经不一样了。其实，在宣言之前，革命性的变化早就悄然发生，只是大家还没意识到罢了。

1862年9月的“安提塔姆之战”成功地阻止了罗伯特·李在东部的攻势。就在“马里兰战役”的同时，西部也上演着同样的戏码。10月8日，在肯塔基的佩里维尔（Perryville），北方的唐·布尔将军与南方的布拉克斯顿·布拉格将军决战。布尔有5万5千人，布拉格只有1万6千人。对北方来说，“佩里维尔之战”打得跟“安提塔姆”一样难看，在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畏手畏脚，损失大于南军。但是，南军因实力不济，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不得不撤出战斗，并在不久后撤出肯塔基。于是，“佩里维尔”成了西部的“安提塔姆”，南方的战术性胜利变成了北方的战略性胜利。再加上之前南方的厄尔·范多恩（Earl Van Dorn）将军在“第二次考林斯之战”中受挫，南方对马里兰、肯塔基、北密西西比的三次进攻均以失败告终。

1862年的夏天也许是“内战”中最让北方糟心的夏天。本来，这年年初到六月，形势一片大好。美军在西部战无不胜，在海上耀武扬威，在东部稳步推进。可是，从7月开始，南方逆向翻盘。北方先是在“半岛战役”中无功而返，接着，“第二次布尔溪之战”让首都华盛顿再次暴露在南方的枪口下。现在，连西部也告急。7月，接替博雷加德出任南方西部总指挥的布拉克斯顿·布拉格（Braxton Bragg）将军充分展现了与他的偶像“石墙”托马斯·杰克逊同样的狠辣风格。在田纳西中部成功地阻击了唐·布尔（Don Buell）将军的东进企图后，布拉格和部将科比·史密斯（Edmund Kirby Smith）一改南方的防守姿态，入侵联邦的“边界州”肯塔基，迅速占领肯塔基重镇莱克星顿（Lexington）和首府法兰克福（Frankfort），威胁俄亥俄州。10月，布拉格和史密斯在法兰克福参加了亲南方的“州长”理查德·霍伊斯（Richard Hawes）的就职典礼，算是建立了“政权”，肯塔基成了“南部邦联”国旗上的一颗星。北方自开战以来的所有的胜利和希望似乎被一扫而空。

1862年4月6日到7日的“夏洛之战”让北方和南方两败俱伤。得胜的北方灰头土脸，惜败的南方愁云惨雾。北方主将尤利西斯·格兰特因疏忽造成重大伤亡（参看上一个故事），即使打了胜仗也被骂得狗血淋头，舆论哗然自不必说，军中和国会都有要将他撤职的声音，大家觉得格兰特这次算是完了。像以往一样，事情最终落到林肯总统的办公桌上。看着西部总指挥亨利·哈勒克发来的要求解除格兰特军职的报告，林肯静静地坐在那儿想了很久。最后，他说：“我不能让他走。他会打仗。” 沸沸扬扬的一锅水这才算渐渐冷却。其实，林肯根本不认识格兰特，他们从没见过面，他对格兰特的欣赏和爱护真的只是因为“他会打仗”。也许听上去有点滑稽，但“会打仗”居然是北方将军们最少见的天赋。林肯当然不肯轻易放弃这个“稀缺资源”，哪怕格兰特浑身都是缺点，这一条优点足矣。

“内战”的两个战场，东部的弗吉尼亚和西部的密西西比河谷，就像两场不同的战争。东部“半岛战役”进行的三个多月中，西部同时上演着年度大戏。在东部如病猫一般的联邦军队在西部却野性十足。自1862年初的“唐纳尔逊堡之战”后，北方长驱直入，迅速占领田纳西首府纳什维尔和田纳西州东部，还深入南方腹地，连最南边的阿拉巴马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也受到威胁。南方在西部能像在东部那样化险为夷吗？

1862年6月1日，55岁的罗伯特·爱德华·李（Robert Edward Lee）被任命为南方军队的总指挥。杰斐逊·戴维斯总统的这个决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为李从没统率过军队。一直以来，他是戴维斯的军事顾问，去前线参与过几次协调行动，但没有指挥过战斗。一个参谋忽然成了军队的总司令，这经历跟“二战”时的盟军总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有一拼。但并不是每一个参谋心中都住着个艾森豪威尔，临危受命的李将军能否不负众望？戴维斯凭什么把身家性命和南方的前程交到李的手中？

1862年3月17日，乔治·麦克莱伦在华盛顿近郊亚历山德里亚港（Alexandria）登上蒸汽船，向弗吉尼亚驶去，他的“伟大的战斗”开始了。从1861年7月到1862年3月，整整九个月，整整一个“孕期”，“波多马克部队”（Army of Potomac）终于破茧而出，迎来了东部战场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美国海军出动大小船只389艘，运送陆军官兵12万人，44个炮队，3千门炮，1千多辆车，1万5千匹马，还有数吨其它设备和给养，光把这些人和物从华盛顿运到战斗开始的地方，弗吉尼亚半岛（Virginia Peninsula），就得三个星期。西半球（南北美州）的人们从没见过这么庞大的军队，欧洲的军事观察家们称它为“巨人的行动”。这就是耗时将近四个月的“半岛战役”（Peninsula Campa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