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175）- 排华法案

在“1877年铁路工人大罢工”中，加州圣弗朗西斯科（旧金山）的白人工人把矛头指向了中国工人，进而指向所有的中国移民。一场针对资本家的斗争变成针对中国人的斗争，这是在罢工初期起领导作用的“工党”始料不及的。“工党”领袖很快就丧失了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和控制，旧金山的中国人和他们的财产、生意被打、砸、抢，遭受严重的损失。更要命的是，作为受害者的中国人不仅没在罢工结束后得到赔偿，反而被“秋后算账”，接二连三地被加州立法和联邦立法限制更多的自由、剥夺更多的权利。那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不惹是生非、为美国的跨大陆铁路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曾被“中央太平洋铁路”的高管称为“世界上最好的员工”的中国人，怎会一夜之间变成众矢之的？中国人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们在前面的故事中讲过，中国人起初是来北美“淘金”的，后来又修铁路。像所有来新大陆的移民一样，中国人是来挣钱的。当时，中国工人的工资是一天1美元（金币），而美国工人或白人工人（主要是爱尔兰人）的工资普遍高于中国人。1美元确实不高，但跟中国的情况比起来还是好多了，因为在中国要工作好几天才能挣到相当于1美元的工资。如果一个中国人能攒500美元，他便可以“衣锦还乡”了；如果他带着1000美元回家，绝对能在家乡当上“土壕”。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满载而归”，他们就变成了新大陆的“活广告”，激励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奔向大洋彼岸。正如一个即将登船从广东香山县去旧金山的年轻人说的那样：“谈论着要去那个到处飘扬着花旗（Flowery Flag）的地方，我好开心，只要努力工作就能采到很多金子。我哽咽着向父母道别，哭着离开我的妻儿。”从1849年“淘金潮”开始，到1882年，30万中国人来到北美。对于拥有5000万人口的美国来说，30万连1%都不到；但对于安土重迁的中国人来说，这是对传统束缚的重要突破。飘洋过海的中国人几乎全部来自广东省，几乎是清一色的青壮年男人，女人只占其中的4%到5%左右。因此，中国人占了加州劳动力人数的四分之一。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懂英语，只说粤语，集中居住在某些特定的区域，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唐人街”或“中国城”（Chinatown）。旧金山的中国城是北美最古老的，也是亚洲以外最大的中国城，保留着显著的中华文化的传统和特征，也记录了华人在美国一百五十年的艰辛脚步和顽强不息的奋斗历程。

美国本就是移民国家，从1607年的第一个殖民地弗吉尼亚到1880年那个93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新大陆的每一个进步和每一次发展都是移民们用生命、汗水、智慧和勇气换来的。可是，当移民成功落地生根，当新移民变成“旧”移民，当“移一代”被“移二代”、“移N代”代替，他们中的很多人便忘了自己或祖先尝过的苦头，反过来阻止更“新”的移民进入美国。原因很简单，他们怕被抢饭碗。而且，除非母语是英语，大多数新移民语言不通，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在社会上和学校里需要特殊的帮助；新移民聚集的地方往往犯罪率很高，当地政府不得不加派警察和其他执法力量。这些都是社会负担，都要花更多的纳税人的钱，旧移民们自然不愿“为他人做嫁衣裳”。

初来乍到的新移民肯吃苦，愿意做当地人不愿做的工作，愿意接受比当地人低得多的工资，这是普遍现象，不是中国人的专利。资本追求利润，资本家或雇主永远愿意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爱尔兰人比美国当地人工资低，资本家就雇爱尔兰人；中国人比爱尔兰人工资低，他们就雇中国人；中国人要求涨工资时，他们开始雇日本人，波兰人，等等。既然大家的模式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到最后受伤的偏偏是中国人？这一切起源于白人心中那个根深蒂固的偏见：种族主义（Racism），或“白人至上主义”（White Supremacy）。这个偏见让他们认为，印第安人是野人，应该被消灭；黑人是劣等种族，应该当奴隶；中国人是危险的民族，应该被挡在美国的大门外。

中国人不受待见的另一个原因是白人认为中国人不是自由的劳动力，哪个自由人能忍受这么无底线的低工资？如果他们不是自由劳动力，他们就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应该被排斥。这个理讲得显然有点歪，却讲到了白人的心坎上。人家爱尔兰工人千辛万苦地又是罢工又是闹事的，好不容易逼得雇主坐下来谈判。结果，第二天，工人们发现他们被解雇了，工厂里换上了清一色的中国工人，工资比他们原来的还低。这事儿到哪说理去？而且，中国人非常敬业和忠诚，轻易不换工作。一位科罗拉多的雇主说：“我发现中国人与其他人的区别是：他们会留下来工作，而白人挣两块钱就跑了。”久而久之，中国人的传统优点变成了白人工人眼中无法忍受的缺点，满腹怨言的白人便把气都撒到中国人头上。当越来越多的中国移民来到美国，中国工人变成除白人、黑人以外最大的劳动力群体，他们的足迹已经不仅限于加利福尼亚州了。1870年，在马萨诸塞州的北亚当斯（North Adams），卡尔文·桑普森（Calvin Sampson）鞋厂的爱尔兰工人举行了罢工。最后，厂长解雇了所有的爱尔兰工人，从加州雇来75个中国工人顶替他们。1872年，宾夕法尼亚州的比弗·福尔斯刀具公司（Beaver Falls Cutlery Company）的劳资纠纷也以同样的结果收场，厂方雇了225个中国工人代替白人工人。这些事件引起轩然大波，也引发了全国性的讨论，选民们开始害怕中国人抢饭碗的本事。在皮尔顿·杜内尔（Pierton W. Dooner）1880年的小说《共和国的最后一天》（The Last Day of the Republic）中，中国军队入侵并占领了加利福尼亚。1876年的一份《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也说：“西部各州正在沦为中国的殖民地”。这折射出美国人心中最深层的恐惧：中国人将取代所有的白人，抢走所有的工作。

“1877年大罢工”后，反中浪潮（Anti-Chinese sentiment）愈演愈烈，要求美国政府限制或禁止中国人来美国。但改变现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因为美中关系受两国条约的制约。这要从1868年的《蒲安臣条约》（Burlingame Treaty）或《蒲安臣-西沃德条约》（Burlingame-Seward Treaty）说起。此条约在中国被称为《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做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1858年的《中美天津条约》对中国来说是不平等条约。但1868年的这个“续增条约”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条约的签订要归功于一个叫安森·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的美国人。

1861年6月，林肯总统任命资深外交官蒲安臣为美国驻中国（清朝）公使。蒲安臣在中国的表现非常专业和公正，他摒弃了俄、法、德那样的粗暴的“武力外交”，真心推动美中友好关系的发展。蒲安臣这样做一是希望中国采取更西式的外交政策，更快地融入世界，二是帮助美国传教士更顺利地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他的努力赢得了清政府，特别是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衙门”）的特别信任。1867年，清政府决定派代表团访问欧美各国，考察西方的政治制度和外交模式，表达与各国友好往来的愿望。这是近代中国首次“走出去”的外交活动。11月27日，在欢送蒲安臣卸任回国的践行会上，恭亲王力邀蒲安臣为中国效力，指导中国使团的外交礼仪，协助中国与西方列强打交道。蒲安臣欣然接受了邀请，清政府任命他为“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代表团出访。蒲安臣成了史上唯一代表中国政府的美国人。

蒲安臣率使团访问了美国、英国、法国、瑞士、丹麦、荷兰、普鲁士、俄国等八个国家，帮助中国与西方官员沟通交流。1868年，蒲安臣在访美期间代表中国与国务卿威廉·西沃德签署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蒲安臣条约》）。条约确认了中美两国的平等关系，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两国互派领事，中国领事在美国享有与英、俄领事同样的豁免权；两国公民在对方国内免受宗教迫害；两国政府尊重移民自由，保护两国公民的来往、居住、经商自由；两国公民可以到对方公立学校求学并享受“最惠国国民待遇”；两国公民可以在对方境内设立学堂；美国政府无权也无意干涉中国内政，若中国在铁路、电报等项目上需要美国的技术支持，美国政府将指定工程师接受中国的聘用。《蒲安臣条约》最重要的作用是促进了两国的人员往来，为中国劳工打开了美国的大门。从此，中国人源源不断地奔向新大陆，美国传教士也大批来华。条约的另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是使美国超越当时的世界第一强国英国成为中国政府派遣留学生的首选国家。

可惜，《蒲安臣条约》带来的中美关系“蜜月期”没有持续太久。随着美国人对中国劳工的排斥，修改或废除《蒲安臣条约》的呼声渐起。187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众议员贺瑞斯·佩吉（Horace Page）提议的《佩吉法案》（Page Act of 1875）。法案禁止亚洲妓女和受奴役的劳工（forced labor）来美国，这些人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人。“亚洲人”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及其他东亚国家的公民。这个法案对中国移民的直接影响不大，因为妓女和被奴役的中国人毕竟是极少数，但它标志着两国互相无条件开放边境的日子结束了。1879年，国会通过了《十五个乘客法案》（Fifteen Passenger Bill of 1879），规定任何船只在任何一次旅程中不得往美国运载超过15个中国人，否则船主将被罚款1000美元或蹲6个月监禁。这是第一个会真正影响中国移民的法案，一旦实施，危害不言而喻。最后，阿瑟福德·海斯总统行使了一票否决权，没有让它成为法律。总统认为此案违反了《蒲安臣条约》，不合法。海斯对美国人排斥中国劳工的做法不以为然，同情中国劳工的境遇。他告诫国会：国际条约的约束力高于国内立法。除非我们与中国政府达成新的协议，否则别想通过国内法改变现状。

国会说：好吧，咱就先修改国际条约。1880年11月，美国驻华公使詹姆斯·安吉尔（James B. Angell）在北京逼着清政府签署了《中美续修条约》，也叫《安吉尔条约》（Angell Treaty of 1880）。条约及其附件使美国政府有权“暂时（临时）”、“合理”地终止中国移民和劳工赴美或限制赴美人数，但仍允许白领工作人员进入美国，美国政府将继续保护已经在美国的中国人的权利。《安吉尔条约》本质上是对《蒲安臣条约》的否定，看似“临时”或“短期”措施的条约使美国政府可以随时随地以任何理由禁止或限制中国移民入境，为全面排华开了绿灯。

1882年，代表加州的联邦参议员约翰·米勒（John F. Miller）提出法案，禁止中国劳工进入美国，为期20年。参议院和众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法案，但切斯特·阿瑟（Chester A. Arthur）总统否决了此案，理由是，20年的期限不符合总统对《安吉尔条约》中关于“临时”和“合理”的理解。国会不屈不挠地再次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一个修改后的法案，把有效期降为10年。尽管阿瑟总统不赞成，但他最终还是妥协了，于1882年5月6日签署此案，使它变成了法律。这就是《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

《排华法案》是美国联邦政府有史以来第一次针对某一个特定的民族（中国人）制定的移民法律，也是唯一的禁止一个特定民族进入美国的法律。此前的《佩吉法案》是针对所有的东亚人，1790年的《归化法》（Naturalization Act of 1790）是针对所有的非白人，主要是黑人（此法规定只有白人移民能归化成美国公民，其他种族不能入籍）。《排华法案》可以说把种族歧视推向极端，精准打击一个民族，只因这个民族被认为会破坏美国当地的秩序。美国人忘了，十年前，中国工人是怎样用汗水和生命修筑太平洋铁路，把东西海岸编织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新大陆信奉的自由和平等在中国劳工面前失灵了。

法案针对的是中国“劳工”（labors），包括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不属于“劳工”的中国人在获得许可证后还是可以进入美国，包括教师、学生、政府官员、游客、商人等。事实上，人们很难证明自己不是劳工，许可证特别难拿，法案几乎阻断了所有的中国人去美国的路。法案也危害了已经在美国的中国人的利益，因为他们一旦离开就很难再获得返美许可证，即使他们有在美国的合法居留身份。很多人因此再也没有回到家乡，他们的家人也无法去美国与他们团聚。《排华法案》除了禁止中国移民，还把中国人排除在归化之外。在美国的中国人顶多只能拿到长期居留身份，但永远不能成为美国公民。法案在1892年到期时被国会延长了10年，1902年被国会定为永久性的法律。

在《排华法案》的阴影下，数量有限的中国人仍然艰难地走着他们的移民之路。从1910年到1940年，大约5.6万个中国人获准进入美国，其中的30%返回中国。华人人口从1880年的10.5万降到1900年的8.9万，再到1920年的6.1万。中国人将他们在海关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诉诸法律，在1882到1905年间提起一万多件移民诉讼。在绝大多数案例中，最高法院维护了《排华法案》的合法性和海关移民官员的权威，但在少数案件中做出了对中国移民有利的判决。1915年，法院的一项判决允许餐馆老板以“商人”身份携家眷进出美国，直接导致了中国餐馆的爆炸式增长。1943年，中国在“二战”中成为美国的盟友，《马格努森法案》（Magnuson Act）废止和代替了《排华法案》，规定每年允许105个中国人移民美国。1952年的《移民与国籍法》禁止直接的种族壁垒，1965年的《移民与国籍法》终于彻底废止了针对任何国家的移民歧视。中国人在新大陆经历了70年的不公和屈辱才迎来真正的转机。

那么，在排挤了中国工人之后，白人工人获得了他们想要的保障了吗？并没有。大部分空出来的位子被同样接受低工资的日本工人代替，日本人在新大陆的人口迅速增长。到“二战”时，因日本成为美国的敌对国，根据《敌对外侨法》，日本移民大多被关进集中营并遣返回国。《排华法案》打击了加州经济，也大大减少了中国留学生赴美的人数，引起美国高校和精英阶层的不满。

《排华法案》限制了新移民，也为已经在美国的中国人带来灾难。既然是不受欢迎的人，华人的生命、财产经常受到侵犯和威胁，华人社区成了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欺压对象。在1885年怀俄明州的“石泉镇大屠杀”（Rock Springs massacre）中，中国人被抢劫、殴打、枪击、捅刀子，还有人被烧死、饿死在屋中，至少28人丧生。联邦政府不得不动用军队平息骚乱。事后，中国人只获赔财产损失，没有白人被刑事追责。1887年，在俄勒冈、华盛顿、爱达荷三州交界的地狱峡谷（Hells Canyon），34个中国人被杀害，财物被抢。这些有组织的谋杀没有受到惩罚。

其实，中国人在新大陆受歧视不是一天两天了，先是被禁止淘金，后来又被禁止在其它矿区工作。随着太平洋铁路的完工，修铁路的活也没那么多了。被排挤的中国人别无选择，只能在旧金山城里讨生活，他们营生的路子也很窄：一，在工厂打工；二，开洗衣店；三，开餐馆。1882年，旧金山一共320家洗衣店，其中240家是中国人开的，其余80家是白人开的。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爱开洗衣店？这首先跟“性别”有关。旧金山是在“淘金潮”中从小村镇变成大都市的，来淘金的人绝大多数是男人（参看《美国的故事（118）- 四九年》），即使后来的欧洲移民拖家带口，一时半时也改变不了这座“单身汉之城”严重失调的男女比例。出于传统和习惯，欧洲男人不愿也不会洗衣服，他们认为那是女人的事。女人不在身边，洗衣服便成了让人头疼又尴尬的“大事”，对洗衣店的需求应运而生。白人不会干的事中国人干，不是因为中国男人愿意洗衣服，而是因为洗衣服能赚钱。而且，中国人愿意以低于市场的价钱提供服务，别说白人不会开洗衣店，就是开了也会被中国店挤垮，中国人的“垄断”就这样形成了。眼看着中国人生意越做越大，加州（白）人终于受不了了。

怎样挤垮中国人的生意呢？也许最有效的办法是让中国人做不成生意。1880年，旧金山市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所有的洗衣店必须开在砖建的房子里，只有拿到许可证的人才能在木头房子里开店，否则予以处罚（1000美金的罚款或不超过6个月的监禁）。表面上，这是出于安全和消防的考虑，实际上是专门针对中国人的，因为，旧金山320家洗衣店中有310家开在木质房中。不光洗衣店，“中国城”中绝大多数房子都是木头的，这是最便宜的建筑材料。这条法律一出，为了得到在木质房屋中的经营许可证，所有的洗衣店店主都提交了申请。但是，240家中国人的洗衣店中只有1家拿到了许可证，而80家白人的洗衣店只有1家没拿到许可证。这意思还不够明显吗？那么，没拿到许可证的中国店家咋办呢？立刻关门是不可能的，不挣钱难道喝西北风去？

不公平的法律和不公平的待遇激发起老实本分的中国人的反抗意识。气愤的华人店主们联合起来组成“同心堂”（Tung Fling Tong），互帮互助，一面向市政府申诉，一面坚持营业。于是，下面这一幕发生了。一个叫皮特·霍普金斯（Peter Hopkins）的警官逮捕了设在木质房屋中的“益和”（Yick Wo）洗衣店的老板，理由是“益和”违反了旧金山的新法律。“益和”已经营洗衣店22年，一直规规矩矩做生意，店家所在的木屋不久前刚通过安全检测，没问题，如今却被一纸不公平的法律卷入深渊。只因店名叫“益和”，警官想当然地认为店主也叫“益和”。实际上，店主叫李义（音译，Lee Yick）。在没搞清人家姓名的情况下，霍普金斯便把“益和”当成了罪犯，而“益和”就这样进入了美国司法史上最重要的案例之一。

既然走到这一步便退无可退，只能抗争。“同心堂”设专门基金，请了著名的律师，帮助益和及其他几个被捕的中国店主打官司。益和的律师要求法院颁发人身保护令（hapeas corpus）以使益和获得保释，但法院拒绝了。益和将逮捕他的霍普金斯警官告上加州地方法院，认为旧金山限制中国人洗衣店的法律违反了加州宪法和中美1880年条约。旧金山地方法院判益和有罪，必须交罚款或蹲监狱。益和上诉到加州最高法院，但加州最高法院维持原判。最后，益和孤注一掷，把案子上诉到了联邦最高法院（“韦特法庭”），这就是“益和诉霍普金斯案”（Yick Wo v. Hopkins）。

美国人眼中的“弱者”或“苦力”竟然把堂堂的警官告上美国最高法院而整天忙不过来的最高法院竟然决定受理此案，这不是要翻天吗？霍普金斯败诉将意味着各地警察局对外国人（中国移民不是美国公民）的执法权力受到限制，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内布拉斯加、爱荷华、印第安纳、密西西比、新泽西、威斯康辛、佛罗里达等州的警察局纷纷向最高法院发函，力挺霍普金斯，也向法院展示一下“民意”。那么，法院在这场风波中的立场如何呢？

1886年，在举国上下一片反对中国人的声浪中，最高法院做出了裁决：中国人益和赢，美国警察霍普金斯输。首先，法院认为旧金山的法律看似公平（不针对任何族群），却被“魔鬼的眼睛和不公平的手”（an evil eye and an unequal hand）执行和应用：“80多个非中国人拥有的洗衣店得以合法地在木质房屋中经营，而所有的中国人的洗衣店都不能合法经营，这件事本身没有合法的理由。”旧金山政府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不平等。第二，也是本案最重要的一点，法院认为以霍普金斯为代表的加州执法人员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还记得第十四修正案吗（参看《美国的故事（161）- 国会的计划》）？这是美国宪法最重要的修正案之一，被称为“第二次制宪”。除了那个著名的体现“出生地原则” 的“公民条款”外，修正案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平等保护条款”：“任何州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平等的法律保护。”这一条不仅保护美国人，也保护在美国的外国人。虽然益和及所有的中国人不是美国公民，但他们在美国的管辖区域内应受到《美国宪法》提供的平等保护。法院的判词说：“第十四修正案不仅限于保护美国公民，”它要求各州公平地对待所有的人，无论他们是否美国公民。旧金山政府的做法违宪，益和和他的朋友们立刻得以无罪释放，中国人赢得了一场对美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诉讼。1981年，为纪念此案和华人对美国的贡献，旧金山的一所公立小学被命名为“益和小学”（Yick Wo Elementary School）。

十九世纪末，除中国人外，各国移民蜂拥而入美国。他们带来了劳动力和竞争力，也带来了繁荣。新移民像旧移民一样，渴望机会和财富，渴望社会公平。自“内战”结束以来便无上限无底线膨胀的“政党分赃制度”日益成为人们议论和不满的焦点。在“分赃”制度下，新大陆标榜的公平和正义如何体现？“共和党”能否超越自身的羁绊并继续领导美国走向未来？请看下一个故事：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