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169）- 腐败

尤利西斯·格兰特的第一个任期（1869 – 1873）还是很有成就的，尽管他的表现有缺憾。他在“重建”中坚定地维护南方“共和党”人和黑人的利益，在与“三K党”的斗争中果断地动用联邦军队和联邦司法体系，捍卫了“内战”的成果。换任何一个比格兰特稍微软弱一点的人恐怕都撑不住局面，因为“重建”毕竟是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挑战。种族矛盾在“内战”中可以真刀真枪地解决，相对简单，但在“重建”中只却不得不徘徊于暴力与法治之间。各方势力纠缠争斗，处处掣肘，缺乏政治经验的格兰特基本上能应付得当，实属不易。

其实，除了内政，格兰特在外交上也小有成就。格兰特因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交恶，本来在外交上是很难做成什么事的。凡是格兰特支持的，萨姆纳就反对，双方都不妥协。要知道，此时的联邦政府中最强大的一权是国会，特别是参议院，格兰特在与国会的交锋中屡屡败北。即便如此，格兰特仍然在重重阻力中至少达成了一个心愿，就是逼着英国赔偿了美国“内战”的部分损失。你也许会说这都哪跟哪？英国又不是大冤种。整件事起源于英国在“内战”中为南方造的一艘军舰“阿拉巴马号”。英国政府在战争期间宣布中立，不应该向任何一方提供武器，但一家私人造船厂为南方建造了“阿拉巴马号”。当时，美国政府不停地抗议，英国政府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让这艘船到了北美。“阿拉巴马号”可以说是南方海军最有威力的战舰，给北方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现在，格兰特要求英国政府“认罪”并赔偿。认罪是不可能的，钱也不想给，但英国架不住美国咄咄逼人的架势，最后只能同意通过国际仲裁解决，将争端交给在瑞士的仲裁法庭。1872年9月，法庭最终判决英国在此事中有责任，应赔偿美国1550万美元。虽然离格兰特要求的20亿美元（包括间接损失）有差距，但“20亿”这种狮子大开口的把戏本来就是个噱头，做不得数。能让大英帝国出点血已经很难得了，这件事也为国际纠纷的和平解决树立了一个榜样。事情在1872年大选前夕完成确实给格兰特加分不少。

格兰特执政期间恰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的时候，也是“镀金年代”（1870 – 1900）的开端。一看这名就知道，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事是“金钱”。国家要发展，个人要发财，这是美国从“发展中国家”变成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的时期，也是美国人的钱包鼓起来的时期。既然钱成了整个社会的“主流”追求，建国国父们曾经遵循的“绅士政治”所代表的高贵、廉洁、无私、奉献等美德便不再是政客们坚持的原则。坦白说，格兰特本人还是比较清白的，他没有直接贪污受贿。尽管他接受富豪们赠与的房产和贵重礼物，也安排有裙带关系的人在政府中任职（参看《美国的故事（165）- 分赃》），但这些行为在那个年代不违法，他也从来没掩饰。但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他周围的人，特别是他的朋友们，贪起来个个够上头条，谁又能相信格兰特的无辜呢？

格兰特任职之初就差点被两个金融骗子给忽悠瘸了。这两人是杰伊·古尔德（Jay Gould）和詹姆斯·菲斯克（James Fisk）。他们是铁路大亨和华尔街的投机者，典型的“镀金年代”的暴发户（这个年代的两大发财秘诀就是铁路和金融）。自从格兰特当选总统，这俩就像狗皮膏药一样贴上他。他们赠总统房产、礼物，在火车上设总统专用车厢，私人游艇随时可以载总统从华盛顿直奔纽约，私人海滩和豪华别墅变成总统度假、娱乐、开会的地方。格兰特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一切，认为这些“特惠”不会影响他的决策。当然，这与当时总统的待遇有关。在1873年之前，也就是格兰特的第二个任期开始之前，美国总统的年薪是2万5千美元（从华盛顿到格兰特第一个任期），相当于2022年的约55万美元，是1870年人均GDP（约2400美元）的10倍。从1873年起，总统年薪涨到5万美元（从格兰特第二个任期到西奥多·罗斯福）。看上去不算低，但他们没有今天的总统们享受的福利待遇，包括开销账户（expense account），免税的旅行账户（travel account），娱乐账户（entertainment account），专车，专机，保镖，退休金，等等。当时，白宫所有的开销，比如装修、家具、国宴、茶会、舞会、交通、仆人、厨师等等，都要总统自掏腰包。这样一算，19世纪的总统们还是很“穷”的，他们接受私人馈赠也就成了家常便饭，格兰特并不“例外”。总统如此，国会议员更如此，因为他们的工资更低（当时议员的年薪是5千美元）。在位时不捞好处，退休后就没着落了。至于总统们或议员们会不会“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政客们心照不宣。反正格兰特没觉得有啥不妥。

做为保守金融政策的信奉者，格兰特一直支持硬通货，也就是贵金属、金币、银币。1862年的《法定货币法》创造了美元纸币（参看《美国的故事（140）- 蜕变》），从此，纸币与硬通货之间的爱恨情仇成了金融界经久不衰的话题。保持美元纸币对黄金的稳定兑换率，或者说，保证纸币不贬值，是格兰特政府的目标。可是，古尔德和菲斯克却想靠囤黄金赚钱。既然他们囤了大批黄金，黄金兑美元纸币的比率当然越高越好，或者说，美元越贬值越好。如此，他们便可以低价进，高价出。他们天天给格兰特灌输的货币理论是：美元贬值有利于出口，咱现在正要大力发展谷物出口呀！格兰特起初没表态，这俩可没闲着，贿赂财政部长、助理财政部长、海关关长、关税局局长、格兰特的妹夫等人，做了个大局。一通骚操作后，到1869年9月，美元急贬，金价大涨。格兰特似乎上钩了，写信给财政部长乔治·鲍特维尔（George Boutwell）讨论货币贬值有利于出口的问题。总统的态度推着美元继续一路向南，金价持续飙升，引起金融市场动荡，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不寻常的端倪了。各路经济学家纷纷致电白宫，敦促总统稳定金价。9月底，糟糕的形势终于让格兰特醒悟。他命令财政部长抛黄金，买美元，以使虚高的金价重回合理区间。但是，这道命令到达市场之前，助理财政部长丹尼尔·巴特菲尔德（Daniel Butterfield）把内部消息透露给古尔德，为他开了25分钟的窗口。古尔德在金价崩溃前的这25分钟内狂抛了价值6千万美元（相当于2022年的13亿美元）的黄金存货，赚得盆满钵满，而那些在黄金牛市时盲目跟进的韭菜们只能眼看着自己的投资跟着金价跳水。格兰特总算凭直觉避免了更大的危机，但他从没怀疑过自己的财政部长和助理财政部长，也没意识到腐败的内部交易。

丑闻不能总靠直觉避免，因为腐败不是偶然的。格兰特总统生涯中最令人困惑的是：他以几乎无懈可击的人品包容了他周围那些贪得无厌的蛀虫。他真诚地、甚至幼稚地信任他的朋友们，即使在媒体曝光丑闻之后，他还会激烈地为他们辩护，直到确凿无疑的证据被摆在他面前。他说：“我永远不会怀疑任何我挑选担任要职的人，除非他们被证明有罪。”如果不是他看人的眼光有问题，那就是他太不懂政治了。很不幸，格兰特面对的正是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镀金年代”。腐败来自在“内战”中极度膨胀的联邦政府的权力，来自重工业的无限扩张，来自大商业大资本的运作，来自无情的政治机器，来自“共和党”的长期统治，来自西进运动。铁路和金融只是腐败的缩影，事实上，腐败已渗透到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侵蚀着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侵蚀着“共和党”和“民主党”，也侵蚀着每一个政客。在这个腐败的时代，无人幸免。

你也许会问：当道德不能约束欲望，法律和法制去哪了？其实，十九世纪末的腐败不只是人为的腐败，更是制度性腐败，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受法律保护的。这个导致腐败的制度不是新的，而是始于1828年安德鲁·杰克逊上台后开启的“分赃制度”（Spoils system），也就是，一个政党上台后可以合法地将政府职位，包括高级、中级官员和基层公务员，分给本党的成员，以奖励他们的付出和鼓励他们继续做贡献。这个制度的表现是“惠顾”（Patronage），每个总统上台后处理的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事就是对付来找工作的人。这些人都是有背景的，由国会议员或党的领袖推荐，必须把他们安排好。如此一来，联邦政府的职位不再以品行和能力为考核标准，而是完全看对党的忠诚度和与当权者的关系。格兰特并不赞成这个制度，甚至厌恶它，但这不妨碍他把自己和国会议员的亲戚朋友都塞进政府。人的意志在制度性腐败面前无能为力。

随着腐败之风愈演愈烈，反对“分赃制”、主张公共服务或公务员制度改革（Civil service reform）的声音开始兴起，最积极的倡导者是格兰特的内政部长雅各布·考克斯（Jacob D. Cox）。考克斯提议，所有申请政府工作的人必须参加考试，择优录取。他在内政部搞了一套绩效考核制度，只看工作成绩，不看身份背景。可以想象，考克斯的不合时宜会招来怎样的攻击，他在内政部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格兰特口头上还是很支持考克斯的，可也仅限于口头上。1870年10月，任职仅一年半的考克斯辞去内政部长之职。公务员制度的改革显然不是格兰特现在最关心的事。如果他想连任，他就需要国会中“共和党”大佬们的支持；如果想得到支持，他就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保护他们的利益。

此时的“共和党”在连续执政将近10年（1861 – 1870）后已经渐渐丧失了初建时那朝气蓬勃、团结向上、一往无前的理想主义姿态，变得傲慢、保守、内卷，甚至开始被人们叫做“大老党”、“老大党”、“元老党”（Grand Old Party – GOP）。更要命的是，它像当初的“民主党”那样开始分裂。一派叫做“死忠派”（Stalwart Republicans）或“保守派”（Conservative Republicans），但实际上他们由此前的“激进派”（Radical Republicans）演变而来。他们坚决支持“重建”，维护黑人的利益，但也坚决反对公务员制度改革。另一派是“自由派”（Liberal Republicans），他们支持公务员制度改革，但反对“重建”，或者说，反对以激进的方式重建南方。千万别被这些名字糊弄了，从今天的角度看，所谓的“保守派”更像近今天的“自由派”（左派），所谓的“自由派”更像今天的“保守派”（右派）。

格兰特的支持者主要是“死忠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参议员罗斯科·康克林（Roscoe Conkling）。康克林是十九世纪末（1870 – 1880）最有影响力的“共和党”领袖，有点像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亨利·克莱。自从撒迪厄斯·史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去世后，康克林就接过原“激进派”的大旗，誓将“重建”进行到底。“死忠派”在他的领导下把持着整个“重建”时期的大权。格兰特当然知道康克林有多重要，他必须把联邦政府最大的肥缺，纽约海关（New York Custom House），交给康克林的人。纽约海关不仅是联邦政府最大的财政来源之一，它还拥有一千五百个工作岗位，这中间能产生多少权钱交易就不用说了。格兰特之后的几位总统都与纽约海关有关，这里是最大的腐败“窝点”。1870年7月，格兰特提名托马斯·墨菲（Thomas Murphy）为纽约海关税收官。墨菲的历史不干净，年轻时就有偷盗的案底，被认为是最不可信赖的人。但那又怎样呢？康克林想让他进海关他就能进。对墨菲的任命也让他背后的康克林成为纽约最有权势的人。

纽约海关毫不意外地成了各种丑闻的源泉。媒体对墨菲穷追猛打，格兰特却一如既往地为自己任命的官员辩护，直到1871年11月，墨菲混不下去了，主动辞职。格兰特又任命了一个康克林的人，未来的总统，切斯特·阿瑟（Chester A. Arthur）。阿瑟比墨菲能干，效率高，但在腐败问题上都差不多，丝毫没平息媒体的怒火。

就这样，在腐败的阴影中，1872年大选来临了。除了海关，我们以前提过的“动产信贷丑闻”也爆出来了（参看《美国的故事（167）- 铁路》），搞得格兰特灰头土脸的。“自由派”与“死忠派”分庭抗礼，拒绝支持格兰特，而是选出自己的候选人贺瑞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格里利是《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的创始人，舆论领袖。他不算资深政客，却极有号召力，提倡社会改革，痛恨腐败。

“民主党”自从在“内战”中大伤元气，到1872年仍然无法在联邦层面与“共和党”对抗。他们没有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而是支持“自由派”共和党人推出的格里利，企图集两党（“民主党”和“自由派共和党”）之力击败格兰特。南方各州想尽办法阻止黑人投票，恐吓、暴力事件再次上演。在某些地区，格兰特不得不派联邦军队保护投票的黑人，因为黑人的选票至关重要。尽管丑闻缠身，但格兰特在第一个任期内的成绩还是得到了大部分选民的肯定。格兰特赢得了286张选举人票，以压倒多数再次当选。但是，南方各州的州政府基本已被“民主党”夺回。“民主党“在国会中的席位也增加了，他们正稳步重返权力的中心。

在格兰特的第二个任期中，腐败现象能得到治理吗？格兰特能否重建人们对政府的信任？请看下一个故事：堕落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