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179）- 人民党

自从联邦政府成立以来，美国就进入“两党政治”模式。代表不同利益的两个政党在斗争与平衡中轮番执政，形成了美国政治的独特风景，也体现了美式民主的神奇功效。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末，在一百多年的“沉浸式”体验之后，美国人似乎已经被“两党制”驯化，或者说，已经习惯了在两党的争斗中用手里的选票为自己谋福利。可是，当“镀金年代”接近尾声，面对极大丰富的物质和日新月异的世界，一部分美国人忽然发现他们手里的选票失效了，因为不管他们把票投给哪个党都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这种被民主制度“遗弃”的感觉真是太糟糕了，它引起的恐惧和愤怒可想而知。于是，有人开始“跳出盒子想问题”：谁说美国只能有两党？三党不行吗？我们为什么不能创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政党？那么，这些渴望变革的人是谁？他们想要的第三党是什么样的呢？

被忘记、被忽视、被遗弃的人是那些被压迫、被剥削、被牺牲的社会底层的人。在那个贫富极度分化的年代，他们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繁荣和富裕，只感受到痛苦、不公、屈辱。他们是农民。为什么“掉队”的偏偏是农民？拥有世界上最大耕地面积的新大陆本是小农的天堂，杰斐逊早在“一八〇〇年革命”时就向所有的美国人描绘了一个叫“农业共和国”的世外桃源：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自给自足，远离资本，远离大公司。只有这种“绝世而独立”的姿态才能造就独立自主的人格，才能成为自由和民主的载体。也许，十七、十八、十九世纪初的新大陆多多少少蒙着一层杰斐逊式“乌托邦”的色彩，但当人们来到十九世纪末，被镀过金的美国已然闪烁着完全不同的光泽。

农民是怎样陷入困境的呢？先看看两党代表的利益。“共和党”代表的是工商业、大资本家、北方人、南方的黑人，“民主党”代表了南方的农场主（前奴隶主）和其他南方白人（大多数是农民）。农民与“民主党”的关系更近些，但此时的“民主党”主要强调“州权”，而且特别保守，很难满足底层农民的诉求。自1861年以来，“共和党”长期执政，在经济上最明显的特征是：一，金本位；二，高关税。金本位的事我们在上一个故事中已经讲过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十九世纪的美国农民早就不“绝世而独立”了。首先，他们要借钱买种子和农具，还要买或租大型农业机械，比如收割机。新大陆的农户拥有的土地比旧大陆多得多（别忘了《宅地法》那160英亩土地），没有大型设备根本应付不过来。农民只能借钱，卖掉粮食后还钱或分期付款，连本带利被资本拿捏得死死的。如此这般，种什么，怎么种，还不都是资本说了算，农民哪有自主权？其次，还款时他们要还金币，因为资本家不收银币或纸币。在金本位制度下，以黄金为本的货币供应量远远小于商品流通的需求，通货紧缩（“通缩”），金价一个劲儿地往上涨。农民的借贷成本飙升，因为他们还钱时的金币比借钱时的金币贵多了。咋办？很多人只能借新钱还旧钱，永无出头之日。第三，因为“通缩”，物价下跌，农民的粮食卖不出好价钱，亏本是必然的。比如，1865年，1磅棉花卖1美元；1892年，1磅棉花卖7美分。1860年，1蒲式耳（8加仑）小麦卖2.5美元，1890年只卖50美分。农民要怎么做才能把单位成本控制在7美分或50美分以下？入不敷出成了家常便饭。总之，金本位带给农民的是双重伤害，既增加了生产成本，又降低了成品价格。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农民当然希望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比如纸币、银本位、或金银双本位，但谁能帮他们实现愿望呢？

现在说说关税。“内战”前，“民主党”算是站在农民这边的，至少是站在大奴隶主、大农场主这边。不管是小农户还是大农场主，他们都希望以高价卖粮、以低价买农具和其它工业品，包括日用品。粮食的价格受国际市场的影响，谁也左右不了，但工业品的价格则完全取决于关税。所以，“民主党”当政时（“第二政党体系”），大部分时间是低关税，美国的市场向全世界开放，欧洲大量的廉价工业品涌入，那真是普通消费者的好时光。然而，“内战”差点把“民主党”团灭，“第三政党体系”是“共和党”的天下。自从“共和党”上台，高关税就成了日常，理由是：保护本国弱小的工商业。这个道理没错，各国都有保护弱小的时候。高关税最初是汉密尔顿提出来的，当时的美国工商业确实需要保护。可是，时间到了十九世纪末，也就是“镀金年代”的尾声，美国一跃而成世界第一工业强国，跨国公司、大银行、大工厂应运而生，“民族工业”都快成世界一霸了。但是，“共和党”说，不行，我们还是弱国，需要保护，彻底保护。于是，关税居高不下，财政部年年“丰收”（参看上一个故事），资本家、工商业主赚得盆满钵满。农民可就苦了，廉价卖粮食，高价买商品，为工商业的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好像世界各国都是这个套路）。那么，工人呢？他们不也受剥削吗？没错，底层工人（特别是非技术工人）的日子也不好过，但他们可以团结起来跟资本家斗，他们的待遇是在斗争中逐步提高的。我们讲过工人大罢工的故事，你什么时候听过美国“农民起义”的故事？美国农民不起义是因为他们相信选票，而不是枪杆子，才是改变命运的武器。

说到选票，农民好不容易等来了“镀金年代”唯一的“民主党”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他们还以为等来了救星，却不成想此“民主党”已非彼“民主党”。如果说，杰斐逊和杰克逊时期的“民主党”（和它的前身“民主共和党”）是“自由派”（“左派”），那么，克利夫兰代表的“民主党”则是彻底的“保守派”（“右派”），比“共和党”保守百倍。克利夫兰对金本位的态度我们已经讲过了，在他心里，金子就是王道，别说纸币或银本位，连金银双本位都被他给废了。至于关税，克利夫兰本人倒是主张适当地降低关税，奈何“民主党”在国会中的优势不够大，再加上北方的“民主党”人也像“共和党”人一样支持高关税，连从47%降到40%这种微调都无法通过，你说农民还能指望谁？于是，“第三党”便从一个朦胧的愿望变成现实的行动。

这个“第三党”有两大源头。一个是1874年左右出现的“绿背党”（Greenback Party），听名字就知道这个党主张使用法定货币，也就是被称为“绿背”的美元纸币。法定货币的倡导者是两位经济学家，爱德华·凯洛格（Edward Kellogg）和亚历山大·坎贝尔（Alexander Campbell）。使用法定货币可以缓解“通缩”，有利于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第三党”的另一个源头是1877年在德克萨斯成立的“农民同盟”（Farmer’s Alliance）。它有点像农村的“工会”，租种土地的农民团结起来跟地主或资本家讲价。这种形式迅速扩展到德州的其它地区。1887年，克利夫兰总统否决了国会通过的“德克萨斯种子法案”（参看上一个故事），引起公愤。这一年，“农民同盟”与路易斯安那的“农民联盟”（Farmer’s Union）合并，影响力逐渐扩展到大平原地区、东北地区、和五大湖区。1889年，“农民同盟”的领袖之一查尔斯·马库内（Charles Macune）创建了一份叫“国家经济学家”（National Economist）的全国性的报纸，宣传“农民同盟”的观点。本来，“农民同盟”想融入“两党政治”，企图争取部分“民主党”和“共和党”成员接受他们的观点并为他们发声，但后来发现这两党都不靠谱。求人不如求己，咱干脆自立山头吧。1892年2月，“农民同盟”、“绿背党”、和其它几个小党，比如“禁酒党”（Prohibition Party）、“反垄断党”（Anti-Monopoly Party）、以及“工党”的残余分子等，联合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党。他们把它叫做“人民党”（People’s Party），意思是它代表全体人民或全体普通人，包括白人和黑人。当然，任何政党都不可能代表所有的人，扯个幌子而已。但不管怎么说，一直是弱势群体的农民总算喜提自己的代言人，“人民党”的初心也的确是为普通人特别是穷人谋福利。“人民党”也被称为“民粹党”（Populist Party）或“民粹主义者”（Populists）。“民粹”在当时是指代表农民的左翼政治观点，以及反对新移民的“本土主义”（Nativism）。今天，“民粹”泛指那些反建制的政治力量，具体表现参考2016年大选中上台的那届政府。

不要以为替农民说话的“人民党”很“土”，正相反，他们的很多主张非常现代，特别超前。如前所述，他们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提倡使用由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定货币（纸币），不与黄金挂钩。现代人对纸币司空见惯，但在一百三十多年前，这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当时既没中央银行也没使用纸币的传统和认知。林肯当初发行纸币是没办法的办法，是战争时期的非常手段，天下太平时谁要说用纸币代替黄金简直就是大逆不道。正因想法太过前卫，无法被众生接受，“人民党”才退而求其次，推动银本位或双本位（参看上一个故事），目的只有一个：增加货币发行量，减轻农民的债务负担。同时，“人民党”认为，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应该被牢牢地控制在联邦政府手中，而不是像当时那样深受大银行、大资本的影响。另外，他们还提出了“庄稼货币”或“作物货币”，以农作物代替黄金做为货币的基础（“实物本位”），还真是不拘一格地为农民着想。

“人民党”还号召联邦政府建立“次级国库”（Sub-Treasury），就是政府建仓库帮助农民储存粮食，并允许农民借相当于他们自己储存的粮价金额80%的资金。这等于政府允许农民以粮食为抵押获得低息贷款，这样，他们就不用去向大银行借更贵的钱了。“人民党”其它的观点包括：组织农民集体与资本谈判，争取在工资、作物种类、收购价等方面更大的话语权；联邦政府管控铁路运费；实行递进的个人所得税（高收入多交税，低收入不交或少交税）；选民直接选举参议员，而不是各州议会选送；把大选和各州选举中的选民实名投票改为匿名投票（就像今天的投票箱）；加强联邦政府的权力，使联邦政府能更好地帮助普通人脱贫脱困；政府应保护消费者免受不安全的产品和不公平竞争的伤害；缩短工作时长和每周的工作天数；建立邮政存款制度，给远离银行的人提供方便；免费为偏远的农村提供邮政服务，等等。不难看出，这些观点很有现代意识，其中的很多后来通过国会立法或宪法修正案成为现实。善政惠及的不仅是农民，而是所有的美国人。

想法很好，但“韭菜的春天”真的能到来吗？或者说，“人民党”到底有没有能力把自己的代表送进国会？“人民党”的影响力主要在南方和大平原区的农业州和落基山区富含银矿的“白银州”。虽然“人民党”企图与城市里的底层工人结成统一战线，但最终未能获得工人们的心，这意味着他们渗透不进东部和东北部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和城镇。尽管如此，令人惊叹的是，成立时间短又处在“两党制”夹缝中的“人民党”在选举中迸发出巨大的能量，效率远超在它之前试水的“工党”（Workingmen’ Party）。我们在上一个故事中已经讲过“人民党”在金银本位之争中的领导力，事实上，在它存在的大约十五年里，“人民党”共选送了5位联邦参议员、10位联邦众议员、3位州长，他们还在1892、1896、以及此后连续三次大选中推出过自己的总统或副总统候选人。迄今为止，还没有别的“第三党”能在“两党”主导的美国取得如此显著的战绩。这主要应归功于“人民党”杰出的领袖们，其中之一是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昵称汤姆·沃森。

汤姆·沃森是佐治亚人，生于1856年。他祖上是英国移民，爷爷老托马斯·沃森曾是佐治亚最大最富裕的奴隶主和种植园主之一。“内战”爆发后，老托马斯·沃森看着自己的三个儿子去了战场。结果，一个战死；一个跟死了差不多，完全丧失自理能力；还有一个，约翰·沃森（John Watson），也就是汤姆·沃森的父亲，也受了伤。沃森家的庄园毁于战火，约翰·沃森好不容易建起供一家人居住的大别墅，但因无力还债，只能忍痛卖掉。从此，沃森家搬到一个小农庄，陷入贫困。

爷爷和父亲都对北方人和黑人充满仇恨，汤姆·沃森却走上不同的道路。17岁那年，父亲猝然去世，正在上大学的沃森只能辍学，扛起养家的重担。他没有放弃学习，一面工作，一面自学法律并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他思维敏锐，口才绝佳，很快就成了佐治亚最成功的律师之一，终于建起自己的豪宅，重返上流社会。又成了富人的沃森没有忘记穷人的诉求，投身于为穷人谋福利的“农民同盟”和“人民党”。他认为，底层白人和黑人的共性是贫穷。如果他们是一盘散沙，他们就会被分别薅羊毛；如果他们团结起来，就能为自己争取权利。在1890年的中期选举中，当时还是“农民同盟”成员的沃森当选为代表佐治亚的联邦众议员，他终于有了为农民和穷人说话的舞台。正是在这个舞台上，他推动国会通过了“农村免费邮递”法（Rural Free Delivery）。从此，住在偏远农村的人可以收到免费邮递的信件和包裹，而不是像从前那样或自己跑大老远到附近的邮局取信或付费请人送到家。在今天看来这是小事一桩，但在那个年代，它把农民与外面的世界连在一起。所以，莫以善小而不为，善莫大焉。

敢说真话的沃森名声鹊起，却也得罪了不少人。他尽最大努力联合两大政党中的志同道合者，但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沃森在1892年的选举中落败，未能连任。这并不妨碍他继续领导“人民党”在此后的国会和总统选举中造势，他的政治生涯远远没有结束。

在沃森和其他人的领导下，“人民党”成为十九世纪末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它的主张将对未来的选举有什么影响？现任总统克利夫兰将如何面对来自“共和党”和“人民党”的双重压力？请看下一个故事：失与得。