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171）- 重建之殇

1876年，当格兰特的任期接近尾声，“重建”（Reconstruction）已走过十个年头。国会用宪法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修正案（合称“重建修正案”）定义了“重建”，也定义了一个新联邦。第十三修正案给了黑人自由；第十四修正案给了黑人公民身份和平等保护；第十五修正案给了黑人（男人）投票权。听上去万事大吉，但法是人定的，法的成功在人不在法。宪法已经到达理想的彼岸，黑人自由平等的进程能否跟得上宪法的脚步？

“重建”时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865到1866年是“总统重建”阶段，由林肯和约翰逊总统主导，以温和、保守为主旋律。1867 到1875年左右是“国会重建”阶段，由国会中的“激进派共和党人”领导。正是在“激进派”的推动下，“重建修正案”成为宪法的一部分。联邦政府大多数时间以强硬的姿态对待南方，不惜动用军队保护南方黑人的平等权利。可是，这种高压政治毕竟不是常态，不能持久。1876年，“重建”进入“救赎”阶段，南方的“民主党”人以“救赎者”（Redeemers）的身份重返政治舞台，他们要“救回”或“赎回”（redeem）失去的一切。到底是什么推动着风向的转变呢？

风向的转变取决于民心的动向。先看南方的民心。当初，南方人支持奴隶制，挑起“内战”。他们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失去了至爱与亲朋，失去了财富和家园。现在，他们被告知：他们错了，这一切都不值得。他们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结局？南方（白）人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他们是人，是像北方人一样的人。他们像北方人一样时而彬彬有礼时而野蛮粗暴，也像北方人一样时而宽容大度时而狭隘自私。除了个别精英或智者，人无法摆脱传统、文化、教育的熏陶和束缚，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一个从小就被告知黑人是劣等种族、奴隶制是天经地义的人，不可能在长大后认为自己与黑人是平等的。南方人的愤怒可想而知，他们对黑人的歧视和暴力皆出于此。法律的改变可以很快，它只需要精英们的推动和决策，但人心的转变非一朝一夕可成。无论南方或北方，“种族平等”的观念不在十九世纪末的美国（白）人的认知范围内，他们还需一百年才能学会。联邦政府靠宪法修正案改变现状，靠军队强制执行，撑得了一时，撑不了一世。压力越大，反弹越强，这是“民主党”在南方强势回归的原因。

再看北方的主流民意。美国是以自由、自治为本的国家。在北方人看来，当“内战”结束，当南方停止了敌对行为，特别是当南方做为独立州重新加入联邦后，联邦政府长期在南方驻军并强行干涉南方各州的自治权就变得不那么合法了。政府对南方白人的铁腕统治甚至让一些北方白人有了“物伤其类”的感觉。南方九百万人口，四百万黑人，白人毕竟是多数。为了少数人的利益打压多数人，听上去似乎不太合理。虽然军队对保护南方黑人的选举权和剿灭“三K党”很有必要，但这种做法不符合新大陆的价值观。不管北方（白）人和南方（白）人曾怎样互相往死里打，他们毕竟同气连枝。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方人对南方人的仇恨渐渐消退了。更何况，打压南方白人、帮助黑人需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北方选民已没有此前的热情。他们厌倦了对南方黑人无休无止的帮助和支持，也厌倦了“重建”的话题。他们的注意力被正在蓬勃兴起的“镀金年代”吸引，发展经济、发财致富成了新焦点。“重建”不再是选民最关心的事，他们希望尽快结束这个似乎做不完的梦。以选民的意志为导向的政客们自然会随风转舵。

北方民众不愿再管“闲事”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黑人应该学会自立自强，不能总依赖别人。北方人说，我们血也流了，法也定了，仁至义尽，为你们做得还不够吗？现在是你们帮助自己、保护自己的时候了。可是，北方人不愿面对的现实是：黑人在被奴役的二百五十年（1619年 – 1865年）中被剥夺了几乎一切权利，他们没有或只有很少的收入，没有财产，不能受教育，不能拥枪，不能与他人自由交流，不能集会，除了主人分派的工作，不能做其它事情或学习其它技能，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一切都听从主人的安排，不能违逆主人的意愿。这种境遇极大地限制了黑人智力和能力的发展，如今虽然名义上自由了，可他们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怎能一步到位地成为独立自主的现代社会的公民？

“内战”结束后，南方各州通过“黑人法典”（Black Codes）实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绕过宪法剥夺黑人的投票权。第十五修正案不是说投票权不能因种族、肤色受到限制吗？我不限制种族、肤色，我只规定不识字的人不能投票，交不起人头税（投票税）的人不能投票，不违宪吧？这两条就把大部分黑人排除在外。“黑人法典”规定，黑人不能与白人住同一个社区，不能与白人通婚，不能进同一所学校，不能去同一家餐馆，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不能与白人坐在一起，只能坐在车厢后方，没有法院或警察的允许不能随意旅行，等等。白人认为，既然黑人总是抱怨受白人欺负，那咱就隔开，省得起冲突，大家都安全。这些规定不仅隔离了黑人，也隔离了白人。南方人声称，虽然不同种族之间隔离了，但政府向所有的种族提供大约相同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咱各自享用，互不干涉，这难道不是“种族平等”吗？“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就是那个年代最“正当”的理由。

如果说，联邦政府，特别是格兰特政府的第一个任期，动用联邦军队和司法力量打击“三K党”的做法是正义的，也获得了多数北方民众的支持，那么，接下来的腐败丑闻便将其之前树立的光辉形象和积攒的人气摧毁殆尽。一个没有了公信力的政府不管做什么都是错的，连自己都管不好还管人家各州的事？更何况，那些靠联邦军队的保护选出来的黑人议员和官员并不比白人官员更清廉。腐败不是白人的专利，在权力的诱惑面前倒真是种族平等，白人选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提高黑人的政治地位是更明智的选择？另外，“激进派共和党人”的“双标”做派也让本就捉襟见肘的“重建”雪上加霜。“激进派”整天骂南方各州，却对北方黑人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视而不见。北方各州同样通过对识字和税收的要求限制了黑人的投票权，在种族歧视方面，北方和南方是一样的，没有（白）人认为自己与黑人平等。打铁还需自身硬，“激进派”如此行事怎能服众？

所有的迹象都在指向一场失败的革命，北方赢得了“内战”，却似乎注定要输掉“重建”。南方的白人打不过北方的白人，但他们欺负黑人还是绰绰有余的。黑人也许不再是奴隶，但他们正被农奴化，被他们的旧主人牢牢地拴在旧土地上。他们中的一些人企图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却遭到威胁和虐待，日夜生活在恐惧中。到1875年，南方只剩下四个州还在“共和党”的掌控中：密西西比，南卡罗来纳，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这四个也眼看着不保了，“民主党”信誓旦旦地要在接下来的州选举和1876年的大选中大展神威，把整个南方从“共和党”的“魔爪”中拯救出来。

1875年9月4日，密西西比州的一些“共和党”人（包括白人和黑人）在克林顿市（Clinton）办了个烧烤聚餐会，为即将到来的选举造势，鼓励大家去投票。正当人们享受美食时，白人步枪俱乐部“白人阵线”（White Line）的暴徒突然闯入，向人群开枪。集会的“共和党”人边躲边拔枪自卫，但毕竟慢一招。混战到最后，有七八个黑人和三个白人被杀。这就是“克林顿暴乱”事件（Clinton Riot）。此后，事情越闹越大，密西西比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拿起武器，枪声四起，骚乱不断。照这个势头下去，黑人吓都吓死了，谁敢投票？当地警官向州长阿德尔伯特·埃姆斯（Adelbert Ames）报告，希望州长赶紧平息事端。

埃姆斯手里只有少量的国民自卫军，远远少于白人武装，他唯一的希望是格兰特总统，或者说，是格兰特手里的枪杆子。9月7日，埃姆斯急电白宫，请求帮助。自1874年1月起出任州长的埃姆斯是南方最坚定的“共和党”人，为“共和党”守着得来不易的阵地。在过去的一年中，格兰特曾几次派兵帮埃姆斯稳住局面。这一次，埃姆斯期待像过去一样得到联邦军队的支持。但是，这一次，格兰特犹豫了。民意的改变使他不得不考虑派遣军队的合法性。他要求埃姆斯先动员本州的力量，只有在穷尽一切可能后才能考虑联邦的援助。格兰特纠结个没完没了，一会儿想派兵，一会儿想发个声明，一会儿想帮埃姆斯一把，一会儿又不想，耽搁得黄花菜都凉了。10月，孤立无援的埃姆斯只好与“民主党”支持的武装分子妥协。双方签订和平协议，“民主党”承诺掌权后将确保一个自由、公正的大选，埃姆斯承诺将在1876年3月辞职。就这样，密西西比落入“民主党”之手。当然，那个“自由、公正的大选”根本没出现。

得知密西西比“沦陷”，格兰特追悔莫及，却已无可挽回。后来，人们从当时的文件中得知，格兰特确实想帮埃姆斯，但被“共和党”大佬们劝阻。他们认为，北方的选民已经对派联邦军队去南方非常反感。如果这样做，“共和党”将输掉俄亥俄州。俄亥俄是“共和党”的“旗舰”州，绝对不能丢。于是，格兰特只能牺牲密西西比，以此换来了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 B. Hayes）在俄亥俄的胜利（海斯1876年1月第三次当选俄亥俄州长）。面对日渐式微的“重建”，格兰特很痛苦。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怀疑他和林肯一直坚持的原则是否正确，怀疑他付出的所有的努力是否值得。他甚至开始怀疑第十五修正案的正义性，因为这个修正案并没有起到真正保护黑人投票权的作用。他也深感自己太不适合吃政治这碗饭，总是顾此失彼，进退失据。他知道，他的公职生涯应该结束了。

总统感到无力的时候，法院也不给力。1875年，联邦最高法院（“韦特法庭”）在“美国诉克鲁克申克案”（United States v. Cruikshank）中认为第十四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条款只适用于各州政府，不适用于个人，从而保护了杀害100多个黑人的凶手（克鲁克申克等16人）。判决把保护黑人的责任交给州政府而不是联邦政府，这就等于没有保护。法院还极为狭隘地解释了第十五修正案，认为它没有赋予黑人投票权，而只是使黑人免于因种族、肤色受到歧视。在1876年的“美国诉里斯案”（United States v. Reese）中，“韦特法庭”再次狭隘地解释了第十五修正案，否认修正案给黑人选举权，特别是，否认联邦政府有强制执行修正案的权力。这两个案例基本上判了“重建”死刑，难怪格兰特质疑第十五修正案并在黑人问题上变得畏手畏脚。不知他是否为自己提名的首席大法官感到后悔（参看上一个故事）。

1876年7月4日，独立日，也是美国一百岁的生日。在南卡罗来纳的汉堡市（Hamburg），两个白人农民抱怨正在举行庆祝活动的约40多个黑人民兵挡了他们的道。没多久，几个领队的民兵就被抓起来了。这还不算完，接下来的几天里，100多个白人拿着枪陆续从南卡其它地方和隔壁的佐治亚州赶到汉堡，要求黑人民兵放下武器。黑人民兵先是退守到一座房子里，后来因怕白人炸掉房子，纷纷往外逃。围在外面的白人见一个打一个，很快打死5人，伤3人。这次暴力事件被称为“汉堡大屠杀”（Hamburg Massacre）。7月17日，南卡查尔斯顿的武官（联邦官员）请求总检察长阿方索·塔夫脱（Alphonso Taft）派联邦军队来汉堡。塔夫脱是保守派，他根本没请示总统，直接拒了。7月22日，南卡州长丹尼尔·张伯伦（Daniel H. Chamberlain）向总统求援。张伯伦像埃姆斯一样是南方“共和党”的中流砥柱。他生于马萨诸塞，毕业于耶鲁，上过哈佛法学院，“内战”时加入美军的骑兵，当州长之前是成功的律师。在南方人眼里，他是典型的“提包客”（Carpetbagger），也就是“重建”中从北方来到南方的政客。南方人最恨这种外来户，认为他们根本不关心当地人的诉求，纯粹就是来捞政治资本的。实际上，张伯伦是个不错的州长，真心为南卡人谋福利，也尽力保护黑人的权利。可惜，他做什么不重要，谁叫他不是“民主党“人？仅凭这一点，他就该滚。

格兰特似乎吸取了密西西比的教训，虽然一开始没直接派兵，但在形势变得更糟糕时派出了威廉·谢尔曼麾下的军队去南卡维持秩序。联邦军队的出现总算让选举在有序的状态下进行，但不意味着选举没有猫腻。结果令人啼笑皆非。其中两个县收到的选票数竟然远远超过这两个县的选民总数，一看就是玩儿大了。如果不算这俩县，张伯伦赢；若算上这俩，“民主党“候选人韦德·汉普顿（Wade Hampton III）赢。这两个县坚称自己的结果是合法的，拒绝重选。这下热闹了，南卡选出两个州长，两个州议会，各干各的，谁也不服谁。对峙三个月后，联邦政府强行介入，维护张伯伦政府的合法性。但张伯伦明白，他无力征更多的税来维持更多的武装力量。现在是靠联邦军队硬撑着，只要军队一撤，他就玩儿完。果然，1877年，联邦军队撤离南方（这是后话），张伯伦也辞职了。他是南卡罗来纳最后一位“共和党”州长。将近一个世纪之后，1974年，南卡才迎来了另一位“共和党”州长。

话又说回来。“民主党”经常不讲武德，但并不是所有的“民主党”州长或官员都是恶魔。代替张伯伦当州长的“民主党”人韦德·汉普顿就是个十足的绅士。汉普顿是土生土长的南卡人。“内战”前，他可能是南方最富的人，他的家族在三个州拥有海量的种植园和三千多个奴隶。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南方军队。在“葛底斯堡之战”中，他和一个来自密西根的北方战士对射。北方战士的枪突然卡壳了。汉普顿很有礼貌地等着他修好了枪后才又开始射击，他击中了那个战士的手腕。战后，汉普顿失去了所有的财富，但他并没有怨恨。他说：“我对南卡罗来纳无所求，只要一块墓地。”他支持黑人的投票权，因为他认为应该给予所有的人公平和尊重。但是，他对黑人的“公平”是以“慈父”的心态“赐予”，他帮助黑人是因为他不相信黑人能管理自己。在他任州长期间，南卡的黑人像白人一样投票，没有受到其它南方州那样的骚扰。后来，他又当选联邦参议员。1890年，本杰明·蒂尔曼（Benjamin Tillman）出任州长，南卡终于落入极端的种族主义者之手。

尽管格兰特迫于压力不能再像当初那样义无反顾地支持黑人，但他仍是唯一能保护他们的人。南方的“共和党”人和黑人热切地期待格兰特能打破惯例，谋求第三个任期。在他们看来，南方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把国家置于“准战争”状态。特殊时期需特殊对待，只有格兰特把黑人的利益放在心上，也只有格兰特能镇得住场子。战争英雄的光环无可替代。也许他们是对的，因为格兰特是林肯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之间的四十八年中唯一赢得连任的总统，其余的都如匆匆过客。然而，格兰特身心俱疲，他不想干了。

最想让格兰特连任的是第一夫人茱莉亚，因为她太爱白宫了。自从嫁给格兰特，她就随着他四处漂泊，居无定所，处处遭人白眼，连亲朋好友都不待见这对夫妻。战争改变了格兰特的命运，一个穷困潦倒的小人物一跃而成美军总司令、总统，茱莉亚住进了这个国家最尊贵的房子。在白宫的八年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她不想这么早离开，她不在乎打破乔治·华盛顿留下的惯例，她真诚地相信她的老公是最棒的。格兰特深爱着茱莉亚，愿为她做任何事，但这一次除外。1875年初，格兰特在慎重考虑之后确信，谋求第三个任期将会伤害“共和党”。他起草了一封信，在一天早晨召集内阁成员，宣读了他的退出决定。茱莉亚觉得蹊跷，派人来问格兰特大清早把内阁叫来干吗。“妻管严”格兰特磨磨蹭蹭地来到走廊上，抽了一根雪茄，然后鼓足勇气走向妻子的房间。当他把决定告诉妻子，茱莉亚大怒，说你把信拿来我看看。格兰特说：“不，它已经发走了（送交媒体）。我之所以点那根雪茄就是为了确保那封信被送走。”茱莉亚气晕了，说你这样对我公平吗？格兰特说：“我不想在这儿再待四年，我受够了。”

1876年6月的“共和党”代表大会在俄亥俄的辛辛那提举行。俄亥俄州长拉瑟福德·海斯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海斯属于“自由派共和党人”（“保守派”），不赞成“重建”，但支持公务员制度改革，立誓反腐。“民主党”候选人是纽约州州长萨缪尔·蒂尔登（Samuel Tilden）。两位候选人都宣布若当选只任一届。可想而知1876年的大选有多激烈，双方都把火力集中在几个摇摆州：北方的纽约和印第安纳，南方的南卡罗来纳、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选举日的结果还没统计完就足以让人提心吊胆。“民主党”赢得了几乎所有的南方州和北方的纽约、新泽西、印第安纳、康涅狄克。在新英格兰，大多数新移民投了“民主党”的票。蒂尔登获得了更多的普选票和184张选举人票，海斯得了166张选举人票，而那19张来自南方的三个未被“赎回”的州（南卡、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的选举人票还不知花落谁家。“共和党”指责“民主党”在这三州作弊，阻止黑人投票。否则，如果这三州投“共和党”，海斯将以185张选举人票胜出。双方都宣布在这三州获胜，都骂对方作弊，扯不清了。还有添乱的。海斯赢得的俄勒冈州的一张选举人票被宣布作废，这样，他只剩165张选举人票。如果海斯拿不到有争议的那20张票，蒂尔登就赢了。

华盛顿乱作一团，搞不清到底谁该获胜或到底参议院还是众议院应该介入（“共和党”控制参议院，“民主党”控制众议院）。为了挽救“共和党“的江山，一向不善交际的格兰特走出自己的舒适圈，亲自推动两党组成竞选委员会，协商解决问题。委员会包括5个参议员，5个众议员，5个最高法院大法官。在紧张的讨价还价之后，1877年3月2日，两党达成协议：一，海斯承诺撤回所有在南方的联邦军队；二，联邦政府不再干涉南方各州针对黑人的政策；三，南方承诺公平地对待黑人（这一条不会兑现）。基于这些承诺，那20张争议票归了海斯，海斯以185比184票获胜。两天后，海斯宣誓就职，成为第19任总统。

海斯的当选标志着“重建”的结束。1877年4月，海斯命令战争部长撤回在南方的所有联邦军队，折腾了十二年（1865 – 1877）的“重建”终于落下帷幕。从此，南方进入长达近一个世纪的种族歧视、种族隔离时期。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人权运动”的兴起和进步力量的壮大，南方的黑人才重新燃起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梦想。“重建”的结果显然有违“共和党”的初衷，也是美国人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民主党”固然难辞其咎，“激进派共和党人”也备受诟病。 欲速则不达，过于激进往往适得其反，使黑人受到更大的伤害。 后人看这段历史时无比怀念林肯，也许只有林肯的温和、妥协、和高超的政治技巧能缓和矛盾，至少不会让双方如此剑拔弩张。另一方面，南方看似在“重建”中占了上风，但他们的种族政策限制了工商业的发展，也限制了他们自身。曾经富裕繁荣的南方错过了“镀金年代”带来的无穷潜力，变成美国最贫穷落后的地区。南方学生的学习和科研能力在全国垫底，落后的教育让新移民望而却步，死气沉沉的南方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都缓不过劲儿来。这是南方人为他们自己的选择付出的代价。

在格兰特卸任之前的1876年，美国迎来了百年华诞（1776 – 1876）。美国人是怎样庆祝的？回顾百年历程，他们看到了什么挑战和契机？请看下一个故事：百里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